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大家风采
宿儒本色季羡林
每日清晨4时，北京大学朗润园的一栋旧楼底层的一户人家亮起了灯光，一位望九高龄的老者端坐在书桌前，开始了他一天的读、写工作。他就是著名学者、一级教授季羡林先生。
季先生是国宝级的人物。他是中国现代为数不多的梵文专家、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之一。他著述等身，翻译与创作并举，其中《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大唐西域记校注》（合作）、《沙恭达罗》（梵文剧本）、《罗摩衍那》（七卷，280万字，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糖史》（80万字）等学术著作皆具拓荒意义。近年来主编的各类大型丛书，如100多卷的《传世藏书》、1000多卷的《四库全书存目》以及成就斐然的散文创作，使季先生声名日隆。
早在50年代季先生就被评为一级教授，每次他去食堂排队买饭，总有一些教师或学生在他背后指指点点，说“这就是那个最年轻的一级教授”，后来干脆简化成了“一级”两个字，见了他，都说：“‘一级’来了。”
关于季先生的轶事还有很多。最家喻户晓的是说一位北京大学的新生入校，办理注册手续的时候，因为带了大量行李无人看管，正好看到路边有一个淳朴得像农民一样的老者，以为是学校的工友，便求这位老者替自己看管行李。老者欣然同意，一直帮忙看管了半个小时。过了几天，学校举行新生入学典礼的时候，才发现坐在主席台上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前几天帮自己看行李的那位老者。
一个春日的午后，我们如约来到北大朗润园，拜访了“国宝级”的季先生。他身着深蓝色布质中山装、足蹬一双黑面布鞋，有问有答，要言不烦。当我们提问时，季先生悉心倾听，绝不打断。据说，季先生与人站着谈话，总要相距一米垂手恭立，这或许是他留学德国学来的礼数。他常说：“青年人戒之在德，老年人戒之在言”，所以他的讲话从不长篇大论，也没有车轱辘话，而是明白如温开水，初觉平淡，回头思量，却是意味隽永。
我们谈到了人文科学研究后继乏人的现状。季先生较为通达，他认为，有些年轻人“下海”、不做学问了，这不能怪他们，要怪我们的分配制度。“脑体倒挂”，连养活自己都困难，还念什么书？不过季先生常跟学生讲：如果想念书的话，就不要贪图享受。他用范文澜先生的两句诗“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勉励自己的弟子，要经受得住市场经济的冲击，要甘愿做“傻子”，要耐得住寂寞。
1911年8月，他出生于山东临清一个“三代赤贫之家”，6岁时跟叔叔流浪到济南，千辛万苦读完小学、中学，1930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后返回母校省立济南高中执教一年。因受老师、国学泰斗陈寅恪讲授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35年考取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生，专攻梵文和吐火罗文，一读就是十年。其间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因“二战”影响，直到1946年才得以返回祖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文革”时期，季先生因得罪北大的“老佛爷”聂元梓，被送进牛棚，饱受毒打和屈辱。后分配他掏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就是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季先生愣是偷偷地、一章一节地把280万字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给翻译出来了！
谈话中我们得知季先生每天从早上4点到晚上10点往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我们问他累不累，他说，研究一段时间的佛经，再搞一段时间创作，这样的换脑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休息。当然季先生绝不是毫无情趣的人。他养猫种花，爱听评书，喜赏梅兰芳的京剧。他在门前湖泊里种下的荷花，一到夏天，绿盖擎天，红花映日，既为自赏，也令别人赏心，被称为“季荷”。
