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中国的年轻人如今像中子一样，在全世界无规则地快速运动。
——都出去了。都出去吧。跑得越远越好。
从傍晚五点零三分开始，十一个小时十四分钟，黑暗，直到急刹车，火车猛然停下。初平阳在睡眠的惯性里梦见自己穿过挡板，被扔到了隔壁的硬卧包厢里。惊醒的同时他听到有人尖叫，也有人因为情况紧急陡然放大了呼噜声，还有人放了一个短促的屁。不过这些都是背景，他的脸和身体贴在清凉平滑的挡板上，时间的速度突然降了下来，有种失重的平和，他真切地听到了不再转动的车轮摩擦铁轨的凄厉之声。那声音让他的牙齿缓慢地发酸，身上发痒，毛发因此懒洋洋地竖起来。他在眼罩后面分明看见了摩擦绽放的火花连绵不绝，像雨天里车轮甩带起的一大片水珠，如同孔雀开屏。他的眼罩是在北京最大的家乐福超市买的。那天阳光不错，买完出来看见一群人举着牌子聚在家乐福的北门抗议，让家乐福滚回老家去。那段时间，法国把咱们得罪了，北京的马路上拐个弯就能见到“抵制法货”的字样：不开标致车；不用爱马仕、迪奥、香奈儿；不吃法国大餐；脱掉你身上的LV。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堵住他想采访，他避开了。眼罩十九块钱，面子是蓝布，里子是黑的，戴上后可以确保这个世界如想象的一样黑。
在停下之前，火车一直穿行在平原的暗夜里。这片大平原至今不能习惯一列寒光闪闪的铁家伙奔驰而过：所有的鸟都被提前惊飞，虫子停止鸣叫，夏天才有的蚊蝇也潜伏不动，张大嘴控制着呼吸节奏。火车终于一动不动的时候，车厢内外有一瞬间是绝对的寂静，某种梦幻般的安宁；大家都傻了，搞不清是不是在梦里。当然没醒的继续睡，他们的梦里不可能同时出现火车和急刹车这两件事。然后列车的喇叭打开了，先是一阵惊慌失措的电流声划过所有人的大脑皮层，初平阳听见床铺一阵喧哗，五湖四海的方言挤成一团，接着广播员棉花糖一样甜美的声音盖过他们，车厢里的灯也亮了：
“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我谨代表本次列车的列车长和全体乘务人员抱歉地通知您：因突发事件，列车暂停行驶，请大家耐心等待，继续休息，我们的列车很快就将继续前行。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遗憾，祝您旅途愉快，祝您旅途愉快！”
寂静之后车厢里乱起来，嘟嘟囔囔地说梦话和骂娘。睡不醒的乘客翻个身继续打呼噜，火车半路停靠这种事谁都经历过，大人物的列车经过你得停，给快车让道你得停，有时候错个车你还得诡异地停一下。火车不准点我们早就习以为常，它与天气预报和新闻一样，一旦准确无误那多半是巧合。此刻，骂娘的也半真半假，针对的主要不是停车，而是停车的方式，你妈的，急刹，这家伙一激灵，做得好好的梦生生被甩了出去。
初平阳拉下眼罩，窗帘已经被下铺的乘客拉开。下铺伸出一颗中年男人的谢顶脑袋，把脸贴到了窗玻璃上。车厢里灯亮着，窗外一片空洞的黑，玻璃上映出那男人虚胖的油脸，大鼻子像颗草莓。“去哪儿呀，小伙子？”他问。
他的扫帚眉是两笔没写好的毛笔笔画贴在玻璃上的。“淮海。”初平阳说。
草莓鼻子看看表，“如果车不停，半小时就到。”为了让大家尽快安静下来，车厢里的灯灭了。草莓鼻子往上仰起脸，脖子上肥厚的肉艰难地摞起来，脸终于朝向了初平阳。“下一站，淮海。”
