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作为个体，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
——歌德
1 卡尔大帝和文化精神——持刀剑的基督——皇帝的继承人卡尔大帝
卡尔大帝[6]（742——814）是日耳曼三四个具有才干的统治者之一。是他，第一个向往世界帝国，此后成为无数日耳曼人千年来孜孜以求并在今天再次占领了他们心灵的梦想。这一梦想不时诱使卡尔大帝征战邻邦，并一再获胜。然而，虽非本人所愿，他却是日耳曼民族分裂的种子。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法兰克人，而不是日耳曼人，犹如1000年以后的俾斯麦，始终认为自己是普鲁士人一样。
这种情况可能只出现在一个伟大人物身上。在8世纪，日耳曼民族的文化知识尚处在非常低下的水平。关于卡尔大帝的历史虽然只有很少文字记载，还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痕迹。
我们可以想象，庄严的法兰克国王正襟危坐，努力学习，掌握了读书本领后，他开始试图书写类似德文文法那样的东西。当他的艾克斯拉沙佩勒宫廷被优美的拉丁文装饰起来后，他已收集了不少古老的日耳曼民间传说，记录了一些日耳曼历史。圣博尼费斯等其他大人物从来不和稍微脱离教规的人说话或共桌进餐，但是卡尔大帝在穆罕默德侵略法兰克后不久就给哈伦·拉希德写信和送礼物，在偶然的戎马倥偬间隙，他常常说：“让我们做些使今天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吧，不要让别人指责我们白白浪费光阴！”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责任感和在他以前没有任何日耳曼人享有过的威信。对于人们的记忆来说，这样的话比任何战役更有生命力，因为它具有普遍意义和足以使后辈仿效并得到鼓励的力量。
卡尔大帝身材高大壮硕，精神饱满乐观，对世界具有远大的目标。他喜欢讲话并讲得很好，语句清晰服人。虽然他性格专横急躁，但所有关于他的记载都认为他和蔼可亲。谁也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少孩子，在六十几岁时，他还生了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他非常钟爱自己的女儿，为了能与她们终生为伴，他不答应她们出嫁，但允许她们自由谈情说爱，并认她们的孩子为自己的孙辈。他曾经为一个爱妻的亡故而悲伤了好几年。这位爱妻曾丢失过一枚魔术戒指，他常常在艾克斯拉沙佩勒皇宫她丢失戒指的水池旁边长时间地默坐。
卡尔大帝的思想有一个确实的开端，可以说是由一场危机引发的。公元781年，在卡尔大帝从伦巴第人手中夺取意大利几年以后，战争已稍事平息，他重新访问了这个国家。当他站立在一座代表千年文化的古老纪念碑前，他深深地被这个国家的优秀文化和相比之下他自己民族的愚昧无知所震动。不像今天的野蛮主义者，卡尔大帝承认一个国家的优秀文化，虽然这个国家有可能被武力所征服。这位条顿族的第一个皇帝把意大利的核桃树和杏树移栽到自己北方的花园里，这一事实最有力说明了日耳曼人是如何向往着美丽的南方。与此同时，为了更崇高的任务，卡尔大帝在40岁时不畏旅途艰险，亲自骑马越过1.2万英里，去学习这个被征服国家的文化与精神。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带五六位从事文学和传奇创作的学者从比萨、帕尔玛穿过阿尔卑斯山回自己宫里，给予他们与诸侯一样的俸禄及充分的创作自由。享有这种待遇的人即使在社会上也令人另眼相看，因为当时连高级官员都得不到充分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他严格控制贵族，不断地派出暗探，经常是一名教职人员和一名文官，到男爵的庄园去看看他们是否荒芜了给他们的领地。
卡尔大帝比较轻易地征服了伦巴第人和巴伐利亚，但为了征服萨克森，他却花了30年的时间，即使在征服后，也只在短暂的时间内维持了他的统治。出于日耳曼人的预感，这个实际上分裂为很多个部落的强大民族抗拒法兰克人，更反对卡尔大帝企图借以征服他们的基督教。日耳曼人第一次在战场上互相厮杀。萨克森人狂热地坚持古老的信念，禁止信仰基督教，违者处死；而法兰克人决心以自己手中的刀剑，把基督教强加于他们。即使卡尔大帝不惜一次性杀戮4500名萨克森人，这也是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
这一切使卡尔大帝陷入严重的冲突之中。萨克森人不禁要问，自由平等在哪里？新的信仰不是这样向他们许诺的吗？一次，一个被俘的萨克森贵族维杜肯特与卡尔大帝在一起吃饭，虽然两人坐在不同的桌子旁，维杜肯特还是看见了在他们面前台阶上的一些乞丐。
“看来您的‘基督’生活很贫困，”维杜肯特嘲笑这位幸运儿，“难道要我向那几位你任其饿死的‘基督’低头吗？”卡尔大帝面红耳赤。编年史记载下了这段话。
卡尔大帝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人物时已快60岁了。应当时受到重大压力的教皇请求，卡尔大帝进军罗马，把教皇的敌人打得粉碎。教会将在古老的圣彼得教堂为这位高贵的法兰克人举行圣诞庆祝会，这样的活动在没有征服者的和平日子里还未举行过。
当卡尔大帝在祭坛前做完祷告站起来时，教皇突然把一顶金色皇冠戴在这位头发已经灰白的条顿人头上。一群显然是事先隐藏好的罗马骑士随即高呼：“万岁，查理，上帝加冕于你，庄严的罗马皇帝，万岁！”接着，教皇向卡尔大帝俯下身去。据卡尔大帝传记记载，他当时由于惊愕，一句话都没说出来。据说事后他讲，如果他事先知道有这样的安排，就不会跨进教堂的大门。正如预料那样，他的政治观点很快与拜占庭发生了冲突。教皇赶紧宣称“罗马皇帝已从希腊人转变为法兰克人”。
这是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征服过3个民族，一生明智地与教会友好相处，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当时最强大的统治者，卡尔大帝对晚年生活相当满意。这位曾经相当虔诚地匍匐在圣彼得教堂做祷告的皇帝，被突然加在他头上的除象征世界强权以外毫无意义的皇冠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采取这一做法的教皇可曾意识到这件事将给历史带来的后果？在未来的五个世纪内，所有的德国统治者都以罗马给卡尔大帝加冕这一先例为自己的野心辩护。如果卡尔大帝当时惊讶地把教皇的手推开，拒绝异族的皇冠，就像恺撒大帝在同一城市，处于同一位置时所做的那样，德国的历史又将如何发展呢？可能就算卡尔大帝不接受，也总会有人接受罗马皇帝的皇冠，也可能他的接班人和恺撒大帝的接班人一样，以他们先祖大师的名义继续统治国家，而我们今天将用类似“卡尔”这样的名字来代替“恺撒”。
那么这位上了年纪的征服者卡尔大帝的情况又会怎样呢？难道这个条顿人在这个特定的圣诞之夜不会想起他为教皇牵马笼头的父亲丕平吗？很有可能这个12岁的儿子当时在场，这一情景留给他的印象肯定很深。因为这里含有一个警告。这位伟大的儿子自己很少利用教皇，也不传见教皇。现在他也成了教皇恩惠的受益者，这种恩惠可能有损于他，给他的继承人带来更大的不利。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条顿人受到罗马皇帝继承人的加冕，使自己成为他们的继承人？难道这就是卡尔大帝梦想的世界帝国吗？对于这位命运之子来说，它确实来自梦境，来自祈祷。
日耳曼人的悲剧，国家政权和思想精神之间的斗争，从此开始了。当时，危险来自思想精神，因为无权的基督教思想将通过教会形成强大的力量，但这还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当时国家与思想这两种势力联合在一起，第一个罪恶同盟就出现了。这两者能同时发展并互相支持吗？或者必然是一方征服另一方？那谁将获胜？
德意志中世纪的历史将对此作出回答。
2 内心不安宁——罗马及其王朝
在德国中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与思想精神之间的斗争围绕着三个运动向前发展：教皇反对皇帝，平民反对贵族，游吟诗人反对骑士。经过700年的激烈斗争，大约在公元1500年，精神的阳光一度驱散了乌云。自由和艺术，犹如古代的神像，出现在天际大放光芒。可是不久乌云重新蔽日，直到300年以后，精神又重见天日。上述三个运动在斗争中均涌现出出类拔萃的人物。游吟诗人中有瓦尔特·封·德尔·弗格尔瓦伊德，平民则有古腾堡，在皇帝与教会的斗争中则出现了主要依靠思想精神的力量统治国家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腓特烈二世。
德国的整个中世纪历史是一部悲剧。在这部伟大悲剧的序幕中，我们听到的主题大部分将是低沉的。我们也可以听到从别的国家穿插进来的，打断了当时斗争的光明、宁静和优雅的旋律，但为时不久。德国人的性格和中世纪出现的问题十分合拍，始创时期的努力和神秘的暴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由于此，德国人一直梦想领导世界，至少在令世界不安上，他们做得很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再怀念中世纪，今天又希望依靠暴力与思想精神两个因素再次建立他们的统治。但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的作用消失了。
