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脉弯弯转转，从《尚书》到先秦诸子，然后到汉赋，到魏晋六朝文章，到唐传奇宋话本，到明清小说，一路下来，各领风骚。诗词歌赋不足以抒发今情今事，而后有白话文，有新诗，更将散文从正统位子上推下去，复以小说为大流。小说不再是《汉书》定位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唐宋以来，口语基础上逐渐形成白话文，起初用于变文、话本之类。明朝时，很多城市茶馆中有说书人，讲述《三国志》《水浒传》《大明英烈传》等传奇故事，后经罗贯中、施耐庵辈整理成小说。古典白话至此渐臻成熟。
明人冯梦龙在寿宁任上，写《禁溺女告示》：“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血，何忍淹弃。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且生男未必孝顺，生女未必忤逆……”句句落实，乡民自能看得明白。冯梦龙是三百年前的白话文体家。
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在社会上普遍应用。胡适曾将白话的语言特点，归纳为三条：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语。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这种观点在民国以前不多见。中国士林根深蒂固自以为是风雅或端庄，总有点看不上冯梦龙之类的“通俗”或“佻薄”。实则冯梦龙的见识，比时人长出不止一头。明清高头讲章，现在人知道得不多了，读书人里，多是读过冯梦龙的。
胡适认为“白话”或“话”是从口语角度提出的，白话对立文言，却包容方言，这给白话文的发展注入了民间力量。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张恨水等人的文章，亦不乏民俗元素。民间语言与书斋语言相比，多了生机，多了自然。
民国人下笔大都难逃文言腔调。很多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言文，但自身古典素养在那里。不少人能写一手纯正漂亮的文言文，作起白话也有文言文的夕阳返照。林语堂说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
大多民国文人，对前辈文章说了很多不客气的话，一下笔，还是隐约可见古典的影子。张爱玲曾说：“就连我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也常在旧诗里看到一两句切合自己的际遇心情，不过是些世俗的悲欢得失，诗上竟会有，简直就像是为我写的，或是我自己写的……使人千载之下感激震动……老在头上心上萦回不已。”张爱玲把《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消化得烂熟，笔下人物对话口吻常见这些作品的影子。鲁迅与周作人、胡适诸位，创作之外也梳理中国小说史，整理并校点古籍。一九三〇年秋，鲁迅破例为老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列了一份应读文学书书单。无独有偶，梁启超、胡适也曾开过书单。三份书单全是古典读物，散发着古汉语韵味。
民国文章之好，恰恰是语言的未曾圆熟，字里行间的旧味与未脱古文余韵的笔法，白话中带一丝文言气，又精致又清雅。
盘根错节的文脉像山间河流，或蜿蜒曲折，或顺势直下，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消长相随，自然也一同经历了无数灾厄。稍有间隙，文化之流又会不经意间秉天地灵气，激浪扬波，呈现出一派大江瀚海的浩荡。民国国运坎坷，文化艺术有生机。古文衰落，新文学破壳而出。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几乎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林语堂、郁达夫这样的文人也没有忘怀天下，在时代的泥淖里散发着光彩和锋芒。即便是吟风弄月的小品，也或曲或直表达不平，接通先秦魏晋唐宋明清文脉。
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如果说，民国文才共一石，周氏兄弟除外，他们属于整个中国文学，这一石姑且分配如下：
梁启超、王国维得一斗，陈寅恪、陈独秀得一斗，沈从文、废名得一斗，梁实秋、钱锺书、林语堂得一斗，萧红、张爱玲得一斗，郭沫若、老舍、巴金、茅盾、曹禺得一斗，张恨水、徐志摩、郁达夫得一斗，钱穆、顾颉刚、梁漱溟得一斗，剩下的人共分了那两斗。也有些人去晚了，米已经分完，只能捡起撒落一地的秕谷。
