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国民党败逃台湾
（一）国民党迁往台湾
1948年9月到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土崩瓦解、丧失殆尽。国民党内外交困，失败已成定局。蒋介石看到大陆局势难以扭转，开始作退守台湾的种种安排。蒋介石把台湾作为落脚之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
（1）台湾远离大陆，便于据守。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位于大陆东南100多公里的海面上，与大陆隔着台湾海峡遥遥相望。当时人民解放军没有海军、空军，既无制海权，也无制空权，更缺少渡海工具。台湾海峡是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巨大天然屏障。这种有利的地理环境，易于给仓皇败退至此的国民党军队以喘息之机，也易于蒋介石在此设置“流亡政府”，做“反攻大陆”的美梦。
（2）台湾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台湾省面积3.6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本岛、澎湖列岛等80余个大小岛屿。岛上有被誉为“台湾三宝”的米、糖、茶三大物产，有四季不断、品种繁多的水果，有相当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森林面积总和的“森林宝库”，有200多种已探明的地下矿藏，还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适应，台湾又是较早兴办洋务、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的地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后，在50年的时间内，为榨取台湾人民的血汗与掠夺台湾资源，进行了广泛的投资，使发电、钢铁、机械、化学、金属等工业逐渐增长。交通、金融事业也很发达，农业亦有一定基础。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接管了台湾的一切设施与行政权。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较先进的工业、交通基础成为国民党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3）败退台湾可以同美国进一步勾结，争取“美援”。尽管美国企图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但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贯立场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这一点蒋介石比别人看得清楚，所以在美国发表弃蒋的白皮书时，蒋介石并未公开指责美国，从而为后来的美蒋再次合作埋下了伏笔。
（4）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大陆上没有蒋介石能够落脚的地方。形势的发展逼着蒋介石不得不作撤离大陆、逃往台湾的准备。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蒋介石下决心经营台湾，把台湾作为自己的反攻大陆的根据地。为此，他为撤往台湾作了种种准备。
首先，1948年12月24日，他指派心腹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2月29日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随后又任命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总揽台湾的党政军权，这是蒋介石为退守台湾所作的人事安排。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密切。早在黄埔军校建立之初，陈诚就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据台湾出版的《陈诚传》记载：某夜蒋介石巡视营房，发现陈诚天未黎明就在阅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陈诚此举深得蒋介石嘉许。后来在东征、北伐诸役中，陈诚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到1928年就被提升为中将警卫司令。此后，陈诚官位直线上升，到抗战胜利时他已是四星上将，在黄埔系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陈诚还有一个别人不及的地方，即代老蒋受过。所以在陈诚打了败仗，国民党中许多人提出杀陈诚以谢天下时，蒋介石不仅保他过关，并委以接管台湾、为其准备退路的重任。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事前对此举竟一无所知，以至于气得他老婆郑毓秀破口大骂说：“我们做得这样好，换人也不告一声，真是个老混蛋！老混蛋！”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一职后，在台湾实行戒严、加强防务、整编军队、实施地方自治等，为国民党退台创造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
其次，蒋介石又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从1948年12月1日起，蒋介石集团开始劫运大量黄金、白银去台湾。共从原属上海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里，将黄金277.5万余两、银元1520万元，分三批运往台湾。第一批，也是主要的一批于1948年12月1日午夜由上海装运。这批黄金总数为200.4万余两，由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装载，并由海军总部派“美盛”号军舰护送，运至基隆登陆。第二批运走黄金57.3万余两，仍由“海星”号装载，“美盛”号护送，在厦门登陆。1949年5月17日，汤恩伯遵蒋介石命亲自派人用武力从中央银行劫走了黄金19.8万余两、银元120万元，同时运往台湾的还有1520万银元。此外，还有1537.4万美元存进美国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户。蒋介石此举可谓是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这个举动对“代总统”李宗仁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使李宗仁无法维持其统治；另一方面，这也可以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创造一定的经济条件。蒋经国后来也承认说：“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弥补财政和经济，早已不堪设想了。”据“代总统”李宗仁后来回忆说：“（自1948年8月）金元券发行之时，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称国库所存金钞其值3.35亿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所得，若以海外比值论，尚不止此数。与此同时，国民党还抢运了大量的珠宝、文物等。仅北平、南京的文物就被运走5000多箱。
再次，在国民党节节败退之时，蒋介石就已将其嫡系部队收缩到东南沿海一带，为其在台湾建立所谓“反共基地”作安排。
