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说“门”论“道”
新闻要说新鲜事，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没有新鲜事，还叫什么新闻？
新闻还得说新鲜话，同样的事情要追求不同的表达，不仅把话说得有“意义”，而且说得有“意思”，说得与众不同，有“独家味儿”，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才是好新闻。对于稍微讲究一点儿的读者，既要从新闻中看出“意义”，又要从中看出“意思”，看得有点儿味道，应该不算过分的要求吧。
可就是这点儿要求，想在报上得到满足并不容易。相反，倒是“格式化”的头脑随处可见，“复印机”式的表达满世界泛滥，“似曾相识”的文章铺天盖地。一种稍微新鲜一点的说法冒出来，不出几天就满世界的“李鬼”接踵而至。说女人像鲜花的天才很少，跟着说女人像鲜花的庸才满坑满谷、俯拾皆是。
尼克松“水门事件”之后，不论这个世界出了什么新鲜事儿，新闻记者都喜欢一哄而上，以“XX门”来报道。克林顿的风流韵事叫“拉链门”，女演员阿娇被偷拍叫“艳照门”，恒源祥推出生肖广告叫“广告门”，菲尔普斯吸食大麻叫“大麻门”、博尔特进迪厅叫“艳舞门”，还有许许多多的这“门”，那“门”，在我看来，都有些“邪门儿”。有时翻开同一天的报纸，就能赫然看到许多“门”，甚至同一家报纸的不同版面，也是“门”客当道、五花八“门”，让人不胜其烦。
“水门事件”因事发水门而得名，名实相符，作为新闻题目自然是贴切的。又因其影响巨大，如雷贯耳，后来者愿借其轰动效应，使自己不那么轰动的新闻也能抓人眼球，一举成名天下知，这种良苦用心也是可以理解的。起初我看了这“门”、那“门”，还觉得挺新鲜，认为作者有创意。时间一长，就不自觉地联想到“水门”，以为又出什么大事了。仔细看去，才知道不过是些鸡毛蒜皮、不足挂齿的小事。“门”来“门”去，给人小题大做、故弄玄虚的感觉。
新闻写什么、怎么写，是记者的自由，用不着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我只是觉得，有出息的记者不仅应该钟情于独家新闻事实，而且对新闻有别于他人的独特表达应该有一种近乎疯狂的追求。最忌讳拾人牙慧、步人后尘，落得个邯郸学步、鹦鹉学舌的骂名。
如今的新闻记者多为年轻朋友，其中不少是令人艳羡的80后。他们年轻、有朝气，视野开阔、外语好，对个性、个体价值实现，对特立独行、不落俗套，有着非常清醒的意识和追求。诉诸文字，我相信没人愿意成为“复印机”和“克隆专家”。那么为什么整天标榜个性自由的人，一落笔就难逃陈词滥调的束缚呢？说名人出场，必是“闪亮登场”；说艺人转轨，肯定是“华丽转身”；说新品上市，免不了“隆重推出”；说啥事儿出了变故，十有八九是“谁动了我的奶酪”……我就纳闷：本来是小打小闹地露一小脸儿，怎么就成了“闪亮登场”？本来是身陷丑闻被迫转轨，怎么就变成“华丽转身”？至于那不土不洋的什么奶酪，原本不是多数中国人稀罕的玩意儿，拿它作比就那么靠谱儿、那么准确吗？何况那本被“隆重推出”的《谁动了我的奶酪》，笔者认真拜读了，不过尔尔，至于被奉为经典到处引用吗？我们某些可爱的记者朋友，难道就拿不出更像样一点的东西装点门面吗？
每天离不开报纸，每天就离不开陈词滥调，那是一种怎样的折磨！恕我不恭，把那些热衷于“闪亮登场”、“华丽转身”、“隆重推出”的“邪门”记者，统统归入“语不烦人死不休”之列。如今只要见到这类标题，我就一概翻将过去，不许它耽误我有限的时间。
当然，“克隆化”的思想和语言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根源，不是这篇小文所能论列涵盖的。我这里想说的，无非是建议以文为生的记者朋友能在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独特表达上下一点儿工夫。做不到“语不惊人”，可以做到“语不烦人”；做不到新鲜有趣，起码不要把肉麻当有趣，乐此不疲地重复人家的陈词滥调。如此，或许能离合格的新闻记者稍微近一点。
（原载《文汇报》2009年７月30日）
“为外宾演唱”
—似是而非的观念之四
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更是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景象。但遗憾的是，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或多或少地还残存着旧时代的印记。一不留神，就下意识地流露出来。
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在介绍歌手蔡国庆的时候，特别强调他“11岁就在人民大会堂为外宾演唱”。解说的口气是自然而然的，潜藏的道理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你看：一个11岁的孩子能登台演唱，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何况是在“人民大会堂”，何况是“为外宾演唱”，那还得了？
蔡国庆是我喜爱的歌手，他唱过的歌曲，大都是我喜欢的作品。他台风端正，举止得体，干净清爽，训练有素，不像某些流行歌手，一上台就张牙舞爪、歇斯底里，像抽疯似的，把自己感动得不行，观众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觉得，要赞扬蔡国庆的优秀，可以认真评析一下他的艺术造诣、演唱水平、专业修养以及他多年来热衷于公益事业等亮点，大可不必肆意渲染什么“在人民大会堂为外宾演唱”。