谈到近期打算，季先生说，正在撰写一本学术回忆录和一本散文集《牛棚杂忆》。他说：“我虽然快九十的人了，还不准备死。按年龄排，北大老教授排队去八宝山的队伍中，我排二十多位，还经常有一些排在我身后的人，耐不住性子，加塞先走了。所以我不敢倚老卖老。”
气和心暖
—追怀季羡林先生
季羡林先生以98岁高龄辞世了，虽然可说是喜丧，可是我得知消息的那天上午，心里一片冰凉——因为就在三个多月前，我还刚刚握过先生温暖的手。
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午后，我们如约来到301医院探访季先生。与前两次见面一样，先生还是抄着手，规规矩矩地坐在一张小桌后面，不像是望之俨然的先生，倒像是乖巧、听话的学生。与在北大朗润园家里不同的是，此时的先生穿的是病号服，人清瘦了一圈，然而精神却出奇的好。
季先生的助手在一旁提醒我们有什么学术问题赶紧问，我想，与季先生谈学术，那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么，就装着没听见，拉拉杂杂地扯闲篇，无奈地耗费着先生宝贵的时间。先生倒好脾气，有问必答，说医生、护士对他照顾得好，吃得也好。睡得如何呢？先生说，睡眠一直好，“我吃安眠药，都吃了有80年了。”我们不禁惊奇。接下来就幽默起自己的眼睛来，说：“其他零件还好，就是眼睛，用了一百年了，坏了，半瞎。”听说先生专门请人刻了方闲章，自嘲为“四半老人”，即半聋半瞎、半瘸半拐的意思。就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他仍然坚持早上6点半起床（住院前是每天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除会客时间外，全部用于读书写作。用他的话说：“我的生活习惯就是不停地工作。”过去在家里是这样，后来住进医院，也丝毫未曾松懈，他的《病榻杂记》就是在医院里创作完成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们希望先生写几个字，先生爽快地取来笔，写下“祝祖国繁荣昌盛，季羡林，时年九十有九。”一边写，还一边说：“夸张了一点，稍微夸张了一点”，他指的自然是年龄，不过夸张一岁而已。先生写字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端详他的手，林青霞称这双写过无数好字、好文章的手是“完美的手”，修长、白皙，上面没有瑕疵，没有老年斑，其实更让我惊奇的是，这双手一点都不颤抖。
我知道，先生对祖国的祝福是真诚的，他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说：“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 季先生在晚年拿出自己“爬格子”所得的15万美元捐赠给他的母校清华大学，设立文化促进基金，奖励文理兼优的高素质人才；为汶川地震捐款20万元；关心祖国建设的方方面面，向温总理提出和谐社会不仅要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要强调人内心的和谐，等等，都展示了一位知识分子的高贵良知和爱国之情。
问先生多久没回北大了，他说不久前刚回去过，舍不得家里的猫。先生爱猫是出了名的，说猫是有灵性的动物，可惜不让带进医院。他每次回家，见了猫，特别依恋，他说“分不清是我安慰猫还是猫安慰我”，我听了，笑着说你们是相互安慰，相互取暖。
时间有点久了，与先生握别。那双“完美的手”传来的是温暖、和煦。当年，季先生不计前嫌，任用“文革”中曾整过自己的人；这些年来，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桂冠”，哪一件不是仁智之举？不禁想起《菜根谭》中的句子：“天地之气，暖则生，寒则杀。故性气清冷者，受享亦凉薄。唯气和心暖之人，其福亦厚，其泽亦长。”每次见先生，总觉如沐春风，他就是一个气和心暖的人，正该福泽绵长。古人讲“仁者寿”，很多人期望季先生“何止于米（88岁），相期以茶（108岁）”， 至少要活过百岁的，没想到这盏灯突然熄灭了，陷我们的心灵于一片黑暗之中，只能靠点滴回忆来取暖了，岂不痛哉！
原载《南京日报》
“打油高手”杨宪益
在中国，有两类打油诗：一类是真的做不了旧体诗，只好写“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之类的打油诗；另一类是有很好的旧体诗的根底，但才气太大，不屑于被旧体诗的条条框框束缚住，于是选择了打油诗这一可嘲可讽亦庄亦谐嬉笑怒骂见真性情的诗歌形式。
