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之内部又刚刚经历了玄武门之变，人心浮动，内部并不稳。一旦在关中大战，败了自然是万事皆休，即使得胜，中原地区唯一一块未遭受太多兵灾的地区亦会生灵涂炭，唐朝国力军力大损，得不偿失，如果关东陇西江南岭北等地的分裂势力再次抬头的话，一个好不容易重新统一起来的大帝国将会再次分崩离析，这样高昂的代价决不是李世民所愿意承受的。因此李世民一面在便桥上利用其与突厥的特殊关系尽力离间突厥各个部落，使突厥人不能齐心攻唐，一面则采用了李靖的建议，将长安府库的金银绸缎全部搬出来贿赂突厥人。这样软硬兼施的策略终于使得突厥人打消了继续侵攻的念头，接受了唐朝提出的和约。于是双方在第二天再于便桥之上杀白马以正式会盟，约定不再互相侵攻。
一战后法国的霞飞将军说了一句名言：“这不是和平，不过是二十年的停战。”唐突的会盟亦是如此，刚刚上台的李世民就吃了突厥这么大的一个下马威，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突厥刚刚退走，唐太宗便于武德九年九月召集诸卫将卒习武于显德殿，并说：“我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战，亦望汝前无横敌。”可见李世民心中报复的念头有多么的强烈。此后每日均亲领数百士卒及将领在宫中训练，并测试他们的成绩，优秀之人则以宝刀、宝弓或金锦赏赐。此时李世民贵为天子，群臣均劝谏他不要整天出入于普通兵将之中，万一有刺客，李世民的个人安危实在得不到保障。但李世民却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于是人人奋进，几年之内均成精锐。
夜袭阴山
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励精图治，那边的突厥颉利可汗也没闲着，他也在谋求一种将国力更上一层楼的办法，可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虽然拥有强悍的武力，但是由于自身固有的缺陷注定创造不出一个与自身相适应的优秀制度，因此向有着成熟制度的民族借鉴就是一条最为简单的方法，而突厥附近有着最为成熟制度的国家便是唐朝，颉利可汗想要改变突厥制度的唯一借鉴对象也只可能是以唐为代表的中原帝国体制。因此他用了一个华人赵德言来进行改革。可是改革这种事说好说作难作，首先一旦改革就必然要打破旧势力而创造一个新格局，对既得利益者多少都会有所损害，因此必然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其次改革一定要符合国家的国情，不能一股脑的照搬，在一个国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另外一个国家就未必，如果强行实行，则必然导致人们的反对。
因此改革能否成功，这个度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而颉利可汗恰恰是没有把握好这个度，导致了改革的严重失败，这个失败导致了很大一部分的突厥人与颉利可汗离心离德，对国内的政策极度不满，加上颉利可汗又非常重用粟特胡人，这就更加损害了突厥大众的经济利益，加剧了本以改革引起的不满。当然粟特胡人的任用并不是从颉利可汗开始的，而是从大突厥汗国建立伊始就有这样的现象。因为突厥人首先是一个游牧民族，搞经济他们基本是一窍不通，可是控制了西域就等于控制了整个丝绸之路，等于是一个巨大的聚宝盆，突厥人虽然对经济不懂，但是突厥人并不笨，于是西域的原住民，在丝绸之路上作了数百年买卖的粟特胡人就成了突厥人发展经济的最好帮手，可是这其中亦有一个度的问题。
所谓“无奸不商”，作为商人自然求得是利益最大化，而粟特胡人在突厥上层占据了主要地位的话，自然会用手中的权柄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甚至达到垄断，这样普通突厥人的利益便得不到保障，甚至地位不高的贵族利益也会受到损害，因此由颉利可汗所倡导的改革彻底地失败了。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形容突厥人是一点也没错，就在改革不顺的当口，九姓铁勒与回纥、薛延陀全数叛变，颉利可汗先后派了欲谷设、阿史那杜尔，突利等三人去讨伐都不能成功，这三人在突厥都不是什么小人物，欲谷设是颉利可汗的儿子，阿史那杜尔是处罗可汗的儿子，而突利更是始毕可汗的儿子东突厥这代的正统可汗。对外征讨的失败使得突厥内部的裂痕也越来越大，突利以正统可汗的身份却要听命于摄政王颉利可汗，心中的不满由来已久，因此处处喜欢跟颉利对着干。
而颉利也不是好惹的，正好派其征讨以薛延陀为首的叛军，结果突利不但失败而归，而且因为其对统属的契丹、奚等族横征暴敛导致这些民族纷纷降唐，最后不但被颉利关了起来，还赏了一顿鞭子。这一顿好打怎能让突利不对颉利恨之入骨？此后颉利又问突利借兵，但突利不给，史书说于是两家有隙，其实哪里是有隙，根本就是刀兵相见水火不容了。这样还不算完，老天又给突厥人下了一场大风雪，号称平地积雪数尺，结果突厥部落内羊马多死，部民开始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结果导致颉利用度不给，因而又加征税，导致部落人众纷纷叛离。这个世界聪明人很多，突厥处境如此之窘迫，外人哪有看不出来的道理。恒安反王苑君璋就是一个聪明人，从隋末大乱起，此人与唐军打了无数次大仗小仗，投降以后又背叛，居然混到了贞观年间还能守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唐朝始终拿他没什么办法。因为他很聪明，所以突厥的国势江河日下就被其敏锐地察觉到，此人也很有魄力，迅速斩断了与突厥人的联系，又一次投降了唐朝。
