每天打开报纸，读到的新闻，很难得不是灾害或者悲剧。国在攻击国，人在伤害人。一神教的信仰，指责其他异教徒为没有信仰的人；一神信仰之中，不同宗教互相指责，彼此伤害。多民族的国家之内，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族群，甚至不同方言的族群，都彼此排斥。逃避灾害者，一船一船，一车一车，在逃亡途中死于非命。也有一些逃亡者，是为了逃离饥饿和贫穷，希望能在另外一个地方，获得求生的机会。可是，在寻找求生之途的边界上，他们面临的是封杀、逮捕、驱逐出境。在同一个国内，贫富之间差距正在扩大。在历史上，贫富者之间，拥有大片土地者与没有土地者之间，其生活形态还是相差不多。今天，任何国家之内的富豪，与中产阶级之间已经过着完全不同的日子；更不用说同一个国家之内的贫穷者，他们不仅生活朝不保夕，而且永无翻身之日。
近代的世界经过工业革命这一轮发展，生产力剧增。近年来新科技的发展，又将各种资源的应用发挥到极点。科学的探索，使我们对宇宙、对生命都有新的理解。新发明的各种药物，除了不能使人类永保长生不死外，几乎没有不能治的疾病。人类的生活，总体而言，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舒适方便。与此同时，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疾病的逐渐减少，人类人口在一个世纪内从十三亿增加到六十五亿。地球上的资源经过开发，虽然增加了不少新的项目，但我们是在急剧地消费——人类寄命托生的地球，将要无法供给目前人口，更不论人口还在继续增加。为了生存，人类将要面临更剧烈的竞争。不仅人与人之间要争夺有限的维生资源，族群与族群之间或许也要经历垄断已有生活资源的阶段。为了生活的舒适，人类改变了地球的气候，却加速了地球整体的改变，以致地球的环境正在走向衰竭。生物种类，因为人类垄断维生环境，正在急遽减少甚至消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来人类可能发现，他们身处的地球，已经不可能维持自己种属的生存。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似乎正在与过去人类的历史脱节。我们的进步，似乎是搭上了死亡列车，正加速度地奔向毁灭。套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的话：“我们是在最美好的时代，我们也在最无望的时代。”在这大环境下，中国人的世界，也正在面临剧变。中国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以人际关系建构的秩序和伦理，本来与以人与人之间竞争作为基本假设的西方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一百多年前，西方挟其武备和经济的强大势力取得世界的霸权。中国文化笼罩下的东方，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和以安定为要求的社会理想，已难有生存空间，于是不得不尽力模仿西方。中国文化笼罩的世界中，日本以“脱亚入欧”的口号，学习西方惟妙惟肖；而且，日本立刻效法西方，也以经济和武力掠夺侵略中国。
在现代化的口号下，中国人经过了三次革命，又经过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也努力将自己转变为西方。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经过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建立新的政权。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势力上已经不可轻视。可是，在社会文化层面尤其个人行为方面，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不是中国传统的面貌。为了现实考虑，很多人不顾一切追逐利益。中国人强悍，也许是发展的动力，但也往往会伤害别人而不自觉。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将会使中国社会断裂崩解。中国人对于环境的毁坏，也往往揠苗助长，竭泽而渔；有一日，中国可能成为一片荒漠。如果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成为野蛮人，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成为荒漠，中国人何以自处？又将是人类多大的灾害？
而实际上号称要尽力维持中国文化的台湾，其西方化进行的速度和深度，已经使得台湾保留的中国文化痕迹愈益稀薄。心理上的不安定，使得台湾一般青年丧失了追求大方向的胸怀，只寻求今天的安定和舒适。一个不关心未来的地方，将没有办法在迅速改变的世界上求得立足之地。
经过上述几次内部的政治革命，尤其二十世纪内中国经历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及两次文化观念上的转变，中国人究竟将何去何从？今天的西方，本身也正在面临急遽的改变：基督教信仰笼罩的近代社会，经历了近代科学与工业的发展，原来依附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资本主义，逐渐脱离基督信仰的本质，呈现为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新信仰。资本主义与社会之间的斗争，两败俱伤。近代社会已经发生急剧变化：个人主义高涨下，人与人之间彼此疏离、互不关心，于是社会近于涣散。
一个世纪来，中国人学习的对象，那个曾经辉煌的西方世界却已迷茫不知方向，势将面临分崩离析。中国人将何去何从？然而，中国发展的形态和方向，将影响到世界整体的前途。本书，想从检讨过去和目前，提出一些我们该注意的问题并供大家思考。这也许对于我们寻找自己，重建自己的社会，能尽一些提醒的努力。
