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教育,凡旧制皆去之,于是书院一齐关门,而一切书院之基金及地皮多为劣绅用一花样吞没了。今日看来,书院可存,而书院中之科目不可存,乃当时竞移书院中之科目,即旧新各式八股,于学堂,而废了书院,这不能说不是当时的失策,现在我们论高等教育,这个帽子可以不管,因为今日之高等教育,除洋八股之习气以外,没有一条是绍述前世的,而是由日本以模仿西洋的。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说说欧洲近代大学的演成。欧洲的近代大学可以说有三种含素。第一是中世纪学院的质素,这个质素给他这样的建置,给他不少的遗训,给他一种自成风气的习惯,给他自负。第二层是所谓开明时代的学术,这些学术中,算学医学等多在大学中出,而哲学政治虽多不出于其中,却也每每激荡于其中,经此影响欧洲的大学才成“学府”。第三层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大学学术化,此一风气始于德国,渐及于欧洲大陆,英国的逐渐采用是较后的,于是大学之中有若干研究所,工作室,及附隶于这些研究所工作室的基金奖金。当清末办新教育的时代,这一叶欧洲历史是不知道的,以为大学不过是教育之一阶级。当时的教育既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主义为主宰,对于西洋学术全无自身之兴趣,更不了解他的如何由来培养与发展。试看张之洞张百熙的奏折,或更前一期王韬冯桂芬的政论,都是这样子。他们本不知道西洋在发财造炮以外有根本的学术,则间接仿造西津的学术建置,自然要不伦不类的。
我们现在正也不能怪他们,以他们当时的环境做出那些事来,比其现在的教育界领袖以今之环境做出这些事来,则今之人十倍不如他们。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个大的学堂。民国五六年以后,北京大学侈谈新学问,眼高手低,能嘘气,不能交货,只挂了些研究所的牌子,在今天看来当时的情景着实可笑,然而昏睡初觉,开始有这一条路,也或者是一个可纪的事。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也有两三种科学发达,一般对大学及学术制度之观念进步得多了,不过,今之大学仍然不是一个欧洲的大学,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即如以先觉自负之北大论,它在今日之混沌,犹是十多年前的老样子哩!现在似乎政府及社会都感觉着大学教育有改革之必要,我也写下几件一时感觉到的事。
第一大学教育不能置之一般之教育系统中,而应有其独立之意义。大学也是教育青年的场所,自然不能说他不是个教育机关,不过,这里边的教育与中小学之教育意义不同。中小学之教育在知识的输进,技能之养成,这个输进及养成皆自外来已成之格型而人,大学教育则是培养一人人于学术的法门中的。诚然,中小学教育需要教授法之功用,这教授法可以用来使学生自动接受训练,而大学中也不是能够忽略知识之输进技能之养成者,不过,中学教师对学生是训练者,大学教师对学生是引路者,中学学生对教师是接受者(无论接受的态度是自动的或被动的),大学学生对教师是预备参与者,虽大学各科不可一概而论,工农医等训练之步骤要比文理法商为谨严,然而大体上说去,大学各科虽不同,皆是培植学生人于专科学术之空气中,而以指导者给予之工具,自试其事者也。因此情形,大学生实无分年的全班课程之可言,今之大学多数以年级排功课,乃将大学化为中学,不特浪费无限,且不能培植攻钻学术之风气。如大学不成为中学,下列办法似宜采用:
一、设讲座及讲座附属人员,以不布置中学功课之方法为大学课程。
二、除第一年级比较课程固定外,其余多采选习制。(文理法商之选习宽,工农医较有限定。)
三、每门功课不必皆有考试,但须制定一种基本检定:这种基本检定包含各若干及格证,得此项及格证之后,然后可以参与毕业考试。此项及格证在国文系者试作一例如下:
甲、中国语言文字学,
乙、中国文学史,
丙、中国通史,
丁、中国诗学(词曲在内)或词章学,
戊、一种西洋文学,
己、若干部书之读习。
四、毕业考试由教育部会同大学行之,论文一篇,证明其能遵教授之指导施用一种做学问之方法而已,不可不有,亦不可苛求。此外选择二三种最基本之科目考试之。
五、非满若干学期,不得参加毕业考试,但在学校中无所谓年级。
六、凡可有实习之科目,皆不可但以书本知识为限。
七、最普通的功课由最有学问与经验之教授担任,以便入门的路不错。
第二大学之构造,要以讲座为小细胞,研究室(或研究所)为大细胞,而不应请上些教员,一无附着,如散沙一般。大学中的讲课,如不副以图书之参用,或实验之训练,乃全无意义,而在教授一方面说,如他自己一个,孤伶伶的,无助手,无工作室,乃全无用武之地,虽有善者,无以显其长,致其用。
故大学中现在实在尚多用不着高于大学本身一级之研究院,而每一系或性质上有关联若干系必须设一研究所。大学学生本身之训练,即在其中。大学教授之日进工程,即在其中。其中若能收些大学毕业继续受训练的,自然是好事,有时也很需要,不过,研究非专是大学毕业后事,而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舍如此之组织而谈大学教育,只是空话,今之大学,各个都是职员很多,教员很多,助手很少,且有的大学教授一到校,非讲堂及休息室则无立足之地,此等组织,诚不知如何论学问。
大学本身之研究所,与大学外之研究院,也不应是没有分别的,今之研究院,有中央北平二机关,近年皆能努力,若凭理想论去,研究院与大学中之研究所应有下列之分别。凡集众工作(collecve work),需要大宗设备,多人作工,多时成就,与施教之职务,在工夫及时季上冲突者,应在研究院,例如大规模之考古发掘,大组织之自然采集等。凡一种国家的职任,须作为专业,不能以有教书责任之人同时行之者,应在研究院,例如电磁测量,材料试验等,至于一切不需要大规模便可研究的工作,大学中尽可优为之,研究院不必与之重复,且有若干研究,在大学中有学生为助手更便者,在研究院反有形势之不便。如此说来,研究院之研究,与大学中之研究,本非两截,不过因人因事之分工而已。
第三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授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今之大学,请教授全不以资格,去教授全不用理由,这真是古今万国未有之奇谈。只是所谓“留学生”,便可为教授,只是不合学生或同事或校长的私意,便可去之,学绩既非所论,大学中又焉有力学之风气?教育当局如有改革高等教育之决心,则教授问题应该求得一个精切的解决。我一时提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