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正得意，电话铃声响了，是北海的陈明翰团长打过来的，他报告说“曹长官，有十架日机偷袭了北海码头，炸毁了3号码头，我部的三连正在抢修码头”。我问“1号码头和2号码头呢”？陈明翰回答说“只炸了3号码头”。我心里觉得奇怪？日军怎么知道是3号码头的运粮船？我又问“我们的两艘运粮船呢”？陈明翰说“早就出发了，昨天回来加完油后，2艘运粮船就启航去越南的南部收购大米了”。我听完后就放下心来。我想：日本逼迫法国，但法国最终同意日军进入越南北部，连中部都不能进入，南部就更不可能进入了。我在想：以后每月达不到七次往返了，最多能达到五次往返，甚至会更少。我想：巴拉望还是太小了，只有台湾的一半大，人口也只有30多万，日本还拥有四千多万人口呢，我还不及日本人口的百分之一，怎么也不敢去惹日本。只盼望日本按照原来的历史轨迹走，千万别进攻巴拉望。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国又嫌弃菲律宾是个大包袱，想甩掉它，还逼迫菲律宾独立，到了那时条件才算成熟，我那时才宣布成立“巴拉望国”，菲律宾哪敢惹我呀？凭着我的三个飞行师，绝对拥有制空权，还不把菲律宾打得求饶吗？关键还是钱，没有钱哪来的军事实力？拿着步枪就是打不过冲锋枪嘛，冲锋枪可以连发射击，步枪打一发子弹，就得拉一次枪栓押子弹，还没等你押好子弹，就被人家给崩了。拿着冲锋枪就是打不过卡宾枪嘛，虽然两款枪都打连发，但是卡宾枪的射程要远50米，人家不等你进入射程内，就把你突突了。武器就是主要因素，什么精神都是胡扯蛋。我最得意的就是一次性地购买了1万支卡宾枪，那会让巴拉望军队变得很厉害。
诗雅进屋来说“你发什么呆啊？吃晚饭了”。我起身去院儿里，见又分成了两桌就餐，毕父和毕母已经回来了，毕父见到我后，自然又是嘻笑言开，他心里明白：又可以喝二两了。我见阿春拿来大半瓶酒，那丫头很有心机，每次都是七两酒，让毕父和我都喝个痛快。我给毕父倒满七钱盅，阿春给我倒满七钱盅，我和毕父就碰了下杯，正要喝，电话铃又响了，我进屋拿起耳机，是李师长打来的，他说“欣实啊，我师快要断顿了，你要快点儿发粮啊”。我知道：李师不缺粮，他已经囤粮百万吨了，他是想加1分钱卖给其它师，从中间弄些油水。我说“北海3号码头被日机炸了，正在抢修，不出三天就可以发粮”。李师长听了很吃惊，他问：“日军有进攻北海的意思吗”？我说“不象，派了一个大队的十架战机，只轰炸了3号码头，连1号和2号码头都不炸，然后就飞走了”。李师长说“大米要抓紧运来，日本陆军经已进入越南北部，目的不详”。我就不再说话了，听到李师长挂了，我才敢放下电话。
回到院里正要喝，门铃又响了，阿春开门后，汪处厚进来，他朝我喊“别喝了，我在馆子叫了菜，到我那儿去喝”。我对阿春说“拿外套”。跟着汪处厚进了院子，见高松年和程干事、范干事在坐、辛楣和淑贤在坐、加上老汪、阿玲和我，恰好是八人的标准桌。我和辛楣来一瓶，高松年和老汪、程干事来一瓶，淑贤和范干事喝红酒。一个七钱盅下肚，高松年就感叹说“时间真快呀，转眼1940年又快到头了，本人想找个由头儿再举行一次“联合抗曹”扑克牌比赛，各位有什么好建议啊”？淑贤说“那还不容易吗？你只说庆祝长沙会战我军大获全胜不就行了吗”？众人听了自然赞同。我知道：长沙会战是拉锯战，先后打了三次，算时间才打完两次，第三次日军就占了上风。我可不敢说这话，就举起杯说“好，为了庆祝我军大获全胜，干杯”！然后一饮而尽。高松年又问“这个哲学系真不好对付，打同舟共济，哲学系不落下风。打联合抗曹，哲学系又是冠军。你们说是怎么回事儿”？辛楣说“我看就是判断力，主要在于要分”。淑贤白了下辛楣说“有好牌谁不要分高？我看在于抓牌”。高松年说“两个因素都有，27个队嘛，闯过三关就是冠军，苏纹纨就是有头脑，她要分也是很谨慎的”。我说“这种扑克牌要分也是学问，明明不想要，可看到某人想要，就加上5分，把分垫起来，促使对方打不成”。大家恍然大悟，都说“曹训导长不同凡响，不愧是联合抗曹玩儿法的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