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大门口那块更醒目的木牌告诉我找到这儿也没错——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我疑心人们不好意思将一个卖国军阀的名字标在外头，故只当此院为典型的四合院吧？
不过，进去后，找到旧识王鸿年处长时，才知它确与老段没关系。王鸿年兄除送我有关资料外，还知无不言地向我介绍了若干情况。他告诉我，没听说段祺瑞住过这个大院，这里是老北京的一个有名的四合院——从清末的兵部尚书，到被逐出宫的太妃们；从民国初期的海军总长，到文革前的天主教会神学院，它历经数代变迁而未颓，现为市文物局的办公地。也正因他们单位进驻这里，该大院里的宏屋、回廊、花榭、假山等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如果“段公府”肯定在府学胡同的话，那只可能在胡同东头，不过，东头的老房子早在多年前就拆净了，原址上建了一片居民楼。
王鸿年的话，让我记起了刚刚在胡同东端看过的那几座毫无特色的或红或灰的方砖楼。
府学胡同里两位近百年中历史巨子的故居，真的永远不存在了。
我沿宽街骑回到了平安大街，在以前的铁狮子胡同驻足。
自打知道了平安大街上的这座影壁的身世后，每次经过这里时，我都忍不住要看它几眼。
长长的大影壁记录着一段血淋淋的往事——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下午，执政府卫队悍然开枪镇压了请愿的学生。枪声响后，不少人当场仆倒在大影壁的跟前，更多的人则绕到了它的后面，以它为盾，躲过了子弹们的追杀。参与领导了北方国民运动的北大教授李大钊也是其中一位，枪响时，他也跑进了这座大影壁后的卫队旅的马厩里，“状极狼狈”（《京报》1926年3月20日语）。等人群一轰而散之后，军警和市民将仆地者送往附近医院，但已经死了四十七人，伤了数百人。
此即震惊一时的“三一八”惨案。
我想知道，执政府卫队果真蓄谋已久并严阵以待镇压了爱国群众运动吗？段祺瑞真的在吉兆胡同的家中悍然下令用子弹和大刀阻遏人潮的汹涌吗？
当然，我还想知道，第二天《执政府令》上说的“有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到底是不是真的？“赤化分子”真的“抛掷炸弹，泼灌火油”了吗？有记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准备好了带铁钉的棍子，这些报道也是真实的吗？示威者并非“手无寸铁”倒是真的，因为当天在场的朱自清写过，他看到确实有学生带着“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不过，朱氏没看到有带铁钉的木棍。
我确实想知道，同一起惨案，出现在各报纸上，事发经过竟是如此的不同——若干家报馆说，学生请愿秩序井然，但一到国务院门口即遭卫队“诱杀”（鲁迅语）；另有若干家报纸则说：游行者喊着口号冲击执政府，以致十几个卫兵都关不上大门了，鸣枪警告无效后，子弹才射向人群，云云。到底哪个声音告诉我们的是真相？
并且，我还想知道，为鲁迅所不屑提及的另外一些信奉“公理”的教授们在报刊上说的：死伤者有不少是“被群众挤倒后踏死或踏伤的”是否属实？死难者中，为什么还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在协和医院住院的梁启超说，他既对政府的危机处置措施之“荒谬”感到“简直是不可思议”，也“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不能完全宽恕”。梁导师的话，也许更能启发我们对惨案性质的认知。
绝大部分人所不知的，是下面这个极为要紧的历史细节：
3月19日清晨，苏联顾问组的埃凡斯和阿连去找李鸣钟，李鸣钟殷勤地接待了他们。
顾问们问：
“将军，您打算怎样对待总统（指段祺瑞）呢？”？？李鸣钟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我知道，顾问们所怀有的崇高的感情，不能不谴责凶手，但我们现在没有力量和总统斗争，此外，游行示威者也不该到总统府去。”
“您有一个警备旅，您可以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他应当作为凶手和人民的敌人来审判。”
这是苏联人写的《冯玉祥与国民军》书中的一段话。李鸣钟乃冯玉祥副官出身的国民军将领，时任京畿警卫总司令兼督察总监。
真乃一叶知秋！仅此一段，即可窥见当年苏联人对整个事件的操纵。只不过国民军将领也没有料到事情已糜烂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没继续“顾”上让他们过“问”，更大的流血事件才没发生。
