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学传统与史学发展的民族风格
探讨《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的关系，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探寻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史学优良传统，增强史学发展的民族风格，这是关系史学发展和民族精神培育的重大问题。把《史记》放在史学传统发展的历程中加以考察，我们看到它实际上包含了《史记》影响史和《史记》批评史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从本质上说就是不同时代对《史记》进行阐释和接受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不同时代《史记》的影响和评价显晦升降的原因，了解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趣味、社会思潮以及某些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变化规律，进而总结出中国史学的民族风格及其发展条件。
首先，史学与史学传统的发展，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密切关联，如果局限在某一个领域而不作融会贯通的思考，很难深入地把握史学传统发展的规律，与此相关的理论也可能因得不到正确的理解而被忽视。这一点，在考察《史记》与某些史学传统的关系时，已有突出的反映。史与经的关系很密切，尽管史学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轨迹，但经学对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历代史家对经史关系的讨论可以说一直没有间断，主要涉及史学宗旨及史学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春秋》的特殊地位使得它一度成为经史关系探讨的焦点，而司马迁作《史记》又以“继《春秋》”为己任，因而《史记》实际上成为人们正确认识经、史关系的范本。唐代殷侑称《史记》、《汉书》等正史“旨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代教”【2】，这是从史学经世的宗旨沟通经与史。清代史家多以马、班并称，并赋予它与经相当的地位。如钱谦益云：“六经降而为二史，马、班其史中之经乎？……由二史而求之，千古之史法在焉，千古之文法在焉。”【3】他认为《史》、《汉》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当于中国文化中之经学，即千古史学所尊崇的准则。至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4】，这里他把“未尝离事而言理”看做经与史的链接点，强调史学经世的宗旨。他这个认识也得自于《史记》对《春秋》经旨的特别发明之处。再如，关于史家修养的问题，历代史家提出了“史识”、“心术”、“公心”、“史德”等范畴，这些都与儒家经学有密切的联系。文学对史学发展的关系，也很明显了。唐、宋、明、清时期的散文家对《史记》的提倡，确立了《史记》在文学上的地位，很多史学思想标准也得之于文学家的批评。具体到史文表述的问题，就更加复杂，它不仅包含文史关系，还包含经的思想影响；它也不是单纯的表述问题，还是史学传播手段和方法的问题。这些在人们对《史记》的评价中反映得较为突出。在史学传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与文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们，可以从历代史家在《史记》评论中得出的理论认识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其次，史学批评在推动史学发展和发掘史学理论方面有很大作用，这些都是总结和发扬史学传统与史学民族风格的基础。《史记》评论中比较的方法贯彻始终，主要是《史》、《汉》比较，它一方面确立了尊崇典范、继承传统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促使史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史》、《汉》比较从最初只言片语就某一具体内容的比较，发展到后来开始以时代相比，旨在揭示史风的变化。如明代胡应麟说：“《史》、《汉》二书，魏晋以还纷无定说，为班左袒盖十七焉。唐自韩、柳始一颂子长，孟坚稍诎。至宋郑渔仲、刘会孟又抑扬过甚，不足冯也。至明，诸论骘差得衷。班、马之书，晋、隋以前习其义者不啻百家，而于词忽焉；唐、宋以后习其词者亦且百家，而于义疏焉。故《史》、《汉》之学盛于六代之前，而其文贵于六代之后，盖至明而极矣。”【5】这是对《史记》流传和接受历史的总结。清代尚 《史记辨证》“自序”云：“读《史记》者，宋以前死于章句，罕知体要；明以来溺于文辞，罕知义法；评论虽多，皆非迁之知己。”这是对《史记》评论史的总结。章学诚通过对《史记》、《汉书》的比较，提出了分史学为撰述和记注两大宗门的理论，并以“圆神”、“方智”概括两种史学的特征。这就具有了从史学史角度把握史学民族特点的思想倾向了。
第三，史家著史态度，尤其是对著述理想和信念的坚定不移，是保持史学发展民族风格不断增强的内在动力。司马迁和《史记》在这方面显示出它无可比拟的典范性，在中国史学上，“实录”传统，“良史”的思想传统，“成一家之言”的传统，等等，都是后代史家在思想上不断继承和发扬的结果，从中可以发掘中国史学鲜明生动的民族特点。后来史家著史不论能否达到司马迁的高度，都为自己树立了高标准，这是因为他们把著史看做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即使文人著史，也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如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曰：“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6】欧阳修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后世，皆得直书而不隐。”【7】曾巩《南齐书目录序》曰：“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他们从不同方面强调了自己对著史的神圣感，与此相应，也都显示出一种追踪圣人之道的倾向，这在世界观上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但表现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直至近现代，这一追求可以说一直没有中断，20世纪史家仍在探索史学民族风格的道路上努力前进，并取得了不少成就【8】。每个时代都会从时代发展的要求出发，对史学传统的民族特点加以阐释，赋予史学传统新的内涵，这就使史学传统的发展与民族风格的探寻成为每一个时代人们都必须担负的责任。
注释：
【1】参阅杨翼骧、乔治忠《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南开学报》1995年第5期。
【2】《全唐文》卷七五七《请试史学奏》。
【3】《牧斋初学集》卷三《再答苍略书》。
【4】《文史通义·易教上》。
【5】《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史书占毕一·内篇》，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31页。
【6】《柳河东集》卷三十一。
【7】《读史馆日历状》，《欧阳修全集》下，中国书店1998年版。
【8】参阅陈其泰《20史记史家探索史学民族风格成就举要》，《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