一股隔夜的口臭，还有变质的酒味。初平阳迅速把脑袋缩回，静止不动的窗外一点点亮起来，成为一张透明幽蓝的油纸。野地、荒草、庄稼、树木和遥远处低矮的房屋，在油纸上一一浮现。有人开始起床，用脚找鞋的声音，走动，咳嗽，小心地清嗓子。都是勤劳的人，习惯于早睡早起。初平阳每次坐夜车都有个错觉，认为离北京越远的人起得越早。他从北京坐车到外地去，总是天刚亮车厢里就有成群的人走来走去；而从外地回北京，大部分人都要睡到快进城区才开始潦草地起来，匆匆忙忙地去抢夺卫生间和盥洗室。当然，错觉就是一个错误的感觉。隔壁的包厢里飘过来桶装泡面的香味，香辣牛肉面。初平阳再也睡不着了。
“我就知道这车迟早要出事！”下铺盯着玻璃，“去淮海出差？”
“回老家。”
“就是为了你们淮海的大人物，”下铺说，“这趟火车才提前通车。要庆祝大人物的多少年诞辰！我就说，操之过急必然出事，看看，还说什么突发事件，绝对是故障！故障！”
淮海市有很多人物，大大小小的人物的诞辰都要想办法庆祝一下；初平阳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但他相信草莓鼻子说的是真的。据说这趟车计划是年底开通，前几天母亲突然在电话里说，通了通了，你可以坐火车回来了；初平阳才知道，从此回故乡又多了一条路。刚开始的几趟车他没买到票，人们都来尝新鲜，做“处女游”。他每天晚上七点都在北大南门的售票点排队，即使排在头一个，售票员也告诉他，票没了。刚开始放票就没了，票都卖到哪儿去了呢？漂亮的小姑娘回答他，可能是她敲键盘的速度太慢，抢不过人家。好吧，就当全卖团体票了。一周后，他总算开了窍，不排队了，从票贩子手里高价买到一张卧铺。父母希望他早一点回，他们的行李都收拾好了，三口人能在一起多待一天是一天。
“幸好不是飞机。”草莓鼻子又说，“那要半路停下，就得一头栽下来。”他的脸再次仰向初平阳，挑着眉毛翻白眼，神秘地压低声音，“像林彪和叶群那样。”说完了他克制不住对自己的博学和幽默的欣赏，咧开嘴笑了。
初平阳怕酒，也怕酒糟味和酒臭味，反正睡不着，下了床去洗漱。据说，有人能根据隔夜的酒臭判断出来昨晚喝的是什么酒，产自哪一年。够牛的。从盥洗室回来，他顺便帮草莓鼻子带了一杯水。漱漱口也好。
这是个生意人，枕头底下放着密码箱，所以轻易不离开床铺。他很想告诉初平阳，他将在淮海市的下一站下车，他当年经常去淮海和人交易，不过现在，他的生意做到了北京，做到了比北京还北的地方。生意大了你就没办法，只能整天拎着密码箱天南海北地跑。“你猜我是干什么的？”
“领导。”
“你再猜。”
“还是领导。”
“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能是领导。”
“我就这么像当官的？”
“比副市长都像。”初平阳在走道的窗边坐下来。天光渐明，下铺坐在床上，右手大拇指和食指端着下巴，一副摆出来的威严官僚相。在这边的窗户前，初平阳看见一条河贴着铁路向前流，在看不见的地方拐了一个弯。在河流与铁路之间，生长了一丛丛芦苇。依照他不那么可靠的方向感，他觉得这条小河必定通向运河，也就是说，这条河是运河的一个支流。如果它的确流向运河，那他过去肯定来过这里。很多年前，他跟杨杰、易长安、景天赐沿着水到处跑，对千手观音一般从运河伸出来的所有支汊都熟悉。那是很多年前。车厢里的空气有点闷，他试着把窗户拉下来一条缝，一天里河流的最好的味道侧着扁身子挤进来。他抽着鼻子深吸几口，清冽、潮润，加上植物青涩的腥甜，这味儿在北京一百年都闻不到。
“我哪儿像呢？”
又有几个人起来，走道这边的椅子上多了两个人。“见多识广，”初平阳说，“博学多才。可以公费出差，各种飞机都坐过。”如果他接着问，初平阳打算像南大街算命的谷瞎子那样说：先生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非官即富。
“你在笑话我，小伙子。”草莓鼻子总算听明白了。旁边有人躺在床上笑出了声。“不过我不计较，出门在外，图个开心嘛。以后有个风吹草动要帮忙的，吱一声。”
