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经国时期的结束，李登辉时期的开始
（一）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执政
1978年，蒋经国接替严家淦出任台湾当局的“总统”，集台湾最高党政大权于一身，成为台湾权倾朝野的第一人。但岁月不饶人，进入80年代以后，蒋经国身患多种疾病，身体每况愈下。1980年1月16日，糖尿病缠身的蒋经国做了摄护线切除手术治疗。1981年7月29日，因左眼球玻璃体出血，进行眼睛手术治疗。1982年2月3日，再次进行左眼视网膜手术。1982年底，足部患有末梢神经炎，行走不便。1985年8月，又因右眼白内障住院实行摘除手术，并装置人工水晶眼球。1986年4月，因患心房扑动性心律不齐症，入院做手术，安置人工心律调节器。
因身体每况愈下，蒋经国对身后的权力分配考虑颇多。他安排李登辉为“副总统”，俞国华为“行政院长”，沈昌焕为“总统府秘书长”，李焕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郝柏村任“总参谋长”。通过对高层人事的调整，形成“集体接班，联合掌权”的权力布局。1987年3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每周一次的例会第一次由李登辉代蒋经国主持。此后逐渐形成惯例：凡在蒋经国因事或因病不能参加中常会例会时，皆由中常委依排名顺序轮流主持会议。
1988年1月5日，蒋经国立下遗嘱：“经国受全国国民之付托，相与努力于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共同奋斗之目标。万一余为天年所限，务望我政府与民众坚持反共复国决策，并望始终一贯积极推行民主宪政建设。全国军民，在国父三民主义与先总统遗训指引之下，务须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加速光复大陆，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大业，是所切嘱。”【1】“遗嘱”由蒋经国口授，“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记录，李登辉、俞国华、倪文亚、林洋港、孔德成、黄尊秋、蒋孝勇均在“遗嘱”上签名。
1988年1月13日下午3时50分，蒋经国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去世。终年79岁。当日晚，在俞国华主持下，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报告蒋经国逝世的经过。随后，俞国华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全体党员要遵守蒋“总统”遗嘱；第二，依“宪法”规定，由“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职位；第三，立刻展开有关治丧事宜。当日晚，“行政院新闻局长”邵玉铭通过电视、广播宣布了蒋经国逝世的消息。
蒋经国逝世后，灵堂设于台北市圆山忠烈祠，自22日起至28日止，每日供民众瞻仰遗容。从22日到28日，瞻仰遗容者达120万人之多。30日举行大殓及奉厝典礼，蒋经国的灵柩安放于大溪陵寝。大溪陵寝位于桃园县大溪镇福安里，距蒋介石灵柩所在地慈湖2公里，原为蒋介石行馆，即头寮宾馆，建于1961年，系一四合院平房。院内种植龙柏，围成圆形，中间种植高大雪松，大门口缀有“大溪陵寝”四字。
1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吊唁蒋经国逝世。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就蒋经国逝世发表谈话，指出：“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代，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了一定的努力。”“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结束我们国家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作出积极贡献。”【2】
1月13日晚，在台北市“总统府”大礼堂，李登辉宣誓就任“总统”。宣誓典礼由“司法院长”兼大法官会议主席林洋港监誓。誓词为：“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制裁，谨誓。”【3】参加李登辉宣誓典礼的有谢东闵、俞国华、倪文亚、林洋港、孔德成、黄尊秋、沈昌焕、李焕、邱创焕、连战、曹圣芬、何宜武、高育仁、张建邦、郑为元、郝柏村、陈履安、许水德、林挺生、宋楚瑜、张祖诒等。李登辉是国民党退台后第一位台湾省籍的“总统”。
李登辉（1923—），1923年生于台湾省台北县三芝乡，祖籍福建省永定县。祖父是菜农，父亲是矿工。李登辉1941年毕业于台湾淡水中学，随即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即台湾师范大学前身），1943年东渡日本入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系学习，1946年于日本京都大学农业经济系肄业。同年返回台湾，转入台湾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学习，1948年毕业，后在台湾大学任教。1952年考取公费，首次赴美留学，入爱荷华大学，主攻农业经济与物价的关系。翌年返回台湾，任“台湾农林厅”经济分析股长，并执教于台湾大学。1957年，任台湾合作金库研究员，“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技佐、技正。1965年，考取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再度赴美，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68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1968年“全美最佳论文奖”。1969年学成返回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兼“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农业经济组组长、顾问。他对农业很有研究，素有“农业专家”之称，著有《台湾农业发展对经济成长之贡献》、《台湾经济发展中之国际流通资金》、《农业发展政策之初期条件》、《台湾农业生产之过程与典型》等。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李登辉被延揽入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是国民党新生代台湾籍政客的骨干人物，曾参与制定《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农业发展条例》等，推动台湾农业向现代化转型。1976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78年任台北市市长，1979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1981年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84年当选为台湾“副总统”。1988年1月继任“总统”。
