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阳光很好，光线很充足。飘飘拿出相机对着那个要去的地方拍了照片。在相机显示屏里，天蓝，山绿，田畴俨然。那栋小白楼，在阳光下，竟发着幽幽的白光，在蓝、绿为底色的背景下，格外醒目。夕阳把灿烂的金色再涂抹在那个月拱式的校门上，竟富丽堂皇得宫殿一般了。
学校还没有放学。一群穿着各种花色衣服，脸上抹着各种颜色的孩子，挤挤挨挨地排成行，瞪着好奇而纯净的大眼睛，羞涩地看着几个对他们而言相当奇异的人。
他们用难懂的土话相互猜测着。
有的说：“你看看，他们的脸是不是抹了面粉了？那么白。”
有的说：“听说城里人天天洗澡呢，身上的黑皮皮都洗掉了，当然白了。”
有的说：“瞎说呢，他们天天吃白面白米，脸才白的。”
一个小姑娘，用细细地声音说：“他们背那么大的书包，他们要学的书肯定很多。听说城里的学校，一个学校里有好几百学生呢，老师肯定有十个以上吧。”
一个女孩子说：“城里学校的老师讲课，肯定旁边有站岗的，谁上课捣乱，站岗的会打的吧。”
旁边一个男孩子说：“要是有站岗的，我肯定不敢捣乱了。他们有枪，嗒嗒嗒——我就被打死了——”
听着他们的对话，虎子一群人又好笑有悲叹。他们这群背着大背包的城里人，在这群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孩子眼里，是一道生命中最神奇的风景。
宏达希望小学，是一所带帽学校，带帽学校就是附带初中班的小学。学校里，汉、苗，彝，布依等几个民族学生混杂。除了这几个民族，学生里还有一些“未识别人群”的孩子：穿青人子弟。说“穿青人”这个群体是“未识别人群”，是因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对于“穿青人”的身份认证，一直不明确。根据《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公安厅（黔族（政）发字第（1996）19号）文件》，这个有自己的服饰特色，饮食特色，风俗习惯却找不到可靠文字证明的人群，被定为“穿青人”。
也许习惯了民族混杂，学生们并不因为自己是某个民族而有特殊的感觉，也不会因为民族差异而出现什么矛盾。从衣着看来，学校里的孩子都穿着市场里能买到的一些偏向汉民族服饰的廉价长袖衣、T恤，或长、短裤。小一些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凉鞋，拖鞋，初中的孩子刚多穿运动鞋。
这座小学的孩子，来自金龙乡各个自然村里。山区的村落，不像平川那样一个挨着一个。山区的村落都隐在某个山坳深处。上学的孩子要想不迟到，只能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然后经过少则一个多小时，少至三个多小时的穿山越岭，才能赶到学校。中午的时候，孩子们就在学校吃一些随身带来的干粮，然后，在下午放学后，再用同样多的时候赶回家。
“那他们的作业一定很多吧，等走到家，再做作业，什么时候能做完呢？”
宏达希望小学的校长叫陈玉明说：“回到家里，孩子们并不能安心做作业。金龙乡的农民，大多数以种植为主，以放牧为辅。大山里的人家，农活忙时就叫回自己的孩子，忙田间地头的活计，农闲时孩子才可以去上学。平时，因为没有钱给家里养的牲畜们购买饲料，这些牲畜们吃的草，就由放学回到家的孩子，赶到地里去打。所以，我们一般布置作业，都不敢多，怕孩子们做不完，熬得太晚。乡村里，没有电的时间多，有的家里蜡烛也买不起，夜里怎么做作业？”
另一个老师姓钟，他瘸着一条腿，颇有些感伤地说：‘一些因家里穷，家长常年在外打工的家庭，家里就只有孩子。这些孩子回到家后，不但要自己挑水烧水做饭，洗衣服，还要打草养猪养鸡养羊养牛，要给牲畜们煮饲料，打扫鸡舍牛棚。即使是这样，很多学生仍缴不起杂费与书费。陈老师当年就是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的，现在他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交不起自己孩子上高中的学费。”
陈玉明当年是考上了高中的，却因为家庭贫困不能继续上学。在家乡的学校极度缺乏老师时，他这个初中生就是村子里相对有文化的人，所以，他当然地承担起教书育人的重任。在一边务农一边教书的日子里，陈玉明发奋自学，成为学校中的骨干教师。也因为有陈玉明这样的老师，宏达希望小学的学生从18名逐渐增加到了400多人。而陈玉明，守着贫困，守着三尺讲台，一守就是二十多年。很多学生从这里飞走了，过上了比在乡村种田好很多的日子。但他，仍然贫穷。
钟老师也同样贫困。每到寒暑假，他都要争分夺秒地出去打工，以赚些微薄的小钱回来，聊做一家人全年的生活用度。每个学期开学的前一天，他才匆匆赶回来。开学第一天的升旗仪式，他无一例外，都会精神抖擞地准时出现在典礼台上。
历经世间沧桑，宏达希望学校，最后只剩下陈玉明校长与钟老师两人守着了。
