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5)
不只是图一时嘴皮子快活
—评潘多拉杂文
写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文章时，他叫潘洪其；写杂文时叫潘多拉。写杂文的潘多拉，名气比写评论员文章的潘洪其大得多，个中原因不好说。一般人可能会想到评论员文章的官气对杂文写作的“腐蚀”作用，而我则看重新闻操练对潘多拉杂文写作的助推意义。
何以言之？自鲁迅先生肈始的现代杂文队伍中，有相当一批人有新闻、出版等行业的从业背景，当年鲁迅、唐弢、夏衍等都做过编辑；后来的邓拓、林放是名报人；当代的牧惠、邵燕祥、舒展、鄢烈山、朱铁志、潘多拉也都是新闻工作者。或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他们能比普通人更早地获取信息，更多地占有资料，更快地做出价值判断，更全面地评判是非。读潘多拉的杂文，我常常佩服他对新闻素材的占有。把潘多拉先后出版的《即席发言》、《英俊的丑角》、《中国魔盒——潘多拉大战腐败》、《宁可信其有》、《指名道姓——潘多拉酷评公众人物》等书中的杂文按时间顺序梳理的话，中国十多年来发生的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新闻事件几乎都有涉及。从王海打假到张金柱死得其所，从“焦青天现象”到吕日周的舆论监督，从张艺谋的“幸福时光”到“小燕子”气死历史学家，他的酷评涵盖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国际、文艺等诸多方面。这除了得益于个人的勤奋，还有就是做评论员所练就的新闻敏感，使得他每临大事，都想即席发言。对着那些靶子，射出的或是单发或是连发，投出的或是手榴弹或是集束炸弹，总之是不肯轻易漏掉。如果漏掉了，他会于心不忍，会觉得失职。往高里说，这也是一种职业道德吧。
潘多拉杂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激情四溢、雄辩滔滔，读来痛快淋漓。很多论者都指出他的杂文没有“口将言而嗫嚅”的可怜相，而是口无遮拦，汪洋恣肆。潘多拉有个外号叫“反腐斗士”，在刺贪刺虐打死老虎时，火力凶猛，所向披靡。这一点不难做到，难的是在针对具体人具体事件时，他依旧能不依不饶，穷追猛打，这是和中国古代“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传统格格不入的，需要极大的勇气。他说自己写东西解决不了任何实实在在的事情，只是图一时嘴皮子快活，为了尽可能多地发出一些“真声音”，给这个世界增添一些自由的思想、活跃的空气。“图一时嘴皮子快活”，这也很好，但潘多拉杂文毕竟不是泼妇骂街，不是北京“的哥”的时事侃谈。他的笔端固然常含激情，却也不乏理性。他把普通观众对荧屏皇帝剧的痴迷称之为“精神纳税”；说《实话实说》栏目的一些嘉宾满嘴官话、套话，并不证明他们是伪君子、两面人，因为这些话是他们内心真实的表述，所以也应该算是实话；说“我们这些聪明人很多时候不是不明‘死理儿’，而只是不愿意为了‘认死理儿’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没有人甘愿为了坚持原则付出代价，久而久之，原则也就形同虚设。”从而领悟到一个民族为什么离原则越来越远的道理；说“愤怒是一种权利，表达愤怒就应该是一种自由”；还有他对减免农业税、对新闻立法的呼吁，对高薪养廉的肯定等等，无处不显示出他的深刻的理性和具前瞻意味的思想锋芒。
要说潘多拉杂文的缺点，就是他太过善良，有时太过情绪化，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比如他说：“别对教育太绝望了，教育再腐败也腐败不到哪儿去”；他奉劝各级官员要“好德如好色”，提高道德自律和生而为人的尊严感；他对官员“有罪推定”的假想（这不仅不合于现代法理精神，而且绝无操作的可能）等，都是我不敢苟同的。但仔细想想，一个人连缺点都这么可爱，这个人不是更可爱吗？
原载《北京日报》2005年10月31日
“唯一律”之外的真声音
—评《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
曾经以为在时评的强力挤压下，杂文已到了苟延残喘的时候；曾经以为卓有建树的杂文大家们已经偃旗息鼓，走向仕途或者下海经商去了；曾经以为在“说了白说”的现实窘境下，许多人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放弃了言说，放弃了思想……读完刘成信、李君、王芳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我如释重负，如获新生。