初平阳想，我连你是谁、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我到哪儿去吱一声？“谢谢。”初平阳说，“要不我现在就麻烦您一下，过会儿帮我把窗户再关上？”他向草莓鼻子比画着，把上面那半截窗户拉下来，一直拉到底，再推上去，关好。一开一关之间，清凉新鲜的潮湿空气涌进来。
“你想干吗？”
初平阳把电脑背到身上，把装杂物的旅行背包从上面的半个窗户里塞出去。背包咕咚一声落地，滚下了路基。他踩着小茶几弓腰驼背，拼命地吸瘪肚子，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窗户钻到外面去，一脚踩滑了车皮，人差点和背包一样掉下去。初平阳对草莓鼻子比画着，让他把窗户推上去。然后对车厢里围观过来的乘客摆摆手，说：
“我到家了。”
空气的湿度很大，天是阴的。河边所有的清早都像阴天。草上的露水打湿他的鞋和裤脚。他把电脑包放进背包，背在身后，沿河边向前走，脚底下升起折断的草叶的清香。河流与铁路开始分道扬镳，他越发觉得这河眼熟。他觉得应该在哪个地方有一座桥，可能仅仅是木头的，但他什么都没找到。二十分钟后，他看见了迎接这条支流的运河开阔的水面，水汽蒸腾，水边芦苇和白杨树的枝叶在风里响。他回过头，在身后的遥远处，火车像一条冬眠的长蛇，还停在那里，可现在是初夏。把背包递出窗外时，有人担心火车碰巧此刻启动，他出不去怎么办。初平阳感谢他们的忧虑，这种事很难出现。
入河口是个三角。初平阳认出了它，十二岁那年跟父亲来这里挖芦根入药，因为水流交汇处芦根的药效更好。父亲在岸边忙活，他靠在半下午的船头瞌睡，一翻身掉进水里。他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抽了根烟。二十年前他在这里偷过西瓜。他们把衣服扔在运河对岸，光着屁股游到这一边，从水里爬进瓜地，挑最大的摘，一人偷两个，然后凫水推着瓜走。
抽完那根烟，天暗下来，初平阳抹了一把头发，下小雨了。雨下得像笨重的雾。他背起包沿着运河北岸往东走。依旧是芦苇和菖蒲疯长。菖蒲也能入药，断其根，剥掉外皮，肥白皎洁的那部分还可以做汤，其味甘冽清爽。野鸟在深密处叫，初平阳喊了一嗓子，几只鸟飞出来。在他遥远的记忆里，以现在的步速，再走一刻钟应该有个御码头。据说乾隆下江南时经过这里，心血来潮停了一下，从此成了御码头。码头上长年备有小船，方便来往的行人过河。但初平阳走了二十分钟也没见着码头在哪儿。穿过一片直往天上长的白杨树林，他看见两间小屋歪斜着杵在河边上。雨点变大，往脖子里钻。要经过四公里外的运河大桥才能到对岸。初平阳没带伞，背着包两脚泥朝小屋跑。前方亮起闪电，似乎很遥远，雷声传过来也沉闷。他走到小屋前，东南的半空里，一个巨大的闪电把天劈成两半，他在心里数到五，霹雳声才到。天文知识说，如果闪电之后三秒才能听见雷声，基本上可以确定这道闪是在一公里之外。
一只鹅受了惊吓，大叫一声，从小屋东山墙的圈里像滑翔机一样跑出来，翅膀张开到最大，一直飞到初平阳跟前，拧着脖子咬他的裤脚，然后将大屁股往后坐。接着一条大黑狗从门洞里走出来，冷冷地站在门槛前的石头上。它的尾巴一寸寸硬着垂下来，盘绕到两条后腿中间。初平阳举起手，对大黑狗说：
“我就想避个雨。”
屋里有浑浊的咳嗽，一个老头走出来，弯腰将黑狗的尾巴拽出来，说：“进五月就响霹雳，不是好年头。鹅，我说的是你，别盯着人裤脚拽！迷路了还是要过河？”
“老伯，我过河。”初平阳说，灰颜色的鹅松开嘴，慢慢踱到黑狗旁边，一畜一禽并排站着，一起气度非凡地把脖子往后仰。“也可能迷路了。我记得前面有个御码头的。”