德国人灵魂深处的双重性在中世纪表现得最淋漓尽致。当时国家权力与思想精神尚未像后期那样尖锐对立，双方都有武器，也有思想，因此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历经300年都胜负难分。他们唇枪舌剑，暴露了德国人为自己的欲望寻找哲学根据，使其披上合理外衣的私心。那些皇帝梦想统治世界，必须寻找一个道义上的借口。他们无止境的扩张欲望，必定出于浮士德式的动机，而残酷的统治则必然裹上一层神秘的轻纱。
这种良心上的疑虑不安使德国人甚至不能尝到征服的丝毫甜头。如果没有什么别的理由促使他们梦想统治世界，那么这种内心的不安全感——表现在他们大规模的迁徙，准备与异族同化，以及为自己的野心和贪婪寻找道义根据等——就是促使他们行动的主要动机。法国人的十字军东征也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英国人甚至今天还在吹嘘他们的出征是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但是德国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仍是这场皮影戏中唯一相信自己借口的人，因为过于浪漫而不是天真的德国人，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是井然有序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他们的安宁镇静。世界上最不会掩饰自己的意大利人，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在演戏。然而德国人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到今天德国人仍然难与马基雅维利以及他们推崇备至的尼采取得一致。他们内心缺乏自由感。自从改信基督，这些本性粗暴的人受到道义上很大的压力，他们似乎逐渐意识到自己内心存在的不可告人的不安。
如果梦想统治世界的欲望驱使他们向东出征，如果教皇当时居住在波兰的维斯杜拉河而不是意大利的台伯河，那么德国人成功的可能性可能更大些，他们甚至可能获得彻底胜利。他们在这几个世纪内征服了东部大片土地便可证明这一点。可是德国的贵族，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对南部广阔原野垂涎欲滴，他们不仅仅对那里的肥沃土地和阳光充满兴趣，而且感到有一种安详宁静的精神力量在吸引他们。这种精神力量是他们的秉性所缺乏的。当德国皇帝们到罗马获取统治世界的皇冠时，希望获得这种求之不得的精神的欲望也在增强。他们感到这里的人民在过去甚至在衰落的情况下，也有一种优越于征服者的精神力量，这一点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但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欲望，却使他们统治世界的梦想落空。
3 向往南方——统治世界的梦想——亨利四世——卡诺莎宫的悲喜剧——一盘散沙
各国君主希望加强自己小王朝的力量，德国人这种和犹太人共有的家族观念，在卡尔大帝死后，很快就导致了帝国的四分五裂。卡尔大帝甚至在生前就已决定把这个国家分给他的三个儿子。但这三个继承人能力不足，仿效父亲使原来已经一分为三的国家又一次分裂。
就这样，这个在公元1000年左右称为东法兰克的日耳曼帝国被设置了大量既非基于种族也非基于语言的国界。1000年来，条顿人一直在自己的儿子中间选择国王，由他们自己决定谁将成为继承人。从此以后，德国的国王和皇帝都是由有既定选举权的诸侯选举产生的，因而他在开始时不过是一个由诸侯组成的共和国的终身主席罢了，只有通过外交手腕、机遇或打胜仗才可能在王朝中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由于缺乏宪法，帝国议会和诸王会议的影响等同于德国个别诸侯对帝国事务的干扰，缺乏稳定和持久。
历代皇帝在争取罗马的地位中已精疲力竭。这些发生在意大利的中世纪战役大都没有明显影响全局，因此本书将侧重那些能清楚反映德国人性格的人和事。罗马离德国非常遥远，这一事实首先提醒了三位奥托大帝，后来德国皇帝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即使如此，他们在开拓自己的宏伟前途时，眼睛始终盯着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因为他寻求并需要外国的承认。他们一直担心被人看不起，这种恐惧和自卑感驱使他们不断行动。即便是在今天为了取悦某一个国家而发表的表示赞同的长篇讲话中，也必然掺杂着威胁和指责。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物质，德国人并不因为追求生活富裕和轻松去征服别的国家，而主要是为了显示他们比别人优秀，强迫别人接受他们令人讨厌的生活方式。无论个人，还是整个德国人群体，生活中如果没有听众，都是无法忍受的。那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看不到自己内在价值的人，总是希望听到外界肯定自己。
正是这种没完没了的不安和冲动，使他们的领导人忘乎所以，置地理概念于不顾。或者，真的是由于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为他们提供了一大片可以定居的土地，就像流浪的条顿部落在民族大迁徙时的情景一样？的确，要统治这样一大片土地，就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当德国的边界还经常受到来自法国和斯拉夫的威胁时，这支军队怎么能长期驻扎在那里呢？当时阿尔卑斯山的通道还很少，北边的人妄想统治阿尔卑斯山南部，但这个愿望怎么能实现呢？
即便是那时的政治家也必须承认，教皇道义上的保护实际上毫无意义，除非有人能控制米兰和西西里。德国历代皇帝恐怕也很难推翻这一事实，但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竟无视这一点。
所有这一切关于南方的美梦，其结局又是如何呢？经过长期统治及各次战役，强大的奥托大帝带回德国的又是什么呢？当他最后回到德国时，已快60岁了，他占领了千里以外的某些土地，但为时很短。
但是他还有第二项成就：在南下时，他把儿子入赘给了拜占庭的公主。这一行动具有很大的意义。
奥托大帝死后，罗马-德意志的美梦迅速破灭，并逐渐演变成悲剧。奥托大帝的儿子和孙子为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两败俱伤。他们都被统治世界的野心所驱使，两人都有一个外国母亲，这两个外国母亲分别利用自己的儿子谋求自己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美梦，两代人都付出了代价，丧失了自己的荣誉和才华，丧失了国家的利益，甚至还丢了自己的性命。两人都还在比较年轻时就在罗马附近衰萎死亡。奥托二世是唯一葬在圣彼得教堂墓地的德国皇帝，他的墓地成了显示大德意志野心的标志。成千个德国人的心也随他而去。
德国人梦想统治世界和普遍要求南下的欲望，使得年轻的德国在国内外都面临危险。象征权力的皇冠掌握在教皇手里，他利用德国人浪漫主义的渴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对整个德国施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要比他对任何别的国家，甚至包括意大利在内所施加的都大得多。德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宗教界反对并抗议教会日益世俗化的斗争遍及全国，最后达到了高潮。尽管如此，这个斗争延续了五个世纪，直到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
由信仰和野心交织而产生的两重性使德国成了一个矛盾重重的独特国家，任何具有王室爵位的国家的历史都不能与之比拟。从此以后，德国的国王们一直称他们的国家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
那么，罗马教皇又算什么？很明显，他也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而且是罗马人，不是德意志人。他怎么能忍受异族诸侯先他占据皇位呢？为什么法国人或英国人没有想过建立法兰西或英吉利罗马帝国呢？诚然，教皇需要一个世俗庇护人。德国人对他又威胁又奉承的态度使他深信德国人需要他。统治世界的梦想使德国人对皇冠爱不释手，而教皇则以毕生的投资换取了巨大的利益，其他比较缺乏幻想的民族是不会向他提供这样的利益的。
这种情况在德国下一个王朝，奥托大帝的继承者法兰克人的斗争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亨利四世（1050——1106）在位时，这一斗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是另一个成就难以持续的德国皇帝。但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因为他的出发点和某种思想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想使他的命运时而潦倒失意，时而飞黄腾达。在德国权力与精神的斗争中，他遇到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是罗马一个手工匠的儿子，原名叫希尔德布兰特，是日耳曼人的后裔。他身材瘦小，相貌丑陋，皮肤黝黑，当代人贬称他为“神圣魔鬼”。他比亨利四世大30岁，天生聪明过人。他不重钱财，对女人则又当别论。他虽出身低微，却野心勃勃，能轻易对付他看不起的人。他曾严厉指责他的顶头上司出卖圣职，道德败坏。他如果出生在王室，肯定会是一个征服者。
