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 题
我迟迟没有给电话地址簿上的“蔡其矫”画上黑框，因为我几乎不相信他已经不在了。
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就想起他在70岁时写的：“苦苦等待新的命运，不知老之将至。”那是1988年，从那以后的15年来，他果然是“唯把虔诚献给诗，难以传达的则用沉默表示”！
这个蔡其矫，这个蔡诗人，这个老蔡，他真的是至死都“不知老之将至”，在别人早就自知“老之已至”的年龄。他去世的第三天，我在厦门，打开厦门日报，就见年月女士编的“海燕”副刊上一大幅照片，是2006年5月诗人在鼓浪屿露天大型诗歌朗诵会上，正昂首诵诗，一脸阳光，一袭红衫，虽然微皱眉头，哪里有丝毫老态！
不过，这大约是被诗情和群情所鼓舞，乃作天鹅之歌了。去年10月在北京友谊宾馆的研讨会上见他时，他确已不如前些年的矫健，让人觉得只有左右扶着他才更稳妥。
从1983年到1998年，我住在虎坊路。很长一段时间，老蔡每到北京，从他住的大雅宝胡同或东堂子胡同骑车来西城，到我们楼里看望陈企霞夫妇，总要顺便到我家里小坐。90年代中骑车被撞，伤了脊骨，才不再骑车了。此后，他虽痊愈，但渐渐发胖，有时坐长了，就打起盹来。不过只要一睁眼，一说话，露出人们惯见的饱含魅力的笑容，就还是透出朝气和童心的那个蔡其矫了。
生老病死，人生之常。然而像老蔡这样与衰老无缘，怎么能跟“寂灭”联系起来呢。
我跟老蔡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一是照习惯说，相差15岁该算是两代人，再则跟他相处，真的会忘记彼此的年岁：他待人平易随和，使你忘记了他是“长辈”，有时甚至不免开些没大没小的玩笑，而在他面前，自然也没有自觉老大的理由，倒是让他给“熏”年轻了似的。
其实，我和他的交往很晚，知其名也很迟。1949年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看到的，选有“解放区”诗作的书刊上，不曾见过他的名字。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主要是推广延安讲话后文学作品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也没有收入过他的诗作，如诗选《佃户林》尽是民歌体的工农作品。大约在1951年或1952年，我才从一篇手抄稿读到了他的《兵车在急雨中前进》：原来晋察冀边区还有这样的诗人，这样的诗风！我也就明白了，尽管他写的是军事生活的场景，这样的作品却不可能作为“工农兵文学”的样品推出——甚至像《肉搏》这样在抗日战争的血与火中产生的，曾在抗日根据地得奖的诗作，都被遮蔽了多年——我也是多年以后才“发现”了这首诗！
这一历史现象，不能不说是因对诗歌源流问题上的糊涂认识，导致对文学“萌芽状态”不恰当的推重，也造成文学认知上的误解和评价上的混乱。
我在这里不想多谈这个方面，涉及文学发生学和文艺美学的话题，也是我的学力所不胜任的。
50年代诗集出版的数量有限，我记得蔡其矫的《回声集》《回声续集》和《涛声集》在1957年前一面世，我都是第一时间购得，但报刊上不见任何反响，显然在文学界领导和评论家们那里，是视为非主流的。回忆我当时的直觉，其有异于主流者，也是后来一以贯之的，一是题材上较之当时一般作品显得宽阔，且不单“反映现实”，还有内心真情的披露；二是诗人能把每一个词汇安放在最适合它的地方，词语组合氤氲出诗意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和谐的，文字运用的熟练，也得归功于他对语言的感觉精细入微。没有对母语的热爱是不能达到这个境界的。
1957年6月初的端午节，诗刊社在欧美同学会原址开茶会，在会上见到了诗人蔡其矫。大家半戏谑地称他为“大海诗人”。因为他刚在5月下旬出版的《诗刊》上发表一首长诗《大海》，写的不是大自然的海洋，而是以大海为比兴献给斯大林的一首颂歌，写于同年2月，即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一周年，却完全符合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斯大林“功大于过”的评价口径。
蔡其矫晚年编辑“诗歌回廊”时，仍然将它收入，但未循例以写作时间为序，而是附在《人生系列·雾中的汉水》一册之末，既表明了他今天对斯氏改取批判态度，又表现了不为己讳的勇气。
由于主体和客体等方面的原因，人对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经历了动荡的1957年，他在年底时写出了《雾中的汉水》和《川江号子》这样的诗，为个人的写作掀开新的一页。而《大海》可以说是他告别斯大林时代的最后的挽歌了。
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1979年1月，在北京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上，一百多位、几代的诗人久别重逢，还有些从未晤面的朋友也亲切相见，正所谓旧雨新知，济济一堂。正在福州的老蔡得到通知，赶回家乡园坂取了冬衣，匆匆北上。
那次会上，胡耀邦跟大家见面，讲了话，要大家思想解放，写出好诗。
应该说，老蔡的思想比一般人解放得早。从文革时流放闽西的八年，他就以疏离主流的心态写着明知无法公开发表的诗，并以诗会友，结识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许多新诗爱好者，其中有舒婷和她的朋友们。接着，他在1978年《今天》创刊之前，就跟北岛、芒克等有了交往，并支持他们这一群体的文学活动。年轻的诗人从他身上感受到对诗、对自由的强烈执著的爱与追求。
从1979年起，他除了以更加自由的意志写作外，还一度废寝忘食地编辑《榕树》文学丛刊。他好像有用之不尽的精力，向他约稿，有求必应，向他请教，有问必答。记得有一次我提了一个问题，他特意抄引了一大段雨果的话来作答，让我感动（可惜一时找不到，但我曾注意保存，总有一天会翻出来）。他以真心对人，故他在几代写诗的人中都有可以信赖的朋友。我每次到他家去，常可以遇到年轻的诗人。他青春的心是有吸引力的。
1982年夏，我在青海路上，跟同行的安徽诗人刘祖慈相约，秋天骑自行车走皖南，完全自助，循着李白的脚印，遍游池州、南陵、当涂、宣城、黄山。还说好征求老蔡意见，看他愿不愿同行，结果一拍即合，蔡诗人立马同意。不料变生不测，到九月末，几近成行时，我忽奉命要去重庆参加一个会（就是以“高举社会主义诗歌旗帜”相号召，对舒婷、北岛进行缺席审判的那个所谓“座谈会”），我去不成了，眼睁睁看着刘祖慈和蔡其矫欣然就道。
我觉得老蔡已经写得够多了，他却直到晚年还有宏大的写作心愿。我知道他对郑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兴趣来自他由衷地关注海洋，关注与海洋有关的一切。我便给他寄去一些有关的资料，才知道他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是要写一部长诗的吧，正像他把自己对大海、对渔民的感情投射在妈祖身上一样，看来，他把他对大海远洋向往的胸怀，乃至与世界各民族交通友好的愿望，将都寄托到郑和身上。我想，这部作品可能没有最后完成，也就无法问郑和是否能承担得起了。
回首近三十年的往事，我又重看了蔡诗人早年给我的信。
我于1978年11月（或10月下旬）到《诗刊》工作。那时只想做两件事，一是让长期沉埋的老诗人“出土”，一是把“地下”的年轻诗人群引到“地上”。我给蔡其矫写了一信，告诉他我对某诗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希望他能先拿可以免于争议的作品来“亮相”。他在1979年1月3日回信说：“在某些方面我很缺乏自知之明。《地下……》大约因有不少爱情字句，而且是自己的，就不免会受攻击吧？这样的诗，我有不少，都难拿出。这一回也是考虑不周，但给你看是不怕的。”后来，发表了他的长诗《玉华洞》，各方面反响很好。
他在1979年新年前夕，“写下这样几句祝愿”：
像宇宙一样敞开的心
普通劳动者的太阳
穿过正在消散的云层
瞠视着自己创造的神像。
每一根战栗的心弦
都回响着过去的悲伤，
谎言的诗已断丧
真理的歌声多么响亮！
人民拒绝黑暗的王国
也拒绝对贫穷歌唱，
心因为流血而更鲜红
眼睛注视着未来的希望。
最后结句写道：“让霸主、官主都消逝/上升吧，民主的太阳！”像“民主”这样的词汇，作为褒义词，当时人们已感陌生，因在文革初起，“自由民主”就成了“资产阶级的遮羞布”，到文革后期，则大张旗鼓地号召打倒“资产阶级民主派”了；而诗人在这里把“民主”和“官主”对举，确有新意，也让读者一醒耳目。这首新年祝愿是写在信里的，我不知道后来是否写定发表过。
谁说诗人蔡其矫不问政治？他在这里，而且不止在这里，披肝沥胆地宣布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2007年3月5日深夜
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问
南方都市报：你是哪一年进《诗刊》的？担任什么职务？