在我看来，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为外宾演唱”，都暴露了一种不那么健康的心态。前者是明明白白的权力崇拜，后者是赤裸裸的奴才心理。人民大会堂作为党和国家举行重要会议的场所，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待遇，而非艺术水准，尽管在那里享受政治待遇本身也是对其艺术水准的一种肯定，是一种荣誉。人民大会堂的整体设计风格和音响效果开会讲话还可以，举办音乐会，实在不敢让人恭维，其效果远不如专业的音乐厅，稍微有一点音乐耳朵的人都听得出来。
至于那句让人很不舒服的“为外宾演唱”就更加不堪。据我的经验，即便是为某国元首举行的专场音乐会，在座的绝大多数听众也是黄皮肤的中国同胞，何必非要特别强调“为外宾演唱”？何必以此为荣、以此标榜？好像在座的中国听众无足轻重，根本掂量不出一个歌手的水准和分量，非要弄几个洋大人点头说“蒿（好）”，才是对歌手的肯定，才是蔡国庆的荣耀。这种表白的潜台词是：普通中国听众的肯定，不足以说明蔡国庆的优秀，因而必须借助“权力”和“洋人”才能说明问题。说到底，这是一种缺乏民族自信力的表现。
与此相似的，还有一种蔑视普通中国观众的电影观念，认为一部影片中国观众看不看、怎么看，并不重要；非要想方设法跑到国外电影节上弄个什么洋奖，才能证明自己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对此我也很不以为然。一部中国电影首先应该在国内放映、得到国内观众认可和欣赏，然后在此基础上走出国门、获得荣誉，那才是真荣誉。一部连自己的国民都没看过的国产片，即便获得再多的外国大奖，又能说明多少问题呢？当然，有一类所谓“先锋电影人”，其作品其实是“国产的外国片”。因为他们的影片演员虽然都是中国人，但秉持的是不中不西的奇怪观念，演绎的是不伦不类的荒唐故事，说的是中国人听不懂的“汉语”。这类片子据说是专门拍给外国人的、拍给外国电影节的，而压根不屑于自己同胞的感受，那就无话可说了。
我不是“愤青”，也不是当代义和团，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承认，在很多方面，“洋人”比我们做得好。但我并不认为一个中国歌手的演唱水平需要借助“为外宾演唱”来肯定，一部电影需要借助外国电影节的什么奖来肯定。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是一个大舞台，13亿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最大的艺术受众。无论是歌手，还是电影，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已是莫大的荣誉。何况“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有真正得到本国人民认同和喜爱的艺术，才更有可能为世界人民所接受。
（原载《文汇报》2009年７月11日）
“帮助妻子分担家务”
——似是而非的观念之五
上海男人的“贤淑”、“体贴”，在全中国是出了名的。据说不仅上海女人对此非常满意、非常自豪，而且西方女人也对其心仪不已。前不久上海某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一项专门调查，就证实了这一点。难怪豪爽的北京姑娘不无调侃地说：“要是能娶个上海丈夫就好了。”
这些有趣的说法起码透露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在咱们中国，上海男人是最没有大男子主义作风的，也可以说是最具备现代男人综合素质的。不管全国其他地方的爷们儿怎么拿上海男人开涮，我还是觉得上海男人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遗憾的是，上海男人的优秀有时并不彻底。据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市妇联儿童与家庭部发布的据说是“国内社会学领域首份”《父亲研究市政调查报告》称：“有三分之二的丈夫经常帮助妻子承担家务。”
有三分之二的上海丈夫帮助老婆承担家务，还说人家“不彻底”？凭什么唱此高调？
就凭这句冠冕堂皇的“帮助妻子承担家务”。
你看，“家务”是“妻子”的，妻是“家务”的主体；而“妻子”是丈夫的，夫是妻的主体。大丈夫能够放下架子帮助妻子承担原本只属于老婆而不属于自己的“家务”，那不简直类似于主人帮助仆人，近乎皇恩浩荡了吗？这是“帮助妻子承担家务”这句话暗含的潜意识。以如此观念和心态干家务，其实是拒绝义务和责任意识，“有心为善”的结果，不是认为自己作为家庭一员，理所当然要承担家务的自觉行动。这样的“有心为善”虽然强于“不善”，但确实也“善”不到哪里去，不值得夸耀。
上海作为中国的开明之地，观念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中国作为几千年的农耕社会，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格局。繁重的田间劳作不适宜女人承担，男人自然责无旁贷。而女人烧火做饭、纺线制衣，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状态。几千年来，男耕女织，就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分工，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了。