亨利是国王的儿子，但不能成为一个征服者。他傲慢无能，时而专横跋扈，时而妄自菲薄，喜怒无常又好色，具有典型的德国人性格。这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是注定要出人头地的。
新教皇认为他可以轻易地对付这样一位国王，特别是在了解到其他诸侯越来越不服从亨利并准备废黜他时，教皇更觉得有恃无恐。这个新教皇对王室后裔本能的仇恨使他为所欲为。亨利对此大发雷霆，要求德国教会理事会免除他教皇的职位。但教皇的回答是，宣布把国王革出教门。对教皇来说，国王的禁令毫无作用；可是对国王来说，开除出教会却有严重的影响。
这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形势使年轻的亨利迅速地成熟起来。如果他向教皇忏悔赎罪，把难题推到教皇那里，情况又会如何呢？“巴黎值得一去。”另一个叫亨利的国王亨利六世在500年以后说道。在一个寒冬，亨利四世出发到意大利去，希望以忏悔的方式击败他的敌人。为安全计，他带了妻子和孩子同行。但教皇格列高利此时已出发去北方，到他的朋友玛蒂尔达伯爵夫人的卡诺莎城堡暂时隐居。
形势发展得近乎喜剧。两人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追赶谁。26岁的亨利，德国皇帝头戴王冠的漂亮儿子，来到了地上满是白雪的城堡院子里，很明显，他是单独来的。一位神甫下来迎接他，亨利恳求教皇接见并原谅一个已经认罪的人。根据惯例，他只穿了一件长绒衬衣。他一定觉得很冷，而此时在楼上，在盖有拱顶的暖阁里，坐着出身低微的手工匠的儿子，身边陪着有权有势的城堡女主人，在餐桌上谈笑风生。他已经56岁，丑陋却有气派，他权欲熏心，已经当了4年教皇。
格列高利肯定马上意识到自己必须让步。如果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他应该尽快地结束这一荒唐场面。但格列高利让对手受尽精神上的侮辱，让亨利在室外足足等了三天。他不能原谅亨利优雅高贵的出身和年轻的状态。第三天他来到城堡的院子，赐给这位忏悔者一个“犹大的吻”。
1077年1月这场令人怵目的情景，反映了两个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但是他们争的不是领土，而是人心，希望能得到世界的好感。在这场斗争中，当时的屈膝者最终赢得了胜利。他的同时代人也不感到忏悔是耻辱，他们自己良心上的负担已够重的了。亨利回来后，发现对他怀有敌意的诸侯正在酝酿一场新的阴谋，但是人民站在他的一边。
教皇在这场斗争中输了。这一事件7年以后，亨利在罗马加冕为德皇，格列高利在孤独中死去。亨利晚年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与其儿子的搏斗中，但是他在格列高利死后很久，才在胜利者的自豪感中突然去世。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两个最有权势人物的这场斗争，与其说是争夺权力，不如说是为了争夺在精神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以德国人典型的方式把统治世界的权力欲与精神使命混合在一起，精神和权力的斗争在他们身上绝不是简单地以一方为代表，而是双方都含有两种因素。
几十年来所有力量被毫无目的地挥霍浪费，似乎日耳曼帝国不存在农民和市民，而实际上这个国家本是为这些人而建的。
4 腓特烈·霍亨斯陶芬——德意志不过是一个属国——巴勒莫的坟墓
腓特烈一世（1152——1190年在位）曾以他的意大利名字“巴巴罗萨”载入史册。“巴巴罗萨”的意大利文意思是“红胡子”。他的业绩不一定使他出名，而他的红胡子、他个人的勇气和他反对农民及市民的坚定，使他成了德国历史上一位受人爱戴的统治者。他的出名，完全由于一次机遇。德国有个古老的传说，讲述卡尔大帝在一个魔洞中睡着了，他的胡子长得穿过了桌子，等待着再一次掌权。到了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分子才在这一传说中以巴巴罗萨代替了原来的皇帝。
巴巴罗萨带领他的军队6次出征意大利，在那里一共度过了15年。与他的先辈一样，他在意大利浪费了很多钱财但一无所获。对他来说，获得罗马皇冠也意味着统治世界，因此他必须控制意大利北部。
根据历史记载，即使在那个时候，德国人为了统治的需要，就已发明了很多惨无人道的酷刑。1160年巴巴罗萨包围克雷马后，命令把被俘的市民放在篮子里吊到城墙上，夜里强迫他们举着火把。在拷打刑讯方面，德国人在中世纪就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民族。由巴巴罗萨命令或至少是得到他默认的，对骄傲而独立的米兰人民的大屠杀和流放，引起了同时代人的极大恐慌。
他参与的一切战争，包括十字军东征（在这次出征过程中他淹死在小亚细亚的一条河里），都没有给德国的历史带来丝毫贡献。但他决定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和一位诺曼公主成婚，这次联姻给他带来的一个孙子，却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即腓特烈二世（1212——1250年在位）。
腓特烈二世很年轻就接了位。在所有的德国统治者中，他是最出类拔萃的。从卡尔大帝到查理五世，他继承了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品质。这个秘密在于他出生在西西里，并在那里去世。他在位38年，但只在德国生活了10年。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在他身上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如果我们只看到历史的这一面，就会因为这一光辉人物而认为德国人南下的愿望是上帝为了解决德国的冲突而设置的天意。
腓特烈21岁继承皇位后，一开始就撤回两项他曾向教皇作出的承诺。他既不交出西西里岛，也不进行十字军东征。教皇由此把他逐出教门。对此，腓特烈采取了前人从未想过的做法。他既未动武，也不忏悔，但却挫败了教皇。他把教皇训令的副本分送给所有欧洲诸侯，同时决定拯救耶路撒冷，因为他现在可以不受教会的管辖了。腓特烈就像一名东方的棋手，而不是一名德国将军那样对埃及苏丹王进行了访问。腓特烈能说6种语言，也会说阿拉伯语，因为他是半个摩尔人。两国领导人很快就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两人彼此惊讶地问道：这200年来的争争吵吵为的都是什么呀？结果苏丹王同意把圣地都交给腓特烈，只留下庙宇，不过在庙宇里也允许基督教徒做祷告。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18年，其间只有短时间中断。这两位领导人还签订了一项切合实际的贸易条款。为了进一步羞辱教皇，腓特烈把所有神职人员派离耶稣圣墓教堂，把一顶所谓的世俗皇冠放在圣坛上，然后走进去，把皇冠戴在头上。他带了少数随从回到罗马，迫使教皇取消禁令。这是反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中流血最少和最成功的一次，领导这场斗争的却是一位比所有的异教徒更不信教的德国人。
德国对腓特烈二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属国。当他知道儿子与其他的德国诸侯密谋勾结反对他时，他回到了北方，把叛逆的儿子抓起来处死，然后又以国王的身份埋葬他。他有很多孩子，因为他有四个妻子和很多妃子。他的生活方式只是在表面上让人想起卡尔大帝，但实际上，腓特烈更容易激动，常常凭主观的好恶行事。他会突然起而反对某个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做了些使他不高兴的事。对待妇女也冷热无常，玩世不恭，这大概是因为他从小失去母爱，并被迫接受婚约。而且很明显，在众多儿子中，他喜欢那些长得漂亮英俊的。
这位皇帝竭尽一切努力，把美的东西搜集在自己周围。这样做是很聪明的，环境使他自己也变得高尚起来了。他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的宫廷修建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罗马文艺复兴时期前250年，是中世纪独一无二的建筑，光辉灿烂，犹如其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米西奈斯[7]，对于自己赞助的事业，特别是写作，除了积极支持，还能身体力行。其中一个例子是一本关于猎鹰训练术的书，上面有很多段落为他亲笔所写。不管源于何处，很多有用的发明是由他介绍进来的，如不久前引进欧洲的阿拉伯数字，以及第一篇关于年轻意大利的诗篇，他还在没有黄金的时候效仿古代迦太基铸造钱币。与此同时，他本人也是个猎鹰能手，没有比打猎更使他着迷的了，为此，德国诸侯们经常抱怨他缺席，因为他们已经惯于和他一起出去狩猎，分享乐趣。