邵燕祥：我是1978年11月到《诗刊》的，先后做过编辑部主任和副主编。当时全国只有《诗刊》和《人民文学》两个文学杂志。毛泽东晚年可能发现整个中国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有一条“最高指示”说“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于是批准恢复了《诗刊》和《人民文学》。两家在1976年初复刊第一期，同时刊出了他的《词二首》（就是“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和“不须放屁”云云）。
我1978年进入《诗刊》的时候，已经是毛泽东逝世两年后，当时正处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诗刊》在群情激奋的高潮中扮演了一个反映民间舆论的角色，组织艾青等诗人去采访那些刚从监狱里无罪释放的“四五运动”的英雄，在工人体育馆组织了大规模的诗歌朗诵会，一两万人的座位撑得满满的。
我很珍视到《诗刊》工作的机缘，宁肯自己少写诗，也要把编辑当好。纵令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把刊物办好，多发好诗，就全有了。我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到《诗刊》来就为干两件事：一是敦请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打击的老诗人，让他们都能重新站出来，重新拿起笔歌唱。二是扶持年轻人。转载北岛和舒婷的诗，把地下诗歌潜流引到地上来，算是第二件任务的一部分。
南方都市报：艾青当时是什么处境？
邵燕祥：艾青在新疆石河子劳动多年，1975年请假回北京治病，有一年多都没有人理睬他。当时，他只是1978年四五月间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红旗》，算是复出以后的第一首诗，此外也没什么约稿。适逢其会，《诗刊》组织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型诗歌朗诵会，首先想到了他，约他为朗诵会采访写诗。他热情支持，不辞辛苦，采访了一位“四五”英雄，并生发开去，写了一首长诗：《在浪尖上》。
我到《诗刊》报到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艾青的这首长诗加以删节压缩，以便演员现场朗诵。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改的？
邵燕祥：我删去了几句直接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像口号一样的句子，也是按照当时的“宣传口径”删节的。不要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就是开过之后，直接喊出这样的口号也肯定有风险。我觉得保留那些具体赞美“四五”英雄、为“天安门事件”正名的内容就行了，后来刊物上发表的基本上也是这一删节稿（全诗后来的《艾青诗选》原文照发了）。但是这引起了艾青的误会。
南方都市报：他表示不满吗？
邵燕祥：他没有当面跟我说什么，似乎也没有跟《诗刊》的别人说过，他对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后来我在香港一刊物上看到了记者对他的访问，他说当时写了一首《在浪尖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的时候朗诵了，反应很好。但是很遗憾，有“凡是”派思想的人删去了诗歌的一些内容。我想，他指的就是我，呵呵。我也没有解释，因为这个没法解释。
南方都市报：当时《诗刊》是什么样的状况，可以有这样大的动作？
邵燕祥：1978年开始，随着作协和文联的恢复，《诗刊》和《人民文学》的领导班子相应作了一些调整。《诗刊》就把被迫提前退休回无锡故乡的老诗人严辰找回来做主编。第一副主编是邹荻帆。主编严辰是一位蔼然长者，善于团结大家。荻帆除了对诗歌和诗歌界很熟悉之外，办事能力很强，所以《诗刊》的行政、财务基本上归他管。第二副主编柯岩，早年以写儿童诗知名；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写过名篇《周总理，你在哪里》。我刚进《诗刊》的时候做“二审”，相当于编辑部主任的工作。
《诗刊》之所以能够组织这样的大型活动，一方面当时作协领导（如李季）要求我们重视诗朗诵，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于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经过那么多年的压抑，大家都要求呼喊。那些长期靠边站的演员，也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加上柯岩本来在剧院工作，在组织演出方面有优势。另外，柯岩的社会活动能力强，她和她丈夫贺敬之跟某些上层官员来往较多，这都有助于《诗刊》开展更多的活动。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封闭的社会，做点事情不知要经过多少层的请示报告，非常麻烦。但是如果有某个有权者说句话，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知道，贺敬之和郭小川都曾是王震将军所欣赏的年轻人。正是王震在三五九旅的时候，贺敬之写了《南泥湾》这首歌（歌词）。
南方都市报：《诗刊》当时好像发表了很多轰动一时的诗歌。
邵燕祥：是的。这里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对于老诗人，从解放区来的，严辰比较熟悉；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邹荻帆比较熟悉。如果是“胡风集团”的呢，邹荻帆就更熟悉了。跟我同辈的50年代的年轻诗人，我又比较熟悉。比如当时有一位朋友（萧枫）从四川回来，带给我流沙河的讯息。流沙河文革期间遣返回乡，就一直在金堂县做木工。我托人给他带信，流沙河便寄了诗来。后来他把“文革”期间写得最好的诗《故园九咏》寄给我们。……所有这些诗人都被称为“归来派”，因为艾青有一个集子叫《归来的歌》，“唱”得不错。
1978年开完为“四五运动”平反的诗歌朗诵会之后，《诗刊》又重点组织了一些稿子。柯岩做了件好事。她跟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熟识，陶斯亮写了一篇长文章，《一封未发出的信》，写他父亲被迫害致死的经过，文情并茂，就由柯岩拿到《诗刊》发表了。
南方都市报：可是它不是诗歌啊。
邵燕祥：不，接着我们就发表陶铸写的旧体诗，一文一诗，都是《诗刊》首发，抢在《人民日报》前面，所谓得风气之先吧。这一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两个人平反，一是陶铸，一是彭德怀。当时女作家刘真住在邯郸，彭德怀当八路军副总司令的时候，她是小八路，我辗转找到她，让她写写彭德怀，为此她还专门跑了一趟太行，她写得很好。所以说，当时的《诗刊》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这些政治步伐是一致的。当时刊物很少，工厂的班组里都订《诗刊》，发行一百多万份，影响不小。
南方都市报：可以说当时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
邵燕祥：十一届三中全会使解放思想的原则方针成为主导，尤其在1979年势头比较好。你如果把1979、1980那两年的刊物翻一翻，恐怕比现在的还有生气，生气勃勃，思想活跃。而且感情充沛，真诚。
比如我们发表了唐山工人张学梦的长诗《现代化和我们自己》。他说我们自己——人，不是“机器人”，也需要现代化。我们发了，引起的反响很大。1980年的七八月间，我们发了一首诗，引起的轰动更大。年轻的部队诗人叶文福，写了《将军，不能这样做》。后来很多人引用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改成《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其实题目里没有“你”字。大致讲一个将军为了扩展他的住宅，硬要拆掉一个托儿所。我们发了之后，当时总政文化部长是刘白羽，代表军方来抗议。不过我们据理力争，总算应付过去了。由于这首诗引起的风波，叶文福名声就大了。很多学校请他去演讲。北师大请他去演讲，他不慎议论了一下政治问题。结果有个女大学生，郑重其事地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揭发他的“煽动言论”。这信还转到邓小平那里去了。后来这个叶文福也被部队让他复员了。
南方都市报：《诗刊》转载北岛和舒婷的诗是怎么回事？你当时认识北岛吗？
邵燕祥：我是在1979年新年前后，从民间文学刊物《今天》上读到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的（有一天，吴家瑾在诗刊社外墙上看到张贴着的《今天》，兴奋地向我推荐）。当时眼前一亮，心也为之一亮。许久没有读到这样刚健清新的“呕心”之作了。我说“呕心”，正如说歌唱家的发声不单是靠的嗓子，而是发自丹田，他们的诗是从灵魂深处汲上来的，已经在心中百转千回或说千锤百炼过了，没有毛刺，更没有渣滓，完整透明，仿佛天成。北岛冷峻，舒婷温婉，同样显示了诗人的风骨。我读到《今天》以后，征得几位领导的同意，首先是严辰的支持，就把北岛和舒婷的诗在1979年《诗刊》的三、四月号发表出来。读者一下子就被他们的诗歌吸引了。