翻译家杨宪益属于后者，而且绝对是一个“打油高手”。黄苗子说：“‘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像这样精彩的名句，除了学识天份，还得加上酒精，才能泡得出来。”邵燕祥说：“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杨宪益，主要的并不在于从而获得典籍中的知识，而在于得其精神、风骨、节操。他浸润于西方文化多年，我以为同样是得自由、平等、创造的真谛，而不仅表现于译事的信达雅。”这是真正的知人之论。
杨宪益在高中时就开始学写旧诗，形式上主要是模仿汉魏古诗。《银翘集》中收了《雪》和《死》两首长诗，就是他17岁读高中时的作品，格调高古，思想沉郁，其成熟度与他的年龄有点不符。《雪》的开头几句是“寒流来西北，积气化凝铅。天风忽吹堕，飞下白云巅。化身千万亿，一落一回旋。”在这首诗中，他把雪比成华丽的乐章，比作天上的仙女，比作千军万马中的战士等。诗的最后几句有点立志献身革命的意思：“但愿身化雪，为世掩阴霾。奇思不可践，夙愿自空怀。起视人间世，极目满尘埃。”《死》中的一些诗句，像“实则生与死，无忧无欢忭。死亦不足惜，生亦不足恋”“初变幻苍狗，忽在天一垠。人生常变幻，奄奄化微尘”“变化转时节，何用兴叹咨。且取久藏酿，注我金屈卮”等，是和曹植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之类的诗绪直接相通的。
杨宪益再写旧体诗，是从牛津学成归来后。1942年，他在贵阳师范学院任英语系主任，遇到一位很有趣的老先生尹石公，是中文系主任，杨宪益用离骚体写了一篇远游赋送给他，很得他的赏识。后来尹石公同当地一些爱好写诗的老先生们一起喝酒作诗时，就总把杨宪益拉去，同他们唱和。杨宪益回忆说：“我的旧诗虽然不好，但并不慢，一般有十来分钟就可以和一首七律，用原韵，比他们都快，因此也很吃香，吃了不少白饭白酒。”
说了这么多他写旧体诗的经历，是为了说明要成为一名“打油高手”，原是需要很好的旧诗功底的，否则就只能处于张打油的水平。
如果从内容上来分，打油诗大致有这么几类：自嘲、讽世、咏史、咏物或者纯幽默抒怀。自嘲和讽世有时分得很开，有时则是一体的，在自嘲的同时即含有讽世的内容。杨宪益的自嘲诗很多，像“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蹉跎惭白发，辛苦作黄牛。”打油诗中的自嘲有时是自谦，更多的时候则含有自负的成分。这是因为打油诗人大都是才高八斗的主儿，用现在的话说都是些歪才、怪才，恃才傲物是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因了这份自信，他们喜欢调侃别人，更喜欢拿自己逗闷子。“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就是这样的自嘲。学问到杨宪益这样的程度，还是半瓶醋、一缸油，我辈只好自杀了。还有像“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无耻”等，也是拿自己寻开心。
在杨宪益的诗作中，他的讽世诗所占比重最大，这是由打油诗这种体裁的特有功能所决定了的。从这些诗句所反映出来的他对世事的洞察、对人性的解剖、对国民性的反思，是不让任何深刻的思想家的。这类令人击节叹赏的诗句俯拾即是，其中有讽刺贪污腐败的，像“千金一掷鸿门宴，川北江南正断粮”，“五粮液够五天喝，百丈楼高百姓愁”，“主人盛意情难却，忽忆江南有饿殍”，“青海千村付浊流，官家只管盖高楼”，“官蝗吃尽民膏脂，反道人民素质孬”等，其忧国忧民之心，让人想起杜甫、白民易的诗句；有讽刺时俗的，像“雅人今比俗人多”，“从来风派难摸准，莫怪今天气象台”，“自古有权方有势，从来擒贼不擒王”，“教授如今成饿殍，豪商多半靠高官”，“干部无聊卖书号，官僚只管盖图章”，“送出外宾齐下跪，再伸素手要红包”，“可惜新诗偏扫兴，非黄即黑满心胸”等，表现出他对世象的洞察与批判；还有抒写人生感悟的，像“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有酒有烟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等，堪称智者之识。但智者自身并非没有矛盾，这种矛盾不是因为参悟不透，而是因为世事太过复杂，《祝酒辞》和《谢酒辞》就是这样两首截然相反的诗。前者是这样写的：“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后者却说：“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在我看来，真正的智者正是介于糊涂与不糊涂之间。