他是在西西里岛长大的，那里的生活使他有可能接近伊斯兰教的圣贤，而不是有学问的修道士。他对所有宗教表现出充分的宽容，他自己并不信教，但常常向狂热的基督教徒称赞伊斯兰教的安详宁静。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比较倾向于伊斯兰教，迷信而且是个宿命论者。他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写道：“好好学习。这样你们可以开阔眼界，增加知识，因为君王的生死同于普通人。”但他还是认为自己是神圣的后裔，这并不是因为出生在霍亨斯陶芬家庭，而因为自己是天才。这种近乎伏尔泰的精神，要求他付出很大的努力和很多的时间。即便如此，他还能分出精力去研究东西方的各种艺术知识和学问，这些知识反映在他的思想和宫廷的布置中。
他的德国人性格表现在他与一个条顿骑士的终身友谊上。这个骑士是德国中部图林根人，他身上集中了令德国人羡慕的智慧、忠诚、力量和善良，因此被称为“德国人”。根据这位朋友的性格来看，他一定有个对手，或至少一个陪衬，这就是另一位最后欺骗了这位德国皇帝的大臣，一个意大利人。腓特烈在晚年的这些阴暗的日子里，可能会批判自己关于南方的思想，并改变对北方的看法。
腓特烈外表充满知识分子气息，特别是他年轻时期就开始秃顶和近视眼，这与他的性格一致。一位阿拉伯作家写道：“如果是一个奴隶，他一点儿也没有价值；但作为一位国王，他太有价值了。”一位访问者描写道：“他有时用蛇一般的眼睛凝视人。”这一描写非常真实。总之，腓特烈是德国除卡尔大帝以外，唯一依靠自己力量的德国皇帝。
他不是从他的前任手中接过皇位的，57岁逝世时也没有继承人。他死在他热爱的巴勒莫，并埋葬在那里。当人们从炎热的太阳下走进停放他的大理石棺椁的天主教堂时，不禁感到凉气袭人。
5 普鲁士人——瑞士的兴起——自由瑞士
从加洛林王朝到大革命，法兰西800多年来实际上没有经历真正的朝代变革，与德国统治阶层内部不断的你争我夺比起来，瓦卢瓦和波旁王朝的建立就微不足道了。德国各公爵家族之间不仅在皇室选举时彼此倾轧，即使在平时，他们之间没完没了的钩心斗角也往往会打断个别朝代的统治。由于没有统一宪法规定他们为皇室征集兵员，因此他们的私人军队，犹如今天的独裁者，对皇室形成了长期威胁。在斗争中他们组成各种联盟。公元13世纪，正当德国处于四分五裂之际，法国已做好了登上国际舞台的准备，这恰恰是因为它没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因而政权比较巩固。对于法国人来说，任何可能产生的对皇帝尊严和罗马继承人天生的妒忌心理，一开始就消失在他们集中建设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了。德国人是在国外遭到失败后才开始注意建设自己文化；法国则是在巩固了自己的文化后，再走向国外，因而两个强大的邻国在较长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冲突。直到13世纪，法国的注意力才开始转向意大利。
与此同时，条顿骑士团不断东征，斯拉夫人利用德皇到罗马朝觐的机会，积极扩张领土。大约在1250年，条顿骑士征服了后来成为普鲁士的大片土地。
这些侵略活动的影响在当时尚不明显。17世纪，这些由当地人和侵略者杂居而产生的后代——东部人开始登上德国的历史舞台。如果德国皇帝在中世纪能腾出时间和精力扎根于西部地区，即勃艮第和佛兰德斯，那么德国西部可能凭着天赋的优势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德国人没有如此做，相反，盘踞在易北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的诸侯不受德皇的任何管辖，独立性越来越大，并不断出征斯拉夫部族。经过以后几个世纪的混合繁衍，出现了一支被称为普鲁士人的民族，它是古代好战的普鲁士部落的后裔，但只是接受了它的一部分血液。移民商人的贸易精神与它的好战精神一样，同样永久地渗透进了他们的血液里。这个民族头脑清醒，工作效率高，却又庸庸碌碌，在一大片干旷难于耕作的草原上勤俭节约地生活。后来东部人向富于幻想的德国西部进行了暴风雨般的进占。
各个时期的国王在东部的发展中影响并不大。公元1400年左右他们逐渐放弃了统治世界的念头，不再为意大利和德国统一问题烦恼忧虑，而是一心巩固自己的小朝廷。哈布斯堡王朝在这方面率先作出表率。如果说哈布斯堡在德国历史上比其他王朝更负盛名，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统治时期特别长。哈布斯堡在德国或奥地利统治了600多年，直到最后一个皇帝逃离维也纳，但哈布斯堡各代皇帝中除查理五世外没有出现多少伟大人物。
当时，哈布斯堡还只是在领地内享有王权的伯爵，它最初为皇室建立的功勋至今仍有巨大意义。他们对瑞士人的压迫，引起了瑞士人的反抗。腓特烈二世以他鹰一般的目光，看出了这些牧民和农民特有的力量，因此他同意并承认瑞士人有权保卫自己并反抗哈布斯堡的粗暴压迫。
一个王朝的光辉是多么容易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啊！除非它有几个显赫的人物。有谁还记得哈布斯堡的第一个国王？他在马尔希河战役中击败了波希米亚国王，然后占领了奥地利，并于1291年在一片赞扬声中死去。但是至少有很多人听说过就在同一年，在瑞士卢塞恩湖边平坦的阿尔卑斯吕特立草地上，几十个穷苦的农牧民团结起来反对封建朝廷的故事。这场可歌可泣的斗争是由那些被出身高贵的骑士谑称为“放牛娃”的人以及瑞士伯尔尼、苏黎世的镇民一起发动的。他们反抗比他们强大百倍的王公贵族，这一光辉的事迹被多次改编为歌曲、戏剧、电影和传说。为什么它流传得如此广泛而不被人们遗忘呢？
因为这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他们比同样起来反抗的萨克森人、弗里西亚人好多了。因为这支弱小民族知道如何作出决定，如何战斗。这是因为加在一起也只不过只有阿尔卑斯一个山谷那么大的地方的人团结起来了，他们起先只有来自三小片狭长土地的人，后来是八片，再后来是十三片。这是因为这个后来被称为瑞士的当时三个最古老的州之一，是当时唯一建立了民众政府的州，在众王近千年的蹂躏下，在欧洲复苏了古代共和思想。这是因为瑞士这个当时德国最小的公国之一，居然能在此起彼伏的历史风暴中坚持团结，甚至能和别的民族结成联邦，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有着几个民族、说着几种语言的国家也能够捍卫自己，不由个别人或民族统治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榜样。
就这样，日耳曼的瑞士为法国和美国树立了民主的榜样。在其他日耳曼人始终默默忍受德国诸侯的种种统治时，这是唯一捍卫了日耳曼荣誉的部落。一千年来日耳曼人经历过两次小小的革命，但均以失败告终，至今仍保持被统治的地位。这支弱小的部落在短时期胆战心惊的自由后，又重新由一位各方面都比较强的领导人领导。然而长期以来，瑞士位于欧洲中部，四周环绕着阿尔卑斯山的圣哥达群峰，即使在今天已有火车和飞机的情况下，仍扼守着许多重要驿道。他们长期以来经受沉闷与闭塞的考验，对于这唯一一支有着政治传统、四分之三的居民操德语的日耳曼人后裔所经历的困难，外界是很难理解的。在这一片深山峡谷村镇中，日耳曼的自由犹如其最初从这里诞生的那样，找到了它最后的归宿。
6 市民与文化——城市的发展——“汉萨同盟”
中世纪末期，一切促进德国内部发展甚至影响到今天德国荣誉的历史，都离不开德国的市民。
其他大国的历史也是如此，城市居民往往与王公贵族矛盾重重。但在这些国家中，不同的阶级往往有着自己不同的文化，民族的文化艺术经常在国家兴旺发达的同时得到繁荣发展，在德国这二者的高潮却从来没有一致过。凡是帝国强大统一的时候，它的文化精神就比较贫乏；而当国家衰弱之际，思想文化却得到迅速发展。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德国人的性格，这种脱节现象具有极其深远的后果。国家政权和思想精神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王室贵族不学无术，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例外，对于这些少数例外我们已经并将继续进行单独介绍。与此同时，除了那些从事政治活动的领袖，在妇女和老人还习惯留在家中操持家务的条件下，他们大多数在艺术和教育领域里工作。久而久之他们失去了政治敏锐性，对政治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感到盛气凌人的容克地主看不起他们，就索性避而远之，不参与政治，转而投入赚钱的行当。当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的子孙就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从事科学或其他专业活动。这样，艺术家就会直接出生于一个工匠家中。他们很少产生要求自由的愿望。
至此，历史的发展开始反映德国人主要和次要的性格特征。德国人的勤劳往往与他们的想象力分不开。很明显，南方人从事文化艺术，北方人从事工商贸易。伟大的艺术家和发明家大都来自南方，而商人、殖民者往往来自北方。嗜好漫游的北方人对外国人充满好奇，渴望寻找和吸收外国的一切好东西，这可能是促使北方的市民外出贸易的原因之一，希望远走高飞寻找更美好的土地的想法更刺激了德国人的欲望。这样做的结果，对于个人思想的发展是件好事，而对整个国家来说却是件坏事。