那时我还没见过他们，他们的名字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我认识舒婷是在1980年秋的“青春诗会”。跟北岛见面似乎更晚一点，与他住同一个宿舍院的冯亦代先生介绍他来，那时我得知他还在北京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做“铁匠”，想换个工作，但没找到接收单位。戈扬、杨犁主持的《新观察》调他当编辑是后来的事了。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是怎么判断的？《今天》当时是地下刊物，你决定转载他们的诗时有没有顾虑？
邵燕祥：应该说那时候是得“天时，地利，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解放思想的旗帜刚刚举起来，我个人也刚刚摆脱了头上戴了20年的紧箍咒，几乎没有什么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加上当时三位主编对我都是信任的：严辰还曾向我询问过文革中北京“地下诗歌”的情况，只可惜我所知甚少。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尽量多发好诗是一个诗刊的职责，多发现有才情的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推荐给读者，把“地下”的诗人引到“地上”来，可以说是诗刊编辑的“天职”。因此我在决定转载北岛、舒婷二诗时，没有什么顾虑。没有经过编辑组初审，我在编排三月号和四月号时，直接插进去的。自然我也没有张扬。这两期刊物，是由哪位主编终审签发的，因为顺利通过，毫无异议，我已经不记得了。
在《今天》发表作品的远远不止舒婷、北岛，还有芒克、食指、多多，但形格势禁，《诗刊》不可能连续转载《今天》的作品。我一直遗憾的是没有转载或首发过芒克、多多的诗，还有诗写得很好的方含，他有一首《在路上》我很想在《诗刊》一发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食指的两首代表作，在《诗刊》刊出时，似乎已在1980年夏舒婷、江河参加第一次“青春诗会”之后了。
南方都市报：《回答》和《致橡树》刊登出来以后的反响怎样？
邵燕祥：应该说是轰动一时。当时的《诗刊》承文革中复刊时的余荫，印数还很大，影响自然超过了油印的民刊。这两首诗并没有排在杂志的显著位置，在每一小辑中也没有让它们打头，毋宁说是故意的安排，以减少可能遇到的阻力。然而我们的读者很敏感，他们还是在不起眼的第几十几页上发现了这两首耳目一新的诗，发现了陌生的诗人的名字。编辑部听到很多赞许的声音。
这两位新进诗人作品的发表，一个直接的效应，是鼓励了一大批青年作者的诗歌热情。其中有下乡知青，回乡知青，有工人和技术员，也有当兵的，以及机关干部，他们中许多人只是在文革十年中从漏网的旧诗集和杂志读过一些诗作，并且开始学习写诗，现在惊异地从北岛、舒婷笔下读到了与习见的诗风完全不同的诗，这就激发他们向“五四”新诗、向外国诗去补课的热情，逐步开阔了艺术的眼界。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他们的诗为什么能一下吸引这么多人？
邵燕祥：舒婷、北岛这些诗人的作品，在七八十年代诗歌创作上的影响，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有点像文艺复兴之于西方文化的发展。他们以回归五四新诗传统、回归诗歌本体，实现了对五六十年代的超越，其主要特点就是突出了作者的独立人格，抒写的是诗人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感受，而不再做听命的附庸，学舌的代言。有人指责他们只歌唱“小我”，不歌唱“大我”，然而多数读者对他们是非常欢迎的，他们正是告别了那种以“大我”为名的“假大空”，而歌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从而赢得了远比“假大空”要广大得多的读者群。
南方都市报：插一句，那时候写诗的年轻人多吗？
邵燕祥：很多。当时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方面写诗是一个表达和宣泄的渠道，他们通过诗，告别贫穷、封闭与压抑的一个时代，寄托着自己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憧憬，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写诗也许还可以期望得到实际的好处。比如一个农村的回乡青年，他如果能在“大”刊物上发表一两首诗，一生的命运也许就都改变了。他会从村里调到区里县里的文化馆去，会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有个例子，那时候煤气罐比较困难，有个年轻诗人发表了作品，领导就特批给他一个煤气罐。
那时候《诗刊》的来稿也特别多。每天一两个大麻袋的稿件，每个信封都是满满登登的。专管收发的同志把信封剪开口，把里面的诗拿出来，用曲别针跟信封别在一起。然后按大区，西北、东南的分好堆，送到相应负责的编辑桌上。我那时候总背个大包，骑车上下班就带上一包诗，晚上回家也看一看。那些写诗的年轻人都非常真诚。
南方都市报：跟“地下诗歌”打交道有没有引来什么麻烦呢？
邵燕祥：我只能尽量避免引起麻烦。当时《诗刊》作为一个官办刊物，虽然经费不足，设备不足，但油印机这些还是有的。编辑部的一个年轻同志转达了一个口信，问《今天》能不能拿到《诗刊》编辑部来油印，说选在周六、周日，不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我反复考虑后，没有同意，让那个同志回复，就说《诗刊》现在不宜答应这件事情。因为当时不像现在，现在几个作者自办个没刊号的诗歌刊物，非营利的，用来交流的，一般不会再引起多大的风波；而那时不行，一切民间刊物都被视为非法刊物，即使光发诗歌，一叫“地下刊物”，它的出现已经犯忌——在共产党的天下，你们在“地下”干什么？——文艺问题很快很容易升格为政治问题了。
把地下的诗歌引到地上来，不能离开当时的语境。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诗刊》出面把一些诗人“招安”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偏颇。因为好诗如果能在公开的刊物发表，总能获得更多的读者。
南方都市报：对于你们转载北岛、舒婷的诗，有没有反对的声音呢？
邵燕祥：反对的声音肯定是有的，刚开始都还没有见诸文字，而且多半是背后的嘀咕，到了我们这里就成为“传言”或“有人说”；比较婉转的是说“看不懂”，直截了当的则是说《回答》一诗中的“我——不——相——信”，助长甚至煽动了当时的“三信（信仰、信念、信任）危机”。我听到这样的指责：助长“我不相信”这种偏激情绪，是要犯政治错误的。但我认为，这首诗写于文革后期，在当时的语境，能持“我不相信”的态度而不盲从，正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结果，有什么可指责的？
说看不懂的，我举个例子，1979年艾青写了一首诗《绿》，我们从正常的欣赏角度去看，就会觉得很简单。这首诗反映到处都是绿，山上、河边都是草啊、树啊，“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到处是绿的……”这不是很简单吗？有读者就来信问，你们是什么意思啊？
南方都市报：这个读者的意思是指不“红”吗？
邵燕祥：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不像文革初期揭发的，电台的少儿节目“小喇叭”有一首小歌谣，说反话，第一句是“东方升起红太阳”，第二句是“西方升起绿月亮”，后来就追究它的反革命意图。艾青的诗倒没有引起这样的歧义，但是这样的问题反映出文革已经把一代人诗歌欣赏的审美能力给窒息了，扭曲了人们阅读、审美的方向。因为文革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诗，听惯了朗诵的“锣鼓词”，像“东风万里，红旗飘扬”，“杀杀杀”，还配上一些动作。他们会觉得你写这个无聊：为什么要写倒翻一瓶绿墨水呢？所以我们除了要解放诗人解放作者之外，还要解放读者。
当时的所谓回到诗歌本体，最具体的针对性，就是拒绝文革期间诗歌作品的“假大空”，也就是鲁迅说的“瞒”和“骗”。这是第一个层次，实际上更多是在这一个层次，还远远没有达到回归个人主体这样一个高度。
南方都市报：除了“看不懂”，关于方向性的批评应该更严厉？
邵燕祥：90年代我为一家语文杂志写的一篇小文涉及这个问题：“80年代初，我在一家诗刊做编辑。当时有一批年轻的诗人，以北岛、舒婷为代表，不仅和文革后复出的众多中老年诗人一道突破了所谓‘帮腔帮调’的文革诗风，而且也不再接受文革前17年中形成的主流诗歌的规范，于是引起一片惊呼；有些人不是把诗风诗体的代变视为正常和必然，而看做洪水猛兽似的，指责之，围剿之，发展到1983-1984年之交，过甚其词，竟重弹文革旧调，上纲说是方向路线之争，很不像样子。”
