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种情形，前些年一度在欧美社会十分普遍，那时许多书籍、报刊充斥着谈论女性性高潮的章节和文章。关于所谓“****高潮”还是“****高潮”也争论得沸沸扬扬。当时有一些自身也是女性的性学家和心理咨询专家，建议妇女们“不妨在做爱时假装达到性高潮的样子”，这样就可使她们的男性爱人放心满意，从而“保持性的和谐”。这种“良策”后来也被介绍到国内来了。
然而，做爱弄到要装假、要“表演”的地步，事情之大好而不妙，也就可想而知了。七十年代问世的《海特性学报告》中，就报道了许多女性对这种“表演”压力的不满。一些被调查者甚至表示：“如果我们从未听说过****高潮也许性活动的感觉反倒更好”，“我希望****高潮根本就不存在，那样一来性可能倒是一种乐趣”。
事实上，真正的性高潮是很难“表演”出来的。只要男性的感觉不是粗糙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同时他又曾领略过女性真正的性高潮，那他一定能够区分出真假。如果说，女性性高潮来临时的呻吟、喘息和躯体扭动还可以装假的话，那么****内的变化，如收缩、律动等，就很难装假了（据说进行某些专门训练之后也能做到），而乳房坚挺、身上出汗、****湿润等一系列身体上的变化则显然不是心里想要装就能装出来的。特别是，女性有时在性高潮到来之际还会发生射液现象——也就是张竞生当年所说的“第三种水”，此时若****仍在坚挺的插入状态中，就会有一阵明显的灼热感。女性高潮时的射液和男性的****颇有相似之处，更不是能够假装出来的。
做爱时过于在意女方的性高潮，实际上是在和自己过不去。女性性高潮很像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不同的女性在做爱时有不同的高潮表现，同一个女性在每次做爱时也会有不同的高潮表现。
她有时可能表现为****强烈的的收缩和律动，有时也可能表现为射液。
有时她可能根本未出现上述各种高潮表现，但她对爱人与自己做爱的柔情蜜意仍然感到非常满足。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美妙的──做爱归根到底是为了享受性爱的欢愉，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是为了尽某种义务，更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比如说男性的能力之类）。
所以，别太在意性高潮，也许性生活会更好些。
古代中国人曾有着非常坦荡的性观念
性观念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人们身心健康的大问题，不适当的性观念严重损害人们的心理健康——接下来当然也就损害生理健康。性观念又是一个继承性很强的问题，陈旧的性观念经常顽固地盘踞在现代人头脑中。
在许多当代读物中，古代中国人的性观念常常被描绘成阴暗的、不健康的，特别是充满禁欲主义色彩的。一句“封建主义社会”，就将众恶归于古人。这其间实有绝大的误解。从先秦时代到今天，中国人的性观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很有点像完成了一个轮回——当然更稳妥的套话是“螺旋式的发展”。
在文明发展史上，性规范有一个逐渐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上古之时，先民刚从野蛮状态过渡而来，性规范方在若有若无之间，与此相对应的性观念自然也非常“开放”和无忌。但是在华夏文明进入成熟阶段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流行的性观念一直是非常开放和富有现代色彩的，这一点却是现代人通常不容易想象的。
古代中国人是重视人欲中的****的。“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著名的先秦古训，正反映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肯耐心研读孔子、孟子的“原著”，就会发现儒家哲学本来绝不是禁欲主义的，相反却非常重视人欲的满足——后来的宋明理学家虽然无不自称孔孟之徒，其实却是孔孟的不肖之徒。
从先秦两汉直到隋唐盛世，中国上层社会中的性关系一直是非常开放的。《左传》中记载着春秋时代各国贵族们的“通”——其实就是古代中国贵族版的“廊桥遗梦”也——至少16次，几乎每一次都有声有色，有的还酿成国际风波。不妨拿卫灵公和他的夫人南子为例，以见一斑：
