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边境的第一个夜晚，是难以入眠的。
万籁俱寂，此时正是生长灵感的季节。
入夜之初，兵们大都清醒地闭着眼睛而心灵洞开。兵们更多的想到的是将来，而干部们则更集中地窥视着眼前。这是真正的夜。真正的黑夜便是最亮的白昼，真正的夜里见不到一丝星光，没有蛙鸣虫吟，甚至没有叶的芬芳和卉的香甜。真正的夜里一切都遁逝了，惟有五彩缤纷的思绪在辽阔的黑暗里驰骋纵横。只有走进真正的夜，才可以思接千古神游八荒……没有鼾声，只有思想的线条在帐篷的壁上如彩练立昊。
这时候的岑立昊开始思考现实的问题了，他把长长的身躯交给又硬又潮的床板，两只手交叉着垫在脑后，注视着眼前的黑暗，毫无倦意。他再次想起了四个月前钟盛英给他们出的那道题：怕不怕死？
正常的情况下，没有人热爱死亡。可是死亡并不会因为人们厌恶它恐惧它它就知趣地离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从我们的生命诞生的那一瞬间起，死亡就像是我们的尾巴一样紧紧地跟在我们的身后了，我们拼尽终身的力气实际上只作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摆脱这根明明知道摆脱不掉的讨厌的尾巴，直到有一天我们油干灯灭被这根尾巴撂倒在地为止。
啊生命，我们普通的肉体，枪打即穿冰冻即裂火烤即焦的碳水化合物，是多么的脆弱啊。我们的一生要走过多长的时间？三十年五十年八十年，几万个日日夜夜，几十几百万个小时，千万亿万分秒，不能说不漫长。且不说打仗，即使是在风和日丽的大街上，只要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的万分之一秒钟内，有一块石头被飞驰的汽车轮子迸起，然后从头顶上落下来，这个生命——即使是再伟大再高贵的生命也就迅速枯萎了。是的，死亡的危险每万分之一秒钟都存在着，达摩克利斯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头顶，可是在许多日子里，它并不急于掉下来，而是心平气和地跟随我们注视我们，阴阳怪气地窥探着我们，让我们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活着，有的人甚至活到七老八十甚至更长，简直是个奇迹。当然，它最终还是要掉下来，再杰出的人物也挡不住他它的锋芒。
我们不怕死是因为我们知道人生终有一死，我们怕死是因为我们希望完美地结束人生过程，因此怕死和不怕死都是有理由的。
第一梯队已经到达边境了，第二梯队的列车还在拥挤的着向南爬行，走走停停。刘尹波当时想，看来前线还不是很紧张，因为军列还要给客车让路。如果紧张了，那就一切为战争让路了。
兵的情况比较复杂。作为一个政工干部，他从一上任开始，就接手把握思想动态的工作，而且以观察人的表情、思想、乃至隐私为己任，以至于以后岑立昊曾经挖苦他说他是有中国特色的弗洛伊德，这是后话。
几年后回忆起来，刘尹波仍然能够清晰地看见那些表情迥异的面孔。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双老兵的眼睛。那个老兵名字叫李木胜，他几乎一路上都在沉默。他的寡言少语和忧虑的目光展示了他内心的恐惧，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恐惧是理所当然地要被视为不光彩的情绪。后来李木胜察觉了刘副指导员一直在观察他，也就调整了情绪，强打精神，加入了打扑克侃大山的行列，并且还勉强讲了一个笑话。
但是，在刘尹波看来，他的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个世界上，最难掩饰的可能就是恐惧了，在那些不自然的笑谈和装腔作势的举动的背后，政工干部总是能够捕捉到越来越加浓厚的恐惧的情绪。当然，流露这种情绪的并不是他一个人，在那一段几天几夜的路程里，惟有恐惧显得最为真实。其他的豪迈和慷慨以及决心血书之类，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虚假或者公事公办的成分。恐惧像是一把锤子，几乎每一分秒都在敲打人们的心灵。只不过在不同心灵的回音壁上，反弹出来的音质不同罢了。
刘尹波的眼睛和思想一样敏锐。
经过了漫长的跋涉之后，第二梯队也于四天后抵近边境。在一个由竹子构成的村寨里，连队临时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班排长以外，还有一些表现活跃的老兵。首先是指导员做动员，然后是连长宣布警戒任务并提要求，最后，留下了班排长，会议就进入到机密层次了。
机密的会议主要由刘尹波主持并主讲，刘尹波说，我们从出发前就开始观察研究，这一路上我们仍然在观察研究，有些同志情绪消沉，要防止在意志方面出问题。班排长和战斗骨干们要特别注意和帮助他们。
