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读书随笔(3)
推诿有术
读历史，有时会读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超乎你的想象。举两个善于推诿的小例子：
[例一]《明史》上载，明世宗时，俺答进攻北京时，致信要求互市，请通贡使。并威胁，如不见从，休要后悔。世宗立刻召见大学士严嵩、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商量，拿出俺答的信让三位大臣传阅了一遍，然后问：“卿等以为何如？” 严嵩瞧着来书，语多恫吓，暗想此事颇不易解决，依他也不是，不依他也不是，便启奏道：“俺答上书求贡，系关系礼部的事情，陛下可详问礼部。”徐阶一听，立刻回奏：“求贡事虽属臣部掌管，但也须仰禀圣裁。”
严嵩身为大学士，不管外邦求贡的事而把这个球踢给礼部，礼部尚书接过大学士踢来的皮球，说这固然是礼部要管的事情，但最后还得皇帝拍板。这皮球踢得，脚下功夫堪称一流了吧？
[例二] 梁启超《李鸿章传》中记载，甲午海战时，“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州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
清政府和日本打起来了，各省却以为这是直隶省的私事，不肯出钱出兵，及至战败了，广东方面还希望日本把俘虏的战舰还给自己，在信中对日本人说：“这艘战舰是属于广东的，甲午海战和我们广东无关，不是我们广东挑起来的。”这样的话让日本人听了，可能会有点摸不着头脑。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不能遇着好事就抢功，遇到难处就推诿。古代官场之所以如此盛行推诿，只是为了逃避责任。而封建机构的设置中恰恰为某些官员逃避责任提供了借口。很多事情表面看来是人人有责，如果出了问题，却是人人不负责任。万一上司认了真，追究起来，那就找个替罪羊应付了事。严格说起来，大臣们的这一套也是跟皇帝学的。比如，历史上流行的“红颜祸水”说，妲己之于商纣，褒姒之于周幽王，杨贵妃之于安史之乱，陈圆圆之于清军入关，就是女人替皇帝和男人顶罪的典型案例。
最近看中央电视台一个报道，一些公司被某家骗子公司骗取巨额钱财后，这些公司找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不管，说你去找法院；找法院，法院不受理，说你去找工商局；找工商局投诉，工商局不管，说那家骗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注册资金都没问题。真是推诿有术啊。你看，现在连贪官们也学会了推诿术，一旦东窗事发，他们不忏悔自己的罪过，却爱说：我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管不住亲属部下，禁不住诱惑云云，让人大跌眼镜。
原载《北京日报》2004年10月31日
又见皇帝穿新衣
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其实是一丝不挂，并无什么新衣，现在却有人为皇帝穿上了真正的新衣。说两个最近的例子：一个是电影《英雄》，为秦始皇穿的新衣叫做不杀与和平；另一个例子是文章《另说袁世凯》，为袁世凯穿的新衣叫民主。
把秦始皇称为英雄，我想不会有太大问题。贾谊《过秦论》：“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李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奠定中国长达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础，他在这方面的功劳，怎么夸都不为过。但他的动机是明确的，是为了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并不是像电影《英雄》中美化的那样，是为了不杀与和平。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造万里长城，建阿房宫和秦陵等形象工程的一系列作为，证明他的暴政对百姓的荼毒丝毫不亚于当年的战争，哪里有什么不杀与和平可言？生活在封建社会的贾谊都能看透：“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这种清醒不是比认识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价值更为有用吗？
有人会辩解说，电影只是为了拍得好看，为了赚取票房，要求它承载历史教科书的使命是苛求。且不说最高的艺术都要有思想，就是从商业道德来说，也不能把一个商品做得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内容吧？
如果我们把末代皇帝溥仪看作是一个傀儡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具实质意义的皇帝应该是袁世凯。现在也有人为他翻案。有一篇叫《另说袁世凯》的文章说，从清末到民初，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推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他“兴学重教，开通民智”，“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前无古人”。文章称颂他“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文章的最后，作者总结道：“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毛泽东、周恩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这一切，同袁氏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
总而言之，在作者笔下，袁世凯是一个顺应时代，宽容、民主的好领导。
