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这样的女孩》是关于卡罗尔·金、琼尼·米歇尔、卡莉·西蒙的书。书中有个与母亲毫无关系的部分：这三人面临着创作的纠结，需要而且渴望通过创作音乐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母亲不是一个创造型的人，她不作曲、不写歌词，甚至不会乐器、不写诗、不写小说，几乎不写日记、不画画，也不做雕塑，饭做得不错但不是创造性的烹饪，喜欢漂亮的衣服但不愿在上面花太多心思。
母亲对音乐、艺术、陶器与文学的热爱却是无可比拟的。
现在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被鼓励进行创作似乎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网络为人类带来的最为显而易见的优势之一，就是为人类开拓了创作的世界。母亲当然也很感谢这一切，但她也很满足于享受一切，尽管自己并未进行创作。
“没必要每个人都学会做所有事。”她说，“人们忘记了，人也是可以通过选择敬仰、支持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他人创作的美好的、富有挑战的事物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那些是我永远也没法创造出来的。我不会用那种快乐做任何交换。”
这是贯穿母亲一生的主题。她总是去博物馆、画廊，并且在购买艺术品方面有自己的一套原则。那就是无论何时，如果一幅画的出售价格能够改善年轻艺术家的事业，她就会掏钱购买。在她生病后，仍然尽可能地去看艺术展览，尽管在画廊里走来走去对她来说越来越费劲。
在母亲日益衰弱的时候，越来越能吸引她注意的是陶器。就像一本书引向另一本书，陶器也是一样。在一位英国朋友的帮助下，她对英国陶器艺术家克拉里·克利夫的几何图形艺术装饰作品的热爱，又将她引向了陶艺大师汉斯·柯帕，然后是新一代的英国年轻陶器艺术家。年轻艺术家使用单色釉，用简单的形状和对人性的赞美来进行创作：轻微失衡的形状、不工整的瓶口、抽象的不完美、轻微的不对称赋予了无生命的器皿个性与生命。这是母亲和父亲共同的爱好。他们喜爱的陶艺家还有埃德蒙多·德瓦尔、朱利安·史达儿、鲁珀特·斯派拉、卡琳娜·西斯卡托和克里斯·基南。
欣赏这些陶器时，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那个角度看，用不同的方式放置，感受作品如蛋壳般易碎却又质地坚硬的特性，看着光线投射下的阴影，感觉它们的重量与质地——这些对于母亲来说是一种冥想。我会去她家看着她用一种中间聚焦的方式欣赏这些陶器，不是瞪着它们看，而是安静地领会它们。与这些美丽的物件生活在一起，给母亲带来莫大的快乐和平静。
艺术品在保存、收集以及欣赏的同时，也得花时间对其整理和摆设，所以母亲对于垃圾或者俗物没有什么耐心，在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后，越发没有耐心了。我则相反，继续把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浪费在看电视真人秀、了解各种名人的生活、用伪装的讽刺和虚假的平民论来消费在文化垃圾上。平民论是我们这一代以及下面几代人的标志。母亲实在难以理解，我愿意去看《重回蓝色珊瑚礁》，或粘在电视机前看星期天真人秀马拉松节目。当我告诉她我要做这些事情时，母亲从没有说过任何批评的话，但她确实会有一种表情，很快就会设法让我转换话题。八月的一天，我去母亲家里看她。我谈论一档所有人都在谈论的真人秀电视节目。当我停下的时候，母亲问我是否想要看厄普代克的新故事，那是作家去世后，几个月前刚出版的一本选集，名字叫作《父亲的眼泪》。
“故事怎么样？”我问。
“棒极了，写得太好了。你知道，我在拉德克利夫的时候，招收过一名非常聪明的一年级学生。我从来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几年后，我发现他是才华横溢的约翰·厄普代克。他写的这些故事让我想起好多回忆，比如我们全家去摩洛哥旅行，还有一个在剑桥发生的故事。当然，你可以先看一个故事，然后看感觉怎样。”
“你最喜欢哪个故事？”
“标题的那个故事。那个谈论到很多死亡的故事，在这里。”母亲把书翻到一个章节拿给我。那是一个关于第五十五次高中同学会的段落：
“聚会节目单背面是去世同学的名单，越来越长了；班里的美女们有的发胖臃肿，有的瘦骨嶙峋，都成了又老又丑的老太婆；昔日的体育健将以及非体育健将们，都需要起搏器和塑料膝盖的帮助才能行动；我们都退休了，差不多要开始占用墓地了，好在我们死去的父亲们大多已经体贴地让出了他们的位子。