“进屋坐。”老头说，踢了黑狗一脚，“去看老大醒了没有。本地人？那把舌头捋直了说话。来啊，屋里坐。”
黑狗向另一间屋跑去，灰鹅跟在后面。门低矮，门槛高，初平阳低头进了屋，屋里黑灯瞎火的。老头递给他两张竹凳子，一张坐，一张放背包，他自己坐在靠西山墙的床上。被子没叠，床上挂着乌黑的蚊帐；老头赤脚穿拖鞋，干瘦的脚踝像柳树上的瘤子。
“打哪儿来？”老头问，褪了色的塑料蓝拖鞋挂在脚指头上晃悠。
“北京。”初平阳用花街上的方言回答。
“大地方来的。毛主席还在？”
“在，”初平阳看不清他的脸，只好把它当成玩笑说，“水晶棺里躺着哪。”
“那就好。”老头嘎嘎地笑起来，抓起烟袋问初平阳，“听口音你河南的？来一袋不？”
初平阳摆摆手，发梢上往下流雨水。“花街的。”河南指的是运河南岸。
“花街的日子好过死了，哪还要往天安门跑！”
黑狗进来，拿脑袋往老头腿上蹭。老头拍它的头，说：“我就知道还在挺尸。”灰鹅也跟过来，站在门外不知道该不该进。“你去下蛋，这儿不用你操心。”灰鹅摇摇晃晃走了。门外突然间雪亮，三秒钟之后霹雳响了。鹅又叫起来。
屋里有股湿霉的鱼腥味，门槛上粘着星星点点的鱼鳞。靠门的墙壁是初平阳唯一能看清楚的地方，贴了张十年前流行的年画，左上角没钉牢耷拉下来，抱着金元宝的财神的微笑因此变得很忧伤。十年前初平阳家也有过这样一张年画。他到北京也已经五年多了。他告诉老头，他乘火车从北京来，火车抛锚了，他下来，想搭个船到对岸。
“我姓何。”
“何伯。”
“过了河到花街还有老长的一段路。”老头说，“你是花街谁家的？”
“我姓初，我家先前开诊所。”
“你爸是初三针？大和堂？”
初三针的大和堂。运河上下没几个人不知道初三针跟大和堂。初医生中西医兼营，中医尤善，倘若没有特殊情况，银针只出三针，扎合谷、行间、申脉三穴。合谷在手背虎口处；行间和申脉在脚上，前者位于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趾蹼缘的后方赤白肉际处，后者在足外侧部位，脚外踝中央下端一厘米凹处。根据病情，这三针在穴位周围分毫之间游移，百病可医，所以，有“初三针”之美誉。在别的大夫看来，这三针扎得扯淡，人体三百多穴位，各司其职，功能各异，你只盯着那三个地方扎，讲不通。初三针就笑，讲不通我不讲，只扎，扎完了你就知道通不通了。扎完了真就通了。初平阳到北京后，请教了几位中医药大学的著名老教授，他们都弄不明白，只说：扎不死人。初三针说，对他们来说是扎不死人，对我来说，是扎不死人又能扎好病。
“你等一下，”老头跳下床，“我去叫我儿子，让他送你。他有水蹦子，跑起来快。”他跟黑狗说，“走，老二，叫老大去。”出了门又回头，“叫叔就行，你爸比我大。叫老何也行。”
一点都看不出来老何比他爸小，那样子起码大十岁。风吹日晒，脸上的皱纹都是黑的；还有点灰暗，这不是好脸色。不过从这张脸上你还是很难看出死亡的迹象，所以，几天后听到老何半裸身子暴毙在床上，初平阳极为震惊。这是后话。当时，初平阳想的是，要跟老何站一块儿，他爸肯定怎么看都是弟弟。好像中医都那样，年轻时显老，老了反倒显年轻，还有几分仙风道骨。他爸一年四季端着泡了铁观音的紫砂壶，戴圆镜框老花镜，闲了看古书、写书法，从不主动给他打电话，坚持写信，用宣纸和毛笔，笔是貂毫的，纸要半生半熟宣，苍劲的行楷都是竖着走，抬头永远都在右边：平阳我儿如晤。落款在左，天干地支的年份，然后一个字：父。
这是老何第二次去看他儿子醒没醒。初平阳猜第一次其实根本不是要看儿子醒没醒，老何不过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一个陌生人，别动歪点子，还有一个人在。
