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先生后来总是笑话我：“迟钝！你真的以为我吃饱了饭，想去黑河啊！”
我总觉得无辜，在我的认知范围内，的确是可以做这样的事的，体验人生，没什么是不能做的。
3.
我后来想，在他面前我这样肆无忌惮，他到底看上我哪一点？
他说：“其实一开始没什么感觉，就觉得一个小女孩在外面，是不容易。第二次见面，一群人玩在一起，我觉得你很有意思，好玩，把陌生人放在一起，还可以轻松自然。我去了北方青旅，那是第三次见你，你坐在那里，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坐着，你不说话，但好像在发着光，有种魅力，一股安静的力量。你什么都不说，我就被击中了。”
而最初三天，我对他的印象除了这是个怪人之外，基本非常好。
他有趣，话不多，但一开口，玩笑和真话混在一起；性格大方，一群人的时候，我欣赏他不计较，会默默地主动买单，但看得出来，他平时不会乱花钱；他工作认真，我们通宵玩的第二天，他中午还带着电脑去见客户。
这样的人，成为朋友，该是多么肝胆相照的好哥们。在一开始，我就把他看作是一个不错的朋友。
在黑河的时候，下午昏沉沉，我们俩在房间聊天。
我告诉他，之前在广东采访和许多人探讨了一个话题：一个女孩子，如果三四十岁还是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如果喜欢小孩，为什么不可以做单身妈妈呢？不将就着结婚，同样可以幸福，同样可以活得潇洒。
车先生听了，没有觉得这是无聊的瞎扯，而是认认真真和我探讨。他大学学习法律，和我在理性分析其中一二。我之前和人谈论，很多人都从道德和感情上大谈特谈，而和他聊天，我第一次感觉到有趣。心里想着，这样的家伙，话不多，可是一旦成了朋友，就是真朋友了。
说着说着，我想起很久没有剪指甲，于是递过指甲钳：“你会不会给人剪手指甲？”
他看着我，好像我是个要他帮我扣鼻屎的怪物，呆了五秒，朝我点点头，接过指甲钳。
他站到我身前，弯下腰，小心捧着我的手，开始施工。为了看清楚，他侧着脸，一边给我剪指甲一边投诉道：“你以前怎么剪的？都是长方形！有弧度才不会脏啊。”
他用了几乎一个小时，一根一根手指，剪成一道又一道弧度优美的弯。
我在那时刚有个理论，如果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那么友谊的起点，如果生活提供不了去打打杀杀挖心掏肺的机会，那就把指甲交给对方，十指连心，哪怕肉被夹掉，亦在所不辞，那是真正的友谊的开始。
车先生给我剪指甲，小心翼翼，讲究光线，好像考古学家在擦拭一个青铜器。碰到皮肉的地方，他格外在意，小声提醒，怕弄疼我。
这位肝胆相照的兄弟，真正进入我的生活，是从我在东北采访结束后。
回上海休息，有一天上午我打电话给爸爸，问怎么妈妈那么早就出门了。爸爸迟疑了片刻，一字一字低沉地说：“外公不在了。”上海四十多度的高温天，我正路过南京路步行街，马路看上去要融化了，一个人的整个宇宙消失了，南京路依旧熙熙攘攘，百货公司依旧冷气十足，海伦酒店楼下的哈根达斯依旧有幸福的一家三口坐在靠窗座位。
每一次回家，我感到我所想逃离的一切再次侵袭过来，伴随着我放下行李，走进卧室，它们开着派对在等我。
家，家乡，和我所飞翔的外面的世界全然不同。我必须承认的是，欧洲那些年，以及现如今四处采访、和陌生人住在一起的生活，它们是悬空的。回家的失落，好似从梦想、青春、自由的糖果色云端掉落，摔在衰老、责任、死亡的现实的青灰色水泥地上。
所有人开始奔波忙碌，为了外公的后事。
晚上，车先生下班，问我想不想出门走走，他开车带我去了七浦路。
上小学前，我是被外公外婆带大的，住在七浦路。我才发现，外婆家已开始拆迁，石库门的老楼成为眼前一堆建筑垃圾，下水道的老鼠堂而皇之地在砖瓦上散步。周围是这两年才平地建起的服装贸易大厦，只有我和曾在这里长大的人知道，被取代的，是如同香港女人街一样热闹拥挤的街市。
拆迁的老房对面，车先生陪我一起蹲坐在马路边。
我说到了小时候，就在窄窄的巷子口穿着裙子，和男孩子乱跑，满腿是蚊子叮咬的乌青块；我说到了七浦路长大的小孩，从小在缝纫机的踏板声音里长大，穿着外公做的丝绒小旗袍，对名牌没有概念。
“外公走了，这里拆了，好像一下子什么东西被拿掉了。”他在我旁边，安静地听我说话。
一直聊到天亮，我们才走。
