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秘密结盟冯保始于隆庆皇帝病危之时。张居正瞒着高拱，和冯保一起秘密准备了隆庆“遗诏”。这份遗诏其实是张居正起草的，中心意思是让司礼监辅佐太子，并让司礼监太监和高拱、张居正等阁臣同受顾命。遗诏只字不提当时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的名字，只以“司礼监”三字一笔带过，以麻痹高拱可能会产生的疑心。但遗诏公布后第二天，两宫（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和穆宗正宫娘娘陈皇后，后者无子，行事多为李太后所导引）亲传懿旨称：“孟冲不识字，事体料理不开，冯保掌司礼监印。”（《中官考》卷一○○）高拱悔之晚矣。
事实上，张居正结盟冯保不是单一的行动，而是和他借力李太后的威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当时局面看，高拱作为首辅，权力欲极重，政务自是不容张居正等置喙。如此格局下，张居正和冯保的合作其实是弱弱联盟，不仅犯了高拱大忌，授其口实，也很容易被驱逐出内阁。洞悉此中要害的张居正何以如此选择？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既看到李太后的威权，也揣摩出其隐秘想法—李太后不容高拱专权，结党营私，她同样也想借重张居正、冯保等人的力量对高拱做出制衡。
李太后作为万历皇帝的生母，不仅母以子贵，而且有政治头脑，是后宫的关键人物。当时，虽然有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制，但李太后手里有一张牌，那就是万历小皇帝，她可以挟其子而令百官。而两宫之所以让冯保上位，即已传达了两层意思：一、两宫要打破隆庆皇帝指定的权力配置格局，对人事安排发出自己的声音；二、张居正对时局的判断得到初步验证，李太后的确是个可以借力的人物。
策略的选择源于张居正的判断力：冯保是李太后的心腹及小皇帝万历信赖的“大伴”，喜爱琴棋书画，颇有儒者风度，在宦官群体中很是鹤立鸡群。他在服侍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小万历时非常小心，这与陈洪、孟冲等宦官引导隆庆皇帝纵情声色，导致身患重病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冯保借李太后之力上位是迟早的事情，因为李太后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第二个穆宗，去孟引冯便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张居正和冯保结盟后，就劝他加紧活动。利用服侍皇太子之机，竭力取信李太后，“多布金于两宫左右，俾言之”。意思是说多给服侍两宫的宦官、近臣以好处，以为冯保美言。
冯保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铁三角”的第一只角算是立了起来，却还不太稳固。高拱一方面指使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及广西道试御史胡孝等人弹劾冯保，指责他“四逆六罪”、“三大奸”，另一方面上名曰《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请求今后“一应章奏俱发内阁看详拟票上进”，试图罢黜司礼监的权力，将之完全归于内阁。这是高拱从人身和制度两方面入手，对冯保发起攻击。高拱甚至派心腹韩楫将此事密报张居正：“行且建不世功，与公共之。”意思是想要和张居正共同驱逐冯保，以集权于内阁，共建不世之功。
由此，张居正的行动真正开始。他将计就计，一方面和韩楫虚与委蛇，称：“去此阉（指冯保），若腐鼠耳。即功，胡百世也！”另一方面紧急联络冯保，要他采取对策。
张居正联冯倒高、打造组织间架铁三角的核心动作在于接下来，他和冯保设计了一个引蛇出洞的桥段，激怒高拱，使得他祸从口出，酿成大错。高拱上疏被以内批形式退回，上面冯保以万历皇帝名义写下四个字：“照旧制行。”意思是司礼监的权力不得罢黜，一切按照旧有的规章制度执行。高拱由此激愤，脱口而出这样一句话：“安有十岁天子而能自裁乎？”冯保立刻篡改这句话的意思，向万历小皇帝进言道：“高先生（高拱）说，十岁儿安能决事！”表面上看，“自裁”和“决事”意思差不多，但在不同的语境下，“十岁儿安能决事”性质要严重得多，很有犯下“欺君之罪”的嫌疑。十岁的万历小皇帝由此大怒，史料记载他入告皇太后，“高拱因此酿祸不可解”。