听见那边小屋里有争执，初平阳出门过去看。老何的儿子还躺在被窝里，满屋子臭脚丫子味，露在被子外面的脑袋像火鸡窝，他竟然挑染了几绺红头发。小何的眼睛只睁开一只，睁开的那只也是眯缝着，嫌灯光刺眼，他说：“说了不去不去，还啰唆！”
老何说：“初医生是咱们家的大恩人。要不是初医生，你妈难产，哪还有你这个鳖羔子！”
“没有倒好了！”小何把头蒙进被子里，声音嗡嗡的，“早知过成这样，我还不如那会儿就死了清爽！”
“个狗日的你再说一遍！”
“不去不去！就是不去！啊啊啊——”
老何没脾气了，直搓手，带上小何的门感叹，儿大不由爷。二十年前，老何的老婆难产，羊水快流光了，还是生不出来，再耗下去要出人命。接生婆怕了，赶紧让老何划船去找初医生。初医生来了，搭过脉，又看了一下产妇的肚子，滚圆的肚子上凸出来一个小点，摁下去又出来。初医生说：“送医院，得剖。胎位不对，胎儿脸朝上，为自保，不愿入盆。”老何立马往医院送，剖出来，果然脸朝上。
雨还在下，雷电隔三岔五地来，天从幽蓝转成灰黑。水面上无数小圆圈拥挤在一起，运河仿佛变宽了。老何说的那个水蹦子就是艘水上摩托，系在岸边的小码头上。已经相当破旧，白蓝相间的油漆剥落得差不多了，车头也改装过，用的是陆地上三洋摩托车的车头；水蹦子的屁股很大，装了一个白铁皮焊成的大盒子，盒子侧面歪歪扭扭地写着红漆字：高级日用杂货。初平阳看不明白，“日用杂货”跟水蹦子有什么关系？老何说，个狗日的他瞎弄，吃饱饭就在运河上乱跑，给跑船的卖东西，烟，酒，方便面，辣椒酱，还有避孕套；烟酒和避孕套卖得最快；我都不知道，在船上要避孕套干什么，一辈子我都没用过那玩意儿，急了我用鱼泡泡。
初平阳就笑，老何真牛，一下子就回到了避孕套的源头，最早的避孕套就从鱼鳔来的。其实水边的人都知道，水上长途和陆地长途一样，最想的就一件事：睡觉。养精神的睡，和跟女人睡。老何因为儿子卖这玩意儿有点不好意思。他又感叹，儿大不由爷。你看他染了红毛，心早不在这里了。他要搬到风光带去，我不同意，我才不去伺候那假御码头呢。
“何叔，我正想问，那御码头呢？”
“搬走啦。”老何说，“这事待会儿说。我看现在要紧的是先把肚子填饱，你得喝两口热汤祛祛寒气。早雨晚冰，一样伤人。”
老何手上已经开始动家伙了，准备做早饭。任初平阳如何推辞，老何坚持要做，已经早上六点，饭点儿上不留人，没这道理。你是嫌我老头子的饭菜脏，吃不下吧？初平阳才不吭声。他不愿给人添麻烦，但饭菜的不干净的确是个重要原因：看老何的黑手指，和拿在手里的自从他老婆去世以后就再也没洗干净过的盘子，尽管肚子在叫，还是提不起食欲。老何说完了又替初平阳解围，初医生家的人我知道，茶饭不挑。你爸在运河上下出诊，谁不晓得他和气，坐下就吃，葱头蒜脑都不嫌弃。医生那该是讲究人吧，你爸不，与民同乐嘛；我也没啥复杂的做，烧点鱼汤，你凑合着暖暖身子就行，回花街的路还有一段呢；鱼？昨天刚抓的，我养在河边，新鲜着呢，要我说，你在北京吃不到这么正宗的运河鱼，照你们城里人的说法，是绿色鱼。听说大城市里的鱼都是饲料填出来的，鱼肉嫩得像石膏豆腐，吃到嘴里都瘆得慌，那鱼除了长肉不干别的，最后都胖得不会游了，只能半躺着歪在水里，有这事没有？老何慢条斯理地杀鱼、冲洗、下锅，整个过程嘴都不闲着，初家兄弟你看，做鱼汤我从不放调料，味精几十年没用过；我老婆当年看上我，就是因为到我家，喝了我做的鱼汤，喝第一口眼就直了。她妈跟着一起来，看闺女眼珠子不动下巴直往下挂，就问，石蓝子，哪里不好受？我老婆指了指鱼汤，说，妈，你尝尝。我老丈母娘跟喝毒药似的尝了半口，眼也直，吓得我老娘直拍她后心，说石蓝子她妈，没出啥事吧？我丈母娘呼地站起来，握住我老娘的手说，就这么定了，亲家母！你不信？要是我老婆、我丈母娘和我老娘随便哪一个还没死，你就可以去问问她。对，问你爸也行，初医生喝过，我特地炖了一锅白大雁汤给他喝，白大雁你知道，就是运河也只有咱们这一段里才有，这鱼好啊，出了淮海地界人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天上飞的呢。