蒋经国去世后，“总统”一职由李登辉继任，但国民党主席一职由于蒋经国生前并未指定继承人选；国民党亦无副主席职务的设置，无法依序递进；国民党党章对此也无明文规定，这就为国民党内部权力争夺埋下了伏笔，党主席继任问题成为各派争斗的焦点。
从当时的蒋家来看，蒋经国在世时已经决定不让蒋家人继承“总统”或国民党主席，而且蒋家当时也无人能够出来担此重任。蒋经国长子蒋孝文长期病魔缠身，身体欠佳；次子蒋孝武远在新加坡任职，且与“江南命案”有关，舆论欠佳；三子蒋孝勇虽有才干，但从资历上看也不可能担任此要职。蒋纬国是蒋经国的弟弟，此时担任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有可能出来接班。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在国民党“十三大”上，蒋纬国连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都没能进入，只是被提名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与此同时，李登辉又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三名副秘书长从原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改聘为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有意将“国家安全委员会”降格，以阻止蒋纬国进军国民党中常会。所以，蒋纬国在权力上升之路上步履维艰。
在蒋氏家族中，宋美龄是在台湾影响比较大的人物。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一直居住在美国纽约长岛，在蒋经国病情加重时才返回台湾。此时，宋美龄的官衔是“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同时，在她周围有一批国民党的元老，如黄少谷、倪文亚、谷正纲、沈昌焕、郝柏村、宋心廉、秦孝仪等，这些人都是国民党权力核心中的重量级人物，且和蒋家关系颇深，所以，此时的宋美龄在台湾政局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蒋经国病逝后，宋美龄曾想让俞国华出任国民党主席，但阻力太大；后又想让李焕出任党主席，但被李焕婉言谢绝。此外，宋美龄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李登辉也看中了国民党主席的位置，并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
当时，围绕党主席的产生及人选问题，国民党内出现尖锐的意见分歧，矛盾迅速表面化。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在“举丧”期满后，立即召开临时四中全会，选举继任主席，以稳定政局。第二种意见主张召开中常会推举临时代理主席，以消除省籍、派系猜疑，维护“党内团结”；党主席延至7月召开的国民党“十三大”选举产生。第三种意见主张暂不推举党主席，先选举中常会主席团，由主席团成员轮流主持中常会，采取“集体决策”方式。在党主席人选问题上，一些人（“官邸派”，如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和秦孝仪、宋美龄等）主张推举俞国华；另一些人（“开明派”，如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副秘书长宋楚瑜、中常委余纪忠等）主张推举李登辉。
1月18日，以“少壮派”赵少康为首的39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联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不可一日无领袖》的联合声明，呼吁在新主席依党章规定的程序产生之前，推举李登辉为国民党代理主席。声明签署由赵少康领衔，其他“立法委员”为林时机、黄主文、王金平、李胜峰、黄书玮、谢美惠、沈世雄、温兴春、苏火灯、肖楚乔、黄正一、温锦兰、罗傅进、潘至诚、蔡文曲、黄武仁、朱永匡、纪政、吴德美、林永瑞、马国祥、张平沼、黄河清、张坚华、蔡中涵、谢汝彬、林钰祥、林源朗、吕学仪、刘兴善、林联辉、洪文栋、洪昭男、周文勇、林天生、张世良、杨庆南、吴海源。声明发表后，部分国民党籍“增额国大代表”和“增额监察委员”相继响应，加上若干新闻单位的大力宣传，很快形成了一股“拥李风潮”。
1月27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由于国民党内权力斗争激烈，推举李登辉任代党主席一事未列入会议日程。会议按照议程，通过了对蒋经国的统一尊称，通过了7月7日召开第十三次全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了“遗嘱奉行决议文”。就在会议行将散会时，列席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宋楚瑜突然起来发言，称外界对国民党主席继承问题议论纷纷，诸多猜疑，为了“党国利益”，此事不宜再拖，应在此次会议上讨论。宋楚瑜越说越激动，说完后拿起桌上的文件，转身走出会场。接着，几位出席会议的中常委热烈发言，一致主张讨论本案，会议主持人余纪忠立即提议讨论宋楚瑜所提出的建议。俞国华本来是同李登辉争夺党主席一职最激烈的竞争对手，此时迫于压力，自知不能与李登辉抗衡，遂知难而退，同意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主席。俞国华表态后，其他中常委也发言拥护李登辉任代理主席。最后，27名与会中常委“一致起立”通过了由“行政院长”俞国华领衔，中常委联署推举李登辉代理党主席职务的提案，从而初步确立了李登辉“党政合一”的最高地位。
2月22日，李登辉举行了继任“总统”后的首次记者会，阐述了他的各项政治主张。李登辉在记者会上的问答全文1万多字，主要内容有下列几方面：
（1）关于岛内政局。李登辉指出，蒋经国逝世后，台湾当局所采取一切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安定人心；接着，便陆续提出了“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的方案”、“地方组织法制化”和提议如何减刑问题等，这表明台当局没有将“民主宪政改革”的步骤停下来。其中，“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的方案”有两个重点，一是增额代表的确定问题；二是自愿退职的办法。自愿退职的办法，是自愿退职并没有任何强迫性。
（2）关于两岸交流与中国统一问题。李登辉说：“只有一个中国而没有两个中国”，“我们必须要统一”。他坚决反对“一国两制”，声称统一“不是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来统一”，而是统一于“三民主义”。他声称，“如果中共‘四个坚持’没有放弃，将来与大陆统一绝对有困难”；他强调“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是台湾当局“既定的原则”，不会改变。
（3）关于民进党和“台独”问题。李登辉认为，民进党进行的大规模街头示威行为，可能是利用“二·二八”，还有“国会”全面改选等问题来进行，现在已经有《集会游行法》，一切问题依法来处理。对于“台独”分子，李登辉说，“台独”将依法处理。第一，目前的“台独”是非法的；第二，从历史上看，就民主与中国的传统来说，这是不能存在的；第三，“台独”本身在国际上及在国内都没有办法生存，特别是民众并未支持它。此外，李登辉还讲了“二·二八”问题、台湾参加“亚行”年会的问题、美台关系问题、日台关系问题等。