问题在于，随着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城市文明的兴起，男女双职工局面的逐渐形成，女人经济地位日益提高，男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女人不仅“主内”，而且开始“主外”了。但很多人的思想观念并未相应发生变化。不少大男人在“主外”的名义下煞有介事地东跑西颠，却一事无成，派头还不小，回到家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帮助妻子承担家务”的勾当自然不屑为之。而女人忙完了外头忙家里，双重的压力常常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丈夫有点“大男子主义”观念，但能够放下架子，屈就家务，当然让老婆感动不已，将其视之为“最好的男人”——你看，我们聪明的上海兄弟就这么轻易地成了“最好的男人”。
朱某不是上海人，但“帮助妻子承担家务”的事还是经常做的。不仅做，而且压根儿没觉得是“帮妻子”。家是我们共同的家，家务是我们共同的家务，承担家务自然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固然“主外”，她在外面也没闲着。你说这个“家务”如果不是共同承担，那这个家还像个家样儿吗？所以，我尊重上海男人，但也不觉得他们做了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他们所为，是每个有教养的中国男人都应该做而且正在做的，不搞什么专题调查也罢，搞了反倒有点儿贻笑大方。
我想说的是：在我国就业形势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男女双职工的格局其实真的可以重新考虑一下。从各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出发，男女双方如果有一方能够回到家来“主内”，既做好家务，又教育子女，不是可以大大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子女教育质量、减轻社会就业压力吗？但这要有个前提，就是社会要通过一定的工资制度，补偿此类家庭收入不足的亏欠。这样做，于家庭有利，于社会有利，当然也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值得认真思考研究一下。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７月11日）
“文明传承”三说
一
文明的传承是个廓大无边的话题，其中包含了文化的传承，又显然不局限于此。学术层面的讨论，现代以降至少有过三次。先有五四时期“砸烂孔家店”的极端主张，后有体用之辩的两级分化，到了“轰轰烈烈”大革文化之命的当口，便只剩下“与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的份儿。时至今日，留在新新青年脑中的，除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两条高度凝练的政治原则以外，恐怕真正得以有效传承的文化已经不多了。至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古为今用”用什么，“洋为中用”怎么用，向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来没有也不太可能取得“高度共识”。品三国的，讲论语的，论前清的，自然还以快餐文化的形式在电视上热闹着。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对文化的曲解和误读”。我倒以为易中天也罢、于丹也罢、阎崇年也罢、钱文忠也罢，起码是在以一己之力、一孔之见解读传统文化，做着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不能不尊重他们的劳动。特别是那些叫人不以为然的谩骂者、袭击者，最好先拿出可以与人匹敌的真货色来，否则还是闭嘴比较明智。
上世纪80年代有钟叔河先生主编“走向未来”丛书，眼下又有一群学者埋头精编百卷《儒藏》，做的都是文明传承的实在工作。前者继承了鲁迅先生倡导的“睁开眼看世界”的优良传统，在百废待兴的年代，开启了一代人的心智，让封闭的中国西风东渐，吹进一缕清新之风。如今活跃在各学科领域的学术中坚，大都是那套丛书的热心读者。而正在苦苦进行的《儒藏》编撰工程，虽然饱受争议，但毕竟在争论声中脚踏实地地开工了。在我看来，这套卷帙浩繁的著作虽然不便与《四库全书》相提并论，但盛世修典，依然不失为文明传承的佳话，比那些不着边际的空头议论要强得多。如今的问题在于，这种实在的工作太少，空谈“原则”的官话、套话、大话、废话太多。学术文化的贫瘠、学术风气的浮躁，反衬出文明传承的表面化、快餐化、泡沫化、标题化、运动化。令人怀念的七八十年代全民向学的社会风气，兵分两路向传统文化进发、向域外文明挺进的姿态，如今已变得模糊不清。诵读古典的自然还有，出国留学的正如火如荼。然则古风不存，西风不现，倒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所谓“文化”招摇过市，让不明就里的少年误以为那就是“国宝”，那就是“精华”，那就是“文明的传承”。