他的很多咏史、咏物诗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讽世诗，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咏史不过是借古讽今而已，而咏物也是为了以物拟人。比如，当他看到唐武则天的无字碑上题满了今人的字，不禁慨然写道：“无字今成有字碑，后人题咏早成堆。而今摄影成留念，不必烦君笔一挥”，就是对国人“到此一游”之劣根性的讽刺。像咏《冬龟》诗：“冬龟不动不呜呼，免触霉头体自舒。或竟被人当废物，一朝扫进化灰炉”，不是可以看作对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的嘲讽吗？
杨宪益纯幽默抒怀的打油诗为数不多，但读来颇有趣。像他为祝贺冯亦代黄宗英再结连理而写的“阿丹此刻休悬念，安娜今朝可释怀。他日天堂重见面，四人正好打桥牌”；写给黄宗江的“嫁妹临行重嘱咐，明年添个小Baby”等诗，就颇为机智俏皮。
有很多文章把杨宪益称作散淡的人，这是指他虽然在翻译方面做出很大贡献却从不居功，淡薄名利的一面。我倒更看重从他打油诗中所透出的沉郁、深刻的另一面。读他的打油诗，我常常想起《诗经》中的句子：“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错，隐于北京后海一所安静的四合院中的杨宪益不是老庄，不是陶渊明，而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大儒。虽然有时难免激愤，但这正说明他内心深处是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只看到散淡，会低估了杨宪益的价值；只看到打油，也就无法读懂杨宪益的沉郁、深刻。
那个勤勉的清洁工走了
—悼林公
这或许是林公（牧惠，原名林文山，北京杂文圈中的小字辈常尊称其为林公）留在世上的最后一部书稿。我在今年3月份见到它时，就被书的名字吸引住了：《向“清洁工”致敬》。谁是清洁工？他把所有激浊扬清，以弘扬正义与良知为己任的文艺工作者统称为清洁工。用他的话说，这些清洁工的任务就是用自己合适的工具当擦脸布，给世界擦脸、搞卫生，为清除被旧文化、旧制度、旧体制……污染的世界，为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工作。他敬佩这样的清洁工，如他的好朋友漫画家廖冰兄，为孙志刚家属奔走讨公道的文晓明，写《中国农民调查》的陈桂棣、春桃……其实他本人不也是一个这样的清洁工吗？
他是一个勤勉的清洁工。新时期20多年，他写了30多本书，以每年一两本书的速度向世界发表着他的清洁宣言。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撰写一部朋友托付的书稿，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写作不止。鲁迅先生说自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林公则简直是把别人吃饭、睡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写作上。除了游泳，他几乎别无所好，爬格子就是他最大的快乐，就是他的宿命，就是他的存在方式，难怪他的好友王春瑜称他是“工作狂”。而我一想起林公，脑中就浮现出一匹瘦骆驼的形象。许是林公有点瘦、有点驼背的缘故，更主要的，我想是他那种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苦行僧精神和骆驼有点相似吧？
他是一个执着的、最富正义感的清洁工。“林公文章老更辣”，这是我读他晚年杂文获得的强烈感觉。他的文章，怒斥贪官、抨击腐败，针砭时弊、鞭笞专制，心系黎庶、甘苦与共，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一字字一句句，无不饱含着他的赤子心、他的忧患情。他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了《中国农民调查》作者的两段话：“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和“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缺席”之后，慷慨陈词：“其实，何止是作家？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共产党员都不应缺席。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应缺席。”洋溢在字里行间的那份责任感、使命感，体现出的不正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坦荡胸襟和崇高的人格境界？！再如，他驳诘：《社会帝国主义是好东西？—读〈苏共亡党十年祭〉》，他呼吁：《把反“凡是”进行到底—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他感慨：《寂寞的〈庄园〉》，他称许：《容忍异端的雅量》，他无奈：《羡慕熊德明》等等，这些感时忧世的篇什所散发出的光芒，令所有的宵小之徒难以遁形。
