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秋野拾穗
—《2001年中国最佳杂文》序言
每当编完年度杂文选，都有一种夕阳下秋野拾穗而归的感觉。我之所以不说秋收的感觉，而说“秋野拾穗”，是因为选编的毕竟是众多杂文家的作品，而不是自己的选集。尽管收获颇丰，但相对于每个杂文家的满载而归而言，我的收获不过是“秋野拾穗”而已。
看了几百篇特色各异的佳作以后，难免有许多话要说。有由衷的赞叹，也有些许的遗憾；有对杂文作法的感想，也有对杂文环境的冷眼旁观。杂乱无章的想法汇集在一起，便是下面这些思想的碎片——
束学山说：真正的杂文家应该是社会良知的代言人，应该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鲜明的平民意识”。
杂文不能泄私愤，但它必须泄公愤，要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杂文不能表达人民的爱憎，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当然，“公愤”有时未必是真理在手，“私愤”也不见得就是宣泄个人怨恨。当万人皆醉的时候，那个清醒的人就可能惹来“公愤”，而到底谁离真理近些恐怕还很难说。布鲁诺被处以火刑的时候，没有人怀疑他是“疯子”，而时间证明，正是当年那些认为他是“疯子”的人自己疯了。
如此看来，关键不在于泄私愤还是泄公愤，而在于那愤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真理、代表着民众。不仅如此，愤怒的属性还要与时俱变，当年引起“公愤”的思想，也许恰恰为后人所敬仰；而当年脍炙人口的意识形态，却可能是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
杂文家怕人家对号入座，担心由此罹祸；杂文家又怕人家不对号入座，好人坏人看了都没感觉那还叫杂文吗？叶延滨说过：能够让人对号入座，正是成功杂文的重要特色。此言深得杂文三昧。
然而无论如何，杂文家是拒绝利用自己的文体优势进行任何意义上的人身攻击的。即便某人为事实和法律证明是十恶不赦的恶棍，杂文家也无权对其进行人格、人身的侮辱。对事不对人，是杂文家不成文的行业规矩。
杂文是最易引起争鸣的文体，因为杂文家思想最活跃，感情最炽烈，为人最坦率。黄一龙说，杂文家的血液沸点很低，只需50度就沸腾了。而我要说，杂文家有时又是最冷静的人，当所有人都轰轰烈烈的时候，能够保持相对清醒的，可能正是哪个叫做杂文家的人。
照世俗的标准看来，杂文家都是一些“傻里巴叽”的人，是一群没有城府、很不成熟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杂文家的言行总是遭到“人情练达”之士嘲笑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易冲动”是杂文家最可宝贵的品格，正因为他们“脆弱”、“敏感”，动辄火冒三丈，所以他们能够路见不平，秉笔直书，即便遭受误解、受人诽谤，也在所不惜。
他们的“冲动”与其说来自价值观念，不如说来自他们的性格和血性。世间有那么一种人，见着坏事就要说，遇到恶人就要打，不是认为不这样做有违是非标准，而是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一群靠“本能”行事的人。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本能”恰好是长期积累、修炼、沉淀的自然结果，是由自觉追求到自然而然的“自动化”过程。
对于杂文家来说，匹夫之勇易得，深刻老辣难求。抡圆斧头照排头砍去虽也需要一股排山倒海的气势，但那毕竟是连李逵也能做到的雕虫小技。而能在复杂的战局面前审时度势，迂回进攻，闪转腾挪，举重若轻，一招制敌，大获全胜，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才是战略上的高境界。
对三百六十行而言，写杂文依然是高风险工种。在现有条件下，它还没有劳动保护，没有特殊津贴，社会地位不高，从业危险不小。杂文家有点像杂技演员，特别是走钢丝的演员，既要走得平稳安全，又要走得潇洒漂亮，不能显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样子，要心平气和、从容不迫。
对于杂文家来说，在危险的环境中作业，安全生产当然是第一要义。保全自己才能消灭敌人，这个道理是不消说的。杂文家的保全自己不是放弃人格的苟延残喘，不是没有原则的明哲保身，而是一种职业需要的生存智慧，是为了人民利益而持续发展的必备素质。
杂文家不是随心所欲的放纵主义者，他们既不放纵自己的私欲，也不放纵自己的思想和勇气。他们鄙视“过把瘾就死”，而崇尚“永远过瘾永远不死”。他们不仅认为经济社会需要持续发展，人类的精神文明也要持续发展，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对于时弊“韧性的战斗精神”尤其需要持续发展。
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历史的重负和优秀的传统一样悠久，杂文家任重道远，焉能“过把瘾就死”？那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更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杂文家大都是些“喜新厌旧”的人，他们本能地拥抱新事物，拒绝旧观念。即便是对待自己的文章，他们也总是不满足，必欲创新而后快。不能在思想观点上创新，起码在材料视角上创新；不能在材料视角上创新，起码在语言文字上创新。他们视杂文为文学的一支，不仅关心要说什么，更关心怎样说；不仅要表达得畅快淋漓，而且要表达得艺术漂亮；不仅要把杂文写成战斗的檄文，而且要写成典雅精致的美文。