突厥都混到这份上了，唐太宗这边整军精武也是颇有成效，照理说应该开打了，可是唐太宗却没有同意朝臣们的开战意见，说什么：“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我们现在看李世民这个说法也许会觉得他很迂腐，其实这些话都是场面话，说给外人听的。李世民之所以放弃大好机会绝不是因为什么仁义，而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突厥和唐朝并不是两个世界，突厥那边有大灾唐朝这里也好不到哪里去，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岁尾就显露出了大灾的迹象，到了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三月旱灾、蝗灾联袂而至，唐朝的粮食基地关中居然发展到了“民多卖子以接衣食”的地步，连比较富庶的关中都如此，全国其余地方可想而知，这个时候动武显然是不智的行为。
当然暂时不能动武不代表不能动别的脑筋，恒安反王苑君璋是聪明人，可是还有一个梁师都却是个死硬派，怎么都不肯归顺大唐，此时全国就他这么一个目标，自然就要把主意打到他的头上，李世民先派遣了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把梁师都所占据的夏州搞得一团乱，接着又于旱情缓解后的四月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正式讨伐梁师都。梁师都虽然拼力反抗，突厥亦全力来救，但终究不敌唐军的勇武，梁师都这最后一个割据政权终于宣告灭亡。
唐朝踢掉梁师都这最后一块绊脚石之后，北伐突厥也就提上了日程表，李世民消除了大灾影响之后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八月终于认可了代州都督张公谨针对突厥的进谏，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谨为副总管筹备谋划北伐突厥的一切事宜。到了十一月一切计划敲定之后终于正式任命并州都督李世绩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任城郡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以李靖为总帅，麾兵十余万北伐突厥，问罪的借口则是突厥人援救了梁师都，破坏了两国的和议。崛起的唐帝国正式对外发出了自己的怒吼！此次北伐诸将可谓是不折不扣的超豪华阵容，初唐顶级名将中也就李世民没有亲自上阵，其余诸将基本都是唐军将领中的精华。这唐军要北伐颉利的消息一传出，突利自然是大喜过望，颉利可汗虽然国势日衰，可是比突利那还是要强得多，两家结怨之后颉利就时不时地进攻突利，将突利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突利立刻利用这个机会入朝觐见，向李世民称臣，完全地投靠了唐朝。
东突厥是彻底的衰落了，可是俗话说“烂船还有三斤钉”，突厥现在的确很惨不错，可是颉利可汗还能带兵威胁西突厥的叶护统可汗不敢东来迎亲，其武力依然很可观，不能小觑。而颉利也知道唐军迟早要杀过来，因此对唐朝大军的动向十分警惕。可是出乎颉利意料之外的是李靖身为统帅居然只带三千人马就从马邑潜至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然后趁夜幕降临之际悍然突袭定襄城（即大利城，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二十里处），给了突厥人一个新年的“惊喜”。这一下把突厥人打得措手不及，防卫森严的突厥大本营被唐军一鼓而下，在几十倍突厥人的眼皮子底下将定襄城占领。唐太宗听到这个消息不但立刻加封李靖为代国公，并赞叹道：“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
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报吾渭水之耻矣！”仅仅这一下子，李靖的战略战术大师的身份便昭显无遗，首先正月这个时间天寒地冻，正是草枯马瘦的时节，突厥人的战马均以牧草为食，而这个天气最多只有之前预备的干草能够作为食料，马力削弱得很快。而中原马匹则是用大豆麦子等喂食，天气如何对马匹的食物来源影响不大。马匹对突厥人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削弱了突厥人的马匹等于砍掉了突厥人最为强力的武器，因此天时上唐军就占据了优势。李靖这三千人带得也非常有学问，首先为了潜行匿踪考虑，人带多了必然会暴露身份，因此只能带三千人偷袭。
李渊曾经率两千人改装冒充突厥人，获得过很大的成功，此次李靖想必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摸到了恶阳岭实施偷袭。当然少了也不行，李靖孤军犯险其实完全是一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险棋，他的原定计划其实是偷袭定襄得手之后以三千人死守定襄城，利用突厥人因为唐军兵少而轻视的心理把突厥人的主力牢牢地吸引在定襄，然后唐军主力在外合围，一举歼灭突厥人，三千人马就是保证了最低限度的战斗力。隋朝有达奚长儒两千兵马死斗沙钵略可汗十余万突厥兵，血战三昼夜，亦有李崇以三千步骑对突厥大军转战十余日，李靖出征之前想必也做好了死战到底的心理准备才能如此坚决地突袭定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