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顾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此时的冯国璋，对于袁世凯虽然有怨气，但要说是仇恨，倒还真是没有。不仅如此，由于以前那么多年的亲密关系，加上一直以来都是配合默契的上下级，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交情上，冯国璋和袁世凯都说不上真正的一刀两断。
因此，即便冯国璋对于梁启超等人的起义计划并不反对，但要说是多么积极的支持，实际上也还没有。顶多也就是一旦起义开始，冯国璋便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不帮助任何一方罢了。想要冯国璋直接与袁世凯兵戎相见，在当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正是由于这些考虑，梁启超在护国运动期间发给云南等地的电报，大多数都是通过江苏将军府发出去的。而梁启超找到的人，就是我们上文说到的冯国璋的秘书长、清王室之中反袁势力的中坚胡嗣瑗。
梁启超找胡嗣瑗发这些电报，是一个十分英明的选择。他非常了解胡嗣瑗的政治立场，深知找胡嗣瑗帮这个忙一定行得通。事实上，当胡嗣瑗知道了这些电报的内容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向冯国璋汇报就发出去了。比如，上面说到的那封梁启超发给蔡锷的电文，就是由胡嗣瑗代为发出的。而对于此事，冯国璋根本就没有耳闻。
就这样，在梁启超的大力协助下，实际上是给蔡锷和唐继尧等人注射了好几支强心针，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和李烈钧等人率领的护国军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云南起义，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袁护国运动。
就在护国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全国展开的同时，梁启超这边依然在关心着冯国璋的一举一动。毫无疑问，在当时的局势下，冯国璋的任何举动都将会影响到局势的发展。用袁世凯的话来说就是，云南那些起义的并不足为患，令人担忧的则是冯国璋也加入反袁起义军的阵营之中。
实际上，袁世凯的担忧也是反袁起义军的担忧：一旦冯国璋此时改变先前的态度，开始帮助袁世凯剿灭起义军，那么以云南、贵州等省的军队，是难以对抗东南半壁江山的威武之师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蔡锷等人即便是发动了起义，依旧与梁启超保持着密切联系，目的就是想通过梁启超搞清楚冯国璋心里究竟怎么想，他将会有何举动。
这一次，梁启超找到了自己的学生，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温州人黄溯初。在梁启超的安排下，黄溯初与冯国璋面谈了好几次。正是从黄溯初反馈回来的信息，梁启超慢慢搞清楚了冯国璋的心思。
此时的冯国璋到底怎么想呢？通过后来梁启超写给蔡锷的一封密信，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这份密信写于1916年1月8日，梁启超在信中专门向蔡锷解释了冯国璋此时的心理状态。
梁启超解释道，冯国璋对袁世凯虽然没有仇恨，但是怨气是有的。不仅如此，冯国璋还是一个十分明白是非轻重的人。只不过，由于性格上的特点，冯国璋一直以来都做事谨慎，时机不到完全成熟，他就绝不会轻易采取行动。
用梁启超的话说，冯国璋“虽知大义，而极寡断”。
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心底上早就有了自己的主意，也就是肯定要反袁，只不过在当时的冯国璋看来，自己还没有必要直接跟袁世凯翻脸，因此他才显得态度模凌两可，让人捉摸不透。但是这仅仅是冯国璋性格上的优柔寡断，并不代表他会对反袁起义军倒戈一击。蔡锷在看到这封密信之后，悬着的一颗心才最终踏实了，全力以赴对袁作战。
在反袁护国军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在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冯国璋也在暗中抵制着袁世凯。他的抵制，虽然是以一种消极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却对袁世凯的行动造成了许多不便，实质上是帮了护国军的大忙。
据说，护国运动爆发之后，为了与上海各界保持密切联系，唐继尧派遣了心腹李宗黄常驻上海。谁知，这个消息却被袁世凯的情报人员知道了。于是，袁世凯就给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要他“严拿究办”。可是，冯国璋不仅没有按照袁世凯的意思办事，反而还在江苏将军府上两次接见了李宗黄，这摆明了是在跟袁世凯作对。