这一份心愿，已经许下去很久，但是因为限于能力一直没有下手。最早启发我的作品，是冯友兰在抗战期间撰写的“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篇。这六篇著作，从1939年到1946年陆续出版，其内容就是尝试为中国文化的精神部分检讨诊脉，由此提示新的出路。从上述出版年份来看，这是抗战时期的著作，第一篇发表的时间是抗战第三年，最后一篇发表的时间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那个时代，正是中国由生死存亡之际艰苦挣扎，终于熬到国土重光的阶段。在战争期间，艰难困苦，存亡未知，可是为了国家民族，更为了中国文化的延续，知识分子当时可以在警报声中、防空洞口、大树底下，弦歌不断，希冀中国的文化种子不因此而中断。冯友兰执教清华大学，因为家学渊源，研究中国的文化根底很深，又在美国留学，专治西方哲学，对于西方的学问也有深入研究。这六篇文章，是他努力检讨中国文化渊源，也设想如何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的综合作品。其中，《新理学》《新原道》和《新世训》，都相当专注地重新阐释中国哲学传统，也尽力设法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既有批判，也有新解；《新事论》和《新原人》，则相当程度地注意到中国人新时代应有的伦理观念。
冯先生的著作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哲学家们各以其学派的观念和方法论，对冯先生的综合理论有相当的批评。然而，一般知识分子都深深感觉，这六篇著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于中国即将复兴的局面有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很快，中国内战、政权转移，冯先生以形而上学的立场所做的研究，与新政权的唯物主义格格难以兼容。在政治权力压迫之下，冯先生不得不牵藤补屋，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一番糅合。这个努力其实相当困难，而冯先生得到的结果也很难取信于读者。于是，本来的“贞元六书”竟不再被人注意。在海内外，牟宗三、唐君毅等先生，延续熊十力先生提示的线索，希望重建儒学。世人对他们的注意，现在已经超过对于“贞元六书”的讨论。
其实，凡此课题，正是我们现代人都应该注视审思的问题。目前我的这本小书，也是尝试在这个方向寻找途径。只是，冯先生的著作是哲学的研究，其中有不少的部分是非常精微的讨论：区分中国传统哲学中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包括理学、心学的差别，也包括儒家、道家之间的差别以及彼此的影响。学理上的研讨，作为哲学著作是必要的，然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却不容易吸收，更不容易转化为自己思想的指标。对于哲学我是门外汉，没有参加辩论的资格。此处提到冯著，应是回忆抗战时期的兵荒马乱之下还能产生此等著作，正是反映中国人百年困惑，以至危亡之际还将这一学术课题作如此认真的思考。
同时，冯先生所处的时代与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以现代科学发展的情形而论，冯先生对科学的理解，大致还是在牛顿力学的宇宙论下面。今天的科学思维的背景，则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宇宙论。其实，相较于十九、二十世纪的绝对理论，今天的科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似乎更有互相接轨的可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全球化也带来了新的局面。与二十世纪时代的国家主义相比，今天的全球化，骎骎然要以更广阔的全球化观念代替尔疆我界的国族主义。当时，冯先生怀抱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国家危亡之际有如此情操也是自然的反应。甚至，他在后来屈从于种种压力，也是由于“国”“家”“民”“族”这四个大字——在须弥山的巨大压力下，他难得再有别的选择。对于他这一代中国读书人的遭遇，我们只有悲悯。“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言念及此，能不垂泪？
当今这些新的局面，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未来展望，以致“贞元六书”所陈述的大方向，以及提示的新人类精神，与当下都不太能够相符了。我以后生小子，居然在“贞元六书”之后，还能写这本小书，哪敢挑战冯先生的经纬大作？区区盼望，在新的世界文化将要逼人而来的时刻，更作一番检讨。我自己接受的专业训练不在哲学范畴，多少年来慢慢地累积，我的研习方向都在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这些学科，是在人类的具体生活、日常经验方面，而不是在形而上的思考。十五岁时，冯先生的“六书”对于我的认知有深刻的影响。七十年来，阅读这“六书”的感受，还是时常让我感慨不已。然而，我必须要从自己的专业方向——不从哲学思辨而从考察普通人所思所想——摸索另一途径，重新检讨中国文化中庶民百姓的精神层面。