客观地说，选入该书的大多数作品我是读过的，但没有如此系统、如此以史的眼光去阅读它们。这个选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社会进程的独特视角，我要说，它比诗歌史、小说史、散文史更能集中反映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生活变迁尤其是人们思想解放的全过程。它让我们看到后鲁迅时代，杂文作家们如何以自己的目光观察社会、关注生活、思考人生。尽管他们思考的广度、深度、细腻度不尽相同，但他们拒绝平庸、拒绝“唯一律”、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这部书中，我们看到有许多文章对封建专制进入了深入的剖析，从廖沫沙的《议论皇帝好》、秦牧的《皇帝瘾》、王春瑜的《“万岁”考》，到邵燕祥的《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季羡林《漫谈皇帝》，再到李兴濂《“站在笼子里”的美国总统》，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作家们的现代意识是怎样由觉醒而走向深化的；而《谈独立思考》、《容忍与自由》、《唯一律癖》、《犬儒的刺》、《“还我头来”！》、《“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说真话之四》、《失语》、《“精神保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名篇对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今天读来，犹感振聋发聩，特别是胡适《容忍与自由》一文的思想价值，远没有被人们认识到；还有许多作品揭开假象，回归常识和理性，如《二狗哲学》、《改写叶乔波》、《荒谬的苦难美学》、《李逵：淳相的嗜血者》、《我们的孩子如何长大》等作品，揭示了苦难对人性的扭曲，重提人的生命、平等、尊严等普适价值；《盛世略编》、《回望农民》、《盛世下的沉思》则对所谓盛世提出了质疑和反思。
本书主编的文体意识，亦值得称道，于是我们读到了刘征、苏中杰等人的非常规杂文，也读到了一些比较好玩的杂文。这些作品告诉我们，杂文没有程式，杂文可向寓言、戏剧等许许多多的兄弟文体学习。
不过，以我的目力所及，我觉得余杰的作品入选太少，而阿敏、童大焕未能入选，是真正的遗珠之憾。
更高的规律
—读《瓦尔登湖》
徐迟先生在美国作家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一书的译序中，提到了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说《瓦尔登湖》也是一个孤独者的日记。这是对的。这的确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是一本须静下心来才能读懂的书。有些人因此把梭罗和“隐士”、和陶渊明连在一起，这却是一种极大的误解。真实的梭罗不同于任何一个隐士，和卢梭也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这一点，徐迟先生是交代清楚了的，可惜常为一般读者所忽略。他说：“决不能把他（梭罗）的独居湖畔看作是什么隐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奋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并不是消极的，他是积极的。并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并且就在这中间，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这不是老庄的无为无不为，更不是政治上的以退为进。那是什么呢？是一种实验，一种生命的实验。
这些年来，探讨生活方式的书越来越多了，有妙悟人生的，有潇洒人生的，有闲适人生的，甚至有无聊人生的，而梭罗，则可以称之为实验人生。
1845年3月尾，当梭罗带着一柄借来的斧头，来到瓦尔登湖畔，建造他的森林小屋的时候，他绝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大自然的慰藉，更重要的，是要验证一下作为个体的人能否过一种简单而真实的生活，这种生活与世俗生活相比，是否具有更高的价值。他的实验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做起，并且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房屋的最低造价、种豆的收入和各项支出等一大堆统计数字，结果表明，一年的收支基本平衡，单就种豆一项而言，还略有赢余。