在我看来，文明的传承不只是专家学者的事，更是普通百姓的事。恰恰在这点上我们的缺失太多。
我家住在亚运村，奥运会后早已和奥运村连成一体。遥想去年开奥运会的时候，这里的环境真是一尘不染，美轮美奂，让人心旷神怡。如今奥运盛会已散，生活复归常态。殷勤的服务不见了，微笑的面容消失了，同样还是这个地方，同样还是这群同胞，恍惚间变得好像不认识了。对于我们某些同胞来说，“文明”不是一种内在素养，不是自然而然的习惯，不是无须鞭挞的下意识，而是非经动员不能实行，非需强制不能兑现的被动行为，是为了装点门面让客人、洋人、外人看了体面的蹩脚表演。有尊严的日子不是过给自己的，“大扫除”首先是为了“笑迎四海宾朋”的。这样的“周到”虽说符合古来的待客之道，但多少总透露一点自轻自贱的奴相，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我不敢说“文明传承、人人有责”的大话，但我确实觉得“文明传承”作为一种生活实践，没有那么玄妙，没有那么高不可攀，是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力行的事儿。老百姓说到“文明”时，往往要和“礼貌”连在一起，这多少反映出一点群众眼中的“文明观”。而恰恰在这点上，我们常常是不那么文明的。动辄套话连篇、全然不讲群众观点，热衷于自说自话、自我话语爆炸，能叫“文明”吗？驾驶高级轿车、一路狂奔胡乱变线瞎按喇叭，一幅官老爷出行百姓回避的丑态，能叫“文明”吗？“你好、再见”专门说给外国人听，而对自己同胞轻则冷脸相向，重则恶语相加，能叫“文明”吗？非典过去没几天，随地吐痰罚款50元的规定很快成为笑柄，公共场合忽闻“呼噜”一声，随即便有“天女散花”，能叫文明吗？朋友见面，非狂饮不能表达热情，非烂醉不足以显示好客，劝酒的、喝酒的都如临大敌痛苦不堪，能叫“文明”吗？说话言而无信、办事全不靠谱，老实人是“笨伯”，“客里空”是能人，报喜得喜，报忧得忧，能叫“文明”吗？遇事善用运动思维、好搞形式主义，今天你给我发个文，明天我给你报个件儿，表面上煞有介事，实际上不解决问题，徒然增加工作成本，耗费百姓税银，能叫“文明”吗？一面享受农民工带来的生活便利，一面嘲笑和歧视人家“土老帽儿”，农业大国农民地位低下，丢下棍子打花子，能叫“文明”吗？地大物不博，资源很匮乏，却整日暴殄天物，胡吃海塞，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馋嘴，能叫“文明”吗？不少大人自己浑浑噩噩度日，却把“成龙”的希望全部压在孩子身上，凡是自己不会的把戏全逼孩子练习，残酷地剥夺孩子快乐的童年，能叫“文明”吗？还有，表面上光鲜无限，内里却常有异味伴随，出门在外仪表堂堂，而家里却是狼藉一片，好像卫生只讲给别人看，自己只配脏乱地活着，能叫“文明”吗？
请原谅我鸡零狗碎地列举了这么多。因为我知道一种文明如果不是实实在在地蕴藏在民众的习惯和素养中，而是苍白地珍藏在国家图书馆的书库里和新闻联播的报道里，那实际上是非常可疑的。俗话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我是一个看重细节高于看重学理的人。文明的秘密不仅存在于高头讲章之中，存在于红头文件之中，更存在于生活细节之中，存在于习惯成自然的规矩之中。中华民族是众所周知的礼仪之邦，但长期的政治运动严重损害了这种优良传统，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中华文明的古老辉煌需要重新振兴，而振兴需要漫长的时间。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而言，抱怨无补于世，等待不解决问题。唯有从我做起、从当下的生活细节做起，才能使中华文明成为生生不息、汩汩流淌的源头活水；唯有每个中国人都成为有教养、懂礼貌、讲规矩、重信誉的谦谦君子，文明的传承才能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
（原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7期）
在“雷死牛”的背后
我比较相信人在第一时间近乎本能地说出的话的真实性。一般说来，言为心声，第一时间、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话，往往是一个人最真实想法的自然流露。三思而后的话，很可能虚假成分更多。因为人会在谨慎思考过程中理性地选择有利于自己而无悖于公理、公德的话。
如果我的这个分析大体不错，那么逯军局长面对记者时那句著名的诘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就具有相当的真实性，而绝非一时糊涂的失言了。