蒋经国去世和李登辉接掌国民党党政最高职务，是国民党历史上一个阶段性变化，标志着“蒋经国时期”和蒋氏家族统治时期的结束，台湾社会进入了“李登辉时期”。
（二）国民党“十三大”的召开与权力结构的重新组合
1.国民党“十三大”的召开
1988年7月7日至13日，中国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000多人。这次会议是蒋经国去世后首次召开的、重组国民党领导机构、决定现阶段各项政策的一次重要会议。
李登辉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和闭幕词，李焕作党务工作报告，俞国华作政治报告和行政工作报告，宋美龄作书面发言，“立法院长”倪文亚作立法工作书面报告，“司法院长”林洋港作司法工作报告，“监察院长”黄尊秋作“监察院”工作书面报告，林金生作“考试院”工作书面报告，“大陆工作会”主任萧昌乐作国民党现阶段大陆政策说明并报告大陆情势，丁懋时作“外交”工作报告。
李登辉在大会的开幕词中，首先向与会人员说明了中国国民党在此时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他指出，这次大会的会期，是蒋经国生前核定的，这次大会将要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政纲》，是台湾未来建设的指南。据此，他提出下列意见供与会人员“参考与期许”：①提振全民信心，须以弘扬中华文化为根本；②力行“民主宪政”，是中国国民党一贯奋勉以赴的目标；③强固“国家”安全，以奠定社会发展的基础；④加速经济建设，以开创民生主义的新境界；⑤提高生活品质，以促进中国人的真幸福与真富足。李登辉强调，今后工作的重点与方向是：党的组织要配合政策的要求和环境的改变，不断更新、不断精实壮大；党的决策要顺应时代潮流，适时反映民众愿望；党的行动要实事求是，深入基层，达成任务；党的宣传要生动活泼、清晰明确、了解民众的心声，针对民众的需要，做好党与民众间的沟通桥梁；党的服务要适时适所，热诚主动，使党能成为一个真正为全民所支持与认同的政党；党的训练要结合理论与实践，兼顾党性的陶冶与人才的选用，使党的政策不流于空疏，党的干部无虑于匮乏；党的发展要把握社会的脉搏，以扩大党的活动空间，深植党的社会基础。在闭幕词中，李登辉强调，“以坚决的反共立场和行动，求取中国的统一”，“反对褊狭的地域观念与任何分离意识”；强调“党务革新”是当前一切努力的重点与起点，要求充实民意机构，强化地方自治组织。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两大方面：
（1）选举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成员。会议以起立的方式推选李登辉为党主席【4】。会议选举了180名中央委员，90名候补中央委员。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31名中央常务委员。中常委是由李登辉提名、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的，他们是：谢东闵、李国鼎、倪文亚、俞国华、李焕、沈昌焕、林洋港、邱创焕、黄尊秋、郝柏村、何宣武、宋楚瑜、吴伯雄、钱复、陈履安、连战、施启扬、郑为元、毛高文、许历农、辜振甫、高育仁、许水德、张建邦、赵自齐、曾广顺、郭婉容、苏南成、陈田锚、许胜发、谢深山。
大会新聘了严家淦、黄少谷、谷正纲、袁守谦、高魁元、彭孟缉、蒋纬国、马树礼、蔡鸿文、林挺生等10人为新的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此外，蒋经国生前聘任的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宋美龄等10人继续留任。
这次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与以往历次代表大会不同。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前，首先讨论通过了“中央委员选举办法”。“中央委员选举办法”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央委员名额定为180人，候补中央委员名额定为90人，由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人员选举之；②中央委员选举，其候选人之人数，为委员名额之加倍，由本党主席提名180人，其余人员由出席大会人签署提名；③中央委员候选人之签署，须有大会出席人至少5人签署方为有效，如签署候选人超过180人时，以签署人数较多之180人为候选人，如最后为同票者，由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抽签决定；④中央委员选举，设委员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由大会代表推选大会出席人5～7人组织之，并由审查委员互推1人为召集人；⑤中央委员选举，设监选委员15～17人，其人选由大会主席团提请大会通过之；⑥中央委员候选人不得以期约、邀宴、馈赠、贿赂或给予其他不正当利益之方法争取选票，不得利用职权争取选票，不得以强迫、威胁或其他不正当方法争取选票，不得恶意攻击本党或其他候选人；⑦候选人如有以上情事之一者，经监选委员认定，轻者予以警告，重者取消委员候选人资格；⑧中央委员选举，须有全国代表大会法定出席人总数过半数之出席方得举行，选举采取无记名连记法圈选，其圈选人数不得超过第二条所定中央委员名额；⑨中央委员选举，按第二条所定之名额，以得票在第180名以前者当选为中央委员，得票在第181～270名者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票数相同时，均由该次大会主席抽签决定之。
在选举中央委员的过程中，按“中央委员选举办法”选出了180名中央委员、90名候补中央委员。被选出的中央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序，因而中央委员的次序出现了空前的大变化。李焕得1055票，高居榜首；“少壮派”大幅出线，宋楚瑜排名第三，马英九、林洋港、宋时选等跻身前20名；“官邸派”名次大跌，俞国华由提名时的第3位在选举结果中退居第35位，李国鼎、沈昌焕、倪文亚等排名均在30名之后。因此，这次中央委员的选举使台湾政情观察家都“跌破眼镜”，被认为“是国民党伦理次序的严重破坏”。
会议还决定李焕继续连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国民党“十三大”和十三届一中全会，对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作了重要的人事变动。这次变动的特点有：①正式形成了以李登辉为核心的新领导体制，表明国民党的高层权力结构由过去以蒋家为中心、个人专制的“一元化”模式，转变为一人牵头、联合掌权、集体决策的“多元化”模式。②“本土化”趋势更为突出。李登辉正式出任国民党主席，在国民党历史上是第一位台籍人担任领导人；在新选的31名中常委中，有16人是台籍，台籍人士的比例由原来的45.20%增加到51.6%，首次超过了半数；在新选的180名中委中，台籍人士的比例由上届的近20%增加到38.3%。③年轻化程度提高。有11位70岁以上的老人退出了中常委，中常委的平均年龄由上届的70.67岁降到63.67岁；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由67.68岁降到56.68岁。这意味着国民党的上层人士正处于新老交替的过程中。④知识化程度提高，在180名中央委员中，有45%的人获博士、硕士学位，8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⑤“革新派”影响上升，“守旧派”地位下降。
