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说母亲一生受尽人世间的所有之苦——辛苦、劳苦、艰苦、痛苦。陈氏有子女五人，先后四人病殁，惟有雷震一人尚在，就成了她在这个世界上惟一“最可亲、最可靠、最可依念”的亲人。母以子贵，每次相见，陈氏总是情不自禁地将心中的缱绻情愫和寂寞之苦一吐为快。陈氏晚年最大的夙愿，就是希望自己身后也能安葬在苏州吴县太湖洞庭山。她觉得那里“风水好”，不仅九泉之下可心安理得，且“存殁均安”和“子孙高发”，这也是她后来之所以将雷锦贵和原配范氏夫人移葬在那里的缘故。陈氏每次与雷震谈及此事时，态度十分坚决。雷震表示：一定遵命办理，绝不食言。抗战八年中，雷震开始进入权力核心，在国民党内部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抗战胜利，雷震参与筹备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及同年11月的“制宪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被记者们公认为“南京第一忙人”（陆铿语），无暇顾及母亲陈氏的下葬之事。及至后来行政院改组，雷震出任政务委员，此时并无固定职责，这才得以抽身前往苏州东山数次，为陈氏踏勘墓地。在表叔丁鹤人的协助之下，总算在父亲雷锦贵墓地东面较高的一处坡地上，为母亲选定了最后的墓址。此处藏风聚气，温暖异常；枇杷树、杨梅树成林；伫立远眺，但见太湖浩瀚，水天一色，风帆上下，鸥鸟群飞，且与雷锦贵之墓遥相对望，完全符合陈氏遗命中的各种条件。1947年秋天，陈氏正式下葬于此，其墓碑由雷震老友于右任先生所书。1978年6月9日，八十二岁高龄的雷震在给老友立法委员王新衡 的一封信中，谈及母亲之惨死仍悲愤不已：
我母亲三十四岁守寡，茹苦含辛，抚养我们弟兄成人，后来兄与弟相继去世。而日寇侵华时，常到我乡骚扰，说她帮助地方上的游击队。平时敌人来时，我母亲和家人逃到后面山上自建茅屋内暂避。这一次我母亲患病不能走动，遂卧在小船中停在对面汊港里。敌人来我家搜索时，看到对面河港里有几只小船停泊着，遂发射硫磺弹烧船，家人避到田沟里，母亲不能走动因而烧死。时为民国二十七年阴历正月二十一日。我在武汉获此凶耗，曾至黄鹤楼上恸哭一场。
民国三十七年（应为三十六年，作者注）回家葬母，因见厝在石坛上的棺木业已腐朽，另换一口棺材时，看到母亲的尸体烧得只剩下几根骨头，使我又大哭了一场，因而恨透了日本人残忍成性，以杀人来满足其征服的欲望。来台后，我写了《我的母亲》一文，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刊出，本拟分作八期刊毕，不料被诬陷坐牢，《自由中国》半月刊也因而停刊。兹将已刊出的一段奉阅，请兄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
实际上，《我的母亲》是一部近二十万字的书稿，前后共八章，书名原为《对母亲的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雷震将书稿请胡适先生审阅，胡适建议书名似可改为《我的母亲》，雷震后来照办了。1960年5月14日，胡适给雷震回信说“……《对母亲的回忆》，我匆匆读了，很感兴趣。长兴与我家乡相去不过一百多公里，竟完全是两个世界，我竟不知道这个太湖、苕溪区域的情形。你的记载很有历史意味——如河南移民的一类问题。我也觉得此中记你自己的事情太多（例如第（一）章的大部分可删除）……文字似须仔细删削。
如原第一页的第一个句子，长到200多字……” 1977年9月，雷震深感生命来日无多，遂将《我的母亲》一书自费印出两百本，并注明“非卖品”，准备分送给子侄及至友作为最后的纪念。不料书印好后，尚在装订之中，即被台湾警备司令部连同原稿全部没收，印刷厂老板刘某也遭到拘留。雷震怒不可遏，当即给过去的“老朋友”蒋经国写信，责问道：你可以写《我的父亲》，三个月内卖了八版之多，我为什么不能写《我的母亲》，而且还是“非卖品”，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蒋经国将此信转至国民党中央党部，警备司令部自知理亏，忙将原稿和预付的一万五千元印刷费全部退回，雷震这才罢休。