不必列举他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使戊戌变法胎死腹中；不必说他暗杀宋教仁，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不必说在他当权的几年里，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先后签订了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100多个不平等的合同、协定和条约；也不必说他复辟帝制，做了83天“洪宪皇帝”的闹剧，单说他的一系列宽容、民主的政治举措吧。
先看他是怎样当上“民主”大总统的：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强迫国会改变先订宪法、后选总统的立法程序，先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当天，被袁世凯所收买的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数千人，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包围了国会，高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院”。议员们从早上8时到晚上10时，忍饥挨饿，连选三次，最后屈服于袁世凯的武力，将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1月4日，袁世凯过河拆桥，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438名国民党议员的证书、证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而名存实亡。1914年1月10日，正式下令解散了国会。2月，袁世凯授意成立的“约法会议”，草草炮制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所谓《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凡一切内政、外交、军事、制定宪法和官制、任免大权，统由袁世凯独揽。12月，“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规定大总统无限期连任，大总统的继承人由大总统推荐。这是总统的权利还是皇帝的权利？明眼人一看便知。 再看他是怎样对待舆论的：1913年下半年，仅北京被查封的报纸就有《日日新闻》、《民国报》、《民主报》、《亚东新闻》、《中央新闻》、《京话报》、《华报》等。被作者作为典型例子来赞美袁世凯“宽松政策”的新闻巨擘邵飘萍，确实是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但因时常讥讽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办报不足三年，就先后被捕三次，最后报纸被勒令封闭。1915年底，袁世凯政府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公布了一连串的条例，如《报纸条例》、《出版法》、《治安警察条例》、《地方保卫团条例》等，主旨在于钳制人民的言论、思想，严禁政治结社、集会，镇压革命党和人民。至于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的“脱颖而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都是袁氏北洋政府“宽松”出来的，这就像说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的涌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宽松”一样，实在荒唐得可以。
这两个人物，一个是封建帝制的开创者，一个是封建帝制的复辟者，文治武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专制、独裁是一致的。他们不是不可以写，但要看你怎么写。是慑服于他们的专制气魄，还是对其局限性予以有力的抨击，这样的差别岂止霄壤！
在不少作家、艺术家看来，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们打着“推陈出新”的旗号，为秦始皇、康熙、雍正、乾隆乃至袁世凯添加着这样那样的新衣，其思想境界不如倡导“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孙中山先生远甚，亦不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远甚。安徒生如地下有知，会不会哭醒过来？
原载《杂文月刊》2003年第4期
骨鲠精神一脉承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交往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这类佳话让人们得以从有些血腥的帝王将相史、相斫史中抬起头来喘息一下，进而读到中国历史温馨的一面，感受儒家精神中骨鲠的一脉。本文拈出较具代表性的王安石与苏东坡，朱熹与辛弃疾，张居正与邹元标等三对君子之交略做回顾，希望读者能从中澡雪一番自己的精神。
先看中国第一文人苏东坡。一般的教科书上，都把苏东坡与王安石称为政敌，现实中的情况则复杂得多。不错，当年王安石提出变科举、兴学校时，苏轼上书反对；王安石推行均输法、青苗法的时候，苏轼又上书论其不便。结果呢，王安石利用神宗皇帝的信任，把苏轼贬为杭州通判。后来苏轼又从密州到徐州到湖州到黄州，辗转了很多地方。在东坡知湖州期间，发生了“乌台诗案”，苏轼被下狱候斩，满朝官员除苏辙之外，再无一人敢为东坡求情。此时的王安石因变法受阻，第一次被罢相，贬为江宁知府。听到苏轼被下狱的消息后，深知东坡性情的王安石，立即上疏神宗为东坡开脱，疏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本有赦免之意的神宗皇帝见了王安石的上疏，立马加了个“荐”，让满朝文武都来看。苏轼在坐了四个月又二十天的监狱之后，终获释放。