他是一个谦逊的清洁工。第一次见林公，是在朱铁志兄安排的一次杂文圈朋友的聚会上，座中惟一的长者就是林公。然而他一点架子都没有，谈吐轻松幽默，是个可亲可敬的普通老头。后来，我把自己的杂文集寄给他，他收到后，很快回信，说：“怀谦兄：谢谢寄来大作。匆匆拜读了一部分，写得很有水平，但个别问题我持不同观点，如把郭沫若、周扬、梁效归为一类，其实他们差别很大；浩然不是‘农民’，而是农民贵族。有机会面谈。”我在收到他的《与纪晓岚谈古论今》之后，给他挑了几处笔误，林公又很快回信：“非常感谢你那么细心地读了拙著并找出错别字，谢谢。我已记在书中，有机会再印时改正。”还说欢迎更多的朋友帮他“捉字虱”。这和那些听到一点批评意见就怫然不悦的官员相比，境界不知高出多少！
然而，他是一个苦闷的清洁工。写得多，发得多，但发不出来的也多。尤其是近些年，他经常向我抱怨发表杂文的阵地越来越小。有时候传给我几篇稿子，怕我为难，就补充说能推荐发表最好，发不出来，就算是送给朋友们看看。我了解他的这种感受，我常常想，这个当年的武工队长拉着一杆子人马在广东打游击打老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遭遇过这种四面突围的困窘吧？这种无法解脱的苦闷还在于，他这么赤胆忠心地为世界为中国为党为百姓擦了脸、搞了卫生，自己累个半死，可是并没有讨到什么口采——当然，他写杂文本不为讨口采，但也不是为了自讨无趣吧？如果套用佛的两句谒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可以看作是林公写作杂文的内心独白；而“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则可以看成是某些当政者勒令清洁工下岗的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啊，我们这里干净着呢，不需要你这个清洁工来打扫。当然这些昏官不会懂什么谒语，我引用这段话，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对杂文家的敌视和他们浅薄的自负。道理很简单，我们的社会不是在真空中运转，不可能没有尘埃。有了尘埃，不去打扫，尘埃只会越积越多。记得在“文革”期间，我就背过这样一句最高指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可是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连最高指示都忘了？
如今，那个勤勉的清洁工走了。他负责的卫生区域可能交由别的清洁工分管，也可能就此荒芜、垃圾遍地。如果是后者，人们会更念他的好，会时不时地谈起那个清洁工老头；而我，却是永远想念你的，林公！
原载《教师报》2004年7月7日
“愤老”已去，“孤本”长存
—怀何满子先生
在给我所供职的报纸撰稿的老杂文家中，何满子先生无疑是发表最多的人之一。80年代的且不算，从我接手的第一篇杂文《从九寨沟风景劣化说起》（1997、4、5）开始，到《读经不如读故事》（2005、4、5）止，整整8年时间，共发表了10篇杂文。量不算大，文章也未必代表其最高的创作水准，但在现实羁绊的大环境下，足可称为难能可贵了。
先生的文章是颇具锋芒的，并不因为是为党报写作而稍敛。以《从九寨沟风景劣化说起》一文为例，他从九寨沟的风景劣化一下子转到文化生态的劣化——“低级庸俗的读物却满架皆是。印数以十万、数百万计的是明星自亮秘史之类的玩艺，也还能迎合市民趣味，因而畅销的是侦破、格斗、婚变、黑社会故事等等在最宽容的意义上也只能算是消遣性的读物。自然，名称是很上档次的，叫做法制小说或社会纪实文学之类。”他从电视荧屏上看到北京鼓楼将恢复明清时代按时击鼓之制，鼓手全穿着马蹄袖装束、脑后拖着大辫子，写下《击鼓何需拖豚尾？》一文，认为起源甚早的晨钟暮鼓，“不管是从历史还是从审美角度，都没有必要用清朝的服饰，叫吊着豚尾的鼓手来表演！连溥仪在辛亥革命以后都自惭形秽，留着辫子见不得人而改发式了，难道还要今天的中外人等来看这野蛮、落后且又是耻辱标记的豚尾么？”他听说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在天津当寓公时的宅邸静园，正在计划整修，要建立一所“末代皇帝展览馆”，愤而做《如此陈列为哪般？》，指出“末代皇帝诚然是个卖点，但他在天津那一段的历史并不光彩，展览的只能是和日酋土肥原贤二等勾结的丑史……伪满洲国的历史则已有长春的伪满洲国皇宫的展览馆，作为当地的一段耻辱史陈列，天津又何必倾心于经营这样的生意呢？”
