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已心灰意冷，当天即通电引咎辞职，即使冯国璋来电表示奉还大总统职权，他也复电不受。在冯氏回到北京宣誓就职以后，他便携家眷亲随黯然离开了北京“大德堂”，赶往天津，当寓公去也。
查史籍，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晨，张勋拥溥仪复辟；2日晚，黎元洪赴东交民巷避难；3日，段祺瑞马厂誓师，14日进入北京，并迎大总统回东厂胡同私宅；8月28日，黎迁居天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和黎氏的命运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天津的黎宅有两处，我去看的只是其中的一处。
但这已经是不复存在的一处了。1976年夏夜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不仅使唐山、天津一带瞬间死难了近三十万条鲜活的生命，而且，还使数不清的老房新宅轰然变成一地残砖碎瓦，这其中，就有黎元洪遗下的那幢十分漂亮的洋楼。
2000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天津的解放南路探看原黎公馆故地。原德租界的威廉路中段，只有一幢可望而不可即的雄伟巨楼矗立在先朝副总统故宅的废址上，门口有两位立得笔直的士兵在站岗。士兵身后的红漆大字标牌赫然注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黎元洪先后寓居天津两次，换言之，亦即他曾两度出任大总统又两度辞职回津——第一次是因理不好与段祺瑞的关系，结果把政局搅得乱七八糟自己不好意思再干了；第二次是被急于取自己而代之的曹锟压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回到这海河边上。
说来生气，不是那个打败了奉系的曹锟一个劲央求，自己哪会再度出山？曹锟的头号大将吴佩孚以少胜多，赢了直奉战争，曹氏便想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只因一时觉得分量不足，加之吴佩孚的反对，才不得已请出了前总统黎元洪。
于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上一回当总统也是6月），黎元洪在各方的拥戴下，专车入京，二度就任大总统。
五年的赋闲，使他已无意于政治。这位爱吃西餐、爱穿西服、爱骑洋马、爱打网球的欧美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崇尚者，此时已成为谁也不敢小觑的大实业家，他在房地产、金融、矿业等诸方面的大商海里弄潮戏浪，居然如鱼得水。他推辞了代总统冯国璋按月发给他的三千元生活津贴，继续表明他一贯清高的为人准则。
他是在军阀们答应“废督”、“裁兵”、“整理财政”三项复职条件后才回到东厂胡同的。
其实他明白自己为何能卷土重来。曹馄的资望不够，南方割据政权“军政府”又一直存在，只有他才合适做直系灵魂人物吴佩孚认可的国家元首。
老友章太炎也看出了这点，那个连袁世凯都敢骂的“章疯子”写道：
吴佩孚此次行事，颇效项城（袁世凯），但以资格未充，又于南方绝无信用，故不得不借公笼罩。
有趣的是，书生气十足的章大师怕老实巴交的朋友受直系军人之制，竟想出了“迁都武昌”的奇怪主意！他告诫老友说：
必欲复位，请南都武昌，无滞宛平中。
首都是不会迁的，但态度是要表的。黎元洪对记者们发表谈话：
余为中华民国一分子，既是各方面迫于救国之诚，为促余复出任职，余岂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前途。
临危上任，对明白人来说，当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好事。所以，中国古人就有了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名言，老外也经常有人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豪言。复出的黎元洪也许正是以这种心态坐回中南海居仁堂里的。
倒霉的是，这次刚好干了一年，就又饱尝了军阀的颟顸与欺压，他不得不赍志而归。真是应了一年前的预言：牺牲了个人前途。
这一次，直系军头们很蛮横地赶走了他。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后的直系，是何等的威风！他们先后将老段的皖系和张作霖的奉系打败，成了北京政坛的新霸主。吃饱了撑的，津门布贩子出身的曹大帅竟想过元首瘾！尽管吴佩孚颇不赞成，但拥曹派——多数直军将领和部分北京政客——已经等不及了，软硬兼施逼黎让位。
执拗的黎大总统又犯了“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的老毛病，坚决不向恶势力低头。头顶鸡毛帚的中国军人们在洋人跟前“一地鸡毛”，但收拾一个手无兵权的国家元首还是大有招数的。
且看可怜的黎大总统民国十二年（1923年）6月间通电全国时的悲惨自诉：
本日（6月7日），十四机关军警长官三百余人到府（总统府）索薪。……
八日，即有军警官佐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居仁堂（总统办公室），借口索饷，经当面再三开导，始自散去。……
九日清晨，城郊警士一律罢岗。
领袖公使（即驻华使馆组成的“外交团”之召集人、葡萄牙公使符礼德）来宅质问。
天安门前复有数百人，说开“国民大会”，散发传单，并构罪名。新华门外及东厂住宅，守卫尽撤。比午，住宅数处电话不通，直系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
本日（10日）军警各官百余人，无故闯入住宅，借名索饷，百喻不散。复有号称北京市民请愿团及国民大会约近千人，手持旗帜要求退位，围宅喧嚷，屡请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来宅不至。……
8月12日，被逼急了眼的黎大总统第二次致电给住在保定的曹锟和住在洛阳的吴佩孚，除说明当前的尴尬处境外，更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本日又有军警官佐多人，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但是）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