南子是那时有名的风流贵妇，连孔子去与她会晤了一次，都会引起弟子的不悦，孔子不得不指天画地自誓清白。卫灵公对于夫人的风流韵事却不仅不恼火，而且还玉成其事，他竟不惜亲自为夫人和她的情人——宋国的宋朝——安排欢会。不料卫太子出国执行外交使命路过宋国，受到宋国人的嘲笑，一怒之下回来要杀南子，卫灵公拉着夫人的手逃上高台，下令惩罚太子，太子只好逃亡到宋国去。
春秋时是如此，战国时也无不同。孟尝君可以在得知自己夫人与门客有恋情时坦然处之，秦宣太后可以就在自己的遗嘱中要不要让情人殉葬接受朝臣的意见。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唐代在两性关系方面则更为开放。宋明理学所鼓吹的妇女“从一而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节烈”（夫死不嫁曰节，殉夫而死或为抗拒婚外性关系而死曰烈）之类的观念，大抵在公元10世纪之前的中国社会，是根本没有市场的。相传宋人见到史书上记载汉、唐公主再嫁之事，大为惊奇，认为不可理解。其实中国古代女子夫死再嫁或离婚改嫁都是很常见的。随手就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
汉景帝王皇后之母臧儿，先嫁王仲，生一子二女，再嫁田氏，又生二子。王皇后是她长女，本来已嫁金王孙，且已生一女，后来臧儿听了算命的话头，相信女儿要大贵，竟再将女儿从金家夺走，献给当时的太子，即后来汉景帝。王皇后为汉景帝生下了大贵之子——赫赫有名的汉武帝。汉武帝即位之后，还亲自到长陵小市将自己那位同母异父的姐姐接回宫中相认，丝毫不以自己母亲和外婆的婚史为耻。
千古风流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也是在卓文君寡居之后才相恋成婚的。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妻子误以为他已死，也再嫁。
骆俊被袁术杀害，其妻再嫁华歆。
刘瑁死后，其妻再嫁刘备。
袁熙之妻，即非常有名的大美人甄氏，在袁熙败亡后嫁给曹丕，曹植《洛神赋》的传说故事就是围绕着她而起的。
孙权的徐夫人，原是陆尚之妻，陆尚死后嫁给孙权。
孙权的两个女儿，丈夫死后都重新结婚。
还有著名的蔡文姬，先为卫仲道妻，卫死后她被匈奴掳去，成为左贤王夫人，和左贤王生儿育女；后来曹操将她赎回，再嫁董祀为妻。
汉武帝时的平阳公主，夫死之后“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左右一致推荐当时“富贵振动天下”的大将军卫青，平阳公主虽有些顾虑，因为卫青未发达时曾是她的家奴，后来还是嫁给了卫青。
……
在上面这些事例中，娶了寡妇或再婚妇女的都是上层人士，其中有四位还是帝王，而他们根本不要求女子从一而终。
拼贴文字
唐代的离婚
唐代在两性关系方面更为开放，贞操观念淡薄。诸如未婚少女私结情好、有夫之妇另觅情人、离婚改嫁等事，在正史和笔记小说、传奇故事及诗文中留下大量事例。而敦煌卷子中保存下来的五件唐代离婚文书，具有特殊价值，尤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离婚的心态。其一为斯卷O三四三：
“某李甲谨立放妻书”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于时 年 月 日谨立手书。
这看来是一场协议离婚，原因是双方感情不和。特别是对“妻娘子”的一大段祝愿之辞，颇显宽容大度之态，特别强调了女于另结美好姻缘的前景。
其二为斯卷六五三七：
……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得一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时 年 月 日乡百姓甲放妻书一道。
两份文书的文辞都不甚典雅，看来是粗通文墨的人起草的，立意及格式皆相仿。另有一份（亦在斯卷六五三七）则有对妻子的指责之辞。从这些文书看来，似乎也有某种熟套格式；但这种格式化离婚文书的流行，正可说明当时“协议离婚”是相当普遍的。
古代中国人性观念之坦荡开放，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由于将男女之间的性满足看成天经地义，看成是光明正大的、极其美好的事情，所以古代中国人对于****一事的私密性，完全不像现代人那样重视。例如，根据古代不少文艺作品中的描写，以及传世的古代春宫图中的描绘可知，古时中国人常常在有侍女、丫鬟、朋友等旁人在场的情形下交欢做爱。而且即使在禁欲主义的宋明理学盛行数百年之后，这一习俗也并无改变。这一点曾使不少西方汉学家感到难以置信，然而放在中国传统性观念的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