从诗歌界角度说，1979年开始发表艾青的《在浪尖上》，诗歌的转向就开始了。接着转载北岛他们的所谓地下诗歌，也不能大量转载吧，但也还能够露露面，已经给诗歌界吹了一股很清新的风。所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啊。哈哈，有些人已经很不高兴了。武汉有一个在文革中起来的诗歌作者就批评说《诗刊》已经是一个右派刊物了。发了一些不合他们口味的诗歌，这位“诗人”说，邵燕祥本来就是右派，他来办《诗刊》，《诗刊》也就只能是个右派刊物了。
南方都市报：年轻人的诗在什么方面与老一代人区别？
邵燕祥：我一般不愿意以全称判断来简单地划分年轻人和老一代，在分析各个时期诗人和诗作的思想、艺术倾向时，恐怕也还是“单兵教练”胜过笼统的指认。
从1979年到1980年上半年，整个诗歌界已经涌动着一股新的诗歌潮流，总的说来，对于文革期间文化专制主义（包括它在诗歌界的反映，那时不是一度大倡“新诗也要学习革命样板戏”吗），这是一个有力的反拨，是广大诗人对文革文风诗风的自觉抵制，《今天》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从“白洋淀诗群”到《今天》，这些知青诗人由于年轻，思想和艺术上的框框比较少，而且正努力做各种尝试和实验，在一些观点上也比那些老同志走得更远一些。于是有些诗评家觉得这跟自己的欣赏趣味距离越来越远，就形成了不同的意见。
比如“青春诗会”期间，谢冕他们办的季刊《诗探索》曾经采访过顾城等人，他们的一番话也引起了主流派的不满。比如顾城说，这么多年，老是叫我们当螺丝钉，就是要让我们放弃、牺牲个性。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顾城这样说是不错的，但是当时能接受这种思想的人是少数。
南方都市报：北岛他们的诗是怎样引发“朦胧诗”之争的？
邵燕祥：须要声明一下，我对“朦胧诗”这一命名，一直保留自己的意见，因为其内含和外延不甚确切，它本身的意义就是“朦胧”的。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认识，是我的朋友、广东的诗人和杂文家章明，非常好的一个人，出于艺术趣味的差异，他写了一篇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寄给我们。至少在文本的层面上，他恰恰不是针对北岛和舒婷的；当时他用杜运燮和李小雨的两首诗作例子来批评一种令他感到“气闷”的“朦胧”诗风，但是那两首诗并不朦胧，都有可以理解的意义指向：杜诗《秋》以新秋雨后的晴明对比长夏的燥热和暴风雨的骚乱，明喻十年动乱结束后世态的生机和心境的舒畅，其中有几句用了“通感”和拟人化的手法；李诗则只是写了椰果落水的一个镜头，反衬南海之夜的安谧。我不知道论者于杜李两例之外，心目当中的“朦胧”诗风，是否包括了舒婷和北岛们。但在他之后，从贬义上使用“朦胧诗”一词的论者，显然首先是指的北岛、舒婷们，旁及一些力图引入一些新观念、新手法的青年诗人，对40年代即做过现代主义尝试的老诗人们却放过了，但杜运燮、辛笛、郑敏以至袁可嘉这些老“九叶”，却都敏感地站在年轻的诗人包括舒婷、北岛一边。后来有一次在广州的集会，我跟章明聊天，正好舒婷走来，我不假思索，说，哎你们认识一下。他们都有点尴尬，随后各自走开，事后我也觉得有点尴尬，呵呵。
从1979年新的诗歌潮流兴起后，社会上的“批评”逐渐强化，针对青年诗人群，也针对支持青年诗人群的《诗刊》。第一个起来反驳这些“批评”的，是1980年5月谢冕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在新的崛起面前》，随后在《光明日报》发表，主要讲了对青年作者要宽容。其后1981年孙绍振写《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在《诗刊》发的；1982年徐敬亚写《崛起的诗群》，在兰州《当代文艺思潮》发的。后来，在1983年秋到1984年春，他们三家被统称为“三个崛起”遭到批判，成为干扰“方向路线”、“大是大非”的“异端邪说”的代表了。
南方都市报：在这场争论中，《诗刊》有没有介入？
邵燕祥：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在实际上首当其冲。但由于内部统一认识、商讨对策需要时间，《诗刊》的动作好像慢了一点。各方（当然主要是两方）都在等着看《诗刊》的态度。谢冕在南宁的发言，大意说，一些年轻诗人与文革前及文革期间不同的新的诗风，是一个“新的崛起”，认为对此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我们编辑部的同人大多都是同意的。正在这时，收到了章明的文章，我们感到正好以此为契机，展开一场讨论。为了使不同意见畅所欲言，要力避一边倒，每一期基本上要做到正反两面旗鼓相当。就按这个原则组稿的。当时《诗刊》老编辑吴家瑾跟我一起主持编辑部日常工作，她负责组织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研讨会，找了一批谢冕这样的，还有一批如丁力这样的“反对派”，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和睡觉，都坐在一起讨论。两边面对面争得脸红脖子粗，很激烈。但都是出于公心，研究问题，讨论得很好。不打棍子，不扯到政治上去。我们后来发表的时候也是不同意见你三篇我三篇，效果不错。像是个学术“争鸣”的样子。
我们一开始就找郑敏写文章，她的诗以知性见长，同时她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她对现代主义有所亲炙，当时又是支持年轻人创新的，但她有顾虑，问能不能化名。最后是化名写的。
艾青当时不太满意，他写过一篇文章，称某些年轻人的诗是迷幻药。北岛当时有一首诗题为《生活》，文本就只一个字：“网。”艾青批评说，这谁懂，什么意思。但艾青秉承其一贯率真的作风，不怕得罪人，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甚至像小孩子赌气，可绝不会在背后搞小动作。
在这个讨论中，一开始介入的学者、诗评家中间，都没有人事纠纷，个人恩怨。我们置身其间，尊重各家的发言权，更多地讲点中庸之道，兼容并包，说得好听些是不走极端，说得不好听，则有时难免“和和稀泥”。
南方都市报：你提到1983-1984年上纲上线地批判“朦胧诗”是怎么回事？
邵燕祥：那是一次名为诗歌座谈会的专题批判会，我也去了，在重庆，而且开得特别急。“十一”国庆三天假，会是在10月2号开的，10月1号我就坐飞机赶去重庆。会上有人点名批判舒婷的《会唱歌的鸢尾花》，有人点名批判北岛的《白日梦》，气氛非常紧张。之前我已经大致知道这会是怎么回事，所以，去之前在新侨饭店遇见谢冕，他问我去不去这个会，我说去。他说他也接到通知了，我当时好像说了“你最好不去”。后来他没去。
这个会后新华社发了消息，批判“三个崛起”的“谬论”，称要坚持诗歌的社会主义方向。其后不久二中全会就提出“清除精神污染”问题，重庆这个会果然是得其先机，提前配合了。很及时地在首都剧场会议厅开了一个重庆诗歌座谈会的传达报告会，我因胸闷（可见那时已经有冠心病的征兆了），没有参加。
我在1984年7月写的长诗《中国，怎样面对挑战？》其中有一节“80年代的青春这样说”，写了如下两段：
扔下你的老年忧郁症吧！/扔掉你的中年忧郁症吧！/我们不是同龄人/我们不是同辈人/我们却是同世纪人——我们同属于20世纪/还要走向21世纪的开端。
扔掉年龄歧视！/无论老人歧视青春/还是青年歧视老龄/都是世纪末的神经衰弱症，/而我们正在迎接/新世纪的黎明。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这是因为年龄歧视吗？
邵燕祥：诗歌界有个别人，对于包括北岛、舒婷这些后来居上的青年诗人的崛起，感到不舒服。经过一段相当时间的反复和澄清之后，我发现这种年龄歧视——老年忧郁症——神经衰弱，主要的不是来自意识形态和美学观念（这只是充当了好听的借口），而更多来自利益驱动（这不好意思公然拿到桌面上来）：担心自己在虚（文学史）、实（当今文坛）两个方面的权威地位会受到来自年轻一代的威胁、挑战乃至颠覆。有人曾经向一位常来我家的朋友问道：“邵某某家是不是经常高朋满座，尽是些年轻人到他家去呀？”真惭愧，我没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那样的气派和风度，更没有拉拢青年搞什么小集团推翻哪一位大佬的野心。不过，这一切总归让人寒心。
又过一年，严辰退休了，邹荻帆又住院了。我过去曾经跟严辰、荻帆说过，你们俩在我就在，我跟你们共进退。再检点一下，我原来给自己设定的两条，一是力促老诗人亮相，一是扶持新诗人出台，我力所能及的差不多都做了。我就向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请长假”，离开了《诗刊》。
关于冯宝岁之死