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个春天。不过，令苏联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因此走下了权力中枢。
可叹的是，这背后的阴谋，无论是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千夫所指的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等人，竟根本不知道！而且，那些西方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也一直蒙在鼓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光景里，俄罗斯人终于撕掉了这类秘密档案上的封条，当这些深藏了半个多世纪的俄文机密终于公开并被中国人翻译成汉语后，真不知我们怎样去通知在地下苦思了几十年而不得结果的那些敌对的亡灵们。
段的最后一处住所，在距府学胡同不远的朝阳门北小街旁边的仓南胡同里，那是他被推举为临时执政后，被冯玉祥安排进去的。
惨案发生后仅二十二天，亦即4月9日，背叛了吴佩孚并把段祺瑞迎进北京的冯玉祥部突然再次发动政变，这次是要“讨段迎吴”了。先前，冯将所部改称国民军，要迎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坚决打倒“反动军阀”吴佩孚；但仅过了一年多，国民军的将领们又联名通电“惟玉帅（吴佩孚，字子玉）马首是瞻”，要彻底推翻“反动军阀”段祺瑞了。政坛上的翻云覆雨，委实令人看得头晕眼花。
是日深夜，从大沽口前线总指挥调任京畿警卫总司令的鹿钟麟，突然派出大刀队监视市电话局，断绝通话，另派大刀队、保安队五千余人分守九城门和交通机关，并由东单牌楼起断绝行人。然后，一队士兵直扑仓南胡同欲擒获段执政！
倔强的老段，不屈于威胁。庞大的执政卫队也布防街头不肯相让。双方军队对峙良久，经人斡旋后，才各自撤兵。第二天一大早，人们惊恐地看到了鹿总司令签署的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枪杀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事，涂炭生灵。……本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师入都，主持一切。
然而，令冯玉祥大失所望的是，段祺瑞不肯就范，第二天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各省发布了“十万火急”的通电：
在此扰乱期间，所有捏造事实、假借名义之文件，概属无效。
并且，与国民军老大冯玉祥交情甚笃的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也于12日致电外交使团：
此次鹿钟麟之轨外行动，不能得任何方面之同情，其他深明大义之各军事当局，及训练有素之军队，且将自动激起而制止之。预计在最短期间必能排除目前一切之障碍，而恢复从前之政治原状。
驻通州的国民军第九师唐之道部突然进入京城，令鹿钟麟猝不及防。此师乃吴光新一手带起来的部队，而吴既是前任陆军总长，更是老段的妻舅！
而被国民军将领所“迎”的吴佩孚也偏偏不买他们的账，反倒复电，令国民军“全体缴械”。
政变流产。国民军不得不撤离京城，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具体指挥下，据守南口以抵御奉直联军的追击。临走之前，鹿总司令强索北京银行公会两百万现款为军费。
老段复归执政府执政，但已经灰头土脸。
贾德耀等早在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3月20日）即提交了内阁总辞职的报告，一直未被他批准，此次未遂政变后，这位安徽老乡再一次向他递交辞呈。而他本人也心灰意冷，曾向张作霖、吴佩孚等北洋各系巨头问计，并表达了辞职的意向。“奉张”的回电很有意味，抬头称他“段芝老”而非“段执政”，显然人家已经不拿他当国家领导人了。至于那个处事不肯通融的直军统帅吴佩孚，根本就不理睬他，非但不屑于复电，反倒直接给占领京城的唐之道电令：
从速将安福党人拘捕，并监视段氏，以便依法控其卖国诸罪。
是年，老段已六十又一，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已是高龄；四面楚歌，独困垓下，经年操劳，心力交瘁，他自知其政治生命到了完结的时候，只好于4月20日通电全国：
祺瑞忝居执政，一载有余，时局愈纷，心力交瘁。自经本月九日之变（指鹿钟麟逮捕他的兵变），内疚尤深。兹决定引退，已于本日下令将政权交付内阁暂维现状。……
这一天下午一点半，他携眷属偕十几位内阁成员乘专车离京赴津。走之前，他发布了从政史上的最后一道政令：批准贾德耀辞呈，特任胡惟德署国务总理——“署”乃清代沿习下来的官制，即“代理”。
在一片骂声中，段祺瑞时代结束了。
看完大影壁，我再回过头来，盯着对面的那座金瓦灿烂的清代衙门看上一眼。