这次选举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①俞国华在中央委员选举中的排名大跌，对“行政院”的改组造成很大冲击；②国民党元老们的得票多数排名下降或落选，他们对选举的结果感到“羞怒”，这对李登辉推进党务革新不利；③一批“元老后裔”和“官邸旧人”进入国民党决策机构，他们在国民党中形成了一股势力。
（2）制定了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大陆政策》、《弘扬三民主义思想案——迈向民主、均富、统一的新中国》、《中国国民党政纲》、《中国国民党党章》、《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党务革新纲领》等5大议案，并发表了大会宣言。这些议案规定了中国国民党现阶段的对内政策、对大陆的政策和对外政策。
在对内政策方面，政治上要继续推行政治革新和党务革新，强化地方自治，改进选举制度等；经济上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经济“自由化”路线；军事上加强敌情观念，“厚植国防实力”，维护全岛安全；文化教育上强调“发扬中华文化”，发展教育科技。
在对外关系方面，要突破以“实质外交”为主的对外关系格局，相继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实际上是搞“双重承认”），力图重返国际社会。
在大陆政策上，仍维持蒋经国生前所确定的反共、反“台独”的基本立场。强调“将中央与中国分别界限”，“将大陆同胞与中共政权分别对待”；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坚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拒绝“一国两制”。民间逐步放宽两岸交流。
在国民党“十三大”开会期间，宋美龄曾亲自到会，并委托李焕代为宣读了书面讲话稿。
国民党“十三大”确立了以李登辉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体制，对新形势下的内外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是一次由蒋经国时期向李登辉时期过渡的带有政治转型特点的会议。
在李登辉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主席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电李登辉，祝贺他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电报全文如下：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李登辉先生：
值此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代表大会上当选国民党主席之际，谨致祝贺。由衷期望贵我两党与全国同胞一道，为早日完成中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1988年7月8日【5】
198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摒弃歧见，增进共识——评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一方面，社论肯定了国民党“十三大”提出的关于“一个中国”和“国家统一”的观点，指出，国民党“十三大”“在有关的决议案和报告中，明确指出，任何分裂国土的主张，‘都为民族大义所不容，国家法令所不许’，‘只有团结一致谋求统一，国家才有生机和出路’，强调要‘消除偏安思想和台独意识’等。有些与会人士在发言中还指出，‘分裂是国家的不幸，统一是全民的愿望’，要以全民族的力量，‘共同努力达成国家中兴统一的历史任务’。这些立场和主张，对于进一步改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的‘三通’和祖国和平统一，具有积极的作用。对此，我们是赞赏的。我们相信，海峡两岸缓和的趋势在国民党‘十三大’之后，会有进一步发展，这也正是两岸人民所共同期待的。”【6】另一方面，社论对国民党“十三大”的一些提法进行了批评，指出，“这次国民党‘十三大’却又提出‘以国家安全与厘清敌我意识为原则’，仍然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这实在是背离时代、指逆民心之论。”“还应该指出的是，大会提出把中国共产党与大陆人民分开，这是毫无道理、根本行不通的。”“这些不合时宜的、自相矛盾的论点，是无助于祖国统一进程的。”【7】社论呼吁：“我们希望国民党能早日坐下来和我们共商国是。同时欢迎台湾各界人士和社会团体来大陆就祖国统一问题交换意见。对于一切有利于国家和平统一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将认真听取，对于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我们也愿意进行交流和商讨。我们继续呼吁两岸早日实现直接‘三通’，欢迎台湾各阶层人士来大陆探亲、旅游，进行各方面的交流，欢迎台湾人士来大陆投资，扩大两岸间的贸易。”【8】
2.行政权力的再分配
在国民党“十三大”完成党务方面人事调整之后，紧接着在行政方面也进行了改组，从而完成了蒋经国去世后台湾行政权力的再分配。
1988年7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李登辉提名的“行政院”组成的名单。同日，李登辉发布“总统令”，公布人事调整结果：俞国华仍为“行政院长”，任命施启扬为“行政院副院长”，许水德为“内政部长”，连战为“外交部长”，郑为元为“国防部长”，郭婉容为“财政部长”，萧天赞为“法务部长”，陈履安为“经济部长”，毛高文为“教育部长”，郭南宏为“交通部长”，钱复为“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化鹏为“蒙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广顺为“侨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余玉贤为“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夏汉民为“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郭为藩为“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马英九为“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昆辉、沈君山为“政务委员”，钱纯为“行政院秘书长”。吴伯雄为台北市长。
这次内阁改组，调整幅度之大为多年来罕见。改组后的“内阁”成员平均年龄由原来的61岁降到58岁，一些国民党第三代“新星”出任重要职务。在“行政院”主要机构8部2会的主管中，台籍人士由上届的3名增至5名，表明国民党“本土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此次“行政院”改组，俞国华虽为“行政院长”，但他是“奉命”组阁，“阁员”全都由李登辉决定。从内阁的组成来看，完全符合李登辉的用人之道。李登辉乃“技术官僚”出身，喜欢专业人士，对“政客”不满，因而在“内阁”调整时起用大批“技术官僚”。
