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族史编纂形式的传统及理论
（一）关于民族史编纂的通史体例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曾论证了通史在撰述民族史上的优势。他说：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牾，六曰详邻事……何谓详邻事？僭国载纪，四裔外国，势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而正朔纪传，断代为编，则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藩国载纪乃参半也。惟南北统史，则后梁、东魏悉其端，而五代汇编，斯吴越、荆、潭终其纪也。
以通史编纂民族史这是《史记》开创的传统，它在叙述民族史事时，穿插着民族关系史，不仅能使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完整地呈现出来，还能使读者看到民族地区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史记》中的民族传是和其他臣民的传记并列在一起的，而《汉书》之后的四夷传则归为一类，形式规整，相当于类传。有的放在类传之末，有的则放在全书传记之末，与其他传记分割另列，本身就是断代史中的通史，结果就造成了后代史书重复前代史书已记民族史的弊病。对此，刘知几在《史通·断限》中有所批判，他说：“若夷狄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瓠，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诸如此说，求之历代，何书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盖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附赘居身，非广形于七尺。为史之体，有若于斯，苟滥引它事，丰其部帙，以此称博，异乎吾党所闻。”这实际就是要求断代史在记写民族史时要突出时代特色，尽量反映一个时代主要的民族和民族关系，而不要仅存“记注”而已，这才不失司马迁为史以观盛衰的宗旨。
（二）除了内容上的重复外，民族史编纂还有一个如何分类编目的问题
历代正史的分类并没有一个划一的标准，但基本上是遵从《史记》的传统，即按地区对多民族作综合表述，突出一个时期占优势的民族，或以一个民族为主，兼及其他民族。有些史书并没有依循这个传统，显得分目混乱。如章学诚就批评了《宋史》“《外国》、《蛮夷》之同名异卷”【23】，使篇卷浩繁。当然，这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断增多和民族的划分有关，自汉至清，历代对少数民族的分类，大多沿用了司马迁的标准，只是越来越细致了。像《旧唐书》记西南少数民族，就有东谢蛮、西赵蛮、蛮、南平僚、东女国、南诏蛮等，而到《新唐书》所记“南蛮”又有很多不同的类别。可见，即使是记述同一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划分标准不同造成的前后史难以映照的问题，也给读者完整地了解民族史带来了困难。这在疆域不断变化、民族融合不断进行的历史进程中，确实是很难避免的，也对民族史撰述形式的变革提出了新要求。
（三）关于编次问题
传目编次的变化也反映了史家在民族思想上的差异。《纂修元史凡例》“列传”按曰：“史传之目，冠以后妃，尊也；次以宗室诸王，亲也；次以一代诸臣，善恶之总也；次以叛逆，成败之归也；次以四夷，王化之及也。”它根据这个思想，把叛臣、逆臣传放在四夷传前面。而此前的《宋书》、《南史》、《新唐书》都把四夷传放在贼臣、逆臣之前，以示对逆子贼臣的贬低。《新五代史》在《十国世家年谱序》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用《春秋》书法说明那些叛逆僭窃之臣是“自绝于中国”，故“外而不书”。《宋史》之后，柯维骐又编《宋史新编》，但《四库全书总目》批评《宋史新编》把辽、金置于《外国传》，与西夏、高丽同列，认为这是“大纲之谬”；同时，《总目》还把它与《宋史》相比，认为《宋史》“最有理者”就是“辽、金两朝各自为史而不用岛夷、索虏互相附录之例”【24】，并进而指出历来正统论者对民族问题的处理是不恰当的。“淳维远遁以后，武庚构乱之初，彼独非****嫡冢，神明之胄乎？何以三代以来序正统者不及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学者对民族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编次安排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更深层次上的民族观念和正统观念。
（四）关于内容分配
从内容上看，民族史传的内容很丰富，包括地域传、人物传、风俗名物等内容。同一部史书，有关民族史的内容也不仅仅限于民族传，而散在志、表、书、传中，像《史记》的《货殖列传》、《平准书》、《六国年表》，《汉书·地理志》等。还有的史书的民族史撰述就是少数民族豪族世家的传记，如《新五代史》有“世家”，《晋书》有“载记”，等等。对此，有些史学家建议从民族传中分出一些内容，改传入志。如刘知几在《史通·书志》中说：“自汉氏拓境，无国不宾，则有筇竹传节，□酱流味，大宛献其善马，条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晋，迄于周、隋，咸亦遐迩来王，任土作贡。异物归于计吏，奇名显于职方。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首。”这当然是在民族史撰述传统日益壮大，内容日益丰富的情况下，对民族史撰述的新要求。到明、清两代，中国的疆域基本确定，各少数民族归入行政区划，按地区修地方志蔚然成风，足以证明史书内容的扩展对史书新形式的催生作用，也可见出刘知几在史书体例上的见识。
像这样一些关于民族史撰述形式的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民族思想的差异，也可以看出，历代史家对民族史撰述的重视。对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就是民族史撰述传统的不断发展过程。
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仍然存在民族主义、分裂主义思潮，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民族和地区之间交流的急剧增加使民族和统一问题变得极为敏感。本世纪中国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与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再次凸现出来，我们的史学家和学者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司马迁以来的民族史撰述的优良传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
注释：
【1】关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提法，学术界有过争论，范文澜、吕振羽、翁独健等认为，关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提法，是可以的。所谓“自古以来”的“古”，一般是指秦汉。秦汉以降，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到了清代，我国的疆域和民族便确定下来。历史上的中华民族除了汉族还有少数民族，中国的历代疆域既包括中原王朝也包括少数民族独自建立的国家或政权的辖区；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与封建王朝画等号，更不能与汉族王朝划等号。参见《略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304—329页。
【2】参见肖黎、张大可《司马迁的民族统一思想试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3】即《尚书·吕刑》。
【4】引诗分别见《诗经》《商颂·□宫》、《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六月》、《小雅·鹿鸣之什·出车》。
【5】《史记·匈奴列传》。
【6】五帝所指的具体人物一直不固定，其中以《五帝德》列举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一说影响最大，而尚未言其为前后继承者。司马迁采用其说，而有所创造。其宗旨见《五帝本纪》“太史公曰”。
【7】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页。
【8】参见杨燕起《司马迁与董仲舒》，《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陈桐生《重评司马迁的民族思想》，《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第一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内学谓图159页。
【9】白寿彝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统一的规模有好几种形式：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把各个民族、部落统一到一个民族整体中、地方性的多民族统一和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我们的统一是经过不同形式、不同阶段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多民族的统一的提法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经过了长期发展的过程。参见《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宗教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9页。
【10】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11】参见白寿彝《民族史工作的历史传统》，《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2】参见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
【13】李景星《四史评议·汉书评议》，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52页。
【14】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271页。
【15】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
【16】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
【17】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2000版，第271页。
【18】分别见《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七年和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
【19】《西域图记序》，见《隋书·裴矩传》。
【20】《北史·序传》。
【21】参见《经史说略》之《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17页。
【22】《金史·徒单镒传》。
【23】《文史通义·篇卷》。
【24】《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史部·别史类存目》“宋史新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54—4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