文化在德国城市里开始走出它诱人的小圈子。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四周用高墙围起来的最小空间，却是思想发展得最远的地方，那就是迄今为止一直是思想精神卫护者的修道院。12世纪以前，都是修道院为教师、医生和中世纪读本插画家提供数以千计的由大批修道士煞费苦心用上等羊皮纸着色染墨精心制作的文件。
在法国和意大利，中世纪的贵族统治阶级把文化带入宫廷，然后又传回民间。而在德国，自公元900到1500年的六个世纪内，只有三四个国王真正具有文化。在德国统治阶级的文化水平日益低下的同时，城市居民的文化水平却迅速发展，访问者对此无不感到惊讶。
德国城市的发展所经历的艰辛困难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古代条顿民族的思想是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不能想象，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甚至没有房子时还大谈什么自由与公民权，更别说那些市民四处旅行、结婚、建教堂、蓄养奴隶的行为。当商人来到他们的家乡时，当地的神职人员辱骂他们是“异教徒、酒鬼、强盗”，而这些骂人的神职人员中，很多就是利欲熏心、攫取巨利的人。那些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和诸侯也竭力反对城市市民，因此这些人声称自己也应该享有同样的特权，并为之斗争。至于各国国王，由于他们需要诸侯们选举自己的儿子并为罗马教廷征兵，开始时也反对发展城市。如此，三个阶层——骑士、教会、农民，都感到德国将产生一个新的阶层，而在此以前，德国历史仅属于包括教士在内的贵族阶级。他们反对这个历史变化。
但是金钱却从一些古老的国家源源流入德国，给德国带来了财富，在财富的积累中加强了他们的国力。尽管圣托马斯·阿奎那声称赚取超过生活所需的利润的都是不道德的，另一位教会牧师也写过“一个商人很难没有罪过”这个令人难忘的警句，但这一切都是徒劳。轮船和公共马车开始把因大迁徙而四分五裂的世界重新联结起来。事实很快证明，德国商人干得不坏。
不久，法兰克福耸立起令人骄傲的商业大楼，美因茨、科隆从东方进口丝绸、香料，出口金属、皮毛，在十字军东征和罗马扩张期间，这些城市发展成为强大的贸易中心。
但是德国商人绝不随同国王南下。威尼斯的德国人货栈恐怕是他们在那里的唯一商号。他们不想统治世界，他们只要钱，他们所寻求的皇冠，用只要能滚进他们口袋的一个硬币代表就行了，他们把皇冠称为钱袋（Geldkatze）。德国商人大力向北方和东方发展，充分证明了一心想在南方实现统治世界美梦的德国皇帝所犯下的历史性错误。德国商人感到阿尔卑斯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而北海、波罗的海却为他们提供了进入其他国家的通道，这些国家可以成为他们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地。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从莱茵河的葡萄园，巴登的栗树林到奥德河的燕麦地，都说明了这个国家缺少大城市。发展较晚的柏林从来不能与罗马或伦敦的地位相比，巴黎从10世纪开始已在各个国家占据了应有的地位。
中世纪向东和向北扩张的两支最强大的力量是“条顿骑士团”和“汉萨同盟”。
“德国汉萨城市同盟”不需要依托宗教，它是德国历史上最好的集团代表之一。在瑞典、丹麦、立陶宛等北海和波罗的海的非德国城市中，“汉萨同盟”在伦敦享有最大的权威。在英国，德国人曾一度被称为“皇商”，“汉萨”享有专门的特权。他们有自己的法庭，行会的势力很大。英国很依赖“汉萨”的资本，有时爱德华三世不得不以不列颠皇冠为多特蒙德城市的商人担保。“汉萨同盟”历经200余年盛况而不衰。
直到现代蒸汽轮船公司发展起来以前，德国的开拓精神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没有树立更多敌人的情况下独立走向世界，而不像通常那些取得成功的人往往会遇到的情况一样。“汉萨同盟”没有保护人，它拥有的武器只是用来自卫的。这是一个贸易性的组织，它不想征服别国领土和人民。但是在汉堡、不来梅、吕贝克三个城市中，“同盟”在帝国中享有小小的共和国权利，它没有正式的地位，但它有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度量衡和统一的关税。除“瑞士同盟”以外，“汉萨同盟”是德国市民唯一不需要诸侯和皇冠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活动的组织。“瑞士”和“汉萨”向世界证明了德国人具有充分的天赋，可以和平成功地管理自己。
但是德国人的性格不会允许任何形式的自由长时期地存在下去。上述两个例子包含着国际主义因素，显然不同于德国人通常作出的反应。但是“瑞士”“汉萨”这两个组织总共只占德国人口的1/10，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德国历史上的两个例外。即便是在今天苏黎世人和汉堡人还常常对普鲁士人把所有的德国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做法感到惊讶。不过他们对这件事基本不再有任何抱怨，而是一笑而过。
7 行会——商业精神——犹太人首次遭到迫害——迫害的某些理由
城市是一座四面围墙的城堡，其中的居民被称为“市民”。围墙对城市来说，犹如骑士的盔甲。假如没有围墙、城楼、军队、营哨、石头，市民怎么能安心睡觉呢！皇帝没有常备军，在多数情况下也没有钱，而诸侯们两者兼有，却使用不当。高级神职人员在他们自己的城堡里，高枕无忧；骑士却大批出没于交通要道，结伙成帮，拦路抢劫，有些人甚至沦为土匪或强盗。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皇位空缺期，帝国编年史的任何部分都充满这种事例。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任何商人都没有行路和交通的安全，他们经常受到袭击。如果希望清楚地了解德国公元1100到1300年间这方面的情况，读者只要看看今天的欧洲就行了，那些武装到牙齿的拦路强盗可以在毫无理由也不事先警告的情况下，随时袭击并抢劫无法自保的富有邻国。
德国的城市是手工作坊的诞生地。德国人始终必须是有组织的。用弗赖塔格的话来说，“全国就是由各种小组组成的”。士兵和手工业者合作起来，保卫能力大大增加，这样的小组就成了最强大的了。同样，单凭勇气也无济于事，技巧、勤奋、远见和坚忍，使德国人出类拔萃。铁匠、黄铜铸工精于加工金子和黄铜，生产出漂亮又实用的产品。德国熟练工人在磨制凹凸镜片和化学加工方面，其工艺的精湛至今在世界享有盛誉。今天，他们的手艺在手工行业受到了约束，可在当时，他们是以从事艺术的态度进行加工的。
然而有力的团结还是把德国早期城市中的各个阶级集合在了一起。除了那些直至今天仍然以罗马的方式称自己为贵族的古老商贾，城市委员会也开始吸收手工匠。自由城市政府——德国历史上最美好的一页，经历了几个世纪，只是在今天才向最大的政党屈服。
商业行会和工匠的同业公会是城市的两个对立阶级，它们都有自己很好的组织形式。现代的国家形式只不过是这些老式组织的翻版，这些组织当时在德国已经得到高度发展。在诸侯和主教的允许范围内，工匠也许可以得到自由，但工匠注定要服从他的同胞。德国人崇拜和服从权威，这起源于古时条顿作战时养成的习惯，一旦形成阶级，德国就是理想的组织纪律森严、官僚专政的国家。
德国的市民——商人和工匠——出于无奈，对政治生活感到无能为力，因为1000年来他们一直被贵族排斥在国家生活之外。服从权威的结果，使一些人只习惯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有限范围的领导人，因为这样他可以不负责任，并避免指导。如果只让他在新的场合中担任一个小领导，领导几个自己的同事，他对于被置于自己上面的人，会充分地肯定和心甘情愿地服从。德国人从来就把社会生活看成金字塔形的组织，就像国家是由国王、诸侯、贵族、绅士一层层等级组成的一样。现在，在城市兴起的过程中，这些等级却要与无数小金字塔结伴为伍了。工匠在自己的同业公会中，对沉重的层层上级领导毫无怨言，只要他也可以压制手下的人，分享这种服从的好处就可以了。在原始大森林中，德国人除了打猎和战争，不从事其他工作，把耕作和饲养交给妇女及奴隶。现在他们从一开始就学习忍耐，甚至寻求权威与服从。而以后，比起自由，他们逐渐更喜欢纪律。德国工匠和商人行会坚持自己的习惯与做法到了令人可笑的程度，他们顽固地坚持在职业活动中发扬战士的服从与纪律的美德。同时他们的勤劳与朴实也堪为模范。
在巴塞尔，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鲁道夫有一次偶遇一个满身污垢的制革工人，这个工人正在臭气扑鼻的车间操作，并邀请国王第二天到他家里去做客。出乎国王意料的是，这个工人住在一座十分讲究的屋子里，他和妻子穿着十分漂亮，站在一张布满银器的桌旁等待国王的到来。国王在席间问道：“你既然如此富裕，为什么还要从事如此肮脏的工作呢？”“这是我的职业，”这个工人回答说，“正是它给了我这座房子。”
14世纪，国王对新兴市民阶级的态度已有所改变。在市民与主教的斗争中，国王也常常支持敌视教会的市民。在王室的斗争中，市民也成了不可轻视的因素，他们的态度有时可以决定王室选举的成败。