这个实验之所以可信，还在于它不是短期的、度假性质的生活，而是实实在在的两年多的日子。从1845年7月4日住进木屋，至1847年9月6日最后离开，梭罗一个人在瓦尔登湖畔，与禽兽为邻，与寂寞为友，与春天共眠，与严寒抗争；他津津有味地看蚂蚁打架，他畅然会神地倾听天籁之音，他饶有兴趣地探测湖底的形态，他认认真真地记录湖水的结冰开冻；他劳作，他访友，他读书，他深思。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梭罗写下了这本“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徐迟语）的《瓦尔登湖》。
这样的句子俯拾即是。比如，“几百万人清醒得足以从事体力劳动；但是100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才清醒得足以有效地服役于智慧；一亿人中，才能有一个人，生活得诗意而神圣。”同样的环境，同样以种植为生，梭罗可以悠闲度日，而生活在美港湖畔倍克田庄的约翰?斐尔德却“继承了他那爱尔兰的贫困或者贫困生活，还继承了亚当的老祖母的泥泞的生活方式，他或是他的后裔在这世界上都不能上升，除非他们的长了蹼的陷在泥沼中的脚，穿上了有翼的靴。”拿同样多的钱，梭罗能亲手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斐尔德，却只知道把它们悉数交到房主的手中，还要为了茶、咖啡、牛油、牛奶和牛肉等疲于奔命——难怪有人说，“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芸芸众生中那些被房子、车子和票子压得抬不起头来的人们，不就是当代的约翰?斐尔德吗？再想想电影《老井》中那些安土重迁、固守贫困的乡亲们，不也是这类难以上升的人吗？
比如，“我们说，只能这样子生活啊；可是从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来，而生活方式就有这样的多。”惯于安分守己的人们，又有谁去尝试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生活方式呢？
比如，“除非青年人立刻进行生活的实践，他们怎能有更好的方法来学习生活呢？”这样的话，大约是不可能出自一个隐士之口的。正因为梭罗不是一个隐士，他才会在以两年多的湖畔生涯验证了一个人完全可以过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之后，坦然离开了瓦尔登湖，重新回到社会中间，开始同样伟大的实验——比如著述《消极反抗》，支持黑人领袖约翰?布朗等等；正因为他不是一个隐士，所以在《瓦尔登湖》中，我们看到的是一项项有趣的生命实验报告，而不是像卢梭在《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中那样，除了对世俗的诅咒，就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叹息。虽然其散步之五和散步之七与《瓦尔登湖》情调稍近，但纯色则不如后者远矣。还有一个有趣的对比是，梭罗走向瓦尔登湖畔的时候，是28岁；而卢梭孤独散步的时候，已然是个60多岁的老者了。两人的心态不同，他们提供的人生坐标当然也就会有所偏倚了。
在做了上述的比较之后，如下结论就不会是无征的了：梭罗的独处实验的确取得了极大成功。其实，即使没有《瓦尔登湖》这本名著传世，我们也丝毫不能低估他的这次实验的价值。梭罗的伟大，还在于他没有自诩他找到的是唯一的或最好的生活方式，他说：“我却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任何原因，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是我愿意每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方式。”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样的通达，才是生命的智慧。那么所谓“更好”、“更高的规律”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简单、简单、再简单。
这就是梭罗实验报告的最后结论。如瓦尔登湖水一样，清澄见底，灵光可爱。
原载《文汇报?笔会》1998年5月12日
存在：虚无抑或不朽？
—米兰?昆德拉读解
尽管米兰?昆德拉一再说：“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尽管他在作品中让他的主人公充满了尽可能多的语言和行动而不是沉湎于思想，但我们透过这一切放松的外表看到的，首先是一双沉思的眼睛和紧蹙的额头。这双眼睛和这副额头不属于别人，正是昆德拉自己。