有关这句名言的各种议论，早已充斥网络，讲的多是作为党的干部，怎么能把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对立起来的一般道理。比如一位论者就义正词严地写道：“当中国选择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时，就决定了中国的新闻观必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新闻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并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本不存在‘替谁说话’的问题。因为替老百姓说话就是替党说话，说了党的话也就说了老百姓的话。”
这样的议论当然不能说不对，但我以为远没有击中逯某的要害。官至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我相信逯某即便思想理论水平再低，还不至于低到连最基本的新闻党性原则都不懂的地步。懂了又说出那样的话，确实是“一时失言”，是他内心深处真实想法的下意识流露。而这种流露，我认为有非常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我所关心的，正是潜藏在逯某内心深处的这种危险的心理基础——
基础一：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在理论上当然是一致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一定，起码并不总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一致。比如面对“为何要把经济适用房用地挪作别墅用地”的质问，逯某的回答就鲜明地表明了这种不一致心理。在他看来，你记者如果站在老百姓一边来问这个问题，就必然损害党的利益；如果你自觉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你就不应该用这样的问题来为难我，就应该马上闭嘴，“少管闲事”。
基础二：在我的地面上，以我逯某为代表的领导干部就是党，你跟我作对、给我出难题，就是跟党作对，就是给党出难题。别墅是什么人住的？经济适用房又是什么人住的？你记者非要仗义执言、揭露这件事，非要维护住经济适用房的老百姓的利益，你不是跟党作对是什么？
基础三：新闻是喉舌，不是监督，只能帮忙，不能添乱。因而唱颂歌就是帮忙，敢批评就是添乱。揭露挪用土地事有损于地方官员的切身利益，当然是“添乱”。为百姓代言自然是为百姓“帮忙”，但这个“忙”不是个别官员所代表的那个党的“忙”——在维护个人私利这点上，逯某很善于用党的利益来吓唬人，好像反对贪官污吏就是反党，这个挡箭牌真是够吓人的。
基础四：官员的权力理论上是人民赋予的，实际上却不一定，因而同样不一定非得为人民负责、“替百姓说话”。既然老百姓左右不了自己手中的权力、监督不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就可以不为老百姓说话，不说你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只要让住别墅的领导同志满意，副局长可以照当，再进一步亦未可知。
毫无疑问，在全党7000多万党员中，特别是在为数众多的党员领导干部中，逯某只是“极少数”中的一个，是典型的“一个指头”。但这个“指头”绝不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指头”。在百姓眼中，领导干部即便不是首屈一指，也是很有分量的一根指头。无论它怎样腐烂，依然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对整个手掌的危害性和腐蚀性，不言自明。
我们的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脱离个别党员的一般存在。人民群众总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来观察和评价这个党的。不能干了好事就赞扬他是共产党员，干了坏事就否认他的党员身份。共产党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是需要靠一生努力来锻造和培养的。逯某所言，表面荒唐，其实不失为一种警钟，让我们看到一种危险的权力观、政绩观，看到在反腐倡廉的艰难道路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原载《是与非》2009年第8期）
自觉与民意接轨
我们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根本宗旨。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首先要搞清楚“公”有何事、“民”作何想。只有真正了解社情民意，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服务人民。
在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什么最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社情民意？毫无疑问是互联网。众所周知，互联网具有海量信息、实时更新、双向互动的鲜明特点。海量信息保证民意的广泛性，实时更新决定民意的及时性，双向互动代表民意的有效性。一个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没有理由不关注互联网上的社会动态；一个对人民负责的公仆，没有理由不通过网络了解民间疾苦。互联网是永不闭幕的“两会”，是随处可见的意见箱，是疏解民怨、宣泄情绪、化解矛盾的有效渠道，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出气孔。