宝嘉女士赠我一册近六百页的大书：《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其中收了她的文章《鹪鹩巢于这一枝》，回忆她1970年夏19岁时到兰州砖厂做工，《庄子·逍遥游》有云：“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我也是一只鹪鹩。在70年代最初的那几年里，砖厂就是我的一枝。这一枝在我落难的时候给了我呵护给了我宽容，使我得以有枝可依，有巢可栖。”她写下了对工友对师傅们真诚的怀念和感激。
其间所谓清查“五一六”波及她，停止工作，在宿舍不许随便出门，关门闭户写材料，主要是写关于冯宝岁她所知的一切。
冯宝岁，我是见过的。1949年冬，我每晚到北京灯市口俄文夜校学习，同班有方成、锺灵、叶至美等，冯宝岁也在这个班。我所以记得她，因为小时候就听我姐姐说起过这个名字，她们在贝满女中同学，应该是同班，1945年高中毕业。在我印象里，学俄文时她好像是在外交部工作，也许是如宝嘉文中所说，她丈夫刘山在外交部工作，她们住在外交部宿舍。
宝嘉这样写到冯宝岁和冯宝岁之死：
冯宝岁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她是我母亲解放前在贝满读中学时的闺中密友，后来又在北大先修班成为我父母共同的同学，再后来一起去了解放区。文革时她是学部资料室的俄文翻译。我的父母工作都不在北京，宝岁阿姨就成了我的“北京监护人”，这在我档案中是有记载的，如同血缘关系一样不可否认。文革开始，宝岁阿姨收留我住在她家，她是长辈更是我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和她的女儿刘钢刘阳亲如姐妹，对她和刘山叔叔的感情不逊于对我的父母。1968年10月，她被学部的另一派羁押，11月中旬被毒打致死。刘钢对我说，那天妈妈去学部上班就没再回来。知情人说那些人要她脱掉毛裤，然后带到法学所，一共有14个人参加了对她的殴打，她的一条腿当即被打断，她扶着墙站起来，举着毛主席语录对那些人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在这之后，她们把一块木板压在她胸口，几个人站上去踩，致使她心脏破裂而死。写到这里我的心又痛如刀割。宝岁阿姨当时的“罪名”是“五一六”，而且是“五一六”的组织者之一。因为刘山叔叔在外交部工作，她家又住在外交部宿舍，所以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大批外交部的干部受到她的牵连……我对专案组坦然承认与宝岁阿姨的关系，但是再怎么施压我也无法提供他们需要的那些子虚乌有的证言。这是我的底线。
冯宝岁在文革中横死，我是在文革结束不久就听说了，但我没想到她竟死得这样惨，很难想象从事“社会科学”的学部中人竟能野蛮残暴如此！这种踩木板把人的心脏压碎致死的暴行，在过去揭露的日本皇军和德国纳粹的罪案中，都没听说过。
宝嘉接着写到冯宝岁身后的凄凉：
宝岁阿姨罹难后，刘钢去山西插队，刘山叔叔带着年幼的刘阳也去了外地。我1969年冬天回京去她家时已是人去楼空。次年，刘山叔叔作为长沙铁道学院的招生负责人来到兰州，找到我和妈妈。那晚我们三人坐在昏黄的灯下说起宝岁阿姨的惨死，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宝岁阿姨的死因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她为人正直热情，秉性单纯善良，除了文革中的“站队”，绝无与任何人为敌的可能。我曾经读到学部几派组织负责人的回忆文章，竟然没有人提到她，那14个有名有姓的打人者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文革后为宝岁阿姨平反的官方悼词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及此事。
宝嘉太天真了，像冯宝岁这样普通的死难者，能够走个平反的程序就不错了，你还期望有什么像模像样的悼词。我没看过她所说的学部几派组织负责人的回忆文章，不知道是在什么年代发表的，是“几派组织负责人”合写的，还是分别写的，如果是意在表示捐弃前嫌实现“大联合”，那还不是一色的“官样文章”，怎么可能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和现实呢？
宝嘉文章提到有关冯宝岁的一些传言：
坊间一直流传说冯宝岁有兄弟姐妹六人，分别以中、华、民、国、万、岁命名，其父是华北地区有名的大商人，在《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都有记录，说这些是她挨整（一说是自杀）的缘由。去年我在《随笔》中读到邵燕祥老师的一篇文章也如是说，尚未能找到机会向他澄清。
这就是宝嘉送我这本大书的目的所在了。冯宝岁虽然先后跟我姐姐又跟我同学，我对她的家事知之甚少。关于她的传言，我没有听说过她父亲的事情，只听过兄弟姐妹六人，同属“宝”字辈，然后以“中、华、民、国、万、岁命名”（即从“冯宝中”一直排到“冯宝岁”）一说，应该是在听说她的死讯时，人家这样告诉我的。我相信了这个传言，并且以为这也该是在批斗会上正式提出来，以证明其家庭之反动的根据。我没有参加过冯宝岁的批斗会，为什么会这样认定呢？我想是因为我参加过数不清的文革批斗会，它们的“上纲上线”以及尽量往“美（帝国主义）蒋”身上引的路数大抵如是。
而且，还有一件类似的公案，我所亲历，让我对批斗冯宝岁必然采取这样的逻辑深信不疑。那是在1968年10月，恰恰是冯宝岁被非刑致死前不久，我随中央广播局受“审查”的大队人马在良乡路村劳动。我住在旧日庙院的东厢房，“十一”一夜阴雨，第二天早晨放晴，我们却被紧急集合，勒令逐一交代夜间的活动。夜间能有什么活动呢？无非如厕解手，于是追查谁是单人起床，单独如厕的，这样查了半晌午，也没查出所以然来。后来得知，原是东厢房窗下的墙根上刷了一条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每个字一方纸，用糨糊贴在凹凸不平的黄土泥墙上，经一夜雨打风刮，巧不巧，“人”“共”“和”三个字耷拉下来，村干部早起巡视，他们知道这些人是有问题的，格外多了个心眼，于是老远看见“中华○民○○国万岁”的字样，激起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这便有了一早晨的折腾。
至于冯宝岁家的兄弟姐妹是不是确如所说，或者会不会是有人把“中、国、万、岁”硬说成什么“中华民国”人人以罪，为此硬添出两兄弟来，我从来没有动过这份脑筋。内心深处却以为，民国期间，给孩子起名儿嵌上“中华民国万岁”，算得一桩佳话，有什么罪过可言？当时任何爱国的中国人都可以这样说，这样喊，那时候谁知道后来国号要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辛亥革命创建的“中华民国”成了蒋介石的代号。
宝嘉文章列举了冯宝岁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情况，以说明“坊间”传言的不实：
冯家其实只有四个女儿，分别为冯宝中、冯宝国、冯宝万和冯宝岁，四姐妹都参加过学生运动。宝中是浦安修的同学，后来嫁给中华民国驻瑞士使馆的二秘张树柏，随夫出国。新中国成立后，张树柏卸任移居香港，供职于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任总编辑的读者文摘（远东）出版公司，曾经和赵元任的女儿同事。……宝国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读中学，因为总与日本学生发生冲突而被学校开除，后去上海读了美国人办的圣约翰，毕业后去美国。
宝万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江长风，取“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意，文革开始时是北京五十六中的校长。
宝嘉文章还提到冯宝岁的父亲名庞敦敏，苏州人，细菌病理学家，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姨表兄，通音律长文史爱收藏，与俞平伯、江逢春、朱家溍、俞振飞以及收藏大家王世襄均有过从。庞敦敏的夫人是庞冯织文，冯宝岁等从母姓。“宝岁在参加革命后曾经给自己起过一个没叫起来的名字‘庞大’，当有对生父的追思之意。”这一点，经她一提我也有印象，1949年在俄文夜校时，冯宝岁曾自我介绍她要改名“庞大”，但人们可能以为这是她的自嘲（因为她高大较胖），没有当真。这样的细节，只是让我们想起她的直爽和率真，音容宛在，更觉她无端惨死，是那个年代无数罪恶的行径之一。正如宝嘉文中说的：“卿本无辜，年仅40岁就死于非命且尸骨无存，这在当日之中国或许并不足道，但在至亲至爱的人们心中却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2009年3月7日
一封一九四九年的旧信
2005年初夏，郁风、苗子来电话，告以收到一封误投给他们的邮件，说寄给我看看，可以做写杂文的材料。
原来是，石家庄有位退休的王维平先生，爱好书画收藏，在2000年收到信札七页（没有信封），结末署名“苗δδ”，因是竖写，两个圈圈被王先生误认为“子”字，遂以为写信者是“苗子”，并推测为黄苗子。后来听说郁风在文史馆工作，便把复印件寄到中央文史馆转交，“看看是不是黄老亲笔信札”，如经确认，当“物归原主，了却我的心愿”。
这是一封长达七页，两千七百来字的信，用“冀东行政专员公署信笺”（竖十三行）毛笔书写，下款注明“十二，廿一”，另有钢笔“一九四九”，或是收藏者王先生所标。