在这两次见面的时候，第一次，冯国璋就对李宗黄说：“至低限度，我这边的队伍是决不会开去跟护国军打仗的，这一点，你请唐将军尽管放心。”相信唐继尧等人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绝对是十分踏实的。
而到了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冯国璋干脆给李宗黄出起主意来。他说，在当时的局势下，南方的护国军想要取得反袁运动的胜利，必须采取如下三个办法：第一，由李宗黄立即复电唐继尧，表示他冯国璋十分赞同推翻帝制，并恢复民主共和制；第二，由冯国璋负责维持长江中下游地区全部北洋军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中立，绝对不会增援川军和湘北军；第三，一旦有必要时，冯国璋就会联络长江各督，尤其是“长江三督”向全国发表通电，敦请袁世凯取消帝制。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在上述的三个办法之中，冯国璋都是离不开的重要角色。这表明，随着反袁运动形势的发展，冯国璋正在逐步改变自己对袁世凯的政治态度，开始由以前的消极抵抗，逐渐开始积极行动了。冯国璋的反叛，无疑是给了已经处于四面围攻状态下的袁世凯有力的一击！
“五将军密电”
随着形势的发展，冯国璋最终与皇帝袁世凯恩断义绝，而标志着他们友好关系破灭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将军密电”事件。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就在冯国璋与当时中国其他各种反袁势力加紧联络、协调配合的时候，身为北洋集团高级将领的他，也加紧了与那些还没有宣布独立的各省军政要员的联系。大家要知道，虽然云南和贵重相继宣布独立，但是这两个省份无论在政治影响力上，还是在军队实力上，确实都难以与袁世凯争个高低。
蔡锷、唐继帮等人幸运的是，冯国璋并没有站在袁世凯这一边，不然他们甚至都不敢举事。换句话说，仅仅依靠这两个省份的反袁力量，反袁护国运动是难以最终成功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冯国璋才一面支持蔡锷、唐继尧等人，一面紧锣密鼓地与其他未宣布独立省份的将军、督抚们进行协商。
在所有未独立的省份之中，江西省和湖北省对于冯国璋向来是言听计从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在上文提到过，江西省的将军李纯和湖北省的将军王占元，同江苏将军冯国璋，号称“长江三督”。
他们据守在长江一线，以冯国璋为首坐拥东南半壁江山。因此，李纯和王占元虽然在名义上属于北洋集团的高级将领，甚至在袁世凯称帝后，作为权宜之计还表示了对袁世凯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实际上，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绝对是唯冯国璋的马首是瞻。
一旦冯国璋改变对袁世凯的政治态度，他们就会立即予以积极配合。在袁世凯称帝之后，由于局势危急，为了能随时保持紧密联系，李纯派出了心腹何恩溥，王占元则派出了代表杨文恺长期驻守在南京。这样一来，李纯和王占元便能够随时听候冯国璋的最新命令和指示了。
除了江西将军李纯和湖北将军王占元之外，冯国璋为了团结更多的反袁势力，他还和四川将军陈宦、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广西将军陆荣廷、浙江将军朱瑞以及长江巡阅使张勋等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这样的话，在全国的各大省份之中，在南方的反袁省份就有了江西、浙江、江苏、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和湖南，中部则有湖北，而北方则有山东。如此一来，团结在冯国璋身边的反袁势力就相当强大了，足以与效忠于袁世凯的北洋军相抗衡。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蔡锷、唐继尧等人于云南宣布起义之后，按理来说，北洋各省只要接到袁世凯的讨伐护国军命令，就应该迅速出兵。然而，像李纯、王占元等早已唯冯国璋马首是瞻的军事将领，顶多也就是虚假地配合一下，表面上调兵遣将，看起来是要进攻西南一样，实际上则是原地踏步。
而这一切，都是冯国璋在背后指示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冯国璋此时依旧没有直接与袁世凯摆明了对着干呢？原来，做事谨慎的冯国璋还是在担心此时反袁集团内部有些将领并没有真正下定决心，还是有些瞻前顾后。因此，他必须等到这些将领真正拿定主意了，才敢正式采取行动。
果然，到了1916年2月中旬的时候，从参谋部高级参议冯耿光和一些日本驻沪武官那里，冯国璋打听到广西将军陆荣廷“实蓄讨袁之声”，也就是这个曾受袁世凯大恩的将领也要和袁世凯彻底翻脸了。这样一来，冯国璋才定下心来，于3月10日向外宣布自己“政躬渐就平复，自即日起销假视事”。
从此时起，冯国璋就明确地竖起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大旗。