蒋经国去世之后，台湾政坛就掀起了“倒俞”风潮，在国民党“十三大”前夕，以赵少康等为首的国民党“少壮派”联署发起“倒俞”运动，要求俞国华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而且，“十三大”的选举中，在李登辉提名的180人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俞国华排名第三，仅在国民党元老谢东闵、孙运璇之后，而选举结果俞国华被排在第35名。在这种情况下，李登辉为什么还让俞国华任“行政院长”呢？李登辉的目的有两点：第一，利用俞国华封杀李焕组阁的机会。李焕在国民党内素以“开明派”自居，在国民党“十三大”上，他以得票第一当选，而且李焕的党务系统有多人以高票当选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李焕系统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俞国华等受到挫败，李登辉将受到威胁。俞国华如果下台，势必由李焕组阁，李登辉深恐李焕任“行政院长”后会难以驾驭，倒不如维持现状，由俞国华与李焕对立，以收党政两大系统互相制衡之效。第二，利用俞国华的“空头院长”来巩固总统权力。虽然俞国华声誉不佳，但对“总统”的声望必无影响，因而李登辉不必担心俞国华对自己构成威胁，相反，正可利用俞国华虚位机会，将“内阁”成员大批更换，使其成为李登辉实控的“内阁”，从而稳定“总统”的地位。
由此可见，此次“行政院”改组，是“二李”相争的一种表现。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受益的是李登辉，吃亏的是李焕，而俞国华则是替罪羊。但是，台湾政坛上“二李”相争的局面并未就此结束。1989年5月，迫于日益强烈的“倒俞”呼声，俞国华向李登辉提出辞职要求，李登辉接受了俞国华的辞职，并提名李焕继任“行政院长”。
（三）国民党的分裂与“新党”的诞生
1.国民党内正、副“总统”选举之争
1990年3月，李登辉继承的台湾第七届“总统”任期将满，需要重新进行“总统”选举。在国民党内，围绕着“总统”、“副总统”的选举问题，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并形成了以拥李（登辉）还是反李来区分的所谓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
1990年1月31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会议从“维护党内团结”和“巩固领导中心”出发，一致签名拥护李登辉竞选连任“总统”，“总统”候选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因此，在新一轮的权力角逐中，各派力量竞争的重点是“副总统”候选人问题。
2月11日，国民党召开十三届临时中央全会，推选正、副“总统”候选人。与会人员对李登辉作为“总统”候选人问题没有太大分歧，但对“副总统”候选人问题看法不一，李登辉则提议李元簇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会议一开始，在推举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方式上发生了争论。以李登辉、宋楚瑜为首的“拥李派”（即“主流派”）主张以传统的起立方式通过，而以林洋港、李焕、蒋纬国、郝柏村为首的“反李派”（即“非主流派”）要求用体现民主精神的票选方式来推选正、副“总统”候选人。最后，会议通过了“拥李派”的方案，以起立、举手表决的方式确定李登辉、李元簇为正、副“总统”候选人。
虽然临时中央全会决定了李登辉、李元簇为正、副“总统”候选人，但“非主流派”仍以多种方式同“主流派”进行斗争。临时中央全会之后，一些“资深国代”对李登辉的做法表示不满，坚持联署林洋港、蒋纬国为另一组正、副“总统”候选人。2月28日，部分“资深国代”正式宣布推举林洋港、蒋纬国为正、副“总统”候选人，并成立了“竞选总部”。林洋港、蒋纬国二人则表示“候选不竞选”。李焕对林洋港、蒋纬国表示支持。面对“非主流派”的攻势，李登辉一方面用各种手段拉拢、分化“非主流派”，并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辅选；另一方面，又央请陈立夫、谢东闵、黄少谷、袁守谦、倪文亚、李国鼎、蒋彦士、辜振甫8位国民党元老出面调停，以平息党内纷争。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最终林洋港、蒋纬国宣布放弃竞选。
此次正、副“总统”选举之争虽以“主流派”获胜而告终，但却进一步加深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3月21日，李登辉、李元簇正式当选为台湾第八届正、副“总统”。
2.“行政院”再次改组
1989年6月，李焕出任“行政院长”，台湾开始了“双李体制”。在李焕任“行政院长”期间，以“二李”为首的两大派系在大陆政策、“台独”等一系列问题上均有分歧。国民党内的权力和政策之争交织在一起，斗争更加复杂。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李焕所把持的党务系统，对党务系统实行大换血、大清洗。李登辉在1990年4月当选“总统”之后，又提出要改组“行政院”，踢开李焕，让“参谋总长”郝柏村任“行政院长”。从李焕方面来看，李焕对任期内许多事情不能做主也深表不满。1990年5月，李焕辞职，郝柏村继任“行政院长”。
郝柏村是一位职业军人。1917年7月出生于江苏盐城，毕业于黄埔军校12期炮班，后入陆军大学、美国陆军高级炮校、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深造。1961年任台湾少将师长，1963年任军长，1966年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后来又陆续担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等职，军衔为四星上将，是台湾军方的实力人物。
李登辉用郝柏村任“行政院长”是一步很高明的棋：
第一，可以利用“非主流派”的军事强人郝柏村来平息“非主流派”人士对“行政院长”人选的争夺，进而分化瓦解“非主流派”。
第二，可以从郝柏村手中夺回军权。郝柏村的势力在台湾军方盘根错节、实力强大，李登辉想从郝柏村手中夺取军权并非易事，让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则可乘机夺回军权。
第三，可以利用郝柏村反“台独”、反共的特点来减少对李登辉政权“台独”倾向的指责，并利用郝柏村来对付大陆。
“行政院长”确定之后，在“内阁”人选上，李登辉与郝柏村也达成了临时的妥协：郝柏村提议让陈履安出任“国防部长”，王建煊出任“财政部长”，李登辉表示同意；李登辉提议由连战任台湾省主席，黄大洲、吴敦义分别出任台北市长、高雄市长，郝柏村也表示赞成。
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的好景也不长。李登辉与郝柏村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都产生了意见分歧。1992年底到1993年初，李登辉又掀起了“倒郝风潮”。1993年2月，郝柏村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连战出任“行政院长”。
