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作为更高境界的幸福的实现条件。也许会有人认为，这种观念可能很危险；认为，假如自由本身不是目标，假如作为更高境界的幸福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而无需自由的保证来实现，那么，有朝一日人们就可以抛弃自由。对此的回答当然再明确不过了：不可能那样做。我们不知道情况为什么会如此，但情况的确如此。一个人只有在身心两方面都趋于自由，他才会感到幸福；有时候，精神上的自由比身体上的自由更加重要。有些人相信，人类幸福的新型社会体制可以通过实物的共同分配形式建立起来，而无需考虑幸福本身的基本条件，即自由的人们所了解所拥有的自由。这些人实际上在自欺欺人。我宁肯一个人自由自在行走在地狱里，也不愿意被人囚禁着参观天堂！一些人拥护独裁政权或者暴君式的独裁政权，他们的做法使得西方社会自由主义的整个传统蒙受耻辱。一些人赞扬极权国家是一种民主政治，并由此宽慰这类谎言的散布者，这些人确实已经大大背离了美国传统。
我们必须转而讨论美国信仰普通人的精神本源，搞清美国为什么信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我们必须再次关注爱默生铿锵有力的语言，关注体现在梭罗个人身上的神秘而充足的信心，关注杰弗逊本人，并检验他们立足的根本。我们也一定不要忘记当代美国哲学家桑塔雅那。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认为：“在当代作家中，只有他（桑塔雅那）的地位才可以与爱默生相提并论。”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和杰弗逊一样，桑塔雅那也把自由的话题与幸福本身联系在一起。他理想化的思考将这一问题提升到凌驾于纯粹政治教条之上的领域，并赋予人类自由这样的角色：人类最终幸福的缔造者。桑塔雅那关于自由的观点明显建立在他的不抱有任何幻想但却一直令人充满幻想的自然主义基础之上，他主张的自然主义是关于人类生活终极目标的一个有生气的、异教徒的、有想象力的思想体系。
“他们捍卫的是幸福生活的自由……这种探索和追求正常幸福的自由，这种使人变得明智的自由，这种与诸神和彼此和谐相处的自由。”
——乔治·桑塔雅那
当古代人捍卫他们所谓的“自由”时，“自由”一词代表了他们的一种朴实而迫切的利益：他们的城池不应该被摧毁，他们的领土不应该被掠夺，他们自己不应该被当作奴隶贩卖。尤其是对于希腊人来说，自由蕴含着更加深刻的意义。也许，一流哲学最深奥的设想体现在，自然界一方面与诸神，另一方面与人类之间均保持着固定的特性；因此，人世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虔敬行为，一种真正的哲学思想，一种纯粹的幸福，一种标准的艺术。希腊人比其他民族更加深刻地领会了这些永恒的原则，他们的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破除迷信，尝试新的政府机制，把生活转变为理性的艺术。因此，当他们捍卫他们的自由时，他们捍卫的不仅仅是生活的自由。他们捍卫的是幸福生活的自由，是公开研究世界和人性的自由，这是其他民族不曾享有的自由。这种探索和追求正常幸福的自由，这种使人变得明智的自由，这种与诸神和彼此和谐相处的自由，是那种在塞莫皮莱通过殉难维护的自由，在萨拉米斯通过胜利证实的自由。
正如希腊城市代表世界的自由，哲学家代表的是希腊城市的自由。这两种情形涉及的是同一种自由，它不是在危急中徘徊不前或无意中吐露实情的自由，相反，它是一种至少为了本人严谨立法的自由，探索真正幸福的途径并将之编成法典的自由。这些智慧的先驱者中许多人都是鲁莽的激进主义者，他们无论遇到怎样的悖论也不会退缩。一些人谴责这类极为希腊化的东西：神话，竞技，甚至是多重性和物体运动。在那些繁荣的、喧闹的、喜庆的小蚁冢的心脏地带，他们宣扬没有痛苦和抽象的思想，而这是无法回答的科学怀疑论。其他人尝试一种美妙的、祭司式的优雅的生活方式，其中充满形而上学的神秘，继而他们形成秘密的社团，大有政治统治的倾向。愤世嫉俗者一边抱怨习俗，一边尽可能地让自己舒服起来，他们的角色变成了乞丐和可笑的寄生虫。保守派自己是很激进的，尽管他们很聪明；柏拉图为了保护自由的国度写出关于最极端的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章程。这是一曲自由的绝唱，这是一位疾病缠身的老人重新焕发青春、开始超人美德的第二次生命的一个处方。老人宁愿去死。