写信人苗某自述生年40岁，如健在，今年当臻百岁了。他说“合省后我奉命来省府民厅工作”，应是从冀东行署调到河北省民政厅。从行文口气（如对乡村纠纷指点解决途径）、习惯（如最后“此致布礼”即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等看，大概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领导干部。
受信人三同志（方正、子文、正舟），写信人说“许久不见，亦未通信，颇以为念”，可知原在冀东行署时也并不在一起工作。从信的内容看，乃是苗某家乡（二区商家林村）的县区以上主管干部。七页信札的前两页半，是请他们帮助解决他家乡的村里抗（日军人家）属跟村干部之间的矛盾，提示了原则和办法，总的说来是顾全大局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这一部分，作为60年前的原始史料，让我们看到一部分当时中共基层干部良莠不齐——用政治术语说，就是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情况，甚至是很严重的。
这封信札，其实只是一封信的草稿。从后面署名只写姓氏，名字用圈圈代之可知。过去人们的习惯，个人的文书最后不署名或署名不全，甚至直写某某的，必是草稿无疑，以示并非正件也。
此稿前一部分谈的是公事，如同领导同志指示，抽象原则和具体办法，都有规则可循，对一位领导干部，说起来并非难事，根本用不着起草。所以郑重其事地起草，加以反复推敲的是信的后一部分，谈他家庭的私事，请三位有旧（是曾相与共事且互有了解和一定感情的）当地干部，帮助他“解救”其母亲和“弟男子侄”。事情发生在土改期间，看来他的父亲成分应属土改斗争对象，土地房屋被没收后分配给贫雇农已成定局。写信的这位决心与“落难”的父亲划清界限，承认其父思想行为“封建”“顽固”，并以其在家中即实行“奴隶主”式的压迫，使母亲等深受其苦为理由，将母亲与其父加以区别，用“另立门户”即分家另过的方式“营救”出来。按：在土改中的成例，凡划为地主分子的，夫妇总是捆绑在一起的。有些在地主阶级家庭中确实遭受虐待，其地位如同佣工的成员，在某些情况下也许能获宽贷，但这为数极少，属于特例。这样做的难度极大，这该是写信的人所深知的。所以他大声疾呼：“同志们多费心，快营救我母亲逃出人间地狱生活吧！”
自然，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他更深知这样做所冒的政治风险，那就是政治运动当中最忌讳的所谓阶级立场不稳，包庇家庭。他处在矛盾心态中，他心中的传统“孝道”，与当下组织纪律性的矛盾：“我们党员既非枭獍，谁无父母？苟非万不得已，孰肯与父母决裂如此？”大约几经权衡，决定舍父保母，又对受信的三位同志动之以情，希望他们“分忧”，用心良苦。
至于他的哥哥毓春等几位弟兄，长年在外谋生，并不分享地主家庭的经济收入，不应作为逃亡地主看待。苗某代为申诉，至少在今天我们看来，是正常的。
我在这里说了半天，却还没让读者看到这封信稿，是有些喧宾夺主了。现将信稿全文移录如下：
子文
方正同志：
正舟
许久不见，亦未通信，颇以为念！合省后我奉命来省府民厅工作，一切很好，请释念。（按：在上款和首段天头，原写有“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各同志身上了”，又用笔勾掉）
估计你们的救灾、秋征、集训农村党员、消灭奸特、召开人民代表会、颁发地照等等工作……一定会很忙很累的！但你们都是老于经验理论丰富的老同志，一定会很快很好顺利地完成任务的！
现在有两件琐事向你们谈谈，同时也是我的希望和要求。
（一）我村（二区商家林）抗属和村治安员及支书（女）的纠纷问题：昨天抗属代表来省请愿，我曾以私人资格给他们解释，不可兄弟阋墙自残骨肉，省掉阶级敌人的暗喜，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然而事实业经县区处理，已成“强弓之弩”，以私人关系既不能平息，只有用公事方面解决了（省里将行文到专县）。
据我了解村干有他一定的功劳，也有他一定的错误：如在我村于十年当中，被日寇蒋匪轮番蹂躏下，在极度惨酷环境中对敌作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这一件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贪污腐化、侵占胜利果实、压迫甚至打骂抗属、独裁不民主的作风，也是相当严重的——解放前的伙会副大队长（日寇蒋匪两朝奸特）曾绑护抗属及群众敲诈勒索腰缠万金；解放后参加了革命（据传闻），因有私人关系而待遇则超越老抗属，此尤为绝大多数抗属所不满——其他事实不多赘，想早为你们所彻底了解。
再有一件事：我村伙会商荣商然之妻等，赓续夜间被村干或民兵轮奸（不知是真是假）如果属实，我认为虽是阶级仇恨心所致但也影响政策，有伤风化，请调查制止，并加以批评教育。再从多方面考虑，万一该妇女们思想上尚存在反动残余，若由肉体关系引诱，也容易使我党员变节，你意以为何如？
对解决我村的纠纷，提出我的意见，供献给你们考虑：由党内和行政结合起来处理这一问题。对抗属方面多强调说明村干的功劳；同时也明确指出村干的错误，并教育抗属去掉褊狭思想及自私观念（方式须讲究）。更应使抗属认识到是自家事，骨肉相连，不可分裂。在村干方面则以整风方式，严格检讨错误（甚或有罪恶），若坚持错误，则须及时处理。使村干认识错误后向抗属道歉，双方破啼（涕）为笑，务求达到团结同舟共济之目的。在可能范围内进行调整胜利果实清理会账；再结合人民代表会或发土地证或其他中心工作进行整理支部及村政权。企求各方面心悦诚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提高一步。以上的建议，不一定正确，权作愚者千虑一管之见，提供参考。
（二）我的家庭问题：关于此点，早为你们各同志所关心，对这事苦心积虑地设法解决，其踌躇程度，当不减于我个人的负担，但我母亲及弟男子侄等均未获解放，这说明咱们大家的责任还未尽到！
我生平（40岁）从未敢批评过我父亲，此次不得已我写了逾三千言的一封信，这是破天荒新纪元的批评和揭发我父的缺点；可是我没有半分信心可以改造老人家。因为他的封建顽固性是牢不可破的，除非打击他别无良策——固然，我的家庭也等于你们各同志的家庭，决不愿自己家庭——尤其是自己老人有尴尬，唯至万不得已处，只有下决心！
马克斯（思）恩克（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二章中段，已明白指出必须消灭家庭，以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在这过渡时期我们虽然不能过早提出消灭家庭，起码也要改造封建式的家庭，要解放悲惨的被压迫者脱出封建枷锁。
我的家庭在中国来说是典型家庭，同时我父也是典型人物（可详细地参照给我父亲的那封信），因之我大声疾呼：“同志们多费心，快营救我母亲逃出人间地狱的生活吧！”
我对解决家庭问题提出意见如左：
我个人理解孝道，其标准须由父母说起，如果父亲站在党的原则下行事，那我们尽孝道是完全应该的——这话是不是说以党的尺度来衡量父母呢？不，不完全那样；但起码也须父母不背于党的大原则——我们党员既非枭獍，谁无父母？苟非万不得已，孰肯与父母决裂如此？
同志啊！我母亲与弟男子侄，被我父统治压迫的不能活着呀（尤其是我母亲更严重），纯粹的家庭法西斯蒂与家庭大封建主（奴隶主）压迫奴隶一样，这绝不是张大其词！
所以我主张把我母亲以下家庭所有人口都搬出来，除给我父个人留一份房屋土地外，把我家房屋土地由农会分配给农民，重新由外村或我村分配给我母亲以下各人口土地房屋一份，如此就粉碎了我父的封建意识（他经常说“土地房屋是我的，你们都吃我不中”），并由政府明白指示他，说明我母以下各人口均自立门户，不许搅闹，如有搅扰，是犯刑事罪的（同时也必须由区村监视他，如果搅扰就认真办他），坚决地把我父一人孤立起来，等到社会主义再说。
关于我父的恶作剧，可参照我给他的那封信，更可到我村了解，故此不用多写。
其次还有一事，就是我弟兄敏（按，应为毓）春、毓民、毓文等都是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小手工业工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第二种工人（有东北我解放区政府的证明），村办公人硬把他们屏逐农会之外，说他们是关外来的，当做还乡地主那样看，是错误的，是不认识本阶级的，是关门主义的……既不帮助建立家务，更不许在农会发言，我兄毓春前在农会会场发言，被逐出会外，这是实情（村干呼口号赶出来的）。我党是给工人阶级服务的，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们是本阶级的人，我们是本阶级的党，村干认识错了，请给以解释纠正，是盼！（按：此段天头加写：他们家庭虽是中农，但均在外负苦十五年以上，其本人成分决定是工人）
根据以上所述，我再不多说了，我把希望完全寄托你们各同志身上。把千斤担子在我思想上是换肩了（由你们担负）。
同志们！多操心吧，替我分劳吧，让我把精神完全用在工作上吧，我多做了工作，就是你们各同志的成绩呀。
纸短话长，不尽所云……并希多通信，在工作上在思想上多帮助我，是所至盼！此致
布礼
苗δδ
十二、廿一
（旁注：一九四九）