昆德拉说：“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
持此观点并在作品中极力表现的作家不在少数，但像昆德拉这样做得如此彻底的，屈指可数。他对人的生存形态的拷问，其尖锐度大概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对人物心灵的拷问能与之相比。
读昆德拉的小说，你会想到一连串的问号，你会感到一种真实的重压，你会体悟到一股思考的力量。他没有把我们引向清晰，没有给我们现成的答案，而是让我们陷入了困惑，一种勾连起读者本人生命体验的实实在在的困惑。
追问，然而没有答案；没有答案，也仍然要追问。这是小说的价值所在，也是生命的本义所在。
从《玩笑》到《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再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不朽》，昆德拉一直关照着人的境遇，追问着生存的本义，最后归结为一个天问：虚无抑或不朽？
生命的荒诞感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大学生卢德维克在给女友的一张明信片上写了三句笑话：“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气氛有股愚昧的臭气！托洛茨基万岁！”就是这三句话，使他丢了党籍和学籍，被放逐到矿区去挖煤。15年之后，他偶然遇上当年整治自己的泽曼尼克的妻子海伦娜。他勾引海伦娜，占有海伦娜，藉此确证自己对泽曼尼克的胜利。然而泽曼尼克另有新欢，早已视海伦娜如破鞋。卢德维克又一次被愚弄了！
自《玩笑》开始，在昆德拉的所有作品中，政治与性爱都占了绝对的比重。然而两者都有一些区别的：政治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它裹挟着人走进一个又一个危险的旋涡；而性爱是发自于人本身的东西，用昆德拉的话说，“肉体有永不会错的直觉”，所以性爱是一个人获得自我感的最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政治使“我”成为“非我”，而性爱则能使“我”找到“真我”。不是吗？《生活在别处》中的诗人雅罗米尔满腔热忱地参加集会，参加五一游行，辩论，呼口号，写激情诗，甚至为了维护革命的崇高感，毫不迟疑地告发了女友，使她无辜地身陷囹圄。而他自己，最终也被并不崇高的现实吞没了。这些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文革”，想起中国的知青。
既然政治是生活中最少真实、最少价值的部分，那么最多真实、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小说中的人物以语言和行动告诉我们，只有性爱，只有女人的肉体，她们的大腿、乳房、子宫等等一切可以触摸到的物质实体。所以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展示了无休无止的性爱，在《为了告别的聚会》、《不朽》中也探讨了性爱的多种方式与问题。
至此，我们了解的还只是表面的昆德拉。喜爱制造矛盾范畴的昆德拉提出政治与性爱之后，更提出了自由与责任、轻与重、生与死、存在与虚无。在这五部作品中，昆德拉无一例外地写到了死：《玩笑》中的海伦娜因情场失意自杀未遂；《生活在别处》中的雅罗米尔被情敌殴打后含辱而死；《为了告别的聚会》中护士茹泽娜误服别人给她的一片毒药而不明不白地死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大学讲师弗兰茨死于殴斗；《不朽》中的阿格尼丝死于车祸……
昆德拉如此不厌其烦地写到死，只有一个目的：强化生之虚无感。他总是很轻易地让作品中的主人公发生性爱，让他们为了寻找自我而费尽曲折，然而最后却更轻易地把死降临到他们身上。在《不朽》问世之前，可以说虚无感充斥了昆德拉的全部作品。不管你玩过多少女人，深入过多少女人的子宫，到头来却都随着肉体的消失而变得虚无缥缈。直至《不朽》问世，昆德拉才似乎找到了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在肉体消失之后，一个人的名声和他的精神还是可以留存下去的。然而这也仅仅限于名人，限于像歌德、鲁本斯这样的诗人和艺术家，至于芸芸众生呢？
虚无抑或不朽？我是谁？谁是我？昆德拉不停地追问着，满纸的铅字变成了无数个问号，镌刻进现实的天空。这才是真正的昆德拉，不是政治学家和性爱学家的昆德拉，而是哲学家的昆德拉。
原载《博览群书》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