如果说这些文章所贬斥的对象“对事不对人”，还不足以引起读者兴致的话，那么他对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热、流行歌曲热、胡兰成张爱玲热的迎头痛击，则把自己置于无数“粉丝”的对立面，是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气的。他由此也为自己赢得了“愤老”的帽子。
先生此前已有“胡风分子”、“右派分子”两顶帽子，再多一顶，他也不会太计较。他本是一名腹笥深厚的学者，解放初期是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1979年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对中国古典小说有着精到的研究，有3卷本《何满子学术论文集》行世，为什么不安于学问却鼓捣起不怎么讨人喜欢的杂文来了呢？他的解释是：写写学术性的文字能较多地与世无争，保险系数也大得多；杂文则容易触犯人，招人嫌厌，这我知道。然而，人难道是为讨人喜欢而活着的么？于是，近年来我倒以较多的时力来写这类杂里古冬的短文了，写之不已，这也真为俗谚所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在给我的书信中，先生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我的第一本杂文集《拍案不再惊奇》出版后，奉上请他指教，他回信说：“略略翻读大作，觉所指方面甚广，平实中有机趣，甚佩。当今杂文的活动空间很小，读者也不多，人们都说已是‘曲高和寡’的品类。但我看来看去，写杂文的人都是比较有良心的人。只要注意一下，没有一个杂文作者对金庸、琼瑶之类劣等文化假颜色的。这现象极能说明问题。纵使境遇不佳，读者不多，也不能泄气，愿与阁下共勉。”
先生的文字是老辣的，有火气的，年轻时是“愤青”，老了自然就是“愤老”了，但他并不想做任何改变。他说：“我向来不很约束自己的浮躁和偏激，读别人的文字也偏爱不那么平稳中和的作品，正像我宁愿喝烈性酒而不爱软饮料，性格使然，没治。” 他在接到我的历史随笔《历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儿》一书后，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意见，他说：“现实不好议论，从历史上找话题，诚是开拓思路良策。甚佩用心。略读数篇，鄙见稍觉‘迂阔而远于事情’，恐系足下秉性冲和而然。不过，弟也深知直刺世相之不易也。直率陈言，乞恕。”他的话，可以说准确地击中了我的软肋。
我不能完全认同先生对武侠小说热、流行歌曲热、张爱玲热的批评，倒不是因为他们的“粉丝”庞大到得罪不起，而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只要不是毒品，不是鸦片，那么读读金庸、张爱玲，哼几首流行歌曲，并不会意志薄弱，精神空虚的。武侠小说固然与现代的法治理念背道而驰，流行歌曲确有不少靡靡之音，张爱玲的作品也无法与鲁迅平起平坐，但为什么一定要求读者从武侠中学法律，从流行歌曲中学主旋律，从张爱玲中读出鲁迅呢？它们给我们想象、给我们愉悦、给我们启悟，再低一等，给我们消遣，这就够了，不必让它们肩负更多的责任，那些责任，早有作家协会的签约作家们和文工团的演员们承担了。
话说回来，我虽然不完全认同先生对劣质文化的批评，但我坚决捍卫他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这年头，好好先生太多了，像何老这样，一以贯之，不曲学阿世，不见风使舵，不做墙头草的“老顽固”太少了。他们的存在，是垫起社会道德的基石，是纯洁社会的盐，是知识分子良心未泯的标识。
我还想说，何先生绝不是不近人情的“老顽固”，而是一个儒雅可爱的老头。我和先生只见过一面，是在北京，朱铁志兄召集的一次聚会上。那天晚上，何满子先生和牧惠先生都出席了，两位老人相谈甚欢，喝的什么酒记不住了，只记得何满子先生酒酣耳热之际，满面红光，笑语不断，不见尖刻不见偏激，却见爽朗却见机趣，这样的老头，真如从《世说新语》中走出的一样，“肃肃如松下风”，“轩轩如朝霞举”。
可惜后来未再见先生，连稿子也见不到了。他的稿子全是手写，又没有录副，常称是宇宙“孤本”，加之书法精妙，实在是编辑们钟爱的收藏佳品，遗憾的是我没有收藏意识，这些孤本全发到车间，交到校对手中去了。前两年向先生电话约稿，他慨叹已经精神不济；在一封信中，他写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终日昏昏如嗜睡，实为老朽之故，此况味非亲历老境者所不能体会，无奈之至。”如今，先生远逝，然而那些孤本还留存在世上，散发出它们熠熠的光辉，照亮许多有识者的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