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发达国家，丁克家庭是“兴趣”，而在中国，一些丁克家庭是“无奈”。中国“丁克家庭”大致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部分年轻人在思想观念上就崇尚丁克家庭，追求丁克生活，这是属于新潮流，是“主动丁克化”。二是由于收入水平低，养育孩子困难大，不敢生孩子，结果被迫和被动走上了丁克化道路，成为“被丁克”家庭。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财富的情况下，在收入差别扩大的情况下，大多数人的生育愿望自然就成为一种奢望，养不起孩子、不敢生孩子，自然就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突出社会问题。
中国多年有一句话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指的是一种穷人喜欢生孩子的社会倾向。而现在出现新现象，就是“中国穷人不想生孩子”。一则名为“我不想给月薪2500元的穷老公生孩子，我错了吗？”的帖子在网上引发热议。发帖女子与丈夫结婚3年多，公婆盼着抱孙子，但是她拒绝生孩子，理由是不想生出一个“穷三代”，不想孩子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她说，她和她老公的收入都很少，工作不稳定，“我们还要做近20年的房奴”，“我和老公说过，等他的收入足以养活老婆孩子时，再谈生孩子的事情。但我心里明白，这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她说：“生了孩子就是害了孩子。亲友都询问我们为什么不要孩子，我们每次都回答说要赶时髦，做‘丁克家庭’，殊不知我们其实是‘被丁克’家庭，我们也想趁着年轻要个小宝宝。”
环球网就“是否收入低就不能生孩子？”进行调查，近九成网友赞同“收入低、不生育”。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没有较高的收入，不能保证孩子出生以后有好的物质保障，能够接受良好教育，那么孩子的前途和未来，眼睁睁就是个“穷三代”，还不如不让孩子出生。一位32岁的已婚女士说，不敢生孩子，养不起，生了完全是害了他，我自己混得不好也罢，但我不能祸害下一代。
在西方丁克思潮影响下兴起的中国丁克家庭，除了一些新潮式、享受式之外，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贫困式”、“无奈式”。那是一种想要孩子却因经济限制而不能要的痛苦选择，是一种在“生存”和“生育”之间的被迫选择。本来意义上的丁克家庭，是夫妻有收入却故意不生小孩，而中国式“不能祸害下一代”的丁克家庭的产生，则源于夫妻因收入限制而不得不做出的自我约制。这是中国丁克家庭的悲哀，也是中国社会的悲哀。
“高房价”可怕——“高孩价”可悲
养孩子真的是件“烧钱”的事。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夫妻月收入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才敢要孩子；在武汉、哈尔滨、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县城地区则是4454元。这一调查结果，得到中国社会的广泛认同，有些人觉得再高一些才能“生育子女”，因为周围同事“生育子女”的经验足以证明。有人比喻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生孩子就如同添双筷子。而现在，生孩子所花费的成本太高，导致人们“谈孩色变”，普遍有一种“生孩恐惧症”。
养孩贵、养孩难。有人统计，现在从小孩出生到上大学的花费，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位妇产科专家介绍，20世纪70年代，生个孩子只要几元钱，80年代四五百元，90年代则要两三千元，现在已上涨到四五千元。有一位网友列出了每月孩子花费，包括医疗、吃穿、玩具等高达5000元，而他的工资仅有2500元，只能靠父母和岳父母“集资”支持。根据目前的政策规定，夫妻均为独生子女的，允许生两个孩子。而调查显示，在城镇地区的已婚受访者中，即便夫妻俩均是独生子女，也仅有42.7%表示希望可以生两个孩子，另外有56.2%表示只生一个孩子就好。
“教育”制约“生育”——“中国教育”有多贵！
“不敢生育”，关键是“害怕教育”。
中国实行所谓“教育产业化”，实际是教育负担家庭化。中国教育产业化，把中国教育由“教育国家化”转变为“教育家庭化”，把教育系统由国家的投资部门，变成了国家的赚钱部门，使许多家庭因“教育致贫”，使更多的家庭在“昂贵的教育”、“恐怖的教育”面前，“望孩却步”，根本就不敢“正常地生育”。所以，是中国“教育”制约中国“生育”，解决教育问题，才能解决生育问题。实行中国教育由“家庭化”到“国家化”的转变，是中国“教育事业”进步的正确方向，也是推进中国“生育事业”的重要保障。
中国多年倡导“再穷不能穷教育”，而实际情况则是，中国“最穷是教育”。中国实行多年的“希望工程”，在本质上是把教育工程搞成了“慈善工程”。依靠海内外捐款，虽然为教育经费“集了资”，为捐款人士“积了德”，但是也给国家的教育事业打上了“慈善”的标记，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教育事业变成了中国“慈善事业”。
