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民党的“改造”及党内斗争
（一）1993—1994年的地方选举
随着台湾“地方自治”的发展和“宪政改革”的进行，选举工作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它直接涉及谁掌权和执政的基础能否巩固等根本问题。从1993—1994年，台湾连续进行了县市长的选举、乡镇长及县市议员的选举、“省市长”及省市议员的选举。通过这些选举，台湾的地方政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1.1993年县市长的选举
1993年11月27日，台湾第十届县市长选举结束。这是在台湾政局和国民党体制处于转型期间的一次地方政权的换届选举。它不仅攸关地方政治版图的重划，也关系到朝野两大政党未来发展的前途与命运，因此被看作是台湾“政权攻防战”的前哨战，参选各方对这次选举都十分重视。
本届选举共760多万人参加投票，投票率为70.68%。选举结果是：在23个县市长席位中，国民党获得15席，包括桃园县（刘邦友）、新竹市（童胜男）、台中县（廖了以）、台中市（林柏榕）、彰化县（阮刚猛）、南投县（林源朗）、云林县（廖泉裕）、嘉义县（李雅景）、台南市（施治明）、屏东县（伍泽元）、基隆市（林水木）、花莲县（王庆丰）、台东县（陈建年）、金门县（陈水在）、连江县（曹常顺）；民进党获得6席，包括台北县（尤清）、新竹县（范振宗）、台南县（陈唐山）、高雄县（余政宪）、澎湖县（高植澎）、宜兰县（游锡堃）；无党籍人士获得2席，包括苗栗县（何智辉）、嘉义县（张文英）。从得票率来看，国民党得票率为47.47%，得票率首次下降到50%以下；民进党得票率41.03%，得票率首次突破40%；新党得票率为3.07%。
从选举结果来看，国民党维持了原有的13席不变（扣除以前未办选举的金门、连江两县席位），但得票率有所下降；民进党与以前相比少了1席，但得票率有所上升；无党籍人士增加了1席。在当选人方面，新一届的县市长全是台湾省籍，大多数具有从政经验，有15位是蝉联当选，3位是现任“立法委员”，2位是“省议员”，平均年龄48.87岁，文化程度较高：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有4位博士、6位硕士。
2.1993年乡镇市长及县市议员的选举
1993年11月29日至1994年3月1日，台湾举行第十二届乡镇市长及第十三届县市议员选举。在台湾的23个县市中，共有1792位候选人争夺858席县市议员、733位候选人角逐309位乡镇市长。选举结果：在309席乡镇市长中，国民党夺得254席，民进党夺得23席，无党籍人士获32席；在858席县市议员中，国民党夺得578席，民进党夺得92席，无党籍人士获180席，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党获得8席。
由于这两项选举攸关台湾地方政治势力的重组及未来省市长民选及“总统”直选，因此各种政治势力都十分重视，全力投入到选举工作中。从选举结果来看，国民党遇到小的挫折，在乡镇市长选举中的当选率比上届减少了13.84%，县市议员则比上届减少了49席。虽然国民党受到了挫折，但基本上巩固了地方政权，在台湾的基层政权中仍占主导地位。民进党有较大的突破，在乡镇市长及县市议员的席次方面分别比上届增加了3倍多和1倍，创下了民进党投入基层选举以来前所未有的佳绩。新党在本次选举中共提名32位候选人，其中有8人当选，这对刚刚成立不到半年的小党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无党籍人士夺得了32席乡镇市长和180席县市议员，构成了台湾基层政权的第二大政治势力。
3.1994年的“省市长”及省市议员选举
台湾的“省市长选举”，主要是指台湾省长、台北市长和高雄市长的选举。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不久就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县以下的行政长官都由选举产生，但对台湾省长、台北和高雄两市市长则一直实行官派制度。1994年7月，鉴于形势的变化，台湾当局通过了相关法律，决定于当年12月举行台湾省长和高雄、台北两市市长的直接选举。
这次省市长直接民选，对于台湾各派政治势力而言，是攸关各自政治势力的消长和在政坛上地位的大事，国民党将其称为“政权保卫战”，民进党称之为“四百年来第一战”，新党则认为是“中华民国保卫战”。由于这次选举十分重要，所以各派政治力量无不提早准备，全力投入。国民党推出现任省主席宋楚瑜、台北市长黄大洲、高雄市长吴敦义参选，并开动庞大的辅选组织系统，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力图保住3个省市长的宝座。民进党以夺取台北市长、力争台湾省长和高雄市长为目标，推出三位现任“立委”陈水扁、陈定南、张俊雄参选，提出了“全民翻身做主人，要使台湾变青天”的竞选口号，与国民党展开了全面竞争。新党则推出了素有“政治金童”之称的赵少康竞选台北市长。
12月3日，选举结果揭晓。台湾省市长的结果是：国民党推举的宋楚瑜、吴敦义分别赢得台湾省长和高雄市长席位；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台北市长席位。