梁启超是大动荡时代的大人物，奔走笔墨之外的事功，经历丰富，总是处在历史旋涡中。可以想象，这样一位人物面对文字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胸怀。但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时，他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他依然说：“拿趣味做根底。”这也是他不管写什么，让人读来势如破竹的原因。
林语堂写人论文叙事记景，行文奇崛，舒展轻松又不失厚重。郁达夫放诞任性，无所顾忌不拘谨，纯然人性本色。废名的文字独具一格，冲淡为衣。他们的文章都吸引过我。废名的语感极好，他的文章，好就好在奇上，可惜文气不平。在我看来，写散文，文字要新奇，文气要朴素。文字可以怪，可以追求特别，但文风要平，只有平才能走得远，走得深，才能不坠魔障与邪性，进入大境界。
周作人的小品，沉着苍郁，冲淡为衣，闲适使气。瓜棚豆架下谈天说地说鬼神，看起来寻常，入口微辛，回味却甘。《北京的茶食》里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很多人被其笔下晚明文章的神韵蒙蔽，以为周作人沉迷于精致风雅生活的旨趣，而忘了字外的大义，更忘了他对人间的大悲悯。
民国诸贤，鲁迅不可绕过。如果说冰心、徐志摩、梁遇春等人的文字灿若春花，鲁迅则肃穆如秋色。鲁迅的文章，年岁渐大，越发能体会背后埋藏的深意。鲁迅的作品，沉郁慷慨是经，苍茫多姿是纬，点染他的又有卓绝的个性与不世才情，加上现实投下的阴影，文字便添有冷峻之意味，自有旁人所不及处。《野草》与《朝花夕拾》是现代散文中的两朵奇花，一朵长在向阳的山坡上，一朵藏在背阴的石缝中。
鲁迅的文字，有婴儿的烂漫，又同时有世情的洞明与练达，文章铮铮傲骨，俯仰天地的目光，堪称超绝。王国维胸藏风云，下笔雍容，一览众山小，已到了时代制高点，可惜只活到五十岁就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陈独秀眼高手高，虽为政治所误，文章终是入了化境。郭沫若才高志大，天生的诗人气质，偶尔过度抒情，影响了文字的公正平和，但不影响纵横捭阖横扫六国的派头。郁达夫性情写作，一个活脱脱的自己跃然纸上。林语堂出手不凡，幽默之外大有余味，只是后来离开母语环境，阻塞了文章的进步，但也给文脉注入了新鲜的力量。钱锺书的《围城》，趣味灵光闪闪，《管锥编》的墨香流韵，更是可圈可点。张恨水的旧小说紧贴时代，虽不如牡丹、玫瑰端正，却有一股梅香扑鼻。徐志摩的文章状写域外风物，逸气横生，丰姿动人。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都上承唐诗宋词余绪，只是略显异域风情，不能久视。张爱玲、萧红有孤绝凄美之态，亦沉博清丽，绝非咏絮之才。一些女作家，嫣然百媚，处处成春。
梁遇春火光一现，是耀眼的流星。丰子恺如文玩清供，谈文论艺的文章格调尤高。李健吾的文艺评论，刀劈斧削，虎虎生风，力可透骨。胡兰成的文字，顾盼之间摇曳多姿，山河、家国、饮食男女，串作一处，优雅而妩媚，俱见风致。
民国作家将汉语言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一方面接通传统，一方面借鉴西方。很多人身上所体现的气度与襟怀，是开放的，不仅阅读域外作品，更亲自翻译、推荐这些作品。严复、林琴南诸夫子，孜孜不倦引进外来先进文化。鲁迅《木刻纪程》一书“小引”中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这些观点为有识者所肯，形成民国文人不拘一格、广采博取、闳其中而肆其外的风气。
民国出版业开始走向繁荣，很多中小城市有自己的报纸杂志。不少报纸辟有副刊，专发各类文艺作品，卖文为生者大批量出现。不少作家著书为稻粱谋的同时，更以思想说服人、感染人、影响人。身逢乱世，不少人珍重固有的文脉，更执着强国兴邦之思。他们蜷缩在文字世界里抵挡外面的风雨飘摇，内心的凄苦是有的，但他们依旧写自己的文章。写自己的文章，这是写作者最珍贵的品质。民国文章，有今人鲜见的性情，有不同寻常的风范与面貌。
民国兴起的文化思潮，是支撑创作的支柱。思想理念在前，哲学智慧在前，其后自有文脉的繁茂，这是规律。文人留洋汲取宝贵的学养，在思想和形式表达上有所开拓。茅盾写市民，不是才子佳人旧小说里的模样，不局限于写人，而是借此写一个大的社会。张恨水这类旧小说作家，下笔情事缠绵，亦不忘大时代的风云。
作为国体，民国短命而粗糙，现代文学的大致框架，却在几十年间奠定而成。民国是历史的港湾，也是时代的码头，从皇朝变迁为民国，时代转折，文化必然也转折。民国文学未必皆尽人意，但给了白话文一个高起点的开端。那一湾文脉，是中国文学一泓隽永的墨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