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这一切，都是在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导演的，他哪能理会黎的紧急呼吁？而在洛阳的吴佩孚也不愿得罪有知遇之恩的曹锟。所以，尽管知道是本军袍泽在胡闹，也没吱声。
于是，闹剧演至极致——“大德堂”的水与电悉被切断了！
黑暗中的大总统见生存难保，便命姨太太危文绣（后改名黎本危）卷起众“宝”——袁世凯传给他的“中华民国之玺”、“大总统印”和“陆海军大元帅印”三枚图章出走，躲藏进法国人设在东交民巷里的医院，他本人则于6月13日下午1时许携随从乘专车退往天津。
那时的人憨，以为只要图章在谁手里，国家就是谁的。这种迂病居然一直持续到半世纪后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始之时。少年的我，眼中满是唱着《造反有理》等“战歌”的“夺权”者，只要抢到了某单位的那柄小圆木头，该单位就轮到这一派“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了。
执拗的黎元洪想继续主沉浮，就誓不交权。想不到，那时，“走资派”憨，“造反派”也憨，听说黎元洪携印章而去，曹锟忙命令担当直隶省省长的部将王承斌率兵拦住总统专列，并摘走火车头——不缴出总统印章就休想挪动一步！
那时，街头私刻公章者居然一个也没有，不然，哪用得着威力无比的军人们这般耗神费时？
困在车厢中，可杀不可辱的国家元首愤不欲生，拔出自带的手枪欲自裁，幸被左右强行拦住。囚笼难耐，万般无奈，僵持良久，时已夜半，他只得通知远在北京法国医院里的姨太太把“国玺”交出去，换得自己平安返津。
行路难，归去来！什么世道！
刚到天津的黎元洪宣称不承认北京的夺权者，并去上海欲联络各方组织合法政府，继续挥舞他的元首令牌。无奈曹锟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工作，而国人和列强使节们又只认实力。于是，黎元洪真的心灰意冷了。他去日本待了一段时间（清末民初中日往来无需护照），本来还想去他一直向往的欧美转一圈儿，无奈没有护照，而办护照就得求北京的“伪外交部”，黎元洪绝不愿求那些人。所以，他只好回到天津专心做他的生意了。他厌极了龌龊的政治，自兹不复见任何当政者。之后几年，随着北京秉政者的更替，还曾有机会复任总统，至少是续完被强行中止的任期，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再上当了。
当年，黎元洪继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不少政坛人士咸以为强人时代已经结束，老实人开始新的时代，天下将从此太平，因而奔走相庆。
政坛耆宿严复却捋着白花花的胡子冷笑道：“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实话好说，就是难听。黎元洪二十几岁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严复就是学堂监督，校领导的话十分入骨地阐明了黎之优劣——德高，才疏。
的确，在中国，光有德还玩不了政治。
由于不擅权术，也由于不像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人那样一直拥有重兵，所以，黎元洪只能被军人部下们看不起。就连东交民巷也一样，功利主义的使节们从来没看重这个没有实力的国家元首，而宁愿与他底下的各派系保持往来。这倒也好，使他不像其他人一样被后世骂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政坛的格斗场上，他是一个伤痕累累的输家，但在生意场上，他却意外地成了大大的赢家。成为寓公的他，先后投资实业竟达七十多个，尤其是大做房地产生意，不光在武昌、北京、天津有三处连片的私宅，而且还凭眼光与财力开发了许多别人看不上的房地产并大获其利。在天津当寓公的要人很多，成了富翁的也不止他一个，但有的是靠当军阀时不断克扣下来的巨额军饷起的家，有的是凭从前的社会关系致了富，黎元洪却是完全靠遵从经商规律大胆运作而成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上帝让他的政治抱负惨淡夭折，却使他的经济才干大放光芒。说他是民国第一批最成功的房地产商也不算溢美之辞吧？
饶有意味的是，黎的经营活动多是以“大德堂”名义进行的。他要矢志不移地把“大德”弘扬到底吗？
有德的富豪会把赚得的钱回报给社会。黎元洪并不像其他下野同居天津的军阀巨头那样当守财奴，他还真有点像八百年前的“及时雨”宋江哥们儿，仗义而又疏财。在繁多的善举中，他特别热衷于投资教育，尤其是故籍湖北的小学、大学，只要有求，他都捐款，且动辄成千上万。
他告诉过天津的记者：
政界人物除素旧交外，概不接见。至教育界、实业界新旧人物，俱所乐与交游；而此两界之后进，更愿竭力提携。
天津南开学校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之一的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欣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最喜欢的女儿黎绍芬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英俊少年当然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但周却对黎说过的话耿耿于心——1949年11月某日，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宴请一些实业家们时，得知邻座的中兴轮船公司老板黎绍基即黎元洪的长子后，主动提及与其姐黎绍芬是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而且还风趣地回忆起黎元洪当年说过的“有饭大家吃”的名言。不知周恩来先生是否知道，就在他在广东成了国、共两党都十分倚重的一代俊杰之时，开明的黎元洪曾下令敞开黎公馆大门，让躲避兵燹的南开女生及部分教员家属入住家中。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晚，黎元洪在英租界寓所里因脑溢血猝逝，享年六十五岁。
那一刻，正是末任北洋政府的元首“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离开北京的时候。次日晨，张作霖毙命于日本人预埋的炸弹。
两位北洋时代的元首，竟死于差不多同一时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死被普遍视为整个北洋时代的实际终结，而天津英租界里的前总统的噩耗就成了无关政局发展的局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