真正的杂文家往往不太喜欢杂而无文的杂文。在他们的心目中，杂文与时评是有着明确界限的。并不是排成楷体字的就是杂文，也不是放在花边里的就是杂文。
杂文之“文”是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学之文、文雅之文。
时弊是杂文存在的社会土壤，没有时弊就无须杂文，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是永恒的，因为时弊本身是永恒的。如此说来，时弊成了杂文家的“衣食父母”，就像小偷是警察的“衣食父母”。有趣的是，杂文家并不感激时弊，就像警察无须感谢小偷。相反，鲁迅先生早就声明，希望自己的杂文“速朽”，不幸在于，时弊似乎比杂文更有生命力，就像小偷之顽强丝毫不亚于警察一样。对于眼里不揉沙子的杂文家来说，想不写杂文还真不那么容易，就像警察想“下岗”小偷还“不答应”呢。
杂文不是虚构文体，因而常常被某些“文学家”排斥在文学家族之外。不过，关于杂文是否是文学的论争在我看来实在无足轻重。文学而窘迫到难乎为继的程度，好像也文学不到哪里去。而《杂文选刊》、《杂文月刊》等专发杂文的刊物在文学刊物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依然销量直线攀升，好像并未陷入“生存困境”。这当然不仅昭示着杂文的生命力，更昭示了人心的向背。
虚构文学可以思接千载、神游八极，杂文同样可以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君不闻生活比想象更精彩，而杂文的生存空间正无比宽阔，杂文家想下岗似乎比小说家还困难。
与其他文学门类相比，杂文的境界更是“有我之境”。离开创作主体的爱憎取舍、喜怒哀乐，杂文就成了不知所云的个人梦呓。所谓“零度情感”、“纯客观观照”是与杂文不相干的。
杂文中的“我”，是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有别于众人的高度个性化的话语表达；是我的学业背景、我的识见、我的特殊的格物致知路径的集中外化；这个“我”，既是大写的“我”，因为它代表了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人心向背；又是小写的“我”，因为它在具体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选择上，唯恐与人雷同。
杂文毫无疑问是“讲理”的，但那理寓于事中，寓于情中；通事理、达人情，因而能深入人心，舒解郁闷、化解块垒。
杂文的叙事须是文学化的，要有韵味、有趣味；杂文的抒情，须是真性情、真感情。情景交融、理趣相生，是杂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重要特征。
杂文是克隆技术的死敌，它追求独特的“这一个”，而不能容忍克隆思想、克隆情感、克隆文体、克隆语言。对于创作个体而言，杂文批量生产之日，正是创作枯竭之时。
杂文呼唤“大年”，但它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愈挫愈奋的倔犟性格，决定了它并不惧怕“小年”。相反，辩证思维使杂文家懂得：丰产之后可能遇到灾害，而“冬天到了，春天还会遥远吗”？
2001年12月北京亚运村
（《2001年中国最佳杂文》，朱铁志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１月出版，选入本书时有删节。）
雅典的牛虻
—《2002年中国最佳杂文》序言
编完每年的杂文年选，都难免心生一点感慨。
这回的感慨是：杂文越来越难写了！好杂文越来越少了！
头一句与其说是说给大家的，不如说主要是说给自己的——是由个体经验推己及人，由特殊而普遍的一种大胆判断。而后一句，当然是针对当下的杂文现状而言。
好写与难写，固然因人而异。不才以为难写，不等于所有作者都觉得难写。事实上，倚马可待者有之，批量生产者有之，年初定下指标、年底颗粒归仓、坐在炕头盘算银两者亦有之。这当中，质量高、产量大的当然不乏其人；而老鼠下崽儿——质次量多的也不在少数。好在平日与众多杂文作者保持联系，得到的一个普遍印象是：多数人认为杂文确实是越来越难写了。而对好作品数量的判断，大抵与不才相同。
我知道，这样说话很有一点人五人六的感觉，或许还很得罪人。但据说杂文家们正在倡导自我反省，我的谬见权作引玉之砖好了。
说难写不等于不能写，说好杂文少不等于没有好杂文。请原谅我不得不说这种近乎绕口令的废话。各位知道，在咱们中国，是常要说一点这类废话的。不然，你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必有“全面论”者挺身而出，质问“难道鹅就不知吗？鱼就不知吗？”你说“一轮明月照姑苏”，人家又会反问“难道只照姑苏，不照上海、杭州吗？”尽管这种人自己从不立论，专事“驳论”，却永远躲在凉快的地方，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和漏洞，瞅准时机斜刺里横着杀出，乱吼几声，然后宣布得胜回朝。所以尽管我很不情愿使用“某些”、“个别”、“极少数”之类限制词，但在“大放厥词”的同时，还是不得不说两句废话。