早期，大城市生产本地居民所需的一切商品，那个时候生产服装的城市确实要比今天多。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专业分工很快就开始了。西方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德意志西北部的布鲁日，与莱茵河中部地区的大城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奥格斯堡的商人向蒂罗尔和萨克森的矿区投资。巴伐利亚的商人到布拉格定居。福格斯和威尔斯大银行逐步兴起。
犹太人和金钱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
卡尔大帝在这方面有弱点可以为犹太人所用，因此即使在以后几个世纪，犹太人仍受德国诸侯的保护，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也还算和睦。
但是那些对犹太人来说是优秀品质的东西，实际上也被证明是德国人性格中的一部分，而这恰恰是后来他们的祸害所在。和德国人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上帝特选的子民，也极易被同化，极易接受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他们也具有商人的敏锐与高效，想象力丰富又充满好奇。此外，他们具有语言天赋，使他们在东方获得成功，大发其财。当某王室派一名犹太商人去拜占庭买银器或高加索上等皮毛时，他不仅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还会向女主人献上一匹丝绸，并讲述与这些丝绸有关的奇事轶闻。
后来，约在1090年，突然发生了第一次迫害。当德国市民发现自己也具有从商的才干后，他们马上开始妒忌那些比他们早从商致富的人。他们首先把这些狡猾的竞争者当作异国人来怀疑，因为这是最方便的理由。同时十字军东征的热情还在继续鼓舞他们。当十字军东征领袖戈弗雷第一次在国内发出反对基督的敌人的呼吁时，他就是以这一简单的口号点燃了狂热的火焰，为那些希望侵吞犹太人财产的人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借口。
但是教会没有参加这一行动。后来当所谓的祭神杀牲的传说被制造出来时，另一方面的敌人——主教和德皇都站出来反对。发生在13和14世纪的新一轮迫害行动据说是因为犹太人从事高利贷，因而似乎变得有理。第一次迫害后，犹太人不得不转而从事出借贷款，取得一定权力后，他们就据此从事高利贷。反对他们的理由是，犹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家园，也不属于任何可以享受国王批准行使某些高利贷特权的行会，而且从基督教规来说，高利贷是不被允许的。高利贷的利率即使在古代就已高达50%，当时则达60%。另一方面，犹太人担心个别债户会乞求教会的保护而赖债，因此他们要求以房子抵押，并且通过在其他国家的同乡把钱借出去。很快他们就成了国际银钱业的巨富，皇帝、国王、诸侯和市民都成了他们的债户。
在少数地区，很多市民也成了犹太人的债户。为什么不把犹太人的房子烧掉呢？他们心里想，这样就可使那催命的债契化为灰烬，说不准还会被认为是基督美德呢！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心，犹太人纷纷从乡下迁往城市。
不久，1385年，德皇文塞斯劳斯陷入市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他下令大肆掠夺波希米亚和德国南部的犹太人。在这次活动中，全部债契都被销毁了。仅纽伦堡一地，就获得了200万金马克的好处，其他城市也因此致富。现在皇帝知道了支持哪一边可以得到好处。
卢森堡查理五世是这场反犹运动的头目。与今天一样，犹太人最大的敌人是一个脸色苍白、好幻想的厌世主义者，他对自己幼年的不幸一直耿耿于怀，老是试图克服因迫害无辜而造成的灵魂深处的自卑感。在他的号召下，民众肆意暴虐。在施派尔和维也纳，犹太人宁愿自焚而死。莱茵地区某些债台高筑的市民集合起来把数百名犹太人关在莱茵河岛上一间木制小屋内，然后付之一炬。皇帝自己也把斯特拉斯堡一所犹太人的房子送给某个名门淑女。
当时阿尔萨斯的某个编年史家在总结这段历史及其以后的影响时发人深省地指出：“犹太人的才干是其受迫害而死的原因。”
8 布雷斯劳百年厅——音乐——为什么他们擅长音乐——士兵和音乐家
在德国这部爱情悲剧中，国家权力和思想精神一直在寻找彼此，但几乎始终没有达到目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可以在13世纪中找到两个象征性的日子。史无前例的皇位空缺——无政府时期，可以用两块精致的当代艺术纪念碑来概括，它的两块奠基石就放置在科隆和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下。
犹如石头上的图案，一个个灰色的尖顶耸立起来了。乌尔姆、特里尔、弗莱堡、班堡、瑙姆堡等地的大教堂像灯塔一样在德国中世纪的迷雾中冉冉升起，它们风格一致，典雅精美，只是衬托这些教堂的天空有时并不是蔚蓝色的。在德国人的努力下，教堂采用了哥特式的尖顶，体现了浮士德理想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是从法国学来的，在法国它可能有更完美的表现方法。对我们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德国这样的国家更适用哥特的艺术形式了。因为它既深沉稳重，又轻巧挺拔，既昏浑幽暗又明快和谐，既实实在在又富于幻想，就和德国人精神的表现形式一样。
德国早期的能工巧匠掌握了精湛的人物石雕艺术，圣人、国王、恩主的石像栩栩如生地沿墙而立。灰色的墙壁，灰色的石像，庄严肃穆。在班堡大教堂里，至今仍然伫立着这些雕像，骑士很可能就是诗人，或者过去是诗人；王子凝视着远方，也许是南方；在他们中间，西比尔抱着一个美妙绝伦的俄耳甫斯式的妇女或女祭司的头像。在遥远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也有另外一个后来被人奇怪地称为西比尔的石像，在瑙姆堡大教堂沿墙也伫立着迈森王子夫妇的石像。
不久，最漂亮的，至少在中世纪最别致的建筑物——市民们在那里宣布获得新自由——市政大厅建造起来了。他们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六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他们的子孙还在对它的工艺赞叹不已。就以我曾在那里度过青年时代的辉煌的布雷斯劳百年厅为例吧，那里让人感到在坚实的拱顶上似乎升起了优雅之梦：一个强壮的男子抱着一个纤巧的妇女穿过广场。它建立在西里西亚被称为拳击场的主要广场中心，宽敞通达，不像那些建在狭窄街上紧挨教堂的礼堂，让人觉得压抑拥挤。当人们第一眼看到布雷斯劳百年厅的上半部时，映入眼帘的是由红白绿三色花瓦砌成的巨大三角形山墙屋顶。然后是墙上一些不规则的线条和窗户，让人有一种自由自在、欢乐多彩的感觉。慢慢地，人们的目光就会转移到底层正面的正方形窗户上，在这些窗户上面是第二层的哥特式窗户，其中一扇特别雅致，引人注目，也不在正中间。在一个彩色的大日晷仪上面是巨大的砖砌山墙，十分精巧细致，像块圣诞蛋糕。建筑师让底层两侧哥特式的高大窗户与上层近乎文艺复兴时期壁龛式的窗户形成对比，展示了他的艺术想象力。
建筑物的顶端是一座八角形的尖塔，简单而又有点阴郁，就像一位严肃的校长生气地瞧着下面那一群淘气的学生，特别是位于两侧的醉汉和妇女的石雕像。但是有一件事似乎使阴郁的校长有点高兴，那就是入口处的黑色柱子，那是公开鞭笞或处决坏人的地方。它目睹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包括那些被惩罚错了的无辜者。
从教堂到市场，从市政大厅到田野，整天音乐不断。中世纪的德国人在建筑艺术上显示了他们的天才，同时也征服了另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使他们摆脱了日常的愚昧生活，进入了一种精神生活。德国的早期诗歌也和其他艺术的历史一样，即使在朦胧时期也显示了它取之不竭、长盛不衰的强大生命力。
一位东征时期的非德裔编年史家在他的书中写道，当克莱沃修道院的第一位神甫圣伯纳德得知他的德国伙伴们就要离开他时，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知道，随着他们的离去，歌声也将停止。这话非常简单却又十分动人。当我们重温德国音乐文献资料和古老的德国乐曲时，我们会发现，它不属于某个阶级，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他们播种时唱歌，祷告时唱歌，作战时也唱歌。”一份材料上这么写道。这位法国十字军战士的伙伴并不是音乐家或诗人，而是配备有武器的市民、农民和普通战士。当罗塞尔一世企图出兵阿普利亚，一位将军为了劝阻他，就命令部队弹奏一首思乡曲，引起战士的思乡情绪，纷纷拒绝出征作战。
直到今天，德国音乐仍发自德国人内心深处。自从战士们唱着歌曲去东征，迄今几乎已经1000年，在今天这场世界大战中，全体德国青年战士依然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因此从这个民族的性格及历史中很容易看出，德国民族既是战士又是音乐家。
德国人过去以打猎为生，每天在罕无人迹的条顿大森林冒着生命危险追逐野牛，他们过的是战士生活，不知道也不愿意过安静的农民生活。后来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刑罚的残酷远远超过中世纪的一般水平，他们以屠杀犯人为乐，以复仇为豪。但即使如此，他们的心灵也不能完全满足。天生的七情六欲怎样才能得以发泄呢？古希腊俄耳甫斯和雅里翁人用音乐使海陆野生动物兴奋，每当这些音乐传到德国人的耳朵时，也往往引起他们的深思。确实，德国人创造了自己的音乐，所有认为德国歌曲来源于法国和中世纪民谣歌手的说法，在德国自己的民歌以及类似音乐的事实面前，就显得没有多少根据了。