碗筷都不干净，白瓷碗的豁口上全是黑油腻，但鱼汤真是好，香喷喷醇厚的奶白色；刚入口是一个味儿，咽下去又是一个味儿，咽完了留在舌面上的还有一个味儿，张开嘴凉空气进来，出现第四个味儿；分层次，立体感很强。初平阳觉得母亲的厨艺算一流的，这些年出门在外，想家里的饭菜比想家还多，也得承认，母亲的鱼汤烧不出来这味道。初平阳看老何的一双手，指甲囫囵，污垢层生，因为长期划船、撒网，手指头变了形，满手都是老茧，但这双手在小屋旁边搭建的更小的灶房里烧出了好汤。他喝了四碗，舌头差点咽下去。
“烧鱼汤关键在火，用柴火，该大时大，该小时小。”老何说，“说了你也不明白。你们这辈人，不会再用柴火煮饭烧汤了。”
四碗汤下肚，浑身每一个毛孔都眉开眼笑，初平阳觉得幸福的早上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假如这是标准，那他过去的很多年里都是不幸福的。可是，有多少人能在一个冷雨浇身的早上让所有毛孔都眉开眼笑呢？可见，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以不幸福开始每一天是生活的常态。
现在他们在船上，穿雨衣戴斗笠。老何划船，初平阳扶好搭在凳子上的背包，以防被雨水湿掉。天阴得浓郁，看不出雨什么时候能停下。身上渐渐凉下来，但他心情很好，他在回家的路上。东边的天上还在打闪，雷声忽远忽近。有极遥远的闪电划过天空时，巨大的光穿透阴霾和雨帘，像有头暴躁的动物在天上为非作歹。几年前初平阳去东北，在夜晚的白桦林边上看见远处连绵不绝的闪电，只看见闪电，听不见雷声。那闪电映照到他所处的清朗的夜空下，如同很多只天蝉在扇动银白色透明的大翅膀。他当时的描述是：天蝉振翼。
“御码头也能搬？”初平阳说，“乾隆是在那个地方上的岸。”
“人都死了，说他在哪儿上岸他就是在哪儿上的岸。”老何顶着风雨说，他划船的样子比那张脸要年轻，“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领导说，要让乾隆到繁华的地方上岸，就把御码头搬到风光带里了。”
“刻着御码头字样的石碑呢？”
“那块几百年的破石头啊？进博物馆了。弄了一块新的，比老的大三圈，黑底金字，太阳一照都晃眼，进了风光带你就见着了。他们让我跟儿子也搬过去，当船夫，给间屋住，叫什么‘御码头船坞’，发工资，工作就是天天把看景的人摇过来送过去。”
“那挺好啊。”
“好个屁！扮清朝人，穿死人的衣服，我不干。这辈子我做自己还没做出个味儿来，倒去演别人！再说，那哪是摇船的地方！没菖蒲没芦苇，连根草毛都没有，没土没泥的，摇船像走水泥路。我家老大，我儿子，这个理儿你跟他十辈子也说不清楚，他就知道人多热闹好，拿工资好，跟水、跟草、跟泥都不亲，我这船他正眼都不带看一下的，屁大的事也要夹着水蹦子去。他就跟你闹。闹我也不去，老婆子的坟还在屋后头呢，我不能把她一个人撇在这里。初家兄弟，你说是不是？”
初平阳不置可否。这事说不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你把他捆在荒郊野外也不见得有道理。他跟水、草、泥土和船不亲，也许有他的道理，现在还有几个年轻人想跟这些东西过到一块去？他们要天大地大，要繁华高亢，要漂亮光鲜，二十出头，他们要得着，到了他初平阳这个年龄，过了而立往四十数，喧嚣和热闹可能已经不重要了，你让他要他都没心思要。“我们说点别的吧，何叔，你说你小屋前也是个御码头，到底有多少御码头啊？”