胡锦涛总书记非常重视互联网，在视察人民网时曾精辟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温家宝总理在视察新华网时也指出：我一直认为群众有权利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并且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政府也需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推进政务公开和决策的民主化。在总书记、总理的带动下，一大批省市领导同志开始意识到网络对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性，纷纷上网与网民互动，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开通以来，已有60多位省部级领导同志直接与网民对话，对于加强官民沟通、疏解社会矛盾、促进民主建设、汇集群众智慧，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表示，“愿意和大家成为网友，求计问策，接受监督。对于共同关心的话题，愿意和大家一起‘灌水’；对于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欢迎大家‘拍砖’。”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说：“现代社会，不能熟练掌握和运用网络与群众打交道的领导干部，不是称职的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将懂网、上网、用网作为一项基本要求来落实。”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号召领导干部要养成上网的习惯。
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互联网特别是网络论坛具有“早说、敢说、真说”的鲜明特点。所谓“早说”，就是最早就某一社会事件进行报道和发表评论。网民身处工作生活第一线，是所有社会事件的目击者，对所有社会事件具有真切感受。加之手机、相机、电脑的日益普及，使每个网民都可能成为新闻事件的“现场直播者”，成为没有记者证的编外记者。很多重大的社会新闻，比如美国9·11恐怖袭击、5·12汶川特大地震等，我们最早都是通过现场朋友发送短信或电子邮件获取信息，而不是通过传统的新闻媒体。所谓“敢说”，就是针对某一社会事件发表真实的评论。网民队伍是一个藏龙卧虎的所在，大家具有多方面的学科背景、多领域的从业经验，对于社会生活不仅具有真知灼见，而且具有公开发表自己见解的社会责任感和理论勇气。他们虽然不是训练有素的媒体工作者，不了解“宣传口径”和“宣传纪律”，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满怀热情的爱国者，都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排忧解难。所谓“真说”，就是真实传达所见所闻、真心表达所思所想，不加粉饰，不屑谄媚。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网民不属于任何单位、任何团体，他们是自由的“这一个”，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也不存在任何功利之心。这决定了他们的表达更具有真实可信的成分，更值得尊重的客观价值。任何一个真正想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没有理由疏远网络，更没有理由视网络为洪水猛兽，必欲堵截消灭而后快。
当然，网上舆论鱼龙混杂，既有负责任的深刻见解，也有泼妇骂街式的无理取闹。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和识别能力，善于披沙拣金，择善而从。网上常有逆耳忠言，让人脸红心跳、怒不可遏，但它可以有效提高领导干部的心理承受能力，涵养宽阔的胸襟；网上意见千头万绪，其中不乏棘手问题，叫人心烦意乱，无从着手，但它可以很好地锻炼领导干部的决策水平和执政能力。
总书记、总理高度重视互联网的报道见诸报端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互联网、使用互联网，这将对加速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各级领导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这一变化的深刻意义，以更加冷静务实的态度对待互联网、使用互联网。不是附庸风雅装点门面，不是追赶时髦做做样子，而是真心实意地把自己置于网民之中，成为他们中真诚的一员。
（原载《学习时报》2010年４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