最早知道这座建筑是当年的铁狮子胡同里的中华民国执政府，还是在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北京的那一年，当时乘13路公交车经过此站。但一直到1999年腊月某天，我才第一次走进这座华丽而又破落了的大门里。
与那些典型的明清建筑不同的是，中国式的木结构的阔门后面，竟是一座完全西洋化的灰砖建筑！正中是三层的塔楼，最高处嵌着圆钟，两翼是联栱柱廊，房间都缩在廊后，正门雨搭上方有一矩形大红牌，写着“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硕大的新潮装饰把原先的历史意蕴糟践得不伦不类。
尽管目光避不开这道遮了不少风光的大牌子，但我和同事刘延军还是能从整座大楼上观赏到壮丽的砖雕艺术！从楼门，到翼楼；从天花板，到门窗。
高大的门厅直贯三层，有点像进了教堂里的感觉。磨花水泥地的中央，已经被时代蹭得有些凹陷了。从中央的楼梯拾级而上，宽大的走廊里寂静无人。
整座主楼真也到了年久失修的模样了，外廊似乎很久没人走过了。细看看，木梯皆朽，廊栏也腐，廊角的蜘蛛网上也挂满风尘。但整个大楼的砖结构一如既往地坚实似铁、瑰丽似锦。
这座大楼与东边的那幢小一点儿的砖楼，都是晚清时兴建的海军部。最早这儿是雍正时代的和亲王府，和亲王弘昼是雍正皇帝的第五个儿子。几经变迁，到了晚清，这儿成了皇家的贵胄学堂。等列强纷至沓来的时候，清廷赶紧破旧立新，用办海军的部分经费建造了这个庞大的西式建筑群。众所周知，当年兴办海军的款子主要挪给了整修颐和园用，那是为慈禧老太太祝寿的献礼工程，余下的才专款专用，包括这座办公楼。
到了中华民国，这儿成了最早的总统府和国务院驻地，袁世凯当选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就在此院上班，陆军总长段祺瑞当然也天天来此登楼办公。后来，袁大总统去了中南海，此地唯余国务院。段祺瑞最后一次复出时，重回此楼，让总统府与国务院合为一体了。北洋时代结束后，驻军北平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把他的二十九军军部和冀察政务委员会搬进这里；日占时期，这里成了日酋冈村宁次大将的华北日军总司令部，另有“兴亚院”也挤在院里；抗战胜利后，国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他的众多部属成为这里的新主人。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这个庞大的西式建筑群才结束了显赫数朝的历史，成了新中国的学者扎堆儿的研究机构——正楼归人民大学，东楼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十几所研究所。
铁打的灰墙流水的朝代，如此底蕴丰富的一座名宅，哪是段祺瑞一人所独享？所以，只说它是“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不够准确。或许，在此辟一座“北洋政府博物馆”更为合适。
北洋时代的那些让日本人欺凌的历史，其实也不是老段一个人能负责的。关于这一点，我不合潮流地想了数年，即作为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执政者来说，他的过，人们已经谈得很足了，可他为什么要穷兵黩武？他真的曾亲日卖国？史学家们没把我说得心悦诚服。
基于对中国人本性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历代统治者的认识，我不认为老段生来就愿意卖国。从军后一直亲历日本人压迫的中国军人，不会发自内心地要迎合“日中亲善”的阴谋。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和想法。
果然，我从一本《北洋人士话沧桑》的小书中觅到了依据，只是，当得知这位国家领导人“亲日”的真实动机后，我惊得半晌无语！原来，他用的是罕见的“赖账法”！
有文字为凭（注释与分段为笔者所为）：
一天，细雨初晴。冯国璋（时任代总统）打电话到国务院，约段祺瑞（总理）到公府去，有事面谈。恽宝惠（曾任冯的公府秘书长，时任段内阁的秘书长）告诉段时，段说：“好，咱们去，开开柜子，带着点钱，大概是冯老四又想赢我几个。”他认为是冯约他打牌。（瞧，那会儿政府当家人多么有趣儿！）
当恽陪着段到了公府见到冯后，才知不是那么回事！段刚一坐下，冯就说：“现在外面都说你竟向日本借债，打内战搞武力统一，你要慎重啊。”（冯国璋真够实在的，哥们儿之间，不讲任何客套，也可见其性情之直率。）
段问：“谁说的？是谁在发这种不利于国家的谬论？”（老段性急，一听就火，而且上纲上线，不会好好说话的毛病又犯了。）
冯说：“你别管是什么人说的啦，事情不是明摆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