王安石呢？后来第二次出任宰相，一年多以后，第二次罢相，回到江宁，筑半山园，过起了他的“半山老人”的生活。八年以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 七月，苏轼从谪居地黄州调任汝州途中，路过江宁（南京），与王安石做了最后的会晤。
那年苏轼四十八岁，王安石六十三岁。苏轼在宦海沉浮之外，他与朝云十个月大的儿子刚刚夭折；痛丧爱子，身体多病的王安石也垂垂老矣！可以想见，寂寞的王安石那些天该是多么高兴啊。他带苏轼游钟山，苏轼写下了“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略沾横秋水，浮屠插暮烟。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等诗句，王安石也拿出近作给东坡看，其中有“积李兮滴夜，崇桃兮炫昼”之类的警句，是借李白《春夜宴桃李园》的故事抒发自己从高位跌落的心情。苏轼说，自屈原、宋玉以来，再也见不到《离骚》句法了，今天有幸拜读。王安石则回答，我的这些诗作只拿给你看，一般庸俗的人是不配去评论的。
王安石、苏东坡当然不是一般的文人，他们还是政治家，所以在烹茶吟诗之外，社稷民生仍是他们谈话的重点。
《宋史?苏轼传》中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精彩的记载：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幸，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看出两人都是非常之人，对社稷民生都负有神圣的使命感。两年之后，王安石去世。早在他去世之前，朝廷旧党就已经复辟，要求尽废新法。经过基层磨练的苏东坡对新法已有更全面、客观的认识，他认为尽管变法有不少弊端，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内容，应该区别对待。这一次，他站到了保守派的对立面。
结果，苏东坡这一生，先为变法派所不容，后又遭保守派排挤，两面不讨好。世俗之人很难理解他这么做的原因，套用西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一切都变得浅显易懂了。他是一个现实的、渐进的改革派，所以他对王安石的激进做法持批判态度；经过辗转外任的历练之后，他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认识到因循守旧也是死路一条，所以他对司马光的保守做法同样予以抨击。而王安石，先是排挤苏轼，后来体会到变法的种种弊端，似有所悟，同时敬惜苏轼之奇才，所以在苏轼遭遇牢狱之灾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上疏解救。这就是儒家的骨鲠精神，不投机，不势利，不媚俗，不避祸。
朱熹与辛弃疾这一对也比较有趣。一个是热心教育、穷研理学的哲学家，一个是抗金名将，豪放词人。理学家陈亮称他们一个是“人中之龙”，一个是“文中之虎”。两人在政治上都不得意，但志趣相投，相互倾慕。绍熙四年（1193年）九月，贬任福建安抚使的辛弃疾第二次到建阳会见朱熹，两人同游武夷，泛舟九曲，吟诗唱和。辛弃疾的《九曲棹歌》第九首是这样写的：“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他把朱熹奉为隐卧山中的“帝王师”，希望有一天能遇到“西伯”，为朝廷重用。朱熹则为辛弃疾的两个斋室题写了“克己复礼”、“夙兴夜寐”两个条幅。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时值梅雨时节，朱熹由于久病，“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时年七十一岁。当时，朝廷下令禁止其朋友、门人到建阳考亭会葬，但辛弃疾义无反顾，不怕风险连累，作祭文以悼之。《宋史?辛弃疾传》说：“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如果朱熹是个炙手可热的当权派，辛弃疾与他的友谊难免有势利之嫌；但是当朱熹的理学不被社会承认的时候，当朱熹死后，门前冷落的时候，辛弃疾能不为世俗所累，率性而为，他的骨鲠精神与磊落人格，就不能不让人感佩。
第三对是张居正与邹元标。与前两对不同，他们两人之间很难说有什么友谊，邹元标是晚辈，万历五年的新科进士，几个月后，当朝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朝内围绕张居正是丁忧守制还是破例夺情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按规矩，封建官吏如遇双亲的丧事，要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也就是守二年多的丧；除非有特殊情况，经皇帝恩准，才能破例夺情，短期休假后就可以照常上班。张居正为了保住改革的胜利果实（也有贪恋权位的因素），当然不甘心离开官位这么长时间，倾向于短期休假。可是人言汹汹，有些官吏就是不依不饶。先是他的门生、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和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上疏要求张居正回籍守制，结果在同一天遭受廷杖，各杖六十或八十不等，打得是皮开肉绽，血迹斑斑。在午门外广场目睹这一惨剧的新科进士、刚当刑部观政两个月的邹元标，接着上折要求守制。他的措辞比前四人更加强硬，他说：“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结果他被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四十年之后，熹宗天启年间，官为左都御史的邹元标在一次进侍经筵的时候突然跌倒，皇帝一问，才知道是当年遭受廷杖落下的病根。可是就是这个邹元标，在经历了国家的衰落和个人的沉浮之后，在更深的程度上理解了张居正当年的所作所为，在他的建议下，天启二年，张居正被追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发还没有变卖的房产。有人问他为何在晚年没有刚出道时的冲劲了？邹元标笑着回答说：“大臣与言官异。风裁踔绝，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当护持国体，可如少年悻动耶？”