飘飘他们到达宏达希望小学的那天下午，学生放学后，一行四人就在陈玉明校长提供的临时宿舍里住下了。
陈玉明与钟老师都还要走很远的路回到自己家中。
临走前，陈玉明说：“听说你们要来，前几天我就找几家富裕一些的家户，从他们家里拿了一床被褥。这被褥，都挺干净是，是他们平时舍不得盖的新被褥。”
钟老师一瘸一拐的把飘飘拉到一个很小很破的废弃教室里。指着一些简陋的灶具说：“这也是从几家凑起来的，有些粮油米面，这个地方菜不缺，随便到地里扯几把就是新鲜的菜。我今天已经扯了一些，明天我来再帮你们扯些。”
飘飘看见一大捧嫩绿的野菜放在一个有些发黑的旧铝盘里。忙点点头说：“好好好，明天我与你一起去扯野菜。”
等陈玉明与钟老师走了，一行人才细细地打量起他们的宿舍来。
说是宿舍，其实就是教室。学生下课后，将教室里的课桌拚起来，再铺上那些临时借来的被褥，就是床铺。晚上他们要将课桌一一集中起来，早上要将被褥卷起来，放在教室一角，再将课桌一一排开。
山区教室里的课桌，高矮参差不齐，颜色斑驳不一。拚在一起后，难成一张平展的床。
陈大惠太累了，草草洗涮后就直接爬了上去，刚睡在上面，马上大叫：“哎哟——”飘飘几个人以为他被什么虫子咬了，忙赶过来问：“怎么了怎么了？”陈大惠不好意思地说：“没事，没事。”
等飘飘几个人都睡上去时，才明白陈大惠为什么那么大声音叫了。
再说气候，时值秋天，别看山区白天太阳出来时稍显躁热，一到夜晚，竟有些凉飕飕的冷意，加之被褥太薄，学校又在旷野之中，夜里，一行累得快散架的人，被硌得睡不着不说，还冻得缩成一团。
不知道瘦弱的小丽如何，圆胖的飘飘是冷得辗转反侧。
一晚上，四人竟没有一个睡个好觉的。
第二天，大家伙不约而同起了个大早。
飘飘说：“去拍上早学的孩子吧。”
那天早晨，他们拍到的第一群孩子是四个女孩子。
那时，远方的天还呈现着黑蓝色。只见一条大约一尺左右宽窄的乡村小路上，走过来四个女孩子。从她们的家里出发到现在，她们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露水打湿了她们脚上的鞋，身上的衣服不知道是汗水还是露水，也是湿的。孩子的头上虽冒着汗，却大声地唱着快乐的歌。笑容，是她们最让人心动的表情。她们逆着光，从摄像机的显示屏上走来，走来，距离越来越近，她们的显示屏上的图像也越来越大。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女孩子，穿着山村里少见的蓝色方格布长裙，穿一双还算完整的凉鞋。可以看出，她家的家境相对好一些。也许正因为如此吧，她显得特别自信与活泼。在几个女孩子中间，她是表现最主动的一个。后面的三个女孩子，看到摄像镜头对着她们，腼腆地相互推搡着，吃吃地笑。
飘飘拍照时，习惯一边与被拍对象聊天，一边拍。
看着其他女孩子都在躲藏，飘飘就问蓝裙女孩叫什么。
她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大声地说：“我叫呷莫阿妞，我后面那个是我姐姐，再后面那个是我妹妹。那个叫贝央阿珠。”
从多话的呷莫阿妞那里，飘飘他们知道，一年里有三百多天，学校的孩子每天都要用少则三四个小时，多则六七个小时来回上学。如果天下大雨或下大雪，上学的路会非常泥泞难走，山路经过雨水一浇，滑不留脚，冬天的山路结了冰，更不好走，稍不注意，就会掉到深沟里去。学校里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没有摔过跤。有些同学因为早上走的太早，还没有走到学校的时候就饿了，下午放学路上，也常常饿得走不动路。
看着呷莫阿妞那么多话，其他几个小姐妹也变得活泼起来，飘飘问些话，阿妞的姐姐呷莫阿雅也会抢着说几句：“我们有时会在路边的石头缝里藏着干粮，走饿了，就坐在路边吃些。这样子会有些劲走到家。”
阿妞的妹妹叫阿曼，听姐姐们都说了话，也插了一句：“他们有时会偷我们的东西吃？”
飘飘问“他们”都是谁时，她又躲在阿雅背后不吭声了。央贝阿珠说：“就是同一路的男孩子。他们知道我们藏东西的地方，也饿了，就会拿去吃些。”
飘飘好奇地问：“他们吃了，你们不是没吃的了？会不会骂他们？”
阿妞抢先说：“不会的，他们也饿嘛。他们吃了，我们就从田里挖些地瓜红薯之类的吃，还可以摘一些野果子吃。”
天亮了，太阳从最高的那个山峰一点点爬上来，散发出桔黄而耀眼的光芒。正与飘飘一行人聊天的几个女孩子，突然紧跑几步，进教室里。飘飘回头一看，看到一队队，一群群的孩子们，正陆陆续续从各个方向走过来。飘飘想，肯定几个女孩子要争第一。
他又可笑又感到可爱地笑笑。把镜头转向其他同学。他发现，所有同学欢笑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疲倦。看来，山里的孩子早已习惯了贫穷与艰难。
头一天晚上，飘飘就对陈玉明校长说：“我们要拍的，是农村学校学生最自然，最真实的样子。学生该如何上课还如何上课，不要因为我们影响到孩子们，也不要因为我们在拍摄就搞出什么虚假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