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童对学习史地的兴趣或天才的发展，有科学方法可以得知，只要看“an extension of the Kelley-Wood and the Kondo-Elderton Tables of Abscissae of the Unit Normal Curve，for Areas（1/2 a）between .4500 and .49999 99999”便一切明白了。遇见这种教书先生，我焉得不学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机器已替代了人；只须看这些机械式的名词，我们便可知道，人类的头脑已经改变；我们的血管内，已有人造血替代鲜血。我们必须先进科学的殡仪馆，把人血取出，用人造血打进血管去，才可以做这时代的大学教授及教师。人的头脑是一条“轨道”，或“单轨”，或“双轨”（single-track mind，double-track mind）。上帝是一个“重心”。只有一块钱仍是一块钱，除非它是五毛九分钱。
所以，在未了解我们自己和这个时代之前，必须先了解我们思想的根蒂，并研究我们如何养成了这二十世纪的思想方式。往昔的标准，为什么变了？我们对人的观念，为什么变了？生命为什么失去了意义？为什么即使在卫护民主政治的战争中，我们仍变成犬儒、悲观者和硬到底的“现实家”？物质主义的信徒，必作战到天地末日。物质主义的信徒，既不能结束战争，也不能建立和平。他们的头脑不行。所以要问，我们为什么变成物质主义者呢？
让我们先看自由的基础如何动摇。我们将看到自由性质的改变，因为人的“权利”的观念已改变，而自由的基础即是人权。
但是我得先解释清楚，四大自由中的两大自由，并不是自由。其中一项，在我看来根本竟无意义。仔细研究一下，你便可知道，四大自由中有两项是混在队里为伪装自由，出自经济的鬼戏。“Freedom from fear”不是自由，而是政治安全。“Freedom from want”不是自由，而是经济安全。要实现这两种安全，或许要牺牲人类的自由；而我们如果太重视躯体的安全，牺牲人类的自由［人权］，是必然的事了。最能给狗以“Freedom from fear”及“Freedom from want”之感者，乃是一条颈套。它的第二顿饭，是必有着落的了。笼中鸟牺牲了翱翔天空的自由，而避免了遇见老鹰以及雪中挨饿的危险（用英文说是Freedom from preying hawk and freedom from starvation in the show）。
但是一头故意飞入笼中的鸟，［以求安全保障］除非你施出诡辩绝技，不能说它是为自由奋斗。这都是英国文字的玩意儿［freedom from即指“避免”，或指“消除”，与“自由”原义无关］，“freedom from want”、“freedom from fear”都不能译成法文或中文。用法文说，“liberte de misere”或“liberte de peur”成什么话？在英语同样的名词，还可以多加几个。健康可以称为“freedom from disease”清洁可以称为“freedom from dirt”，和平与平安可以称为“freedom from telephone”……印度人或许会加上一个Freedom from England”——这才是真正合乎人道的政治自由。所以谈起自由的时候，我们必须拘守这两字的原义，不加什么“of”，也不加“from”——就是简单单货真价实的自由——人类的自由。人类可能拥有四大自由的全部——自由言语思想，安全吃饭睡觉——而仍做一个奴隶。
信仰自由对美国人有十七世纪性质的特别意义，同为十三州的人民，都是宗教难民，他们到美国去原是要争得自由敬拜其所信的上帝。但是宗教的自由，在中国并无这种弦外之音；由中国人看来，宗教自由根本没有意义，并不是中国作战的目标。因为中国自古并无宗教战争或宗教压迫等事［即偶有之，亦不及西洋之宗教压迫］，所以宗教的自由，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向来认为是当然的事；为宗教自由作战，不啻宣誓为青天白云作战，要捍卫天之青、云之白。言论的自由，曾数度被禁，中外一律，所以还有些意义。但是言论的自由，范围不够广大，不及人类的自由远甚。我不愿因为卫护言论自由而同任何人作战；我可以沉默，或用迂回的方法说出心中的话，而可不至于落狱。我认为此次作战唯一的目标，乃是维护大好的老自由，世上各民族的自由。这一点不容含糊。至于维护个人的自由，也不容含糊。