连战接任“行政院长”后，对“内阁”进行了改组。新“内阁”主要成员如下：“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内政部长”吴伯雄，“外交部长”钱复，“国防部长”孙震，“财政部长”林振国，“教育部长”郭为藩，“法务部长”马英九，“经济部长”江丙坤，“交通部长”刘兆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章孝严，“经建会”主任委员萧万长，“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昆辉，“政务委员”有郭婉容、王昭明、黄石城、夏汉民、丘宏达，“行政院秘书长”李厚高，“台湾省政府主席”宋楚瑜。
在“行政院”改组之后，李登辉又实行“五院革新”，对台湾当局的高层权力结构进行大调整。调整后李登辉对台湾高层人事布局的安排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施启扬，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许水德，“行政院”院长连战，“立法院”院长刘松藩，“司法院”院长林洋港，“监察院”院长陈履安，“考试院”院长邱创焕，台湾省政府主席宋楚瑜，“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焦仁和。
经过这几次调整，“中生代”全面接班，大陆籍人士进一步退出权力核心，“台湾籍”本土势力大幅增长，李登辉全面掌控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
3.修改“宪法”，实行“宪政改革”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把其在大陆时期的“法统”及相应的机构，如“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均搬到台湾，并且长期不进行改选，因而被人们讥笑为“万年国代”、“万年国会”。20世纪70年代以后，为了缓解“资深民代”严重老化及岛内民主化运动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国民党当局进行过小规模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但仍不作全面的改选，由此又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李登辉继任“总统”后，其在国民党“法统”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决定实行“宪政改革”。
1990年6月28日至7月4日，台湾当局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召开“国是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的代表、民进党的代表、无党籍人士和其他方面的代表，共141人。李登辉出席了开幕式、闭幕式。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就“国会改革问题”、“地方制度问题”、“中央政府体制问题”、“宪法（含临时条款）修订方式有关问题”及“大陆政策及两岸关系”等五项议题达成如下共识：①“中央资深民意代表”应全部退职；②地方自治应以民选、自主为基本要求；③现行“总统”选举方式应予改进；④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⑤制定“开放”与“安全”兼顾的阶段性大陆政策，从速设立专职的政策机构和授权的中介机构。这次会议为“修宪”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这次宪政改革从1991年正式开始，到1997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先后进行了四次“修宪”。通过四次“修宪”，台湾当局的基本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1年4月，台湾进行第一次“修宪”。为了落实“国是会议”的精神，1990年7月11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成立由“副总统”李元簇任召集人的“宪政改革策划小组”。“宪政改革策划小组”下设法制与工作两个分组。“法制分组”负责“宪法”修订及修订程序之研拟；“工作分组”负责有关“宪政改革”意见之搜集、整理、分析并负责与有关机关、政党就“宪政改革”事项进行协商与联系。“宪政改革策划小组”经过多次开会研究，提出了“宪政改革”的基本方案，并报国民党中央通过。
1991年4月8日至24日，台湾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在台北市阳明山中山楼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539人。由于朝野会前在有关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在开幕会上又发生冲突，民进党的代表大打出手，会场一度十分混乱。4月22日，会议在“不改宪法，只增条文”的原则下，通过了10条“宪法增修条文”。其主要内容有：
（1）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动员戡乱时期的有关法律适用到1992年7月31日止；
（2）赋予包括“国代”、“立委”和“监察委员”在内的“第二届中央民意代表”产生的法源，规定除以“全国不分区”和“侨选”产生外，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人民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新一届“国代”应于1991年12月31日前选出，新一届“立委”和“监委”应于1993年1月31日前选出；
（3）对“宪法”作了一些修正，如赋予“总统”“紧急命令权”和“对国家安全大政方针”的决定权，赋予调整两岸关系有关“立法”的“法源”等。
4月30日，李登辉在“总统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自5月1日零时起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同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将新通过的“宪法增修条文”颁布实施。
第一次“修宪”完成后，国民党即于1991年8月14日成立“第二阶段宪改策划小组”，开始推动第二次“修宪”。小组总召集人仍由李元簇担任，下设研究分组（召集人为施启扬）和协调分组（召集人为蒋彦士）。小组多次召开会议，提出了“修宪”的基本设想，报请国民党中央讨论。1992年3月14日，国民党十三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了“党版修宪案”——“对第二届国民大会临时会代表同志政治任务之提示”案。
在这个过程中，1991年12月21日，台湾当局举行了第二届“国大代表”选举。这次选举共需选出325名“国大代表”，其中225名由台湾本岛及澎湖、金门、连江（马祖）等58个选区分别选出，另80名“不分区代表”和20名“侨选代表”则以“政党比例制”依各政党得票率按比例分配产生。投票结果：国民党共得254个席位（含区域代表179席、不分区代表60席及侨选代表15席），占总席位的78.15%；民进党获得66个席位（含区域代表41席、不分区代表20席及侨选代表5席），占总席位的20.13%；“全国民主非政党联盟”获得3个席位；无党籍人士获得两个席位。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共得到254个席位，再加上“增额国代”64席，总共拥有“国大代表”318个席位，占“国大代表”总席位（403席）的78.9%，超过了通过“宪法修正案”所需的3/4多数，牢牢掌握了第二阶段“修宪”的主导权。