上面提到的法国东征战士的德国伙伴，实际上不过是德国音乐的先驱者。德国人在音乐方面至今仍超过其他国家，他们的生活中不能缺少音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了自己的音乐才能，而生活恰恰是音乐爱好者的真正音符。即使在波希米亚人和匈牙利人中间，音乐的来源和实用性也不像南部德国人那样丰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追溯德国人性格的根源。
德国人的历史决定了他们既是战士又是音乐家。他们的军事纪律，对于命令和服从的热情，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和节俭生活，以及突然的无所节制、烂醉如泥：这是一个具有满腔热情的民族因屈服于压力而需要发泄的社会活动或方式。犹如伟大的意大利画家所创作的战神阿瑞斯因丘比特而双臂获得解放一样，德国人也需要这种解放。但这不是统治阶级为逃避残忍的斗争而寻求的艺术生活，而是人民为了摆脱周围混乱不堪的生活而潜心创作的不朽作品。
德国的市民能逃向何处呢？用什么方式才能摆脱精神上来自国家的强大压力呢？在别的国家里，普通百姓早就参加公共生活并显示出自己的才能，可是德国市民被拒绝参与政治，受诸侯、贵族、教会和俗权的左右。不仅在中世纪，直到19世纪，最优秀的人物也总是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有文化和才干的市民往往从商或做些文化方面的工作，晚上业余时间他们不是捧起一本书就是拉拉小提琴。他们的儿子可能成为一名医生，工匠的儿子可能成为一位画家，而那些没有儿子或侥幸有个非婚生儿子的中世纪游吟诗人，整天周旋在有地位的人物中间，吟诗作歌，劝诱这些人自己动手写诗作曲。
当眼睛盯着远方，梦想统治世界时，德国人民深陷无穷的灾难；而当人们集中精力专心于音乐或其他文化事业时，德国人民又获得无穷的欢乐。幻想自由、幻想摆脱奴隶暴力的生活，为鬼怪神话故事带来丰富的创作源泉。在德国的喜剧和话剧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描写阴间地狱的故事，这是德国人民喜闻乐见的。
由于一部分德国人执意追求文化艺术生活，他们与另一部分引导国家命运的德国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普通老百姓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贵族统治阶级，自己越来越脱离政治。而贵族统治阶级由于对人民所从事的艺术生活一无所知而越来越没有兴趣。德国人性格情趣在社会生活中日益不一致，最终导致分裂，这种分裂直至今日人们还能有所察觉。
我们在这里和以后所要讲到的德国人在音乐方面的才干，对于其向全世界献出的不朽作品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综合性的介绍，因为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如科隆大教堂、格吕内瓦尔德的创作、歌德的诗，都是音乐的再现。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人格中伟大的一面，它的对立面是朦胧、游移、多变的。历史上的各种人物，以及德国人在音乐方面的才能，充分说明了他们具有丰富的天赋。
9 城堡里的女主人
除了建筑师和艺术工匠，诗人和游吟歌手也是活跃在德国中世纪、仰慕“繁华”的一群世界性人物。教会开始反对他们，主教在提到诗人和歌手时称他们为小丑和高级妓女，圣高尔修道院院长，因为写过爱情歌曲，几乎被认为是异教徒。
开始，只有骑士在他们的城堡里举行社交活动，除了王室侍从、猎手、女主人，也邀请歌手和诗人参加，不然还有什么可以让他们消磨漫长乏味的冬天呢？在外出袭击的间隙，他们坐在城堡的沉闷大厅里，壁炉里烧着松树枝，烟雾缭绕，因脱掉了笨重盔甲而稍感轻松的骑士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在战斗中的故事。无数良家女子被他们劫来这“圣地”奸污，现在这些妇女就坐在离他们远远的廊下小房间里，因为即使是女主人也不被允许在有新客人的大厅里就座，大部分时间男人们只顾自己聊天。
德国中世纪骑士制度时代，妇女处在既是奴隶又是女神的中间地位，充分反映了德国人矛盾的性格。在当时的法国，妇女已经可以与男人同桌就餐，即使在那时，法国也像我们今天常常看到的那样，妇女与男人成双成对地坐在小桌旁。她们与男主人共饮一壶茶，轮流从盘中夹肉。但在德国城堡里妇女是骑士的私有财产，她们是从别人手里，或者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由她们的父辈卖出来的。这种买卖往往在她们很小年纪时进行。比如，克里姆希尔特15岁时就结婚了。她们的命运取决于能不能生白白胖胖的儿女。法律规定，妇女“如有越轨行为”，丈夫可以把她卖掉或处死。这一法律对德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很大，直至15世纪还可以看到它的痕迹。
但是这些既没有自由又没有财产、对孩子也没有任何权利的妇女，在法庭和马术比赛大会上却被安排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人们向她们表示敬意，在法国时髦的影响下，她们头上的丝带成了冠军的奖品，她们在法庭上表示宽恕的暗示也成了判决的根据，她们的服饰尤其成了公众以及那些诗人的关注中心。大量叙事诗和编年史用很长的篇章描写她们的裙裾、帽子和微笑的样貌。
但是女孩子的唯一命运是结婚。她们被拐骗的事实，甚至她们的爱情从来也没有成为歌曲的主题。骑士们的唯一愿望是占有其他骑士的妻子，而这些人表面上十分严格维护家庭尊严和一夫一妻制的思想。当“骑士之爱”（Minne）作为爱情崇高的方式，在粗野的战士中广为传播，丰富他们的掠夺生涯时，它给整个民族的生活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一直深入女修道院和寺院，修女和僧侣也都阅读尤维纳利斯和欧维德，甚至结伴而读，使上了年纪的主教瞠目结舌。城堡和宫廷里的爱情故事简直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骑士企图占有一位夫人，而她则知道如何以有夫之妇为借口长久维持若即若离的态度，使对方欲罢不能，欲近不得。这样的情况往往可以延续数年，她一方面还是人妇，与丈夫同床而眠，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崇拜偶像。与此同时，这位妇人的丈夫也可能在追求另一位妇人。这个时候的德国，比起南部的一些国家，丈夫很少有杀死妻子及其情人的现象，这是德国唯一不及其他国家的谋杀方式。
10 复仇之歌——游吟诗人——瓦尔特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在当时的社会和语言条件下，两部伟大而令人震惊的德国历史叙事诗问世了。诗——德国艺术的最初形式，已发展到了用来叙述国家大事的高度。
《尼伯龙根之歌》是在6到15世纪之间创作的，时间的跨度很大。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德国的史诗。它毫不掩饰、毫不惭愧地暴露了德国人灵魂深处罪大恶极的兽性，他们的残暴报复心理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以普通而不是美学的观点比较一下《尼伯龙根之歌》与《伊利亚特》这两部作品，人们就能清楚地看出北部沿海地区、大森林、大平原与南部土地肥沃的国家之间的差别，以及北海与地中海国家人民在精神气质上的差异。这样的比较也可以充分体现出两个地区基本上都不信教。2000年前的荷马本应该更远离文明，塑造的人物也应该更残暴。
但当人们把《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奥德修斯、珀涅罗珀同《尼伯龙根之歌》中的齐格弗里德、哈根、布伦希尔德对比一下，就可以得到十分鲜明的对照。希腊人的历史中虽也充满谋杀、奸诈，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捍卫爱情、忠贞和自由，相反，《尼伯龙根之歌》所描写的行为，却只能被看成宣扬背信弃义。因为所有男女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在德国人复仇欲的支配下，干尽了出卖背叛的勾当。朋友间不守信义，夫妻在新婚之夜就反目悔约，为臣的可以欺君，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爱情、自由或国家，而是为了金银财宝，其结果是一场浴血大战，一切变成了废墟。这一切为《尼伯龙根之歌》奠定了基本思想，使它不仅不同于希腊人，也不同于当时国家史诗围绕着圣杯的盎格鲁法兰克人的精神气质。任何希望探索今天又重新攫取了德国人心灵的狂热情绪的人，都应该读读原版《尼伯龙根之歌》，或者至少读一读忠实于原文的介绍，而不是去看今天广为流传的瓦格纳歌剧，这部歌剧严重地歪曲了原著。