我头一遍看这封信，在他设计为母亲开脱的地方，直觉反应是他在以权谋私。因为按我们的思维定式，遇有这种情况，作为干部、党员，首先应该划清阶级界限，不得已而求其次，也要避嫌，其处理原则是：政治第一，运动第一，工作第一，什么亲情、孝道，不能让这些资产阶级“人性论”甚至“封建道德”干扰破坏像土改这样伟大的政治运动。从这样的大道理出发，苗某显然已经缺理，当时如遇揭发，光是这封信，就够批他一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呀！
但静下心来想想，不知这封信稿，是否誊清发出，如果发出，那三位至友是否有能力实现这个可怜的愿望，如果确能如所期待，那么，几十年间只是少了一个被蔑称为“地主婆”的五类分子，使她的子侄们也得以因她的侥幸，而免于被蔑称为“狗崽子”“黑五类（子弟）”的命运，甚至可以说共产党也少了一个“敌对阵营”的成员，又有什么不好呢？
也就是说，当苗某出于亲情，呼吁他的至友出力开脱他的母亲时，至少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人性在与党性的角力中一时占了上风，他的良知使他把个人的利害得失抛到了脑后。他整个的思想体系并没有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但在此时此地此一问题上，却逸出了政治成见的常轨。
不过，即使这封信的设计成为事实，也仍然只是土改中的一个个案。而且是借助于那三位当地当权派的运作才能成功的。这在我们的认知中，仍是传统中国“熟人社会”的常态，也是一定程度上“官本位”或“党本位”（因为写信的当事人与受信的三位干部都是中共党员无疑）作用的结果。一般广大的无权无势没有“门路”的中国人，是连这点可怜的侥幸都没有的。
说到这里，我联想起一个也是土改中的事例。
事例的主人是著名苏联文学翻译家曹靖华的父亲曹植甫老人。上世纪30年代中期，鲁迅曾应曹靖华之请，为老人写过一篇《教泽碑》，表扬他为家乡教育事业的贡献。老人一直生活和执教在河南伏牛山区的卢氏县。1946年内战爆发，从鄂北宣化店突围的中共李先念一支3000人的先头部队，来到伏牛山区时人地生疏，钱粮不继，借重于已是77岁高龄的曹植甫，联络当地士绅，稳定民心，使筹粮工作顺利进展，部队粮足饭饱，士气高涨，打出了军威，稳定了初建的豫陕边区政权。1949年建国前夕，国民党军刚刚退去，经历了“拉锯”惨剧的深山区人民，对新政权能否巩固还将信将疑。曹植甫老人再次走出草庐，四处奔走，寻找教师，立即开学。在10月1日马耳岩庆祝建国的乡民大会上，老人和驻军首长一起讲了话，号召山区的父老兄弟跟着共产党走。
就是这样从心底拥护新政权的老教育家，却在不久开始的土改试点工作中被划为地主。在这之前，曹靖华还给老人来信，要他对这场政治运动有个思想准备，信中说：“不久故乡就要随着全国实行土地改革，望阖家欢迎，全心全意鼓起全身的气力的欢迎。因为土改是最好不过的，耕者有其田，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但老人欲加入欢迎的队伍已不可得。划为地主后，他就从马耳岩村搬出来，又住到当年为躲避国民党骚扰而住过的鹳河岸边的草房子里。土改工作队里有位老教师，因仰慕而来访，老人把多年来自己用毛笔抄成两厚本的独生子来信《靖华手札》给他看。老教师坐在老人的土炕上看得入了神，并深为曹氏父子间的亲情所感动。没想到他回去受到严厉责备，问他“为什么到地主家里去？”批评他“划不清阶级界限”。
在成分问题的震动中，曹靖华1951年去南方老根据地访问途中，从汉中专门给父亲发来一信，信中说：
昨前儿函询关于家中土地改革，是想要知道依此划的成分对不对？因为你我父子阶级，依法令，是均不能划为地主的。你一生主要是笔耕舌佃为经济，而非靠生产农业作营生，是专门用脑力的知识劳动者。说到儿我的本身，行年十四即出外，迄今总算起来，脱离土地生活已四十余年，无昼无夜无寒暑，伏首芸窗，委身砚田，除执教中外大学外，抽暇编辑译著：一方面努力为青年储蓄精神食粮，一方面为国家除旧增新，倾心干革命工作，并不曾依赖土地，更不能算是地主。且今日大学教授，尽入全国工会（儿亦为工会会员），属工人阶级。未知故乡公民将你的成分仍划为地主否？这些地方，当局恐不尽彻底（了解），安知成分划错，是常有的，是当改正的。
1951-1952年之交，曹氏故乡进行土改复查。春节时，卢氏县扩干会上传达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指示：根据曹植甫老人毕生献身山区教育事业，他家里虽有少量土地出租，够不上地主，只能是个“小土地出租者”，以前错划的成分，应予改正。
如果只靠曹植甫老人在当地向复查工作队申诉，不一定能惊动得了省委书记下达指示。然则很可能是曹靖华从家里了解情况后，直接“上书”给河南省委，用今天的话说，是“越级上访”，碰上吴芝圃知道曹靖华是何许人，也读过鲁迅为他父亲写的教泽碑文，于是问题迎刃而解。但这也有赖于被错划者是知名人士。有些地方负责复查工作的就是原先的工作队员，他们是不是能够那么顺畅地解决问题？在中国盛行“屈死不告状”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又有多少被错误处理的人能够勇敢地上告、申诉？又有多少上告、申诉者能够如愿顺利地改变错误的决定？这些就不是我们所能确知的了。
关于曹氏父子的这一段故事，是我从《张羽文存》（中国青年出版社版）上册中《山区教育家曹植甫轶事》和有关曹靖华的几篇文章中看到的。
2009年3月11日
为章仲锷《磨稿斋拾遗》作序
读着章仲锷兄的遗稿，就仿佛坐在他的“磨稿斋”中听他畅谈，十分亲切。这个斋名的由来，原是秦兆阳先生给他写的一幅字，脱胎于曹雪芹：“磨稿亿万言，常流欢喜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这是深知编辑工作甘苦的悟道之言，也是老秦对后学的安慰和鼓励吧。
我却因而想起前人说的，文字功夫，是人磨墨，墨亦磨人。古时候不但没有电脑，也没有比较便捷的钢笔、圆珠笔，先要在砚凹里把墨研好，才能秉笔书写的。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一锭墨越研越短，就像蜡烛越烧越短一样，人和墨的生命都渐渐地从笔端注入了文字。这也许恰恰像是一个老编辑的宿命。
老章以“磨稿”为乐，直到病发前夕，他还刚刚仔细地看完一期刊物的校样。在他的随笔中，随处可见他作为编辑的“职业病”，他不但不能容忍过目的稿子里的文字差错，像吃饭吃出沙粒甚至吃到苍蝇那样，感到恶心，“除恶务尽”，而且，他对职责以外的，如报刊版面、电视屏幕、播音员口中乃至街头店招里的错别字、语病，也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加以声讨。这些几乎普遍的“文化现象”（是不是该叫非文化现象），在一般人也许全无察觉，也许察觉而安之若素，因为见怪不怪了。老章不行，就文说文，就字言字，这一类错误在他看来也都是头等大事。怎么能责备他的天真？至今从他有关这方面的言论里，还能听出他的认真、执著和与此相伴的无奈。
这种认真、执著和无奈，几乎是所有杂文随笔作者逃不脱的心态。老章也写了一些进行社会批评的杂文，多从文化角度切入，你可以说他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也可以说这正是“书斋”中人从“两耳不闻窗外事”进而要“闻”窗外事，还要“议”窗外事的特点。
老章的主业是编辑，在编辑之外的写作属于业余。他一辈子都是一个“业余作者”。但通观他的一生，这个“业余作者”对文学事业皈依的忠心耿耿，远超过相当一些“醉翁之意”不在文学的文学专业工作者包括“专业作家”。熟悉中国文学圈现状的人都会认同我这个说法，熟悉老章为人的朋友更会认同。从这本书里一些带自传性的篇章看，最后30年的章仲锷，依然是《队伍向南开》《界线兵》里那个满怀天真的少年。经过这样那样的运动，有了这样那样的阅历，受到这样那样的委屈，他熬过来了，但没有学到油滑、世故，更没有成为小人，而是保持了类似“皓首穷经”的所谓“书呆子”的“迂”气，类似鲁迅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那个“傻子”的品格。天知道这在当今世象中是多么难得！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啊。
读老章这些旧稿，也分明看到他人生的脚印和思想的脉络。文革结束不久时，他的《当我自由、酣畅地呼吸着》，写出了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人在“天安门事件”中因丢失了一个自行车税牌而战战兢兢的真实感受；与高桦合写的《浸血的白花——一个母亲的手记》，则重现了那个年代人们心系天安门的真实感情。《挂甲屯的爱和恨》反映了正直的中国人对正直的彭德怀的怀念，短短的篇章留下时代氛围和人民情绪的烙印。
老章晚年受高桦的影响，一步步从旁观到投入保护环境和生态的呼唤，他不仅写了不少“绿色”的言论，还参与编辑有关的书刊。这在环保事业严重滞后的社会，无疑也是“干预生活”的甚至举步维艰的行动。
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足球是老章的“最爱”，这有他写的不少球评为证。有趣的是，在这些“性情中文”里，他对足球运动的认真以至较真，不减于他就本职工作——选拔、推荐、编辑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写的评论和随笔。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文学观点，以至对某些文学作品的评价，但你不能不承认他在这里倾注了全身心的热情。这在本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不须我来饶舌了。
