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已经不在了，只剩下几根柱子还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小的时候我见过那个鼓楼，很雄伟，结构也很复杂，里面像是充满了奥秘，上面的飞檐上悬挂着风铃，落满了鸽子，一有风来，满城都是清脆的铃声，鸽子也开始飞，驮着好听的木哨，一时间让人忘记了忧愁和烦恼，觉得日子好过的厉害呢。
就在那附近，我遇到了一个人，有三四十岁，长着一张白脸，男人里面我还没见过那么白的脸；就是这个人，他竟然说他认识张区长。为了确定他没有听错，我又说了一遍张区长的名字，他一听就笑了，拍着胸脯向我保证，没问题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一时都有些不敢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结果，这和过去那几次瞎猫死耗子般的寻找有着天壤之别呢。我要是早到这一带来就好了，说不定早就见到张区长了。为了表示我的感激，我从身上掏出烟请他抽，他客气了一下，点了一支。抽着烟，他又告诉我说，张区长的家就在城东的一条街上，那条街原来叫柏翠街，现在叫赤卫街。我听着，一点一点地记账似的记在心里。有一阵儿，我看见他吐出来的烟雾把他的那张看上去十分寡白的脸完全给遮住了，他整个人也像是从我面前消失了。我朝四周环顾了一下，却看见他仍然站在我的面前，脸上还是原来的那种笑容。我看了看附近，鼓楼不在了，当然风铃也不在了，鸽子也没有了。
我对他说：“那我去吧。谢谢你。”
他说：“我跟你去吧，你不一定能找得见呢。”
我说：“那怎么好麻烦你？”
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走吧，自己人，就不要说那些了。”自己人？我吃了一惊，却也没有去多想。我们从鼓楼那一带离开，走了一会儿，来到城里的大十字上，又向东边的街上走去，我拿出烟，一人又点了一支。东边街上的人越发少，好半天才能看见一个，有的人身后像是有皮筋拽着，刚刚崩地弹出来一下，马上就又嗖的一下被拽回去了，好像完全不由自己做主呢。冷风吹着晒黄了的烟叶似的树叶在街上哗啦哗啦地跑着，有的跑着跑着就停了下来，有的不停止地一路跑下去。我看了看旁边，看见他那张没有一点血色的脸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变得越发寡白，连两个耳朵都是白的，不见一丝丝红。我在心里说，真是个好人哩，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了帮助别人找到一个人，把自己冻成这样。
走到一条朝北的小街的街口上时，他忽然站住了，对我说，这就是赤卫街，原来的柏翠街；又用手指着街里面说：“你看见里面的那些红瓦的房子了么，就在那里面，你去吧，我不进去了。”我又掏出烟给他，他却再也不肯抽了，一边摆手，一边向后退着。
我朝那条小街上走去，走了两步，回头再看时，他已经不见了，我以为他是实在冻得受不了啦，也就再没有多想，一直向街的里面走去，那些房子都是一样的红瓦，一样的墙，一样的门。我站在一户人家的墙外，正犹豫着该敲哪一个门时，那扇门却吱吱呀呀地叫着开了一道缝，才里面出来一个老头，满脸警惕地看着我，问我找谁。我说我找张区长。老头说：“不知道。”我又说出了张区长的名字，我说：“是张景明区长。”老头说：“这一带没有这么个人。”我说：“咋能没有呢，他就住在这里。”老头说：“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叫咋能没有呢？咋能有呢？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我不比你知道？”说完，也不再看我，关上门回去了，街门有些沉闷地响了一下。
我在那些静悄悄的院墙下面站着，望着上面的一片片红瓦，很多人家的街门两侧都堆着黄土、煤，有几棵枯瘦的杨树，看不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我看了看天，是个阴天，却没有云彩，附近一带一直没有人，连个孩子都看不见。我想，刚才那个门显然是不能再去敲了，该去再敲哪一个门呢？正想着，却看见刚才的那个门忽然又开了，我又看见了那个老头。
老头把一只手放在身后，对我说：“你还没走？”
我说：“我在找张区长。”
老头说：“你刚才说他叫什么？张什么明？”
我说：“张景明。”
老头说：“我想起来了，解放前是有一位张区长，就叫张景明，不过早就牺牲了呀！土改的时候就已牺牲了。”
我说：“牺牲了？不可能。”
老头说：“咋不可能？明明就是牺牲了嘛，那还有什么能不能的，谁愿意牺牲呢？”
老头说他见过张景明区长哩，他回忆起了张区长的身高、长相，我一边听着，一边在心里暗暗地吃惊，暗暗地叫苦，老头描画的那个张区长和我要找的张区长完全一模一样，完全就是同一个人呢，甚至连缺了一个门牙也一模一样呢。老头说着话，可能是忘了，那只一直放在身后的手也终于来到了前面，挥舞起来，我一看，那只手上竟然握着一把劈柴的斧子。我看着这个老头，我不敢相信他说的话，可他说得又是那样的不由让我不信。
老头大概也看出了我的意思，有些生气地对我说：“就你这德性还想到处找人呢？我明告诉你，你就是找到天边你也找不见。别人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你爱信不信，我还不信你呢！要不是我天生爱管闲事，你连见也别想见着我，我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我说：“您别生气，我是找得太苦了。”