但我们不这么看自己，我们不认为自己那么步履蹒跚，那么老迈不堪。我们看见了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有着同样清新的圆脸、圆圆的耳朵、长长的睫毛。我们听见小学里的愉快尖叫，以及高中舞会时本地爵士乐队用迷人的萨克斯风和低音小号演奏出的布鲁斯音乐，点燃了整个体育馆。”
母亲下两周的日程安排被与亲朋好友的短时会面填满，再就是给没办法见面的人发电子邮件，从儿时的朋友、大学同学、常年与她共事并一起去过很多地方的女同事、招生办公室的同事、曾任教的学校的教师、董事会的朋友，甚至长达数十年的好友，还有学生、表亲和侄儿。这些人不仅给母亲带来快乐，也为她带来力量。在她交情最深的老朋友、同事和家人的眼中，她不是一位因为癌症濒临死亡的七十五岁灰发女人，而是一个校长、一个一起闲聊的朋友、约会的对象、在达尔富尔一起盖一条毯子的人、一个波斯尼亚选举的监察员、一个精神导师、一个与你在教室里和教员休息室里一起大笑过的老师，或一个在有争议的会后一起发牢骚的董事会同事。
厄普代克去世了。当母亲阅读他的书时，她看到的是那个聪慧绝伦的高中一年级小伙子，以及他必须写的关于变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相。
我那天晚上看完了《父亲的眼泪》，然后把书还给了母亲，这样她就可以再把书借给其他人看。我们没有谈论这本书，因为我无从评论。但每次我们提到这本书，都感觉很怪异，好像我们在谈论是母亲去世之后的父亲，而这点母亲几乎不谈，只是轻描淡写地为我们所有人安排没有她的旅行，或多去父亲的俱乐部一块吃饭的活动。自从我看了斯特格纳的《终得安全》，母亲说她确定席德在妻子去世之后会没事的。我们只会说到那里，而且再也没有提起过。就像我们停止提到厄普代克新书的名字一样。我只是把它称作“厄普代克的新作”。
那个八月，我们一起看的第三本书是三十七岁小说家维克多·拉瓦列的《大机器》，可谓极其天马行空的著作。他也是个短篇小说家。在姑妈的乡间别墅时，母亲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文章。我向出版这本书的朋友打听这本书，母亲曾经给这位朋友的女儿提供过一些关于学校方面的建议，所以，在我们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书就已经送来了。我的那本是自己掏钱买的。
那真是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一个清洁工人受到一张纸条的鼓舞，拿了别人给的一张火车票后，出发前往陌生的佛蒙特州殖民地，加入了那里的一个戏称为“憋足学者们”的黑人社团，调查各种怪异的现象，接着便有一系列传说中的诡异事件开场，有男人怀孕、美洲土著传说、鬼神学、连环杀手，还有野猫。母亲深深地沉迷在这个故事中。虽然她已经看过了结局，但结局并没有透露面发生的那些精彩绝伦的故事。
我很兴奋地想要跟母亲讨论《大机器》这本书。过去十年间，我读过很多书，发现众多书籍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太平淡了，而且情节随便猜就能猜到。这不是说我喜欢为了荒谬而荒谬，但假如一个作家在我看了他的作品后大吃一惊，而且情节不是那种完全不合逻辑的荒谬，那么这个作家在我看来就是位优秀的作家。大多数书只是按部就班，丝毫不让人惊讶，比方说每一本涉及海难与潜水者的书里，潜水者总是会在深海船难处发现尸体。
“你怎么看？”我问母亲。
“非常精彩，我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我知道为什么有人把他跟品钦相提并论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品钦的书。”我老实地回答道。母亲看了我一眼，我赶紧说：“但我会看的！”
“每个人都觉得品钦的书很恐怖，但我总是觉得看他的书非常享受。而我最喜欢拉瓦尔的地方，是他对第二次机会的看法。”
在书的末尾，一个名叫拉维的人物问讲述者，人是否真的能改变，哪怕像他那样的人。罗尼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可以“左右摇摆他的长鼻子，看起来既好笑又性感”。他是个赌徒也是个笨蛋，他的哥哥将他赶出家门，每个人都避开他。他找寻的不是救赎，而是重回人类世界的邀请函，“仅仅是一个能够解脱的可能”。
这本书中的讲述者说，人能够真正改变。拉瓦尔用讲述者的口吻这么写道：“当一个美国人，就要当一个有信仰的人。我对于体制没有多少信心，但我相信人。”
“那也是我所相信的。”母亲说，“这也是我为什么做难民工作的原因。难民是和我们完全一样的人，只是他们失去了一切，需要第二次的机会。这个世界发生的事跟小说中的一样让人惊讶，疯狂的事情在人们最不希望的时候发生。对人伸出援助之手只是举手之劳，人真的需要互相帮助，即使是一无所有的人。这也不仅仅是关于第二次机会，大多数人都值得获得无穷无尽的机会。”
“不是每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