他开车送我回家，在高架上，上海空无一人，摩天大楼的间隙，太阳缓缓升起。他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一直紧紧拉着我，十指相扣。我小时候看着这些高楼大厦，总一阵发寒，像是扫墓时候望过去的一座座坟墓，可是在那一刻，这个我从小想要逃离的家，因为他在我身边，因为他从来都在踏踏实实地生活，似乎没有那么可怕，反而正敞开双臂，等待着我回归的拥抱。
在哈尔滨见面的第二个夜晚，当我们一群人玩真心话大冒险时候，有个男孩说暗恋了一个女生很多年，车先生大言不惭地当人生导师：“你来找我，包你三天追到。”他说的时候，我皱了皱眉，觉得这人嚣张、不要脸，可是当我们相处，我才发现，其实他说的去追一个女孩子，是去用生命好好喜欢，用心对待。
我这个在全世界面前好像一切都不在乎的人，其实最害怕失去。
我们每一次见面，什么话题都可以聊到天亮。真正和他在一起的第四天，我和爸爸说：“我遇到了一个我知道我可以嫁的人。”
外公去世，从来喜欢打游戏无忧无虑的小表弟，在追悼会上放声大哭，他被一股死亡的虚空所震慑。对我来说，震慑我的，是日常生活抗争人生传奇的反败为胜。
记忆里，外公外婆总是吵架，死老头、死老太相称，当外公去世，外婆连家里厕纸在哪里都不知道，这些年都是外公照顾着她的，外公每月拿着数目稀少的退休金，为了安顿外婆，他居然还存了一笔钱，被癌症病痛折磨得躺床上连连呻吟的时刻，他还是妥妥当当地为外婆的余生做好了委托。
在我所不屑、所恨不得能逃多远就逃多远的家的生活里，原来蕴藏了真正的深刻的爱情，它足以站在时间的奔腾巨流之上，以它静默的谦卑的目光，眺望永恒的彼岸。
外公和外婆，爸爸和妈妈，叔叔和阿姨，买菜做饭上班下班的男人和女人，爱情扎根在生活里，彼此陪伴着彼此，一起度过那些淡如水的岁月。小辈们直到自己也老去，脱掉了华丽的青春，才能懂得两个人在一起到老，就已是天崩地裂的浪漫，因为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一个熟悉生命的逝去，对和他相关的人而言，便是倾国倾城的天崩地裂宇宙爆炸。
4.
最近在澳门采访，和老朋友见面，他们对我的四处和陌生人见面、住一起的奇怪生活感兴趣，有个朋友问：“你男朋友不介意你到处走吗？”
我笑了，刚在一起的时候，车先生就感慨：“我经常飞这飞那出差，现在算是碰到一个出差比我还勤快的人了，以后你可以和我一起出差，如果想的话，不住采访的人家里面，到我这里休息。”
不见面各自工作的时候，他每天给我发一封邮件，说他一天发生了什么、感慨了什么。一年来，已经成为习惯。无论我在香港还是西藏还是佳木斯，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打开邮箱，读他写给我的昨天。
当我需要安定下来、静心写作的时候，他带着我出差。
上海最热的夏天，我和他去了哈尔滨。夜晚他下班，我离开键盘，和他在松花江边上散步，看午夜场的电影；心烦意乱，比奔波采访更累的是整理资料，我错过了台湾的航班，飞去贵阳，用两个星期整理思绪，他陪着我；零下三十度最冷时候的哈尔滨，我在暖气十足的房间写稿，躲避上海的阴冷，他坏笑，你没体验过这样的冷吧，结果坏笑的他喝了牛奶，病倒，倒在床上，由我照顾他；在苏州的时候，中午我们在同一家东吴面馆遇到，我从背后拍拍他肩膀，他惊喜地看着我。
在哈尔滨冬天的某一天，朋友来看我，他问：“车先生到底是谁？”
我们正在酒店大堂，我刚想描述，只见大门打开，外面北风呼呼，细雪飞扬，进来一个穿黑色臃肿羽绒服、头上老大妈式灰色的围巾裹头包脸、露出满是雾气的眼镜、厚厚的手套提着电脑包的生物。
我指了指：“喏，那家伙！一个上班族，什么事情都自信可以搞定，毕生理想是努力工作，拼老命存钱，然后把所有钱砸在一支他爱了十多年的球队上。”
刚认识时候，我问过他，为什么可以等待？因为对我来说，悲观地认定随时随地会死掉，必须现在此刻就站起来，去实现所有一切想达成的愿景。
我们正在等红灯，已经没有车，身边的人早已经一个个过马路，剩下我和他两个人，“奇怪”地站着，不时被人回过头，好奇地瞥两眼。
他告诉我：“我也不知道这个梦想能不能实现，有时候我相信可以做得到，现在我做的事情，我还是喜欢的，不讨厌。”
每次陪他买球衣，他有些心疼钱，却又放不下充满诱惑的球衣：“算了，我也就这爱好了，平时工作、出差，除了吃饭，也不在其他地方用。买了！”买到了以后，踢球的时候还舍不得穿，怕弄脏弄坏弄旧。