现代的社会学能在中国生根，吴文藻先生的引导功不可没。他有三位弟子，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方面分别有重要的著作。费孝通先生以“差序格局”这一概念陈述中国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同心圆网络，从自己开始，扩散为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与“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有密切关系者，则是费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提出的市场与农业生产间的互应。许烺光先生对于家庭世系和世代传承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以人为中心而不以神为中心的时间延续线。杨庆堃先生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更是着重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乃以人为本，而且神界的秩序就是人间秩序的映照。他对于集镇到城市间的延续的研究，则是讨论中国人生活中社会空间的重要著作。后来，美国的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此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成为一时显学。杨先生对于神和经济的研究，可以说与上述费、许二位先生的研究有相当程度的叠合与呼应，这也说明，吴氏门下师兄弟间在观念和方法学上有互通之处。
我在上古史方面的学习，甚多借重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上，生产方式、生产能力与人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是考古学的重要项目。从漫长的古代，考古学方面提供的线索揭露了人类如何缔造一些“神间世界”的面貌。这一个过程，是宗教信徒甚至哲学家们较不注意之处。是人创造神还是神创造人？大概真只有在考古学上才可以找到一些答案。这一部分，也是本书追寻人类精神生活时与哲学家着眼点有很大差别之处。
在本书后面相当的部分，我会借重社会学家与考古学家的观察和理论，开展我自己的想法。因此，在这本书中，我的着眼点与冯先生的形而上学理论有相当的不同。这个“人间的精神”将是本书的重要立足之处。而且，我注重的“人间”两个字，乃意指最普通的百姓，他们不一定注意到古代学者的理论，却躲不开从这些理论上建构的一套社会秩序和人伦格局。因此，在我讨论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回溯到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一部分可能不是引经据典地讨论原典，而是撷取传统各家思想的综合成果，以其影响人间生活者为主要着眼点。
至于讨论到今天生活的文化环境，今天的中国，已经不能脱离现代西方文明笼罩的世界——海峡两岸，以及新加坡等处代表的海外华人思想，都孕育于现代文明的环境下。上面已经提到，现代文明重要的一环，乃现代科学呈现的宇宙观；另一重要的环节，则是工业革命后转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它相颉颃的社会主义。这一个范畴内，近代的变化也极为巨大。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有密切关系，城市化是一个世界各处普遍呈现的发展方向。过去建立在农牧生产基础上的经济，有其相应的精神生活。今天既然已经有如此巨大的改变，我们规划现在和未来的精神生活时，这一巨大的转变也必须在考虑之内。
这个前言，是交代本书各节从何着眼以及如何建构。一些此处已经提到的条件和背景，在下文就不再重复，这是必须在前言中交代的。本书将要探索的项目，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宇宙的观念：宇宙本身内部的秩序、宇宙与人间的关系和宇宙在动静之间，如何趋于平衡？人类的精神生活，往往会有神圣（sacred）与世俗（profane）的两分，然而分野之际，究竟是对立还是互相感应？神圣的范围之中，哪些观念会以“拟人”的方式表现为神祇？对于神祇的盼望，世俗何以待之？这也是祭祀仪式所表现的实践。个人短暂生命和宇宙的无穷无限，如何有个相对的安置？换言之，生死之间究竟是断裂还是连续？神圣的超越价值，又如何在世俗之中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模式？宇宙内自然的部分——山川、草木、禽兽，人类又如何待之？在人间，个人彼此之间如何相待？从个人扩散到群体，其中各个阶层是连续还是因为断裂而对抗？人生有幸、有不幸，因此也有快意和失落，个人在此关头又如何自处？关于以上这些项目，在本书中，我将把日常生活（包括饮食、起居、医药、诗歌、艺术、文学等等）与“集体记忆”——例如传说，都当作庶民生活的史料，分别处理。至于章节的安排，可以从解题及目录中瞻见，此处就不多说了。
总结言之，我希望在本书中从中国文化在天、人、群、己，理想与现实间的各个角度，呈现这个长久传承的文化的特色。我以为，张载《西铭》所陈述的文化整体性，颇能借来表达我个人的理解：“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文天祥的《正气歌》，其开头的句子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礡，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此中语句简单有力，传达了中国文化以宇宙的存在作为一切变化的本源。在宇宙不断趋于平衡的大格局中，人本身有理性、有良知，可以以自己的“心”映照、呈现宇宙本身的“正气”，这也是其存在的禀赋。从张、文二位的陈述我们可以理解，以儒家文化配合上佛、道二教在中国土地上的发展和演化来考察，始终是以“人”作为理解宇宙、阐释宇宙的本体。
这篇前言，与一般的序文不同，其目的是表达一己的意见，我盼望对于阅读本书的读者有所帮助，能够了解愚者之一得。私心默祷，我所陈述的中国文化还能继长增高，有益于全球化的未来，有益于人类共同建构一个没有偏见和冲突的世界文明。如果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则本书不是招魂，而是迎接新文化的前驱喝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