1989年3月，在纪念雷震逝世十周年之际，傅正 主编的四十七册《雷震全集》经由台湾桂冠图书正式出版（原丛书计划出版47册，实际出版43册，缺第7册《雷案平反记》及第24-26册《中华民国制宪史》，作者注），《我的母亲》一书作为第八册收入全集之中，雷夫人宋英女士为全集写了序言，其中有“如愿以偿”之句，而其子雷德宁也说，父亲“一生受祖母的影响最大” 。
1912年，雷震考入湖州“浙江省立第三中学”。
不久，则因“莼菜荡事件”而与校方发生冲突，这一年他十六岁。“莼菜”是湖州一带生长于乡间池塘或河汊浅水之中的一种野生植物，当地人称之为“董董秧”，被视为浮萍的一种。“莼菜”叶子椭圆形，茎上和叶的背面多有黏液，花开暗红色。乡下人从不拿它当菜吃，只是城里人好奇，当春季长出嫩叶时，乡下人就摘来卖给他们做汤吃。这种菜在当时很便宜，初吃时尚觉清香可口，但连日吃下来则“淡而无味”。
校方食堂的小伙夫，每逢这种“莼菜”上市，几乎三天两头就做这种“莼菜汤”，同学们吃得实在是倒胃口了，不得已找到庶务（旧指专做杂项事务的人，作者注）钱胖子进行交涉。钱胖子滑头，见人多势众，苗头不对,便满口允诺，说一定转告食堂不再做这样的菜汤。并声称：如若食堂再这样应付大家，同学们尽可以将汤碗敲掉就是了。可过了三天，食堂还是照样“莼菜汤”不误。同学们大呼上当受骗，一时群情激愤,自发地鼓噪起来，非让食堂换了汤之后再吃饭，并嚷着要钱胖子出面解释清楚。钱胖子避而不见，众人便怀疑他在伙食上必有好处，或揩油，或朋分，否则何以如此出尔反尔，不负责任？校长潘起凤平时不在学校用餐，由舍监罗先生出面代为解释。罗先生口才笨拙，结结巴巴说了半天也不得要领。同学们饥肠辘辘，实在忍受不了了，喊声、嘘声顿时连成一片，食堂里乱作一团。这时有人突然想起，应当根据三天前同学们与钱胖子达成的“君子协定”，将汤碗都敲掉才是。话音甫落，就有人乒乒乓乓地打碎了五只汤碗，事态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
潘校长闻讯赶来，见同学们仍在与罗舍监争论不休，不分青红皂白,雷霆大发，责问道:究竟是何人打掉了这些汤碗？甚至说：如此嚣张胡为，无异于暴徒之行……
同学们一下子被震住了！刚才将汤碗打掉的同学，此时竟无一人敢站出来承认。雷震深感校长有失偏颇，只见敲碗，不论菜汤，遂走上前去与校长理论。他说，同学们之所以将汤碗打掉，是与钱庶务事先达成的“君子协定”；食堂对同学们的正当要求漠然置之，食言背信，钱胖子又不肯见人，同学们无计可施，才出此下策；那些不负责任的轻诺寡行者，有亏于自己的职守，校长理应严查究办这些人才是……
此言一出，满堂喝彩。潘校长没想到竟有人胆敢顶撞自己，更加气急败坏，除当场训斥一通，随即在校内贴出一张布告，略谓：“查得‘雷渊’等敲破菜碗，殊属非是，除责令赔偿外，当照章严予处分……”这时雷震尚未改名，“雷渊”是他的学名。雷震事后说：“我并未打过一只碗，我之讲话是出于‘正义感’，乃是‘打抱不平’的态度。所以我看到这张布告后，十分生气，因为布告上仅我一人的名字，下面是‘等等’，等等者表示学校当局并未查出敲碗人的名字。校长既未查出菜碗究系何人所敲，只因我出头争辩了一番，竟把敲碗责任全部放在我的身上，等于诬陷好人，心中实有未甘。”
此时有人正在酝酿罢学之事。校方意气用事，意欲开除雷震。雷震觉得受到了莫大侮辱，心想索性也跟着罢学风潮而动，卷起铺盖，打起箱笼，一走了之。尽管在路上自己编了一大堆理由，可又觉得“总不能自圆其说”。当雷震突然出现在家中时，母亲陈氏大吃一惊，她不知道儿子究竟“在学校里闯下了什么滔天大祸”，以至于非要回家不可。陈氏是一位精明、沉稳的女人，以她对儿子的了解，知道雷震在学校是不会惹什么祸的，此次归来，其中必有道理，只是没有明说而已。而这样的事情，陈氏又不便去校方直接查询，免得伤及雷震的自尊心。陈氏只有静观其变，以等待校方的最后说法。
果然不久，校方即来一公函，声称已开除“罢学闹事”的学生共十七人，雷震不在其列，同时希望家长敦促未被开除的学生立即返校，可见此次罢学风潮已然见效。雷震事后获悉，此次真正参与打碗的人实际上并未被全部开除，相反平时里一些敢于直言批评校方的同学，却藉机被除名了。“安吉的章廷坤已被开除了，但他已有二十多岁，办过学校，有经验，对校务讲过几次话，都是一针见血之谈，今竟被开除了，我深感不平……” 雷震从此对潘校长心存芥蒂，认为校方此举是“杀鸡给猴看”，只求“校内安定”而不思改进。1927年，雷震从日本归国治病时，被浙江省教育厅直接任命为其母校“浙江省立第三中学”的校长。为教学之事，雷震曾去潘校长家中请教，老校长早已忘了十几年前的“莼菜汤事件”，只知道自己的学生现在出人头地，乐不可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