于是，许多人嘲笑——我们可能也会忍不住去嘲笑——所有那些专制的灵魂的医生，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丹妙药。然而，尽管他们争执不下，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他们都相信，可以发现一种纯粹的智慧，理智可以帮助人们发现智慧，因理智而清醒的人类可以将智慧应用于实践之中。人类继续显得放荡不羁，就像野蛮人一样将自由放置于他们的荒原之上，直到我们几乎不可能产生希腊哲学家和希腊城市的一流设想，即，真正的自由与某种基本原则联系在一起——一种共同的科学规则，让我们中间的完美的人或是上帝自由发展所必需的规则。
为了消除异教信仰，基督教会采用一流的自由概念。当然，现在，人们对政治高层所操控的领域的看法是不同的，并且人们对于对人类既适合又可能的幸福有一种新的体验；上帝和人类灵魂有一个可以被探索的固定的范围，教育、法律和宗教将会使它们和谐地发挥作用，这一假设依然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生活的目标，救赎，包含在灵魂本身的本质中，救赎的途径借助积极的科学而确定下来，教会拥有这种科学，其中一部分已经清清楚楚，一部分尚在实验期。
因此，尽管教会忍受不了异教自由，即道德和知识多方面发展的自由，教会也感到，世界上之所以存在教会，它的目的是解救众生，并不断地为教会本身呼吁自由，而且教会感觉到它会完成这一使命。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教导、指引和安慰各个民族和各个时期的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提升教会所认为的人类的完美程度，这是一种神圣的义务。世上应该诞生圣徒，应该诞生尽可能多的圣徒。教会的教义反映的只是对世界的一种古怪的看法，教会的指导和慰藉只是适用于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任何流派的古代哲学家从来都不认可上述观点，教会对此也持异议。在追求正统观念的过程中犹豫不决，只会表现出自知之明的轻薄和匮乏。事物的真理和每个人的幸福只会存在于教会总结所有人类经验和所有神圣启示后为所有人一劳永逸选定的地方。因而，无论是在个人还是整个民族的生活中，教会完成其使命的自由会受到任何异端自由的敌视，也与任何激进分子的连续的独立相互冲突。
当谈到完美结局的时候，这种正统自由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它被称为圣洁。异教徒哲学家的自由也证明是一种呆板、严肃、伪装的姿态；然而，在基督教教规里，这种苦行僧式的真正幸福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人世间的生活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而且患有遗传病。在这样的生活中，重新恢复的自由几乎不可能展示自身的至美至乐。但是，某种美好和快乐的确从圣徒身上显现出来；尽管我们不妨认为，这些圣徒的克己和赎罪是被误导的或是过分的，他们也必定会像斯巴达人和哲学家一样找到缓解他们痛苦的方法。他们的躯体和灵魂得以美化，尽管这一点在地球上尚未得到证实。如果我们敬佩他们而不模仿他们，我们也许会对他们的哲学思想进行绝对公正的评价。一流的自由是一种用武力胁迫的虚假的自由，是为苦行的贵族阶层保留的一幅拙劣的作品；在贵族阶层中，英雄主义和高雅举止表现出倒错的迹象，由于得不到有效支持，它们逐渐消失了。
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我们发现宇宙是如此之大，我们在其中迷失了方向。不知哪一天，我们会再次发觉，我们现代人在黑暗中飘荡的自由是对自由最大的否定。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需要和平，因而发动战争。我们需要科学，并遵照信仰的意愿，我们在异想天开的想法中折腾自己，我们相信巨大的慰藉与平等，我们殚精竭虑努力地成为百万富翁。毕竟，古代人的看法一定是正确的：合理的自我方向必定依赖于具有确定的特性并了解它的内容，只有关于上帝和幸福的真理才能使我们自由，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一真理的话。但是，如果只是对真理进行猜想——宗教先知和天才们正是这样做的——而后诅咒每一个不同己见者，是不能发现这一真理的。尽管人性有其实质上的固定性，它是一种充满变数的活生生的事物。因此，并非所有不同意见都是因为愚昧而产生的；这也许会体现出习惯或兴趣方面的合理变化。我们所挣脱的一流的基督教组织肯定是不成熟的，即使我们自由试验的唯一问题应当是引领我们重新取得某种这类平衡。至少让我们期望，一旦新道德产生，可能会比旧道德更加广泛地建立在对世界认识的基础之上，这种认识不那么绝对，不那么精确，不那么充分地体现于心不在焉的圣人音调的颂歌中。
——《一流的自由》，选自《英国的独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