为了证明我的“全面”、“辩证”，本想在此列举一些我心目中的好作者、好文章。但百虑难免一失，还是别冒傻气了。不言而喻，选在本书中的各篇，当然是我心目中的本年佳作，否则何必要选？至于那种要求我穷尽资料再作选编的“善良建议”，对不起，恕难从命。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当今世界，能够穷尽资料而作选本，当然令人敬佩之至。然而我想斗胆问一句：谁敢放此狂言，说他穷尽资料再作选本？这种大胆放言、哗众取宠的勾当，在我看来纯粹是一种伪善。因为连论者本人也从来没有做到的“高标准”，又何必装腔作势拿来吓唬别人。
杂文为什么越来越难写？好杂文为什么越来越少？原因很多，但总归离不开创作主体的困窘和创作环境的局促。
不妨先从外部环境说起。文学艺术的繁荣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作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尤其如此。今天的舆论环境怎样？从总的方面来说应该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吧。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杂文作者正在享有越来越广阔的舆论空间，这是总体判断。但具体到一报一刊一网一站，情况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在许多人的思想观念中，特别是在一些官员的心目中，杂文不是“帮忙”的帮手，而是“添乱”的敌手，不是“正确的舆论导向”，而是容易引起“负面效应”的祸害。因而对杂文和杂文作者的态度不是欢迎、扶持、欣赏，而是提防、监视、控制。同志们不妨看一看本书中杨子的《节日不宜》一文。这篇文章集中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特别奇特的一种现象，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杂文的季节性”。在不少报刊领导看来，写杂文就像播种，很多时辰和季节是不相宜的。元旦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不能发杂文；春节万家团圆、喜气洋洋，不能发杂文；“两会”参政议政、公民行使权利，不能发杂文；“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不能发杂文；“七一”党的生日，不能发杂文；“八一”我军建军，不能发杂文；“十一”为祖国母亲祝寿，更不能发杂文……如此这般，一年中还有几天能发杂文呢？如果一个地方的舆论环境处在这种观念当中，您说它算好，还算不好呢？说白了吧，在一些人看来，元旦春节发杂文，不利于营造幸福祥和的气氛；“两会”期间发杂文容易产生“不和谐的声音”；五六月间是“敏感期”，发杂文无异于“火上浇油”；而“七一”、“十一”发杂文，简直就是“与党和政府作对”。这种不把杂文当做利于行的逆耳之言、不把杂文作者当诤友的可怕观念，将会怎样地扼杀杂文，是无须多说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怕的观念并不是“极个别”地存在着。这无疑是“杂文越来越难写、好杂文越来越少”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而这种客观原因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对杂文的式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实，一些报刊把关者未必不知杂文的积极作用。曾几何时，他们不是很热衷于重复毛主席关于“如果可能，我要做个杂文家”的说法吗？但他们明白，杂文虽然有益于世道人心，却容易“惹祸”。杂文一“惹祸”，自己就要担责任；自己一担责任，多年经营的那点仕途经济和既得利益就得玩儿完。所以，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少发或者干脆不发杂文为好，“稳定压倒一切”嘛。问题在于：他们理解和张扬的所谓“稳定”，真的是党和国家的稳定吗？是人民群众的稳定吗？他们可以在党和国家的困难面前闭上眼睛，在人民群众的疾苦面前装聋作哑，在腐败疯狂肆虐面前麻木不仁，却在为民请命、为国分忧的杂文面前横挑鼻子竖挑眼。在他们看来，杂文抨击了党内腐败，就是玷污了党的形象。他们常挂在嘴上的说法是：“难道我们党是这样的吗？”“要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嘛。”其实，什么叫“一个指头”，什么叫“九个指头”，他们心里很清楚。清楚了还要装模作样，无非是要用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盖自己不负责任的丑恶心理。他们可以容忍腐败慢慢地蚕食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但不能容忍杂文家尖锐地指出这种腐败。他们的所作所为，何止是讳疾忌医，如果说他们别有用心可能言过其实了，但这种作为的客观效果是什么，不是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不难看清吗？