高拱所谓立“不世之功”，收回司礼监批红权，其实是挑战皇权主导下的司礼监和内阁权力相互制衡的格局，当然为李太后所不容。而具体到个人，冯保正是李太后选中的权力代言人，高拱意欲驱逐，更是打狗不看主人。而张居正和冯保结成战略同盟，事实上也将自己纳入了李太后的保护体系之内。
和密谋冯保不同，在打造组织间架铁三角的过程中，张居正和李太后的关系要疏离一些，但他们却毫无疑问地拥有共同的战略意图，即张居正的私心所在恰恰迎合了李太后的权力主张，这也是导致张居正借力李太后，李太后趁机利用张居正的原因之所在。此前，高拱自恃是首席顾命大臣，气焰嚣张，完全不把李太后和万历小皇帝放在眼里。而李太后则对张居正另眼相看，并且有所寄托。虽然穆宗遗命高拱总理国政，李太后却特意颁谕于张居正说：“江山社稷要紧，先生每务尽忠为国。”个中意味十分深远。
而在“十岁儿安能决事”一语传开后，两宫太后与万历小皇帝联名颁旨罢黜内阁首辅高拱，曰：“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由是出局。
高拱被罢后，内阁阁臣只剩下张居正和高仪两人。高拱一派的高仪虽为穆宗病危时指定的三位顾命大臣之一，但高拱下台后，其寝食不安，仅月余就呕血而死。由此，内阁仅剩张居正一人，他便取而代之，成为首辅。
随后，张居正在为万历小皇帝生母李太后加尊号事件上充分向她做出倾斜，从而为权力铁三角的建立打下坚实基础。隆庆六年（1572年）七月，万历小皇帝对张居正说：“皇后是朕嫡母，皇贵妃（李太后）是朕生母，尊号上先生可多加几字。”万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按明朝制度，皇帝初立时，需尊先皇皇后与皇帝生母为皇太后，而皇后可又加徽号以示区别。作为万历生母的李太后欲在权力格局中确立地位，也想加上徽号以使自己等同于正宫。张居正顺水推舟，亲自拟旨尊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李贵妃（李太后）为慈圣皇太后。虽然此举有违祖制之嫌，但张居正此时的作为，终于使组织间架首现权力铁三角。
§§§第二节
登顶公司权力巅峰
张居正整合人事布局，大组织、小组织一通百通
隆庆六年（1572年）是一个权力交接的年头。隆庆皇帝五月二十六日去世，六月十日万历皇帝登基。这是皇权（董事长权力）的交接。六天后，高拱的首辅之职被两宫皇太后罢免，张居正当日接任，这是代理CEO权力的交接。
而对张居正来说，他还有一项权力—对万历小皇帝的教育权在等待施展。八月六日，张居正进奏：“请以是月中旬，择日御文华殿讲读。”这是他受两宫皇太后嘱托，变身帝王师的开始。张居正从隆庆六年八月中旬开始，对万历小皇帝进行了漫长的帝王养成教育。张居正规定小皇帝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接见大臣讨论国事，其余日子需到文华殿参加他主持的日讲。自己担任主讲臣之外，张居正又找来马自强、许国、申时行、于慎行、余有丁等六位一般讲臣，并且这六人先后入阁成为他的内阁辅臣。
表面上看，帝王师张居正仅仅是在行使教育权，实际上则是在小皇帝成人或亲政前，以相权代行皇权，从而登顶公司组织权力巅峰。这一惊人变化的根源在于一种新模式的成功运作：这个模式是指万历照准张居正的票拟，而冯保对张居正的票拟进行批红，如此，皇权、阁权与宦权合三为一，但中间真正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则是以张居正为首辅的阁权。
皇权、阁权、宦权合三为一，张居正登顶组织权力巅峰
要理解这一新模式的玄机，我们需对大明公司的权力运作结构先做一个解剖。朱元璋废相之前，大明公司的权力运作结构相对简单，由代理CEO（宰相）领导六部对董事长（皇帝）负责，皇权与相权并存，相权接受皇权的绝对领导。但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宣布废除宰相制度，权力完全集中于董事长—皇帝手中。这其实带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董事长一人处理全国政务日理万机，且工作效率低下，既不现实又不利于公司良性有序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元璋的那些继任者建立了两套秘书班子，一是内阁秘书班子，二是司礼监秘书班子。前者在皇帝的授权下有“票拟权”，即对臣下的各种章奏拟出处理意见；后者在皇帝的授权下有“批红权”，就是对内阁的“票拟”做出批示。表面上看，两套秘书班子都是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互相制约地展开工作，他们之间都没有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而内阁首辅也不像朱元璋时代的宰相那样，有着相对独立的政务处理权。但此时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作为最后的裁判者，万历小皇帝当时年仅十岁，而张居正又是他的首席老师，所以万历并不能对两套秘书班子特别是内阁班子形成制约；而张居正要对付的，只是以冯保为主的司礼监秘书班子而已。