冯国璋向袁世凯的正式宣战，很快就让其他反袁势力鼓起了勇气。3月15日，陆荣廷以广西都督名义向全国通电，宣布广西省独立。紧接着，四川将军陈宦也派了代表到南京来面见冯国璋，说四川一切都看江苏，只要江苏有什么行动，四川就会立即跟上。陈宦表示，只要冯国璋赞同四川独立，那么四川立即就可以独立。
从这一点看得出来，当时的冯国璋几乎就是中国政治的另外一个领袖，很多地方大员都要唯冯国璋的马首是瞻。不过，在接见陈宦的代表时，冯国璋并没有直接表态。但这并不表明冯国璋不同意四川的独立，而只是因为冯国璋认为需要由自己联合其他一些地方大员，发出一封密电，正式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
因此，送走四川代表之后，冯国璋就和靳云鹏、李纯等人迅速取得了联系，并于20日发出了这封由他领衔，有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联合署名的密电，内容就是要求袁世凯必须“迅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这封密电，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五将军密电”。
“五将军密电”虽然是一封密电，但很快就被袁世凯的人拿到手了。实际上，这封密电就是为了让袁世凯知道反袁势力的态度和目的。然而，在袁世凯这边，他却并不是第一个知道密电内容的人，最早知道密电内容的，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和心腹梁士诒等人。
据说，当时，袁克定得知密电内容后，心情十分紧张，他深知这封密电会对父亲袁世凯造成什么样严重的精神影响。因此，在得知密电内容后一段时间，就连袁克定都不敢让袁世凯知道这件事，就更不要说梁士诒等人了。
然而，由于这件事关系重大，袁克定最终决定，由直隶将军朱家宝向袁世凯转呈了这封密电。
大家可以想象，看着自己昔日的爱将如此反对自己，袁世凯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更何况，在这封密电上，还有几个重要省份的地方大员联合署名。
袁世凯意识到，自己有些被群起攻之的感觉了。
据说，当袁世凯看完密电之后，“双目发呆，半晌说不出话”。很显然，此时的北洋集团，也就是袁世凯真正能称雄近代中国的主要依靠力量，此时已经大部分背叛了袁世凯。这个时候，袁世凯假如选择像镇压云南起义一样，去镇压这些昔日的部下们，不仅于情于理不合，而且袁世凯也没有了那么大的实力。
袁世凯意识到，帝制自为是再也干不下去了，只好无奈地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就这样，从袁世凯宣布称帝到宣布取消帝制，只用了83天的时间，袁世凯也就只当了83天如坐针毡一样难受的龙椅，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袁世凯就这样从龙椅上摔了下来，不过袁世凯取消帝制，并不意味着他什么权力都失去了。毫无疑问，在当时的中国军政界，袁世凯依旧是一个领袖级的强人。只不过，由于称帝这件事情，弄得袁世凯不仅名誉扫地，而且还面临着被南方反袁势力集体围攻的局面。
在袁世凯取消帝制的时候，他想的是，就算不当皇帝，好歹也可以继续做自己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但是，要想实现这个想法，那就必须要南方那些已经宣布独立的省份重新承认北洋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实际上也就是承认袁世凯统治的合法性。因此，袁世凯取消帝制之后，就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先后任命徐世昌和段祺瑞为政事堂的国务卿。
袁世凯为什么要起用这两个人呢？原因在于，一方面，徐世昌和段祺瑞都是他的心腹大将；另一方面，这两个人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并没有显得那么积极支持。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袁世凯让他们两人出任国务卿，就是代表北洋政府与南方反袁势力谈判，希望能够达到停止战争和取消各省独立的目的。
然而，袁世凯的这番心思是白花了，因为南方反袁势力已经对袁世凯没有了基本的信任感，甚至还深恶痛绝，因此即便徐世昌和段祺瑞相继出任国务卿，也无法挽回局面。南方的的反袁势力，依旧要打倒袁世凯的统治，至少要让他交出大总统的权力。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冯国璋的势力便越发壮大起来。
当时，南方的反袁势力仍然紧密团结在冯国璋的身边，像湖南的汤芗铭、四川的陈宦和广东的龙济光等地方大员，更是把冯国璋视为行动的指南。而冯国璋，同样也很清楚在那样的局势下，自己地位的特殊重要性。在冯国璋看来，此时正是自己慢慢做大的好时机。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在复杂的局势下，壮大自己的力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