党的十六大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然而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又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太大，不妨从一个角度说说想法。“先进文化”首先应该具有包容性，它一定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先进文化”应该具有宽容精神，不仅能够接受相同的观点，也能接受甚至欣赏不同的观点；“先进文化”一定尊重和维护公民发言的权利，一定不允许任何人以法律以外的形式剥夺公民的发言权。孤芳自赏的文化谈不上先进文化，唯我独尊的文化谈不上先进文化，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的文化不是先进文化，压制不同声音、强求舆论一律的文化当然也不是先进文化。建设多元的先进文化，必须要有一个宽松、宽容、宽阔的舆论环境和整体氛围。只有这样，才能使包括杂文作者在内的所有公民能够在宪法的保护下畅所欲言、百花齐放。
说到这里，不免又要涉及杂文的功能问题。这些年来，有关杂文功能的说法很多，但归结起来无非“匕首投枪说”、“银针说”、“宣泄说”和“自娱自乐说”。其要旨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些说法当然都各有其道理。最近翻看哲学史，偶然发现一种“牛虻说”，虽然不是针对杂文而言的，但我觉得却是对杂文功能非常贴切的注解，不妨在此多说几句。大家或许都知道著名的“苏格拉底审判”，作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哲学家的老师”，苏格拉底最后以“研究天文学，败坏青年和不敬国家所敬的神”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当他面对雅典公民法庭的审判时，曾义正词严地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雅典好比一头伟大而高贵的牲口，而他自己是神赐给雅典的一只忠诚的牛虻。因为这个国家很大，所以动作迟缓，需要不断的刺激来使它活跃起来。他说：“我就是神让我老盯着这个国家的牛虻，整天地，到处总是紧跟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并责备你们！”然而，雅典人的短视和愚蠢，使他们无法真正理解苏格拉底的忠诚。这位西塞罗眼中“把哲学从天上召回来，置于城邦之中，并且把它引入家庭内，使之成为探求生活、道德、善恶所必需的东西”的哲学家，这位自谦为“除了知道自己无知以外一无所知”的伟大智者，这位认为哲学的最高目标乃是“认识你自己”的一代宗师，最后还是死于狱卒的毒酒，死于人类的愚昧和偏见。苏格拉底留给世人最后的话据说是“时辰到了，我去死，你们活着。”这句让人产生无限感慨的话流传了几千年。遗憾的是，我们还活着，而像苏格拉底那样的智者，如今在哪里？
雅典的牛虻，凝聚了苏格拉底对自己祖国多少忠诚！然而这种忠诚不被理解、不被接受。这究竟是苏格拉底的不幸，是雅典的不幸，还是我们所有活着的人的不幸？
是的，我们不配拿自己和苏格拉底作比。但“雅典的牛虻”的确具有太多、太鲜明的象征意味。我以为，每个致力于杂文事业的人，都应该把自己锻炼成为“雅典的牛虻”。
说到杂文的功能，请允许我再稍微枝蔓两句。前不久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意大利，对那里的新闻管理发生了浓厚兴趣。意大利记者公会规定：新闻记者的基本权利和责任是“传播新闻”、“进行批评”。传播新闻的首要原则，当然是真实、公正。为此，记者公会对宪法赋予记者的新闻自由权利规定了一系列限制性条件，记者只有在不违背这些条件的前提下，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这些限制性条件是：第一，必须真实、公正地报道；第二，必须改正和修正不准确的甚至错误的报道；第三，必须保守新闻来源的秘密；第四，必须促进新闻媒体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合作；第五，必须分清新闻与广告的界限，不准搞有偿新闻；第六，不泄露隐私，特别是在新闻报道涉及孩子时。“传播新闻”不难理解，但从真实、公正地报道和改正、修正错误两个方面入手，突出一个“正”字，十分珍惜新闻的内在生命和新闻界的崇高威望，是值得我们格外学习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两项基本权利中，意大利人十分注重“进行批评”的权利。他们认为，新闻记者作为社会良知的化身，担负着维护社会公正，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责任。是否对社会生活具有超乎一般人的敏感性，是否对各种社会现象特别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具有强烈的批评意识和批判精神，是决定新闻记者品格高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政府是否具有允许新闻记者依法进行社会批评的胸怀，也是这个政府是否开明、舆论环境是否宽松的重要标志。在意大利同行看来，新闻媒体不单纯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喉舌”和“代言人”，而是整个社会的“眼睛”，要进行“监督”和“批评”，要成为保持社会公正，疏导社会情绪，反映民众呼声的有效渠道，这其实是对新闻的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对营造我们良好的杂文环境，应该说是不无启迪的吧。