有一天，我像发现藏宝图一样和车先生说，和一个人有关的，最后也就四五个人，处理好他们的关系，整个世界就好了，然后呢，我发现最重要的是家里人开心，家好了，往往什么都有了底气，在外面受了委屈也不怕。
他说：“是的嘛，家和万事兴。”
找一个人过日子，不把剩余的能量，用在两个人小家子气的情情爱爱上，这世界有那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在等着我们一同体验。
他带我这个体育盲去看球赛。
我们一起走进球场，我看见那么大的草坪，以至于每一个球员都显得小小的，就像塑料小兵，当他们挥汗奔跑，整个世界只有那一颗不断变化位置的足球，好像有一股奇怪的魔力，让我觉得这世界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值得去耗尽体力和精力，为什么要在人和人的相处上，像是一个看什么都悲观的知识分子，一定要找到哲学的深刻？那样很傻，也怪不得，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的人，常常体弱多病，一脸生命的丰盛，极可能是为了掩盖空虚。
车先生和我解释，申花有两个球迷俱乐部，分别占据左右的看台，他们都看对方不顺眼。我觉得好玩，不是爱屋及乌吗？车先生解释后，我觉得太可爱，连旁边看球的人，还要争抢谁比谁更爱这一支球队呢。
球在对方球门附近，他们站起来，他们大喊，他们紧张，这一刻他们的宇宙里，只有这一颗球，和几十条运动的腿。
当球场吵闹的时候，就在球场里的运动馆，照样有人在打乒乓，有人在打羽毛球，有人在玩壁球。一样的吧，在那一群的世界里，整个世界也只有眼前的一颗球。
我曾经输给过“体育”，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编辑把选题给了另一个作者，他说，文字不是体育比赛，比不出胜负，没有分数。文字的世界，一切讲究永恒讲究意义，不像是体育，今天的状态不好，今天运气不佳，今天体力不对，这一场输了，比分确凿在那里，那就愿赌服输。现在想想，竞争又怎么不好呢，它反而痛快，如果不作兴，还能脱掉上衣打一架，鼻青脸肿，至少把气消了。写文章，好像注定只能躲起来吞下去。
当我们一起看球的时候，我被这一股神奇的感觉震慑住。车先生的出现，让原本没有关联的两种生活，交融在一起，呈现出另一种出乎意料的可能性。
5.
年轻时候，梦想重要，还是爱情更重要，没有正确答案。
或许只是每个阶段，要的东西不一样了吧。
撒切尔夫人二十五岁的时候，丹尼尔向她求婚，她说，嫁给你之前我要告诉你，我不会是那种在厨房里过一生的女人。
在平常的生活里，我得到的，却又是不同答案。
在昆明，我见到了Doris和她的男友，他们在陕北农村长大，一同考到大城市，接着去英国留学，现在在昆明工作。Doris决定嫁给男友，她说：“我是幸运的，遇到他以前，爸爸疼爱着我；和他在一起以后，他也那么疼爱着我。作为一个女人，这很幸福。”
在北京，我住在亮亮和小洁的家里，他们来自山西，结婚后，小洁为了亮亮，也到了北京成为北漂。吃着小洁做的手擀面，亮亮说：“我决定娶小洁，是第一次到她家，看到她妈妈把所有东西整理得有条不紊，房子不大可是每一方空间都被好好利用了，我就知道这家人的孩子也是会过日子的人。”
在大连，我住在一个重庆女孩家里，她把农村的爸爸接来生活。早晨她去上班，我和她爸爸聊天，他告诉我，当年村里人结婚，媒婆看见谁家有屋顶，就给谁说亲，新郎新娘互不认识，平时见面也要低头不说话，结婚那天才知道长什么样。日子过着过着，先有婚姻再有爱情，往往两个人脾气好，有商有量，生活会越过越好，两个人也越来越甜；要不就是一个脾气坏，一个能忍，这样的也算能过日子；最怕的呢，就怕两个人脾气都暴，一吵架屋顶都掀起来，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最后，他说，和谁不是过日子呢？
有一次，我躺在竹席上陪外婆睡觉，我问外婆，你是怎么看上外公的？外公年轻时长得帅气，要是外婆说喜欢美男子，倒也不出所料。可是外婆却说，我看上你外公是因为他是个军人，人老实，可以过日子。
过日子。过日子。过日子。
最近听到一个有趣的观点，浪漫，就是有一个人陪着你一起慢慢浪费时间，慢慢说话，慢慢吃饭，慢慢走路，慢慢看日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