毫无疑问地，刘尹波也想到了钟盛英给他们出的那道题。他是怎么回答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那是白纸黑字，那是需要用血肉之躯来检验的，否则，那就是狗屁。怕不怕死？那不是简单的肯定和否定就能说明问题的，那是古往今来战争史上一个永恒的话题，英雄和懦夫就是靠这几个字作为分水线。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怕死是必然的，只不过，作为一个军人，尤其是作为一个政工干部，当别人脸色苍白的时候，你的脸色绝对不能苍白；当别人两腿发软的时候，你的两腿绝对不能发软。不是不怕，是不能怕，是不容许怕。那么，当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你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呢？
半个月前，当团政治处主任找他谈话的时候，说要提拔他当副指导员，他当时居然惊讶地说，我是军事干部，怎么能改行呢？主任笑笑说，你一个排长，谈不上是军事干部还是政工干部，哪个方向适合你发展，你就朝哪个方向发展。
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研究自己，他是不是适合朝政工的方向发展。后来他发现他是适合的，军队是要打仗的，打仗是要由人来打，人有技术战术甚至战争艺术，但是，如果人是怯懦的，或者是意识不健康的，那么技术战术艺术就等于零。古代兵法对于训练二字的诠释是，练的是技术战术，训的就是思想意志和职责，因此，训比练还要重要。所以毛主席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
1979年初春，在南方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里，刘尹波开始了他作为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初步探索。
开进战区之后，钟盛英回到了266团，坐镇指挥。第一次战斗是攻打G城，钟盛英带领不足三十人的指挥分队，在距敌G城前沿只有两公里的829高地开设观察所，协调266团和师属炮兵团的榴弹炮营，指挥炮兵直瞄和间瞄射击，步兵分队恰到好处地在各次炮火之间跳跃式攻击，穿插分割，打得很俏皮。
那场战斗，266团伤亡最小。
团观察所设在一座楼房的废墟里，战斗发起之后，岑立昊有点手忙脚乱，这时候他才知道，决心书上的不怕和枪林弹雨中的不怕是有很大区别的。他硬着头皮和其他参谋人员一道，躲在石墙后紧张地进行图上作业，接收步兵分队通报的目标坐标，为炮兵提供射击诸元。忙碌中，大家突然听见头顶上传来口述命令的声音，抬起头来，岑立昊看到的竟然是钟盛英的一双脚后跟——钟盛英是站在断墙上直接观察战场态势的。岑立昊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紧张和恐慌在那一瞬间消退的大半。出于一种本能，抑或是好奇，他想看清钟副师长的脸，但是他只能看清团长的后背，那是一副宽阔的肩膀，逆着阳光，在他的头顶巍峨如山。那时候整个战场上空枪炮交织，弹若飞蝗，829高地上不断传来子弹射进岩石碰撞出的声音，钟盛英置身其中却是稳若磐石，双手擎着高倍望远镜，不断地下达指令，时而夹杂一阵“上去了！上去了！的兴奋的喊声，偶尔还来上骂骂咧咧的句把两句。
从那以后，钟盛英和他的那双非凡的脚后跟就嵌进岑立昊的记忆深处了。
如果说以前钟盛英对岑立昊的赏识仅仅是因为这小子出奇的悟性和训练成绩，仅仅是对一个好兵的喜爱，那么，在这次战斗之后，钟盛英对岑立昊就是格外的器重了，并且作为将才培养了。
当天下午，钟盛英的前进指挥所完成任务后，正要撤回阵地，却被潜进本部纵深的对方特种部队的一个加强排截住了。钟盛英手下多是机关指挥人员，只有一挺机枪和十支步枪，剩下的全是手枪，五十米开外杀伤能力极弱，侦察股长和两名参谋、一名干事、三名战士在枪战中阵亡。对方的火力很猛，从三个方向压了过来，大有将这个小小的指挥所一举歼灭的态势。当时情况十分危急，钟盛英举着手枪，亲自组织反击，但是寡不敌众，而且无路可走。绝望中，大家几乎作好了与敌同归于尽的准备。
这时候，岑立昊又看见了那双脚后跟。他想，真正考验真正的到来了，要是让一个副师长牺牲了或者被俘了，266团就把脸丢大了。
钟盛英穿的那双胶鞋已经很旧了，上面沾了许多南方红色的泥土，但是，在岑立昊的眼睛里，它们就像红色的旗帜，在阳光下迎风招展猎猎作响。岑立昊那颗年轻的心脏被潮水一般的激情涌满了膨胀了并且终于被点燃了，一股雄性的火焰喷薄而出腾空而起。
这一切就像是发生在梦中，生死攸关之际，岑立昊挺身而出站在了钟盛英的身边，并且推了钟盛英一把，越俎代庖地向警卫排一班长等七名战士下达了任务，指挥两个战斗小组从两丈多高的石崖上跳下，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对方侧翼，猛烈射击，吸引敌人火力，掩护钟盛英等人撤退到一块巨大的岩石下面。随即，警卫排长也带着两个战士从右翼出击，与岑立昊相呼应，对敌形成夹击态势。
在那种短兵相接的战斗中，谋略和战术全靠临机应变，凭借的主要是一股视死如归的豪气。狭路相逢勇者胜，置于死地而后生，战局就是在那突如其来的英雄的两分钟内起了变化。他打了对方一个想不到，一条血路在凶狠的吼叫声中杀开。他成功了，而且除了警卫排一班长在撤退时摔掉一颗门牙、一名战士左小臂被骨折以外，没有增加新的伤亡。
打完那一仗，钟盛英毫不掩饰地对266团团长任广先和政委杨万辉说，这小子有种，先提拔，后送校，哪怕他只有匹夫之勇，我也要培养他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