再说说杂文家自身的原因。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写杂文？这是一个见仁见智、可高可低、可大可小的问题。一般认为，好的杂文离不开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表达，这或许可以视为杂文家最基本的两个素质。而“二独”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我们头脑中固有的，它只能来自于不懈的努力。“独到的见解”源自思想；“独特的表达”源自艺术。二者缺一，都谈不上真正的好杂文。朱光潜先生倡导“不通一艺莫谈艺”，主张研究美的规律、艺术规律一定要以某一门或某几门具体的艺术门类为依托，反对脱离艺术实践的所谓“纯思辨”式的美学研究。我认为，这一观点对杂文家的成长和成熟具有借鉴意义。如果说杂文也是“一艺”，那么这“一艺”一定要以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为依托、为背景。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自学成才，都要钻研某一门学问。目的在于不仅获得必要的知识，而且接受正规的思维训练，学会起码的学术规范。有没有这样的训练，是否形成这样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大学里混了一辈子，还是一脑袋糨糊；有的人虽然无缘大学，却学问根底扎实、学术训练过硬。对于一个杂文作者而言，可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甭管它叫什么，是哲学、史学、文学、法学、经济学、自然科学……都可以，关键要有那么一门或几门。不同的路径，可以带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见解，从而可以使读者增广见闻、开阔思路、活跃思想。真的以为自己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杂家”、对什么问题都有资格胡说八道，那不是光荣，而是无知。
这里我特别想说一说杂文作者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问题。之所以要说，是因为在我看来，致力于此的作者似乎并不多，而陶醉于已有“成绩”、满足于日产一两篇甚至两三篇的高产量、作低层次重复的作者却不少。这些人的文章或者简单地从某个新闻由头说起，发几句干巴巴的议论，讲一番尽人皆知的道理；或者从哪本类书上抄录一则掌故，稍加联系实际，便敷衍成一篇“杂文”。他们的产量的确不少，但思想就是那么一点点，招法就是那么几下子，看了一两篇，也就知道了其他会啰唆些什么。还有一种作者，颇有些像过气的流行歌星，二十年过去了，还是唱当年成名那首老歌，唱得眼光暗淡了、面皮松弛了、底气不足了。又有一种人，无意于仔细观察、深入思考，只看报，不读书，略识之无，便靠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寻题目、做文章，所论自然难免贻笑大方。更有甚者，不仅自己满足现状，无力创新，还要对别人的创新尝试说三道四、横加指责，热衷于做一个了无建树的“职业批评家”。还有更可怜的，写不出杂文就拼命钻营做杂文官、杂文商，把杂文作为混名、混利的敲门砖。这种人事实上已堕落为杂文素材，成为杂文抨击的对象，不说也罢。
在2002年的杂文创作中，老一辈杂文家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态势，邵燕祥的深沉睿智，牧惠的老辣厚重，刘征的文体多变，黄一龙的不动声色，陈四益的从容不迫，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不仅以自己鲜明的个性风格影响当代杂文界，而且所论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故、言之有文、言之有趣。此外，张心阳继续抓住苏联问题执著开掘的钻研精神，潘多拉由新闻评论逐渐走向学养灌注的思想论说，邓刚的自由形象入手诙谐幽默的表述风格，古清生的以描写带议论、将思想寓于形象之中的小说笔法，都使文章做得好看、经看，耐人寻味。而黎明、黄波、束学山等以往关注不够的几位，正以其令人瞩目的高起点，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喜爱。
世事多变，文事亦然。但无论如何，杂文这株倔犟的苗草正以其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祖国的土地上。风雨还会不期而至，但坚强的生命从来不会在风雨中倒下，只会在风雨中汲取营养和水分。
让我们为杂文祝福，让雅典的牛虻活得更生猛、更坚强、更雄健吧！
2002年12月北京亚运村
（《2002年中国最佳杂文》，朱铁志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１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