省市议员的选举，主要是指台湾省议会、台北市议会、高雄市议会议员的选举。选举结果是：台湾省议会的79席中，国民党当选48席；民进党当选23席；新党当选2席；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人士当选6席。台北市议会的52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0席；民进党获得18席；新党获11席；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人士获3席。高雄市议会的44个席位中，国民党当选23席；民进党当选11席；新党当选2席；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人士当选8席。
从这次选举结果来看，朝野三大政党在此次选举中互有胜负。国民党保住了台湾省长及高雄市长的席位，但在台北市长及市议员选举中受到重挫，这应了选举前人们的一句“戏言”：“国民党‘民国’三十八年丢了南京，‘民国’八十三年要丢掉台北。”民进党中央则为陈水扁的胜利欢庆，认为夺得台北市长是走向执政之路的“关键一步”，但对台湾省长席位上的败选表示难以接受。新党虽然没有拿下台北市长宝座，但却是高票落选、让李登辉的爱将黄大洲为其垫底，并在议员选举中斩获11席，自认为是虽败犹荣。
（二）国民党的改造
1.李登辉再次当选地区领导人
1996年3月23日，台湾举行大选。这是台湾岛内首次举行的地区领导人直接“民选”。参加竞选的有四组候选人：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是李登辉和连战；民进党的候选人是彭明敏和谢长廷；第三组是林洋港和郝柏村；第四组是陈履安和王清峰。
经过激烈的角逐，国民党提名的李登辉和连战以获得54%的选票；彭明敏和谢长廷获21.13%的选票；林洋港、郝柏村获14.9%的选票；陈履安、王清峰获9.98%的选票。
2.国民党的改造
1996年4月8日，国民党中央开始进行“党务革新”的规划和部署工作。8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党的再造案》，确定以“组织动员、文化宣传、政策协调”作为党务改造的主要内容。8月24日，国民党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党的再造案》。随后，国民党中央成立“执行小组”，以4年为期，开展对国民党的改造工作。
这次国民党改造的主要内容是：
（1）调整组织结构。
具体办法是：本着“中央精简、省级整合、地方充实”的原则，对国民党各级党部的组织结构、工作项目和员额配置进行全面的检讨，将国民党中央现有的各种工作会、委员会进行合并或裁撤，重新规划调整为“组织动员”、“文化宣传”、“政策协调”与“行政管理”四部分；各省级党部作局部性或阶段性调整，专业党部党员实行双重编组，部分专业党部亦视其功能等进行局部调整；基层党的组织也进行了调整，现行的村、里、区分部改称“工作责任区”，工作责任区所属党员划编小组。经过组织结构的调整，使党务系统朝着“选举机器”的方向发展，以求在未来的各项选举中占据主动地位。
（2）精简人员，节省开支，改进行政管理。
由于历史原因，国民党的党务系统机器庞大，每年的开支巨大，经济负担沉重。在改造的过程中，首先，国民党精减机构，减少人员编制和员额，检讨人事晋用、退休制度，压缩开支。其次，整顿党营事业，投资事业企业化，明确规定党营文化事业以营利为主要目标。将国民党“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改为“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党的各项投资事业。再次，在县市党部中设立“服务基金”，党员缴纳的党费或其他捐款，一半存入“服务基金”，另一半及“服务基金”之利息，作为县市党部服务活动及经营工作责任区的经费。
（3）强化政策研究与协调，推动政党合作。
国民党采取多种措施强化政策研究与协调工作，努力推动政党合作：一是整合政策研拟与协调部门的关系，提升政策会的层级，强化企化研究机制，使党的政策更具前瞻性与时效性；二是加强各行政部门与民意机构的协调以及国民党与在野党的协商工作，力求使政党协商制度化；三是与岛内各政治团体及各界领袖保持联系，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四是加强“国会外交”，拓展对外关系。
（4）加强人才的吸收、培养和训练工作。
努力吸收海内外精英入党，壮大党的基层组织；大力吸收青年人才，特别注重培养政治人才。对那些形象清新、具有发展潜力的党员，要纳入人才库，有计划地进行培植、训练、储备，适时辅导其参加各类公职人员的选举。与此同时，改进提名制度，建立全民推荐、全民参与的辅选、助选与竞选体系，总之，李登辉主导的这次国民党的改造，目的是把国民党改造成适应现时台湾社会政治环境的“选举机器”，以巩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三）国民党内的斗争
李登辉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由于已经担任两届，不能再继续连任了，因此，他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要选择与自己理念一致、基本执行自身路线的人来接班。他把自己看中的人安排进党政军权力部门，以便自己下台后仍有代理人。于是，一场为“后李时代”进行人事布局的斗争便在国民党内展开。