1949年5月6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蒋介石偕蒋经国由上海转到浙江定海，5月17日飞往澎湖马公岛，26日飞往台湾冈山再转高雄。6月，蒋介石迁居台北草山（阳明山），并设立总裁办公室，下设8个组及1个设计委员会，专责发布党务命令。7月，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及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以代替中政会。
1949年12月7日，蒋介石颁令，国民政府“迁设”台北。
1950年2月，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向居住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性的电文，要他3日内返回台北，否则就被视为放弃“代总统”职权。中央非常委员会并且要求蒋介石复职。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3月15日，“行政院”改组，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接着，蒋介石又任命周至柔接替顾祝同任参谋总长，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王世杰为“总统府”秘书长。自此，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机构陆续建立起来了。
（二）台湾的危机
1.国民党退台之初，整个台湾岛人心惶惶，到处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气氛
身为党政要员的张道藩后来描述从广州逃台后的心情时说：“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为党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性命。希望能有一两个月的安定静养，使精神身体略为恢复或还能再鼓起勇气，为党国作最后的奋斗。如果老是这么拖下去，我真有自杀的可能。”
不仅张道藩如此，蒋介石亦有同感，他在圣诞节的日记中写道：“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
许多追随蒋介石多年的党政要员们，竞相逃往海外，“自己放逐自己”。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在被陈诚取代后，乘机潜往巴西，过起了公寓生活。政学系重要人员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也未同蒋赴台，而是滞留香港，以待时局变化，再作进一步打算。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也深感国民党无力回天，早在国民党败退前辞去广东省省长的职务，偕夫人张乐怡转道香港赴巴黎“治病”，后又声称为“家庭事务”移居美国。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于1948年就同他闹翻了，负气离开大陆，继续在美国经营他的银行业。非嫡系的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龙云等人害怕去台湾凶多吉少，故而举家迁港。更有许多要员逃得无影无踪。此时的国民党，真可谓树倒猢狲散。就连蒋介石本人也无可奈何地承认：“这次大陆反共军事悲惨的失败，并不是共匪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足够打败我们国民革命军，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致……戡乱失败的最后一步，还是在党的失败。”
2.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进一步加剧了台湾的军事危机
国民党军队陆续由大陆撤至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及沿海诸岛者约有60万人，其中有过作战经历的也就一半左右。对于这些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陈诚传》的作者认为：“由大陆撤来的部队，不但不能增加防御力量，甚至还有内部的危机。”蒋介石也哀叹道：“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的确，未经整补训练的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抵抗人民解放军对台岛的凌厉攻势。国民党军队的许多机构官多兵少，或有官无兵。更有甚者，官兵成分极端复杂，在职业军人中，混杂着从大陆裹胁来台的农民、渔民及流亡的学生。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指挥的海军仅有3.5万人，舰艇也不过50多艘，且缺乏维修零件。空军为蒋介石嫡系周至柔所控制，约有官兵8.5万人，各型飞机400架，而实际能作战的飞机仅占总数的一半左右，且汽油储存量也只够用2个月。
上述陆、海、空三军的兵力，分散在南起海南岛、北至舟山群岛的万里海疆之上，战线太长、兵力分散，装备训练欠佳，供给也十分困难。海防松弛更是台湾防务的一个致命弱点。人民解放军在占领大部分大陆之后，集结重兵，时刻准备着渡海作战。
早在1949年3月15日，“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战斗号召，就已在新华社的时评中出现过。同年9月，在人民解放军追歼国民党残敌之际，“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的口号又见于《人民日报》。10月15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金门战役，以三个团兵力攻上金门岛，守岛国民党军队拼死顽抗，在陆、海、空的立体反击下，人民解放军渡船被毁，后继部队无法增援，苦战三昼夜之后，大部壮烈牺牲。
金门之战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次严重失利，但此战的失利并未影响到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的士气。11月15日，人民解放军总部重申“向全国进军”与渡海作战的立场。1950年4月16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横渡琼州海峡，在海南登陆。惊惶失措的蒋介石急令守卫舟山群岛的12万余人撤往台湾。一连串的大撤退，使失败主义空气更加弥漫于台湾全岛。岛内许多人士议论，人民解放军下一个进攻目标，必将是台湾孤岛。当时，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反复研究台湾现状与前途，断言在美国不出兵援助的情况下，台湾将在1950年陷落。看来此言并非无稽之谈。100多公里宽的台湾海峡，300年前荷兰人抵抗不了郑成功的水师，如今蒋家军又怎么能挡住兵强马壮的人民解放军呢？
3.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不仅面临着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而且在“外交”方面也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
国际舆论一般认为，蒋介石集团在台湾苟延残喘的时日已屈指可数。“撤退来台的外交使节，寥若晨星。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甚至蒋介石最主要的外交盟友美国，也在危难时刻抛弃了他。
南京国民政府于1949年4月南迁广州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逗留，并未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同年8月，美国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之白皮书，旨在说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并非是美国的责任，而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军事首领“指挥不当”。白皮书的结论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不是因为美援的不足造成的”，而是咎由自取。蒋经国对这份白皮书的评价是：“说得难听一点，无疑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