不怕廷杖，仗义执言，是邹元标骨鲠精神的一方面；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是他骨鲠精神的另一面。不能说他前者错后者对，两者都对，前者略有腐儒的酸气，后者则是洞明世事后的通达。
其实，儒家的骨鲠精神沿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脉下来，是有悠久历史的。只是在过于严酷的统治下，文人士大夫身上的柔靡化、庸人化、乡愿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只有少数未被异化的“非常之人”卓然独立，活出了骨鲠之气和健全人格。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温暖历史的烛火，是澡雪精神的琼浆，是励人奋进的源泉。
最是从容不易学
物以稀为贵。精神也是如此。人身上可企羡的品质，像忠诚、正直、善良等，与风流、俊逸、潇洒、从容等相比，前者似乎更像大路货（这并不是说容易达到），所以在文人齿间流芳的往往是后者。
是真名士自风流，惟大英雄真本色。风流也罢，从容也好，表面看来，是一种外在的言谈举止，其实是需要有很深的内在涵养做根基的。就拿从容来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惊”，“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视死如归，那都不是一般的修炼功夫。
单说视死如归。这词造得多好。把死看得跟回家似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自古至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谭嗣同赴刑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刀，大义凛然，刚烈如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一种从容，一种为了使命或者信仰无私无畏的从容。还有一种从容，更加了得。
大家都知道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佩服他身处囚室，心系南宋的浩然正气，却很难遥想这位状元宰相的从容风度。《宋稗类钞》记载了文天祥与同僚在都城陷落时的一段对话，饶有趣味：
文天祥：“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大家看怎么办呢？”
同僚：“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一团血嘛。”
文天祥：“怎么解释？”
同僚：“您死的话，我们跟着一块死。”
文天祥笑着说：“你们知道有关刘玉川的一则轶事吗？当年刘玉川和一个妓女交好，情深意切，难舍难分。后来刘玉川考中进士，要赴外地做官，妓女哭着嚷着要跟他一块去。刘玉川怕有后患，就骗他说：‘按照朝廷惯例，官员到外地赴任不能携带家眷，所以我愿意和你死在一起，也不愿去做这个官。’说罢，就端来一杯毒酒，让妓女先喝。妓女仰头喝下，留半杯递到刘玉川的手上，刘玉川却把杯子扔到了一边。妓女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负情郎，在撕心裂肺的折磨中死去。这样刘玉川就可以轻松地一个人去外地赴任了。今天各位嘴上说跟着我一块死，是不是也想像当年的刘玉川那样骗我一把呀！”
同僚皆大笑。
大难临头还有心情说笑话，这份从容，一般人学得来吗？光有不怕死的倔强不行，光有深厚的涵养也不行，必须两者都达到十分充盈的程度，而且和谐地统一起来，才能有如此自然的流露。
还有一例堪与之媲美。《清稗类抄》记载：“金人瑞以哭庙案被诛。当弃市日作家书，付狱卒寄妻子。狱卒疑有谤語，呈之官。官开缄视之，则见其上书曰：‘字付大儿看：咸菜与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恨矣。’”这金人瑞就是批点过水浒、西厢的大才子金圣叹。顺治年间，新任吴县县令任维初，私取公粮三千余石，留下亏空让老百姓添补，交不出粮食的即遭逮捕。当时皇上刚刚驾崩，在府衙设有灵场让人举哀痛哭。以金圣叹为首的众多秀才，因同情农民的遭遇，就写了“揭帖”到哭灵的场所控告县官，这就是所谓的“哭庙案”。结果包括金圣叹在内的18人被捕并判死罪。他在死前还要向儿子传授美食秘方，还要高呼“绝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确不是一般的洒脱。
老报人成舍我的两段经历也令人称奇：
1934年，由成舍我担任社长的《民生报》登文揭发汪精卫的亲信彭学沛在建筑工程中贪污受贿的丑事。该文被南京的新闻检查机构删扣，成舍我不为所动，照旧刊出，结果引来彭学沛向江宁地方法院控告《民生报》“妨害名誉”。成舍我亲撰万言答辩书。不少新闻界名流出面调停，成舍我回答说：对不起，事实俱在，不能接受。
6月18日，成舍我锦衣华服地出庭答辩，滔滔不绝达两小时之久，法官被驳得哑口无言。最后，彭学沛自行撤回诉讼中的妨害名誉部分，但因为是行政院长汪精卫交办，遂判成舍我短期徒刑，“缓期执行”。
我们多听说张季鸾、邓拓等新闻界前辈如何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这边写一页，那边排字房里排一页，他们刚搁下笔一小会儿，那边报纸的大样就已经出来了；但像成舍我这样，不仅办报是行家里手，而且打官司也头头是道的人与事，真可以拍案称奇了！
更奇的是，成舍我于当年七月底被诱捕时，早有预料，已提前把常用衣物、洗漱用品收拾好。第二天早上，同时被捕的新闻界同行陈云阁等三人来到成舍我家时，见成社长正衣着光鲜整齐地在天井里刷牙。
这份从容，比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更多了一份飘逸、一份优雅，让后人只有企羡的份儿。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也是我对于从容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