李登辉首选的接班人是连战。在1996年大选时，李登辉就选择连战作为副手参加大选，随后又让连战兼任“行政院长”；在国民党“十五大”上，李登辉进一步把连战扶为第一副主席，进一步巩固了连战在党内的接班地位。
由于连战在“行政院长”任内政绩平平，又接连发生了“刘邦友命案”、“白晓燕案”、“彭婉如案”等案件，连战的声望急剧下降。1997年8月27日，“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连战率“内阁”总辞，李登辉将萧万长提拔担任“行政院长”。台湾岛内形成了“李连萧体制”。
本来，宋楚瑜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是“老三”的角色，现在，李登辉让萧万长取代连战担任“行政院长”，成为国民党内的“老三”，这表明李登辉抛弃了为自己立过汗马功劳的宋楚瑜，从而引发了李登辉与宋楚瑜之间的矛盾。
李登辉与宋楚瑜之间的矛盾在“冻省”与“反冻省”问题上公开爆发了。
所谓“冻省”，是指台湾当局停止台湾省省长、省议员的选举，缩减省政府的职能和编制，将省政府“虚化”，为进一步废除省级行政建制奠定基础。
李登辉实行“冻省”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台湾的“中央政府”与“台湾省政府”机构重叠。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后，在台湾设立了“中央政府”，又设立了“台湾省政府”，台湾的行政建制分为“中央政府”、“台湾省政府”、县市政府、乡镇政府四级。其中，“台湾省政府”与“中央政府”在许多事务上都是互相重叠的。“台湾省政府”所辖区域占台湾当局控制区域的98%，所辖人口占台湾总人口的80%，这就造成了行政效率低下、行政关系不顺的现象。同时，“台湾省政府”组织庞大、人员众多（所辖员工近14万人）、财政负担沉重。
第二，凸显台湾“独立的主权地位”，为“台湾独立”作准备。当年蒋介石在台湾设立了“中央政府”，同时又设立的“台湾省政府”，就是为了表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李登辉将“台湾省政府”“虚化”直至废除，就可以凸显台湾不是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而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从而有利于实现“台湾独立”的目的。
第三，“冻省”也是国民党内斗争的需要。时任台湾省长的宋楚瑜是国民党内的实力派人物，李登辉通过“冻省”，将省政府“虚化”，从而将宋楚瑜架空，以达到排挤宋楚瑜的目的。
1996年李登辉再次当选“总统”后，就开始考虑和部署“冻省”的问题。1997年7月，在第三届“国民大会”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明确规定：台湾省设省政府，设主席1人、委员9人，由“行政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省设省谘议会，谘议会议员由“行政院长”提请“总统”任命；台湾省议会议员及台湾省省长选举自第十届台湾省议会议员及第一届台湾省省长任期届满日起停止办理。1997年12月，在“国家发展会议”上，李登辉与民进党的许信良联手达成了“冻省”的共识。
对于李登辉“冻省”的目的，宋楚瑜心知肚明，二人的矛盾势同水火。宋楚瑜采取了辞去省长职务、拒不出席国民党中常会、在“国大”内组织“祥和会”等多种形式进行了抗争，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宋楚瑜，1942年3月16日生于湖南湘潭，1949年随父亲到了台湾。其父宋达中将曾任“台湾联勤副总司令”等职，与蒋经国交情甚好。宋楚瑜是家中长子。1960年，宋楚瑜考上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大学期间，他学习刻苦，1964年毕业。大学毕业后，宋楚瑜服兵役二年，1966年赴美国深造，并于1967年获得加州柏克莱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1971年，他又获得美国天主教大学图书馆系硕士学位。之后，他到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1974年获得乔治城大学博士学位后，返回台湾，任蒋经国的英文翻译，并担任“行政院”简任秘书。1977年，宋楚瑜出任“新闻局”副局长。1978年，蒋经国任“总统”，宋楚瑜也随之前往“总统”府任秘书，第二年，任代理“新闻局”局长。1981年，宋楚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1984年10月，任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1987年3月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宋楚瑜开始追随李登辉，为李登辉的上台和权力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