老章主张杂文随笔都宜短，他写了许多千字文，为他写序，本来也想写成千字文的，不意还是超过了。一是短文也不好写，二是想到的未必就能做到。我在他生前，从来没向他这样啰唆过，他去了，无缘再面陈，姑且在书面上啰唆这一回吧。
2009年4月14日
谁能对自己“三七开”
—夜读抄
读赵文滔个人回忆录《伤害》，最后有“半个世纪后的的通信”一节，发人深思。
赵文滔，1951年大学毕业后，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后改称局）工作。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的鸣放阶段，他根据团小组群众意见整理了三张大字报，除了批评教育司肃反运动的偏差（如硬指一个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才10岁的青年干部有“汉奸”嫌疑等）外，批评了高级干部的特权（如用大笔公款装修自己的住宅，考不上大学的子女通过教育司走后门免试入学，小干部因“流氓行为”受到行政和法律处分，而一名副局长诱奸了二三十个女人却还有人事干部为他辩护）。赵文滔因这三张大字报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此后22年间，他沦为政治贱民。他的妻子、姐弟都遭到株连。
2008年2月1日，赵文滔给半个世纪前反右派运动中直接处理他的党支部书记梁某某写了一封信，除了陈述个人对当时二机部教育司从肃反到反右期间诬枉好人的种种情事外，指出司里一共三十一二人，打了六个右派，达到18.75%，远远“超标”。
赵文滔接到梁某某的回信如下：
赵文滔先生：
收到你的信，晚了几天。我无法回答你提出的许多问题和意见。我只能就我把你打成右派，送公安局劳教问题答复如下：
这是我为主干的，给你造成苦难的一生，这是我的罪过。我向你赔礼道歉。
由于这是当时反右派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而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造成的。当时我们怀疑你和山西反动派有联系，并没找到真凭实据。有些情况也许你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多月，我被派去参加部属西安工厂、学校的反右派工作组。我回来时部教育局的反右斗争基本结束，进入宣布处理阶段。局领导让我宣布处理，因为我是教育局的党支部书记。所以有些细节，我也不太清楚。你有何意见和问题，请通过组织向我提出，以示正（郑）重。
此外，关于马世聪的汉奸问题，是指他是汉奸家的子弟，不能当国家干部。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
以上都是我在后来党和国家对反右派运动纠偏的工作中认识到的。我内心感到歉疚。
梁某某
2008年2月21日
赵文滔全文照录这封信后写道：“截至对这封信的校对时，仍然没弄清写给天津大学的诬陷信究竟出自谁手。（邵按：该信说赵妻田滨到天津大学看望赵在那里读书的小弟，编造公安人员尾随，监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云云。）反正‘教育司支部’那枚章，只能是‘书记’和‘组织委员’保管，他要没有干，那就是杨某某干的。到哪儿找他？找到他会承认吗？……这就是唯有在这个国度里才有的‘有罪行而无罪人’的现象。”
但我要劝赵文滔兄息怒。这位前支部书记毕竟还是认账的，他说内心感到歉疚，赔礼道歉，对于给你造成一生苦难的冤案，表示“是我为主干的”，“是我的罪过”，也就不容易了。正是因此，在此文中略去他的名字；杨某的责任在疑似之间，亦姑隐其名。
我以为这位梁先生有这样的表态就不容易，甚至是很难得的了，特别是在读到另一篇报道之后。
《文汇报·新书摘》2009年2月22日摘介《一个真实的王光美》（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因是摘介，不知道原书于“桃园经验”前后是怎么记述的。于文革初期王在清华大学“蹲点”又是怎么记述的。后者我过去零碎看过些报道，不知其详。而前者，则因我亲历了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保存了一些感性的记忆。“四清”的学名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源于1963年。那时大饥荒初初度过，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开始有所恢复。毛泽东在1962年夏秋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发动一轮新的折腾，即所谓“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了给四清运动（从开始的清账目等“小四清”转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创造经验树立样板，刘少奇派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数月后，根据在那里撇开原有基层组织，搞“扎根串联”，重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的实践，总结了一套“桃园经验”，由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干部听报告，带着这本经下乡参加各地基层的运动。事实证明这是1949年以来农村历次整风整社所不及的，一次打击干部、群众“两个一大片”的极左的斗争。后来毛泽东提出重点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二十三条”，带有纠偏性质。尽管后来有人披露，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曾经得到毛泽东的口头认可，刘少奇也才放手大力推广，那是另一问题，此处不议。
如果说前述赵文滔被划右一案中，主其事的支部书记推说整个运动为上级布置，他是一个执行者，犹有可说；而王光美在全国因推广“桃园经验”而对农村基层干部、群众造成的伤害，平心而论，确实无法完全诿过于人，是不能辞其咎的。权责相当，千古皆然。
我在《一个真实的王光美》文摘中读到以下一段应是王光美真实的表态：
……事实上，直到晚年，她（王光美）还接受媒体采访，清晰地回顾并反思那段历史（邵按：指文革前夕和初期的历史）。有记者问她本人在“四清”和在清华大学蹲点这段经历，有没有想过自己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她坦诚地回答：“那真是难说，只要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搞运动，呼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那个行为过火的人一定不是自己想过火，所以我不赞成搞运动这种形式……因为谁也控制不了。”她始终认为自己的遭遇是集体（群众）运动的结果，因而不存在私人恩怨。
王光美这里所谓“不存在私人恩怨”的宽容情怀，指的是如书中所说，“对伟人毛泽东，王光美一如既往地敬重。文革后，她家的客厅一直挂着那幅1962年毛泽东登门看望刘少奇一家的照片”。这不奇怪，国家通讯社报道，王光美逝世前两年，还亲自主持了毛刘两家后人的欢聚。
但我想问的是，比如在四清运动中，“谁也控制不了”的运动，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吗？难道不是由上而下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有组织地发动起来，包括以王光美同志“桃园经验”的扎根串联工作做到了家，才运动起来的吗？“呼啦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难道工作组心目中没有经过“扎根串联”，摸底排队确定的打击对象，能够盲目容忍群众自己决定矛头所向吗？如果是这样，“桃园经验”还值得费心传经送宝吗？实际上，“桃园经验”在一定时段内成为那一期四清的指导文件，工作组（队）员们人手一册的宝典，王光美虽不是四清运动的首创者、发动者、掌舵者，却也不愧为弄潮有术、推波助澜之人，岂是懵懵懂懂随波逐流的小角色呢。太过谦了。
王光美同志已经不在了，愿她安息。然而重温有关的历史断章，识其真相，汲取教训，还是必要的。我就此得到的重要启示之一，即级别越高、权力越大、影响越广的人，越难于承认自己的过失和错误。
不是泛泛而谈时都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吗，但到自己身上，怎么就不肯三七开，非百分之百地“一贯正确”不行呢？
2009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