老头说：“从这里出去，沿着东大街一直往东走，走到头，那上面有一个烈士陵园，你到那里去找找，说不定就在那里呢。”
我忽然觉得身上冷极了。沿着灰蒙蒙的赤卫街又往上走了一会儿，迎面过来的寒风不断地扑打着抱住我的腿，像是有人跪在我的面前，抱着我的腿喊冤。我看见了路尽头的那一片高岗，上面长满了松柏。我站住了，没有再往上走。
从此我再没有寻找过张区长，渐渐地也在心里断了那种念头。好多年，一直有一种东西在我的心里支棱着，上又上不去，下也下不来。那支棱着的东西是什么？不知道，那哪能知道呢，要是知道了不就好了么，那也就不会再一直支棱着了。
我这一辈子，也不知都闹了个啥，狗扯羊皮，乱七八糟地就过来了。
文玉原来在的时候，文玉是戴玉的敌人，文玉后来沉下去了，咚的一声沉了底，我浮上来了，我又成了戴玉的敌人。戴玉这个人天生喜欢斗争，喜欢把你塑造成他的对手和敌人，哪一天不斗争，就会觉得身上难受，不舒服。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戴玉就是那种一往无前的勇者。我后来也看出来了，他就属于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我虽然比他年轻，可是看见那么一个勇敢的斗鸡一样的人，我也头疼呢，总是尽量不让自己与他碰面，看见他在地里，我就到梁上去，看见他在办公室，我就回家去。我也知道，长期下去，这根本不是个办法，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而且总还是与他碰面的时候更多一些。正好村里要组织一支青年突击队，到山上去修梯田。我想，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可以有很长时间看不见他，于是我主动要求兼任突击队队长，带着三四十个年轻人离开村里，上了山。好几个月，吃住都在山上，都不回家，虽然干活儿累点儿，可心里不累。一个人，身上累点儿，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可要是心里累，一直躺着不起来也缓不过来。和那些年轻人们在一起，我觉得我自己也又年轻了不少。
可是后来有一天，戴玉竟然坐着村里的拖拉机找到山上来了，也许是村里没人和他斗争，他憋得难受，所以又想起我来了，他一来，一看那架势，我就知道他是来和我吵架的，和我斗争的。从那辆一路冒着黑烟的拖拉机上一下来，看也没看，张嘴就说梯田修得不好，不够标准，土板墙筑得不够高，蚂蚁都能翻过去；接着又说突击队从村里领走的粮食太多了，都吃到嘴里了么，有没有浪费，有没有别的行为？我对他说，都是按人头领的，怎么会多了呢？再说，都是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不让他们吃饱饭，他们哪有力气给你修梯田呢？他抓住我表达上的毛病，马上翻了脸，瞪着眼说，给我修梯田？我还不知道给谁修呢！我知道这一句话是我说得有问题，一时竟像亏欠了他似的。接着，他又拐弯抹角地说，突击队的粮食不够吃，梯田修得不好，土板墙筑得不够高，主要是我这个队长领导的不好。我对他说，既然这样，那你留在这里领导，我回村里去。他看着脚下的土，黑沉沉地说，不行。有那么几秒钟，我看着他那张酱紫色的脸，真想抡起手里的铁锹把他一下拍扁，哪来哪去，让他重新再回到土里去。
后来吃饭的时候，我让人专门给他盛了一碗上面漂着油花的菜汤，他看了一眼，动也没动一下。锅里就那么几个油花儿，全都撇到他碗里后，别人就再没有了。后来他站起来，假装不注意，竟把那一碗漂着油花的菜汤一下踢翻了，一碗菜汤转眼之间就都渗到了土里。有几个年轻人已经坐不住了，就要站起来朝他扑过去。还有人悄悄对我说，山上这么多土，不如把他捆起来埋了算了，就说是他自己不小心掉到沟里了，这么多人都能够作证呢。我说，一碗汤，踢翻就踢翻了吧，本来那也是给他盛的，就当他已经喝了。梯田里红旗招展，喇叭嘹亮，而一道道土黄色的土板墙又像是古人布下的迷魂阵，让今天的人都身陷其中。那辆冒着黑烟的拖拉机又发动起来了，戴玉怒气冲冲地坐上拖拉机又走了。我坐在山梁上，望着远去的噪音和黑烟，我想，怎么办呢？没有办法，熬吧，除此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他总不能活到一百岁吧？他真要是能活到一百岁，那只能说明他命大，说明天不灭曹，老天爷也不想让人家完哩，那也只能是我们自己时运不济。
原以为不知还要熬多少年呢，一点儿也没有想到来得却是那么快，我甚至都觉得是老天在和我们开玩笑哩，是在和我们赌气呢。
修完梯田几个月后，有一天，我忽然听说戴玉病倒了，病得下不了炕。一开始，我还真以为他是装的，我心里在不停地打鼓，好好的，突然开始躺倒了装病，不知他又在搞什么花样呢，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不知又有谁会遭殃呢。我暗暗地留心着，也不大出门，有时到处走走，从人们的言谈中捕捉一些东西，那些东西，不管是一丝还是一缕，都对我有用。
过了一些天，听说戴玉真的病得很厉害呢，不是装作不愿意下炕，是真的下不了炕了。因为好多事情还得由他批准，人们有事就得到他家里去找他，也有人是专门去看他的，带着吃的喝的。
很快，我又听说他得了一个奇怪的毛病，不管是谁去看他，他都要拉住人家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对不起你哩，我当支书期间，总共和你的女人睡过三次哩，就三次：第一次是在大队的办公室里，第二次是在村北的那个瓜棚里，第三次……”第三次是在哪里呢？歪着脑袋使劲地想，想了半天也没有想起当年的那个地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