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政其实不乏其例。英宗时宦官王振擅权，他发令六部不敢与争，公侯勋戚皆呼之曰“翁父”，而王振也公然把朱元璋当年立于宫门上的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表明司礼监之权已凌驾于内阁之上；宪宗时宦官汪直擅权，京中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也说明司礼监和内阁权力的失衡；武宗时宦官刘瑾大肆索贿，受贿后便批示授某某官云云，而武宗则完全被蒙在鼓里，直接说明司礼监之权不仅已凌驾于内阁之上，甚至将皇权也直接忽略了。
具体到冯保而言，他虽然在驱逐高拱的过程中和张居正结成战略同盟，但上位司礼监掌印之后，冯保也并非事事顺从张居正。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张居正向万历小皇帝进献白莲和双白燕，以为其赏玩，冯保派人对张居正说：“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令张居正颇为尴尬。这实际上是给张居正下马威，告诉他司礼监之权并不在阁权之下。而万历小皇帝对待冯保更是“直以宰相待之”（《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对于冯保某些卖官鬻爵之事并不过问。
在此背景下，张居正是怎么做的呢？他送冯保“七张名琴、九颗夜明珠、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以为交好；又为其亲笔写《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用作冯保生圹（墓地）上的墓志铭。冯保在北京和河北深县（今衡水市）的老家，分别造了两座名曰“双林寺”的家庙；另有房子五千多间，连郡跨县，奢华程度直追王府。冯保贪财好货，广收贿赂，但张居正对此并不追究，如此作为，自然换得冯保对其权力的支持。只要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冯保对张居正的票拟进行批红再无任何问题。
但事实上，张居正以相权代行皇权，还犯了一个人的大忌—李太后。因为高拱专权，将阁权与司礼监之权相互沟通，特别是藐视皇权之举，素为李太后所不喜，也最终为其所除。现在张居正的行径，有重蹈覆辙之嫌。那么，张居正又是如何打消李太后顾虑的呢？《张居正评传》中披露：“万历元年，慈圣太后（李太后）修涿州胡良河、巨马河两座大桥，耗银十万两。万历二年桥成后，又在涿州建碧霞元君庙，并建承恩寺、海会寺。万历三年，修东岳庙。万历四年，建慈寿寺。万历五年，建慈寿寺。万历八、九年间，在五台山建大宝塔寺。每一处工程修竣之后，张居正都写一篇碑文，对太后颇多颂扬。”这是张居正投其所好之举。张居正投李太后所好的另一个案例是对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网开一面，法外施恩。李伟利用职权将以次充好的劣质棉布采购给军队，案发后李太后言之凿凿表示要按国法处置。张居正却洞察机心，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维护了太后的权威。这让李太后感觉张居正忠心可嘉，凡事替自己考虑，便也乐得让他继续主持大局了。她称呼张居正时多用“先生”，对其毕恭毕敬，“几用家人礼”。甚至在万历八年，万历皇帝十八岁时，张居正觉得自己辅佐幼帝的任务已完成，不宜再以相权代行皇权，上书乞休之时，李太后还对万历如是说：“与张先生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应政务，尔（指神宗）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以后再不必兴此念。”
由此可以看出，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变身帝王师后，以结盟、示忠等种种手段将皇权、阁权与宦权合三为一。随后他通过万历的诏令、敕谕来实现自己的变革主张，公司组织变革至此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