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而实际上，在国家财政中，教育经费支出的增长比例长期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仅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比非洲穷国都少，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数据，中国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另一方面，又把本来就有限的教育经费大量投入少数几所名牌大学。在教育经费比例没有增加、基础教育没有跟上的情况下，又盲目进行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和低素质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技术工人又奇缺，形成了养育后代高成本——养不起的问题，也形成了培养后代低回报——新人难以就业，形成大批啃老族，造成“养孩无用”的社会心态。
在欧洲福利国家，教育是民生，是权利，是福利。北欧国家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免费的。因为孩子是社会的财富，将来要为社会创造财富，不是要由家庭保证每一个人受教育，而是要由国家保证每一个人受教育。在北欧国家，父母若不让小孩上学就会进监狱。芬兰教育支出占国家财政预算的14%。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芬兰经济情况很不好，芬兰政府被迫削减了其他领域开支，但唯一没有被削减开支的就是教育部门。瑞典一直将教育投入列为首要目标。这些国家不是把教育作为赚钱部门，而是把教育作为国家的投资部门。这是很值得依然在坚持“教育产业化”、“教育慈善化”的中国教育部门思考的。
一个国家，其教育的昂贵程度，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的教育投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比例，要看教育投资的主体是国家还是个人。人口专家易富贤在《大国空巢》中指出：现代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教育的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特别是初等、中等教育，居民负担的比例世界平均不到8%。就是说，教育经费由国家出大头，是世界潮流。而中国的情况，则是家庭出大头，国家出小头。以2002年为例，在教育投入总量上，国家投入占33.6%，社会投入占3.7%，个人投入占62.7%0在所有学级中个人都是教育投入的主力军。世界上只有7.5%的国家，个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10%，中国即是其中之一。国家投入的经费，幼儿园占1.3%，小学占36%，初中占22.6%，高中占12.5%，中专占4.0%，大学占23.6%。2002年，初中生个人投入占67%，义务教育不义务。建国以后，中国一直实行的公费上大学的历史，在1999年画上句号。中国的“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高费教育”、“高收费教育”，使城乡居民不堪重负。目前高校学生家庭分担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高达66%，而国外这一比例通常在13%~15%。根据人均收入与学费之比，中国现在普通高校的收费高于其他国家的贵族学校。不仅如此，在中国，由于独生子女的唯一性和珍贵性，家庭竞相进行的精英教育模式，也是导致抚养和教育投入大幅提高的重要因素。，建设“摇篮工程”——实行“国家养孩”
比实行“国家义务教育”更重要的，是实行“国家义务养孩”。
“生育子女”不仅关系到每一位国民的福祉，而且关系到民族未来；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教育、医疗、住房占去了收入的绝大部分，其中任何一项花费都会将人牢牢套住，而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又比较脆弱，大量青年人奋斗的主要内容是生存，他们不仅困扰于自己这一代，而且渺茫忧患下_代。这不仅是公民个体的心理危机，更是一种带有相当普遍性的社会危机。那些养不起孩子的家庭，将被迫走上“丁克之路”，成为中国“丁克家庭”的后备军，将加剧中国家庭的“丁克化”。防止出现更多的“被丁克家庭”，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
养育孩子，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国家的责任，社会的责任。西方国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建设也迈开了坚实步伐。而在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中，“摇篮”这个环节是基础，这个环节现在又恰恰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的摇篮工程，需要家庭“私费养孩”，也需要国家“公费养孩”，要对那些想生育孩子又生不起和养不起孩子的家庭实行“养孩补助”，保证每个家庭能够养得起一个孩子。
在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不婚人口和不育家庭增加的情况下，那些养育孩子的家庭，他们本来就为人口的再生产做出了贡献，为民族的繁衍尽到了责任，又要为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付出更多、承担更多，从而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而那些不婚不育的群体则享受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是一种不公平。解决这种不公平有两个途径，一是不婚不育者要向社会交纳“不婚不育税”；二是国家要增加人口再生产的投资，通过增加育幼、义务教育和医疗等社会服务投入，给养育孩子的家庭以支持和援助，降低家庭养育和教育孩子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