1992年3月20日，台湾当局在台北阳明山中山楼召开“二届国大”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和通过“修宪”方案。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至18条。
新增修条文的主要内容有：
（1）改变“总统”选举制度，扩大其权力。条文规定“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选举”，改变了原“宪法”由“国代”选举“总统”的规定，“总统”任期由6年缩短为4年；提高“总统”罢免案、弹劾案的门槛设计，将原规定的“国代”罢免“总统”需代表总人数1/6提议、半数同意，改为总人数1/4提议、2/3同意，原规定的“监委”弹劾“总统”需1/4提议、半数同意改为半数以上提议、2/3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2）调整“国民大会”的职权和任期。条文规定，“国大”对“总统”提名的“监察院”、“考试院”、“司法院”三院人选行使人事同意权，并可听取“总统”的“国情报告”，检讨“国是”、提供建议；“国大代表”任期由6年改为4年。
（3）“监察院”重新定位，由纯“民意机构”变为“准司法机构”。条文规定“监委”的产生方式由原来经省、市议会选举，改为由“总统”提名、“国大”同意；“监委”人数减为29人；“监院”职权主要是弹劾、纠举、审计三权，删去其对大法官、“考试委员”等的人事同意权；删除“监委”原有的言论免责权、免纠弹权及除现行犯外的免逮捕权，等等。
（4）“司法院”设“宪法法庭”。条文将原“行政院政党审查委员会”审查政党是否“违宪”的规定，改为在“司法院”设立“宪法法庭”，审理政党“违宪”及解散事项，将政党活动纳入法制轨道。
（5）调整“考试院”职能，规定其职权为主管“国家专办之考试”、“公务人员之铨叙”及保障、抚恤、任免、升迁等；删除原来的按省区规定名额的考试制度，改为不分省区通过考试公开选择。
（6）省市长及省市议员民选。即将原“宪法”规定的地方自治的选举范围由县市级扩大至省市级。
通过上述内容可知，这次“修宪”对台湾政权结构的影响是很大的。
由于在第二次“修宪”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如“总统”选举方式等，未能解决，所以国民党在第二次“修宪”之后，继续推动第三次“修宪”。1992年6月，国民党成立“宪政研究小组”，由全体党籍“国大代表”组成，许水德任召集人，下设4个研究分组。12月22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成立“宪政策划小组”，由李元簇任召集人，成员包括郝柏村、林洋港、连战、蒋彦士、邱创焕、刘松藩、施启扬、许水德、宋楚瑜、陈金让、饶颖奇、谢隆盛等13人。会议决定将“以国大为修宪主体”、“不动宪法本文，仅延续第二次尚未完成的部分”作为第三次“修宪”的原则，确定新一轮“修宪”的主要内容是“总统”选举方式、“立委”任期调整、“行政院长”副署权问题及“国大”重新定位等问题。1994年4月22～23日，国民党召开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党版修宪案”。
1994年5月2日，台湾当局在台北召开“二届国大”第四次临时会议。7月28日，会议完成了“修宪”案的三读程序，通过了新的“宪法增修条文”。
这次“修宪”对前两次通过的“宪法增修条文”作了一些改动，除取消“行政院长副署权”外，还明确规定“总统”、“副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同时，大大增加了“总统”罢免的难度：将“总统”的罢免程序由原来的“国代”总额1/4提议、2/3同意，改为经“国代”总额1/4提议、2/3同意，并须经“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总额过半数之投票、有效票过半数同意罢免”方能通过。在“国大”的职权问题上，新条文除保留“国大”原定职权外，还规定自“三届国大”起设“议长、副议长”，“议长”于集会时主持会议，对外代表“国大”等。
通过前三次“修宪”，台湾当局完成了从“总统”到各级行政首长、各级“民意代表”均由台湾地区居民民选的“立法”程序，并将“中华民国”的实际统治区域限定在台澎金马地区，初步形成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新“宪政”架构。为了进一步完善“宪政”，台湾当局决定再次进行“修宪”。
1997年5月至7月，台湾当局在第三届“国民大会”上进行了第四次“修宪”。7月18日，第三届“国民大会”三读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此次新的“宪法增修条文”最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
（1）关于“中央政府体制”的调整。新的“宪法增修条文”规定：“行政院长”由“总统”任命，不需经“立法院”同意；“立法院”须经全体“立法委员”1/3以上联署，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不信任案如经全体“立法委员”1/2以上赞成，“行政院长”应提出辞职。
（2）关于“省政府体制”的调整。新条文规定，省设省政府，设主席1人、委员9人，由“行政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省设省谘议会，谘议会议员由“行政院长”提请“总统”任命；台湾省议会议员及台湾省省长选举自第十届台湾省议会议员及第一届台湾省省长任期届满日起停止办理。
此外，新的“宪法增修条文”还包括一些其他内容：“总统”发布“行政院长”与依“宪法”经“国民大会”或“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员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无须“行政院长”副署；“立法委员”自第四届起人数为225人；“司法院”设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国民大会”同意任命之，并自2003年起实施；“司法院”预算独立，“行政院”不得删减；取消教科文预算下限；肯定多元文化，积极维护发展原住民族语言及文化；依民族意愿，保障原住民族的地位及政治参与。
总的来看，新条文突出了“总统”在“中央政府体制”中的作用，将原“宪法”偏向“内阁制”的精神修改为偏向“总统制”，这是对“五权宪法”的重大改变；“冻省”的规定对台湾当局的行政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4.新党的诞生
