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学者研究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很多。这是很可喜的现象。我对于这两种研究还没有基础知识，不敢乱说。但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上也还有许多须根本改革的地方。这个问题也非常重大。因思想是行为的动因，思想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础。中国人的思想经数千年的恶习惯的遗传，已有了很深的病。我们思想的内容与思想的法则皆有许多不合理的，一时未能打破，就是一班新学家也不能免。最显见的就有两种：（一）文人头脑，（二）直觉眼光。这两种旧学遗传的恶习惯最不适用于现在科学时代。而一班新学家亦不免此病。所以我说中国人的思想改革为当今学者最先急务。我们思想的目的与思想的法则若不根本改变，则不是彻底的新学，还是有旧学家的恶习。所以我今提出这个“思想改革”的问题，请与诸改革家共同研究。
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两个先决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讨论改革的方法。
（1）什么是思想？
（2）我们现在的思想为什么要改革？
（一）据新心理学言，我们的思想是我们自觉界中有“主动能力”的一方面，对于被动方面的“感觉”与“感觉联络”有主动的作用（广义的思想）。我们的思想顺着他“自具的法则”眷顾统摄各种纷纭直感，造成概念，判断现象，推想未来，总之即造成“经验”。所以我们思想有两方面：（A）思想的对象或内容，即感觉与感觉联络（就主观地位言），或自然境界（就客观地位言）。（B）思想法则，即逻辑Logik中的思想律令，如同法律，勿矛盾律、不容问律与充足因律。若这两方面（思想内容与思想法则）皆能完备无误，我们的思想才算合理，才算正确，才能作我们研究学理与创造事业的引导。
照此看来，我们的思想先要有周备完密的实际经验做基础，再要完全适合“思想律令”不与牴牾，然后才是“科学的思想”，不是文人的空想与笼统的直觉。我们中国现在学者的思想皆是如此么？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新学家与旧学家发表一种主张，提倡一种学术，都很少见有事前周密彻底的研究调查，事后逻辑上的周密谨严毫无矛盾。总之就是还很缺乏“科学思想的精神”。
科学思想的方法就是归纳Induktion与演绎Deduktion。此诸中国人知道的已多。但是真正彻底实行的还很少。徒然懂得是无效的。要时时刻刻，思想一事，研究一理，主张一说，都要实行这科学法则，才算是有科学精神与科学头脑。注重实际取证，不作无据之谈。这才叫做“思想”。“科学思想”就是我们人类最正当最合理最本然的思想，也是我此篇所说的思想。
（二）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为什么要改造呢？就是因为他不合科学思想的法则。有几个证据：（1）中国人思想一事，主张一义，往往不肯先去彻底客观研究，如科学家之研究自然现象，就凭着他主观直觉的见解随便说说。这根本上已不理思想原则。因为他的思想已没实际经验做基础。（2）中国人思想最欢喜依据“圣教量”。譬如儒家就引据孔孟先儒的话作千古定论，佛家就以佛说为无可怀疑，新学家就以最近著名大学者的见解为最新最好的学说。独不先去彻底考察这各种“圣教量”的理由根据。随便搬出就审论一切，解释一切，以为这种素所崇信的大学者的话就是科学上最大公例。这真是不合科学思想。所以中国学者最易于摇动，易于轻信，易于盲从。人说中国人顽固守旧，我以为中国人缺少判断力，所以容易顽固，也容易轻信盲从。都不肯去考察基础现象，研究最初概念的内蕴。辩论一理，介绍一说，都少有先将根本概念讲解明了的。譬如现在谈哲学的很多。究竟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的根本观念？恐怕没有几人能答。就是“什么叫做宇宙元理？”“我们从何知道有个宇宙元理要去研究他？”，我想现在谈哲学的很少先将这些“先决问题”研究明白的。随便就高谈最近大哲家的学说。这也是旧学家的积习，不是科学的精神。我们非改革不可！就此两端看来，我们中国人思想的法则不合“逻辑法则”、“科学法则”的也就居多。新学家还是不免。我们应当如何改革改造才好！
逻辑上思想的律令本不如科学律令、自然律令能够坚定准确丝毫不错的。我们的思想往往因遗传的旧观念、先入的成见、感情冲动，以致矛盾错误不合法则。我们要得正确的思想非有全副精神，依据实际造成明了概念，再依逻辑律令，制成正确的判断与结论。不是随意凭着直觉眼光、文人空想的脑筋或依引“圣教量”，就可以算得有学理价值的。中国人思想偏有这种习惯，所以我以为非设法改革改造不可。这种改革比社会政治改造还重要。因为全国学者的思想若是不合法，怎能改造、创造其他的事业呢？改造的方法我也想了一下，就是切实去彻底研究自然科学。有两重原因：（1）因自然科学是纯粹根据实际的学科。自然科学的内容就是我们思想的依据。（2）自然科学思想的法则是最正确最合理的思想法则。我们若常在自然科学中研究，我们的思想就自然而然的练成合法的思想了。然后我们具了这种“科学头脑”观察一切，论断一切，自就不会再流入直觉笼统、随意武断，发表些无价值的文章了。这才是真正新学家的精神。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请我国可敬的新青年注意于此！我这篇非常草率，已没有科学精神。我的朋友魏嗣銮君作了一篇《科学思想之法则》将登《少年中国》第五期，请诸君参考罢。
（原刊1919年10月10日《时事新报·学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