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名为《艺术创造工程》，是一份课堂讲稿，完成于18年前，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0年后又在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先后出过两版。
一直有很多读者来信希望在大陆重版此书，但我总觉得理论著作不比文学作品，容易过时，自己又抽不出时间修改，没有答应。但是，后来有一件事让我改变了想法。那是2002年10月1日北京放长假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馆希望我在长假期的第一天为市民演讲。由于通知匆忙，我无法准备，临时凭记忆讲了此书第五章《未知和两难》中的部分内容。这个演讲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播出，后来根据观众要求而重播的次数，破了这个栏目的记录。
这个现象有点奇怪，但我当时在讲台上已经感受到了。这么多北京市民来听我演讲，有很大一部分是想了解我在这些年一波又一波诽谤浪潮前的态度，并来为我作出当面声援。但他们听我一讲艺术创造的深层奥秘，立即因惊讶而肃静，而我自己也觉得这种珍贵的艺术气氛已经有点陌生。为此，我在演讲最后发了一声感慨，希望喧嚣阵阵的文化艺术界，能有更多的人重新回过头来做一点真正属于文化艺术的事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匆匆翻看了一下这本旧著，居然唤回了不少自信，便删削修改一遍，作为“余秋雨学术专著系列”的第一本付印。
关于这本书，有以下几点需要向今天的读者交代。
第一，我在写作这部书前，已经长时间沉湎过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精神体系，深知当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艺术理论教材，是何等极左和贫乏，因此故意与那种框架作对，只以国际美学思维和自身审美经验为标准，自行构建。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自行构建的原则是力求简洁、轻便、质感、明了，彻底放弃任何装模作样的理论架势。
第二，我希望这本书能直接有助于艺术实践者，特别是有助于准备从事叙事性作品创作的学生，因此努力增加感性解析。这很难，因为在艺术中，感性是至高目标，即便耗尽理性也无法完全到达，而且越是感性越能暴露解析者真正的审美水平。理论家最怕举例，这一点，连黑格尔在《美学》中也常常露怯。所以，这本书中的探索有点冒险。我选取的理论偏重于法国，因为我觉得法国的艺术思维更靠近感性；我选取的实例偏重于电影，因为电影的综合程度、空间效能和群体接受，比其他艺术更经得起分析。我更乐于分析当时刚刚面世的作品，因为这样能使读者有直接的切身感受。在写作之时我正好担任了中国首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因此也顺手牵羊，多分析了几部莎士比亚戏剧。
第三，我希望艺术实践者面对艺术理论的时候，不要被学究式的重重分割所吓退，因此本书在探寻一种对古今中外都大致适合的“通理”结构。我把不同时空的艺术经验邀于同室、熔于一炉，来展现人类对艺术认知的“异中之同”。出于我已在以前的著作中系统地梳理过“同中之异”，因此对于这次跨时空的邀集有一种选择的自信。
第四，写作此书，还需要另外一方面的胆量。因为就在写作过程中，中国又掀起过好几个极左的政治运动，不仅外国现代派文艺受到猛烈驱逐，而且只要稍稍离开一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早年对文艺的要求，都会受到严厉批判。一些“文革”中的大批判干将，又在化着名字整人、咬人，这种情况被人们称为“倒春寒”。在这样的形势下写这一本书，几乎每一页都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帽子的风险。但我毕竟是比较勇敢的，而当时文化界这样勇敢的人还有不少。因此，重印这本书，对我还有另一番作用，那就是可以举着它笑视今天还在忙碌的大批判干将们，说一声：“我们是交手多次的老相识了，别来无恙？”
第五，希望今天的读者能注意我在18年前醒目提出的“创造”这个概念，并理解这个概念对艺术的绝对意义，对整个中国文化没落和再生的绝对意义。尽管我没有预料到后来我们会面对那么长时间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艺术保守主义，但似乎又有一点模糊的预感。因此，我在论述这个概念的时候十分动情，在写完十章之后又附加了写法比较特别的一章。这最后一章，在出版当初由于具有广泛的针对性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这本书的内容，当时还应邀在国内不少省份讲过。那都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连我的学生和听众，也已渐渐老去，更不必说我自己了。
老不怕。此生总算细细地钻研过艺术了，这是人生很大的福分。
2004年7月于青海塔尔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