1989年8月，国民党内一些“新生代”的代表人物赵少康、郁慕明、李胜峰等人发起、组建了国民党内一个新的派别——“新国民党连线”，其成员主要是“增额立法委员”。不久，朱凤芝、萧金兰、沈智慧、陈癸淼、王滔夫、周荃等人相继加入。“新国民党连线”的宗旨是促进国民党的政治革新，适应政党政治的发展，以维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新国民党连线”成立后，在国民党内的历次政治斗争中，由于其鲜明的“反主流派”和反“台独”色彩，逐渐成为国民党“非主流派”的代言人，与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国民党“主流派”通过内阁改组、国民党“十四大”权力再分配等一系列步骤，加紧排挤和打压“非主流派”，使“非主流派”在国民党内的处境日益艰难。同时，国民党“金权”政治泛滥，腐败成风，再加上李登辉上台后与民进党合作搞“台独”，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新国民党连线”决定离开国民党，另组新党。1993年8月10日，“新国民党连线”的核心人物赵少康、郁慕明、李庆华、周荃、陈癸淼、李胜峰等人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退出国民党，组建“新党”，“立法委员”王建煊也在会上宣布加入新党，并与上述6人一起担任新党发起人。8月22日，新党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党章，选举产生了负责人。8月24日，台湾“内政部”正式核准，使新党成为台湾岛内第74个政党。
新党在8月10日公布的《组党宣言》中表示：新党是“小老百姓的代言人”；是“以国会为中心，以民意为导向，以选举为手段的民主政党”；“认同孙中山先生的理想，追求民族统一、政治民主、民生均富的目标，坚守公义、平等、和平、安全、务实、干净的原则”；新党“不设主席、中常委、中执委、中央委员等官僚职位，只设召集人，负责召集主持会议，依民主程序、集体决策。”“组党宣言”还阐述了“新党”的基本政策主张：
（1）“壮大中华民国，保障台海安全是最高准则。”
（2）“三党合作一致对外，相互监督，避免台湾被出卖，积极与中共展开谈判。”具体内容包括“拓展国际生存空间，重回国际舞台”；“开放两岸直航、促进全面交流”；“保障台商权益，争取大陆市场”；“建立互利共生的大中华经济圈”。
（3）“确立权责相符，受国会监督的直接民选总统制，避免独裁。”
（4）“各族一律平等、推动系列人权法案、保障人权。”
（5）“改征兵为募兵，裁减兵不减官，储备整军干部的精兵政策。推动国防科技化、现代化，确保安全。”
（6）“设立直属行政院之廉政总署、推动系列阳光法案，贯彻反贪污、反腐化、反特权。”
（7）“反金权、不反商。尊重守法守份的企业家、生意人。使他们不受刁难，全力支援中小企业，要做他们的后盾。”
（8）“规划照顾弱势团体的社会福利政策，保障小老百姓的生活。”
新党的党章共分10章34条。其主要内容有：宗旨——“让人民有更好的日子过”；党员——“凡认同新党并登记者为新党党员，未登记者为精神党员”；组织机构——“全国组织设置立院委员会、国大委员会及全国竞选暨发展委员会”。这三个机构是平行组织，其召集人共同为新党负责人，任期一年，不得连任。此外，在地方成立“竞选暨发展委员会”；监督机构——在“全国竞选暨发展委员会”设“廉政勤政委员会”。其中，“全国竞选暨发展委员会”总领组织行政事务，以赢得选举胜利为目的，设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2人，召集人1人。
新党负责人是赵少康（“全国竞选暨发展委员会”召集人）、陈癸淼（“立院委员会”召集人）。此外，王建煊是“廉政勤政委员会”召集人。
新党成立后，台湾社会上不少对国民党不满、对民进党不放心的民众有了新的政治寄托对象，新党群众基础进一步扩大，新党的势力获得较快的发展。在1994年1月进行的台湾县市议员选举中，新党实现了“零”的突破，共得到了8席县市议员席位；在1994年12月进行的台湾省市长及省市议员选举中，新党当选2席省议员、11席台北市议员和2席高雄市议员，得票率也跨过所谓“政党门槛”的5%，共获得81万张选票；在1995年12月进行的第三届“立委”选举中，新党总计获得122万张选票，得票率为12.95%，攻下了21席“立委”；在1996年3月进行的第三届“国大代表”选举中，新党当选46席，共获得142万张选票，得票率升至13.67%。经过几年的发展，新党成为国民党和民进党之外的第三大党。后来，在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双重打压下，新党的政治空间急剧缩小。
5.国民党“十四大”的召开
1993年8月16日至22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2498人，其中正式代表2100人，列席代表398人，是历届国民党代表大会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政纲》、《中国国民党党章修正案》、《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党务发展纲领》、《厚植国力积极推动国家建设》、《中国国民党现阶段政治任务之提示》等议案，规定了国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会议选举了新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会议选举李登辉为国民党主席，李元簇、郝柏村、林洋港、连战为副主席；选举了210名中央委员和105名修补中央委员。在8月23日召开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31名中央常务委员。在31名中常委中，俞国华、李焕、蒋彦士、邱创焕、刘松藩、辜振甫、施启扬、许水德、宋楚瑜、陈金让、郭婉容、吴伯雄、钱复、孙震、陈田锚是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指定的中常委；徐立德、黄大洲、萧万长、关中、简明景、王金平、宋长志、吴敦义、章孝严、周世斌、陈健治、黄昆辉、谢隆盛、谢深山、宋时选、李钟桂是由中央委员票选的中常委。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为许水德，副秘书长为谢深山、李钟桂。
这次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与过去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国民党主席的选举方式有了变化。过去，党主席是以与会代表“起立鼓掌”的方式产生的；这次大会改由全体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直接选举产生。其次，这次党代表首次增设了副主席。再次，中常委的选举也改变了过去“包裹通过”的方式，31名中常委有15名由国民党主席指定产生，16名由中央委员选举产生。
国民党“十四大”完成了“中央领导核心”的世代更替，中央委员、中央常委的调整幅度均是国民党退台后最大的一次。在210名中央委员中，有123人是新任的；在31名中常委中，有19人是新当选的。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大批的“新生代”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使国民党中央实现了年轻化。新当选的31名中常委，平均年龄从上一届的67.8岁降为60.7岁；210名中央委员的年龄也普遍降低。第二，“本土化”的特征更加明显。台籍官僚已经成为国民党权力核心的主体，大陆籍官僚更加处于从属地位。在31席中常委中，台籍人士占18席；在210名中央委员中，台籍人士有116人。第三，军方退出党的权力核心，“民意代表”及工商界人士增加。出席大会的军系党代表均为少将级以下人员，现役将领无人参选中央委员，仅有6名退役的军系人士进入中央委员会、1名进入中常委，与上一届21名高级将领出任中央委员相比，军方人士的比例大大降低。与此同时，民意代表和工商界人士则大幅度增加。在31席中常委中，有民意代表10席；210席中央委员中，有民意代表身份者占78席。在210名中央委员中，工商界及有工商界背景的达24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