虽然如此，“自由”这两个字在美国和世上魅力尚存。这就是说人民还信仰这东西——简单的老大自由，它是一枚用得略嫌过旧的铜元，但是还不失为一枚好铜元。你不但能使美国人，并且也能使印度人、中国人、希腊人、黑人、芬兰人鼓着热情冲锋陷阵，为它作战。今日世界上大多数人就是为了这自由作战。在我看来，下面这句话有些侮辱我们的战士，并有些滑稽，幽默的美国兵一定也有同感。“杀日本鬼！杀德国鬼！早些回来一星期工作四十小时，赚七十五元钱，还有医药保险，加工工作，可给多一倍半工钱！”我的血温并不因此增加。可见人类的经济观念一定有毛病。
但是“自由”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人类的权利是如何产生的？“自由”这两个字从哪里取得这等动人的革命力量？须知这两个字乃是由压迫而起反抗的呼声。政治压迫过重，“自由”两字便添上激人的革命力量。巴得利亨利（Patrick Henry）大吁“不自由毋宁死”，呼声直入美国人民的心坎，因为美国人民当时受到压迫。尼赫鲁大叫：“不自由，毋宁死。”罗素和安琪儿一班人漠不关心，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受到压迫。即使在美国人看来这件事也无燃眉之急，倒不如外交礼节重要；宁可缄口不言，不可妨害两国的邦交。为印度自由出而说话，犯了外交礼节，野蛮程度，不啻在华盛顿外交宴会上，请英国大使夫人坐于巴西公使夫人之下。……二十世纪人类思想中“自由”的观念，已堕落到什么田地，于此可见一斑。
十八世纪自由的观念同时问世。论理讲，“人权”和“经济权”在哲学立场看来都是神话。这些本来都只是往昔与今日人类深信的东西。像上帝和灵魂一样，这些“权利”是不能证明的。我们要到迫切时，便创设名词，托之上帝，说是受之于天。这人权与“国王的神权”一样，只是直截了当不待证明的一句话而已。海涅称国王的神权为“削发庸僧的胡言”。所以人权也有个宗教根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人权是“不言自明”的东西，而且我们是“天生平等”、“出世自由”的，这些权利“不可剥夺的”，所以在玄学上说来，国王上帝都不能剥夺我们的这些权利。
可是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是“天生平等”、“出世自由”的呢？我们不过是相信如此罢了。可是卢梭的野人和自然人之幼稚说法，早已为科学所驳倒［卢梭言自然人本极自由，今日社会学否认之］。所谓人类“出世自由”，不过是出于热情的信仰的一种说法，像“国王的神权”一样，并无科学或逻辑的根据；人们如果预备弃掉它，只消去其神道学的根据。翻阅历史，便可知若干国家曾说起它们在别国的“经商权”、“贸易权”，同时主张别国在自己国内并无贸易或工作之权。征服国说起“扩张权”或“取得生存空间之权”；有人更进一步，发现自己有统治某地之“天命”。渔业国家则谈起“捕捉沙门鱼之权”。
同样的，到了需要职业实在急迫的时候，我们将提倡“取得工作的神权”，或取得薪水或养老金之权，甚或主张人类“出世便该有职业”，而有时候“出世便该有职业”较“天生平等”、“出世自由”还要重要。如果不留神，有一天我们将发明“出世便有一张购物券之权利”、“天赋有取得购物券不可剥夺之权”，并谓在玄学上，无人能夺我此权。根本上，这是我们放弃人权而觅取经济权的原因。
于是精神的“价值”都销声匿迹，剩下了一个真空。自由、平等、博爱，已失去了它们的救世意义。平等的原则已为人怀疑。民主价值、经济价值，都搅作一团落在女巫的大锅中，蒸出来一股带着浓厚的独裁味儿的臭蒸气。钻入这真空的，便是各色各门的政治观念，而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都在黑暗中挥拳交锋，打作一团，到底也不知道谁在打谁。斯大林称苏维埃联邦政府为“民主国”，同时纽约“美国人”日报（N． Y． Journal-American）可能称大英康得伯雷的大主教为“赤化”党徒。至于贝当，他的政府无需政治观念，既非法西斯主义，又非社会主义，更非共和；他不是元首，也不是首相，也不是独裁者，更不是总统。他就喘着气说：“工作，家，国！”不，欧洲看情形不像有和平的可能。大好的旧道德、旧观念，已经消失了。
正在讨论自由之性质以及观察人类自由的观念已否改变的时候，我们惊觉一个更严重更基本的局势，这局势来得神不知鬼不觉。这就是，原来意志的自由已失踪了。除非我们能恢复意志的自由，就没有力量恢复人类的自由。除非我们能恢复人类的自由，即使取得四大自由，也是徒然。然而意志的自由为什么失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