中世纪的三位伟大诗人：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戈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瓦尔特·封·德尔·弗格尔瓦伊德，通过毕生活动，不约而同地证实了日耳曼思想精神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三个人都是在帝国四分五裂时发迹的，他们都出生在德国的南部，都是普通人民或者是已经不得不靠行歌吟诗来糊口的破落骑士。
但是在德国中心，文艺女神缪斯的宫廷里，有一位赞助一切思想文化活动的诸侯是突出的例外。这就是住在瓦尔特堡的图林根赫尔曼伯爵。这是萨克森州除后来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之乡的维也纳宫廷以外，唯一保持了王室荣誉的宫廷。分别约于公元1200年、1500年和1800年，就在瓦尔特堡这里或在它的附近，路德和歌德三次受到王室的保护。1919年德意志共和国议会迁到魏玛，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中世纪后期在城市出现的诗歌，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低下。手工艺工匠逐渐发展为画家或雕塑家，但是诗人却远远落在后面。从前身为行会的专门音乐学校出来的纽伦堡和奥格斯堡的名歌手在全国没有什么地位，即使是著名诗人修鞋匠汉斯·萨克斯的6000多篇作品也都失散。
无论是狂欢节的节目，工匠的滑稽戏，还是伟大的史诗都没有在人民中间扎下根来，唯一的例外只有歌曲。从瓦尔特·封·德尔·弗格尔瓦伊德开始，情况有了变化。
游吟诗人实际上是区别于宫廷歌手的音乐家，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人从一个阶层转到另一个阶层。因此，游吟诗人的地位很微妙，就像他们为之歌唱的妇女的地位一样。他是扒手，还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在沃尔姆斯，他们不允许被市民带回家。不论到哪里，人们总是把他们与骗子、戏子、驯兽者等可疑分子混为一谈。
对游吟诗人的这种态度，其根源在于平民之中而不是城市。游吟诗人实际上是闯江湖的游客，他们在乡村小客栈饮酒喝茶，在广场上看人跳舞，无处不往，到处留宿。德国的第一位大诗人还能拉提琴、击铙钹。对于不懂德语的人来说，是很难体会瓦尔特·封·德尔·弗格尔瓦伊德诗的全部韵味的。即使今天的德国人也很少能读懂他用古德语写的作品。
瓦尔特，德国第一位真正的音乐家和诗人，大约在1170年出生于奥地利的蒂罗尔。在为维也纳宫廷短暂服务一段时间后，他便四处漫游。除了他诗歌中的自我叙述，人们很少知道他的过去。但是人们确实知道，他的决定性变化发生在离开宫廷之后。与歌德一样，瓦尔特在用母语写作之前，只在少数几年中追随法国时髦，写过一些闪闪发光的诗句。这些充满活力的作品，犹如歌德早期朴实无华的歌曲，我们至今能受其感染。
瓦尔特作为一个政治诗人，十分勇敢，他逐渐出名，但人们对他褒贬不一。他描写漫游生活的自由自在，以及大自然的和平宁静，但认为德国缺乏这种生活，他称主教为撒旦的仆人。
只是到了晚年，他年老体衰，在派别斗争中精疲力竭，不能再四处漫游时，他才想找一个可以投身其门下的主人。过去，从一个德国人的立场出发，凡是他认为对国家有利的，他就写，今天为这个写，明天为那个写。但是后来，就像奥古斯都对待诗人贺拉斯一样，腓特烈二世分封给他一块小小的领地。从很多迹象来看，这位国君并不认识瓦尔特，很可能只是在他猎鹰时，陪伴他的年轻骑士曾为他唱起瓦尔特的《鹰之歌》和《爱人》，并向他讲述了诗人晚年凄凉的漫游生活，这位皇帝由于自己也是诗人，在酒兴之下，吩咐大臣给这位北方的诗人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是德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美好的时刻，而我们将比当时的两人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位中世纪最伟大的皇帝，远在宫廷之外，提笔赏赐给当时最伟大的歌手一处小屋、花园和一块土地。
11 第一部《圣经》——印刷术和火药
迷雾逐渐消失。在乌云散去的日子里，人们看到了一线光明。这是新世纪的黎明吗？这是推动新世纪尽快到来的一颗晨星。
15世纪，德国不同的阶层开始发出渴求知识的呼声，要求打破只有神职人员才能接受教育的局面。神秘主义者强调直觉和占卜，而不是理解；异教徒则要求认识与理解，而不仅仅是祈祷。在法律和各种文件中德语被普遍使用。市民和农民要求学习更多的知识，要求了解上帝和世界，而不仅仅局限于教会给予他们的东西。在庄严塔顶下的市政大厅和肃穆的大学课堂里，民主的幻想弥漫在每个角落。在此以前，所有的书籍均由僧侣手工制造，数量极为有限。改革的时机成熟了。开始是有人把1400幅画刻在木料和金属上，然后用它来印刷。人们深切地感到，如果能把这些木料和金属做成活字，该有多好啊！既能迅速印刷又价廉。就在这时，斯特拉斯堡的一名青年人已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
约翰内斯·根士弗拉埃希约于1400年出生在美因茨，被取名为古腾堡，随父亲移居斯特拉斯堡。他不是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出生在名门望族，而是一个市民、金匠行会会员、珠宝匠的儿子。他开始制作镜子，当他用一个压具把镜子装到框子里去时，他突然想到，能否用同样的压具把排成词或句子的活体铅字托住，然后利用它来印刷。
如同很多发明家一样，促使他努力探索的原因是贫穷。古腾堡回到家乡，认识了一个姓浮士德的人，这个人本人毫无功绩，但却名垂青史。他属于贪得无厌、头脑简单但却很有钱的那种人。即使今天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利用艺术家或发明家的聪明才智大发横财，而实际上连给艺术家提鞋都不配。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创造革新刚开始，工作进展不快，而发明家已囊空如洗，负债累累。这个土财主向法院控诉古腾堡，虽然是土财主自己违约，不按期付钱，但他还是赢了这场官司，法官判决古腾堡将排字机给这位土财主。如果不是美因茨的教会从中调停，这位发明家可能因此而被毁灭。
因为在当时，不可能是别的组织或个人，只有教会才会第一个发现这项具有无限威力的新发明的意义及其对教会的威胁。应该把这个发明家和他的排字机一起送去见阎王。这些小小的铅字内、木制的框架和黑墨水中不是潜伏着恶魔般的力量吗？但是教会却成了这一新发明的第一批使用者。这个带来新光明的发明者亲自印刷的第一批文件却是黑暗时代的赎罪书，教会同意教徒用钱来赎免自己的罪恶。如同神话故事一般，据说远方有一位传奇式的塞浦路斯王子，他正集合所有教徒反对土耳其异教徒，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所继承的小岛。为了从财政上支持王子打仗，主教要求代理人把这些赎罪书散发到全国各地。德国代理人觉得印刷要比手写快得多，只消几个小时就可以印出几百份，一切有罪恶感的人马上可以在灵魂上得到解脱，只要他们愿意付钱。
古腾堡这时已60岁左右，仍然是单身汉，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创造发明上了。他被召去见拿骚的大主教，着手完成他早已开始的工作：出版德文《圣经》。
那些曾经看到过这本1455年第一部42行《圣经》的人（现存的少数原版之一尚陈列在纽约，它拿在手里太重，必须放在读经台上阅读）无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本以为它将像第一部蒸汽机或第一辆汽车那样尚不成器，但事实上已经相当完美了。几个世纪以来都是由修道院手工操作的刻本，现在非常漂亮地印刷在了活页纸上。当时刻字工人和铸工所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活页装订得更漂亮和方便。
但就在这位德国发明家给世界带来福音的同时，德国也给世界带来了威胁。
早在1340年德国就生产出了火药，使用石块或铁弹的笨重大口径短枪也同时问世。英国人用长短枪打了一场胜仗，但实际上这些枪不能射击，只是靠发出来的声音吓退敌人。火药的发明应该归功于一个名叫贝瑟特·施瓦茨的德国僧侣。据说他在大臼内捣研掺和着硝石、硫黄和木炭的混合物时，大臼爆炸了。也许魔鬼想用这种方法治疗一个炼金术师的贪婪，同时又不泄露粉末本身有多邪恶。但是，在传说中，这个僧侣很快就明白了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就像多年后他的后来者诺贝尔一样，他也和这个僧侣一样爱好和平。1400年左右，另一些不知名的德国人制造出了大炮及其他带铅弹的小型铜制武器，现保存在哥廷根的一份1405年以前的手稿上有这些武器的图片。不久，一个法兰克贵族在一本名为《贝利费鲁斯，茁壮的战士》的书中为这些火器提供了文字资料。15世纪末，德国人已经发明火药池、火绳枪、来复枪管（存于维也纳）、燧发枪（存于纽伦堡）。100年以后德国军械工人制造出了快速手枪。
德国人几乎同时将这两项具有决定意义的发明投掷到世界的旋涡之中。当时的世界与今天一样正处在危机和变革的时代。这里表明了德国人日夜追求的两个欲望和与此相关的性格的两个方面：报复及破坏心理。欲望驱使他们寻找一切破坏手段，渴求知识、希望掌握知识的欲望把他们引向书本。他们通过自己的手，几乎于同时创造出新的战争武器和思想武器，这两方面的武器不久就陷入严重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