白皮书公布后，毛泽东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一系列文章，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国民党党内也强烈要求批判白皮书。蒋介石深知保台湾要靠美国，只好采取给人打断门牙也吞下肚的办法，回答说：“不必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南京政权垮台之后，白宫数度集会，讨论对华新政策。当时白宫会议分为三派意见：
一派是以塔夫托·诺兰等人为代表的共和党反对派，力主出兵，武力保台。1949年12月，史密斯同诺兰联袂飞东京，会晤驻扎在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他用军事行动，挽救即将陷落的台湾。
另一派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核心，反对武力保台。他们认为台湾的确有很重要的战略价值，失去台湾，菲律宾和日本都将受到威胁。但美国防守的重点在欧洲，如果将台湾与冰岛相比，显然后者更为重要。战后美国总兵力因复员已减至不足120万人，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出兵保台实属力不从心，也不足取。他们建议派几艘军舰停泊在台湾港口表示姿态，或给国民党少量的军事援助，以保持台湾的地位。
第三派意见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他认为国民党政权已不可救药，主张不再给蒋介石以支持。艾奇逊告诫军方，应当承认共产党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完全由于其自身腐败无能。他认为援助蒋介石丝毫不能挽救国民党的灭亡，反而会促使中国仇美亲苏，有损于美国的利益。在防务上，美国已不那么真正需要台湾了。他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眼光要放远一点，要吸取苏联1927年被逐出中国、过了22年才恢复对中国影响的教训。
三派意见争论不休，各不相让，最后交总统杜鲁门裁决。杜鲁门支持艾奇逊的意见。对于此事有舆论称，杜鲁门支持艾奇逊是因他记恨两党竞选时，蒋介石曾派陈立夫去美以金钱支持杜威竞选，现在他仍在泄私愤。此话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也不尽然。杜鲁门之所以不肯出兵保台，是因为此时找不到任何出兵保台的借口，同时也想为将来与中共打交道留条后路。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将美国对台政策正式公之于众。杜鲁门宣称：“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1月12日，艾奇逊在《中国的危机》的演说中，讲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到菲律宾，但未提到台湾。
美国政府抛弃台湾的宣言，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美国还宣布自台湾撤退侨民。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后来回忆说：“政府迁台之初，美国只有一个总领事馆在台北。”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而且，美国官员抵台后总是坐在他们的旅行箱上，等候随时撤退的命令。看来，杜鲁门是存心坐视蒋介石“自生自灭”了。
在美国政策的影响下，英国率先正式与国民党政府绝交，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陆续有许多国家与国民党断绝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外国使节仅有南朝鲜。《蒋总统的一生》的作者吴一舟写道：“所有外国使馆人员及侨民均已离开台湾，认为台湾沦陷的命运，已无可挽救。”
4.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虽说台湾是一个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若与本身经济发展需要及人口状况相比，台湾的自然资源终归显得不足。台湾原本是我国人口密度较大的省份之一。1947年台湾省人口为624万多人，到1950年增加到79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人口的迅速增加，各种资源供不应求的状况使台湾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国民党退台后又带到台湾近200万军政人员及家属。这些人的到来，对于生产遭到破坏、物资奇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台湾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根据台湾省政府颁布的平均物价指数，台湾1949年的物价是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7000余倍。另据台湾经济界人士严演存先生计算，涨幅不止于政府公布的数字。他记得当年小贩在巷口唱：“油炸包散子，每只八千块，要买呵，快买呵！”而抗战胜利那年，此类小食，每只不过一两毛钱。严先生说，就此项物品而言，涨幅是4～8万倍之间！民众百姓，已苦不堪言。
战乱时期远走他乡的人，多半都将金银细软带在身边。台湾人口的骤增又导致了游资充斥，并使地下钱庄应运而生。仅台北一地，当时就有几百家地下钱庄。台湾用的旧台币难免与国民党在大陆使用的金圆券有往来汇兑的情形，大陆金圆券发生动摇，台湾的金融物价也受到严重影响。加以台湾军队恶性膨胀，军费只能靠超量印发钞票应付，致使台湾又重蹈大陆通货膨胀的覆辙，经济濒临崩溃。
与经济状况一样严重的，是人心不稳。当时，有的人产生了“恐怕快完了”的心理，有的人在私下议论“天快亮了”。某些从大陆迁台的企业家，机器设备刚运到台湾，始终放心不下，又高价租船，将机器迁到南美洲了。许多政界的高层人士，都纷纷出走海外，就连在大陆盛极一时的四大家族，也都各奔一方。
江南在《蒋经国传》一书中写道：“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1950年的台湾，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很多过来人，甚至30年后，回首前尘，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
于此“风声鹤唳”之时，宋美龄去美国求取援助，在漂泊1年之后于1950年1月13日悄然返台。此时宋美龄的芳踪倩影已不再为美国人所关注，但在台岛却是一件大事。蒋经国自告奋勇，专程到马尼拉接驾。宋美龄复归支持蒋家小朝廷，对蒋介石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与鼓舞。
1949年，蒋介石的处境非常不妙，宛如狂风暴雨中的一只小船，随时有倾覆的可能。但他仍在挣扎，终于没有淹死在大海中，这大概就是他的“处变不惊”吧！
对此，蒋经国曾作过如下描述：“民国三十八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父亲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震荡；存续沦亡，决于俄顷。我们身历其境，当时也懵懵惚惚，不知不觉，恍如浮光掠影，随波而逝。可是到了今天追忆起来，闭目深思，始觉得当时国脉民命系于一发，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