“搞不清楚，真真假假的。我小时候，能见着像模像样的御码头，这段三十里地的运河，有三座，后来都拆得没影儿了。来场运动就砸，破四旧，皇帝嘛，都是封建的坏东西。臭狗屎现在成香饽饽了。有真有假。立块碑就是御码头。也没准儿，过运河的皇帝多了去，哪个脑子热了，进了水，要上岸撒泡野尿拉泡野屎，到村村镇镇里霸占个好看姑娘，他脚点地了，你能说那不是御码头？”
这倒真是，立了碑是，不立碑也可能是。沿河风光带管委会就这么用“不可知论”跟你辩，你还真没办法。
本来初平阳只打算让老何送到对岸，他步行或者路上搭个车回家，老何不答应。但凡跟初医生有点儿关系的，一概要送，要不他死去的老婆都不答应，何况天还下雨。他们一路走一路说话，有一搭没一搭。老何像个话痨，初平阳明白说话可能仅仅是他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相当于自言自语，不是非得要你个答案；但你来我往中，初平阳还是跟他实话实说，这次回来主要是想把房子给卖了。大和堂要卖？不是大和堂要卖，是大和堂的房子要卖，他需要钱。当然，花街上的大和堂从此也不会再有了。初医生夫妻俩将要去三百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那里有另一个大和堂。初医生的女儿，初平阳的姐姐初平秋和丈夫在他们生活的城市里开了一家大和堂，中西医药兼营，场面很大，让父母去给他们坐镇。小两口都是医学院毕业，一个学医，一个学药，待人和气，孝顺父母，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他们的事业和生活现在都急需父母的帮助。那干脆就卷铺盖过去吧，正好儿子需要钱。
“我能多句嘴吗，初家兄弟，”老何小心地在很多雨线的后面张开嘴，“你干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大和堂可是两层楼的大房子啊。”
“念书。”
“你都念到了北京，还念？”
“到国外念。耶路撒冷。”
老何听明白了他要出国留学，但不知道耶路撒冷是个什么东西。初平阳没告诉他耶路撒冷在以色列，老何也不会知道以色列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我们照样可以过得好好的，百分之九十的人的确就不需要知道。但是老何还是很高兴，耶路撒冷好啊，名字都好听。初平阳说，他就是因为这名字好听才要去的；你听，耶——路——撒——冷。老何想，蒙我，读书人把事都想得深远，你会为一个好听名字跑去念书？他不相信。好船夫是不会随便走下道的；天下的道理都一个样。
“你看这船，”老何指着身后赶上来的一艘单放货运船，“到前面的岔路口就得拐弯。”
看不出那艘船是运什么的，油布把货物遮得严严实实，吃水很深。柴油发动机像患了哮喘，震得运河都跟着抖。驾驶室的一块玻璃坏了，临时找了件衣服挡风雨。一个小伙子打着伞，光着上身穿着大红的三角裤衩站在甲板上往运河里撒尿，看见老何的小船，缩着身子对他们挥手。这家伙可能是直接从被窝里爬出来的。
“兄弟，往哪儿去？”老何敞开嗓子吆喝。
“盱眙。”红裤衩答道，“东边的雷电好大！”他尿完了抖抖身子，钻进了船舱。
单放船超过了他们，果然在前面的岔路口拐到了外运河。在这个岔路口上，运河一分为二，一条靠近城区，叫“里运河”，一条往南绕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叫“外运河”，里外运河在十公里外重新汇合。从分离到汇合这一段，如果从天上看，你会看见里外运河形如半月，或者像一枚皮薄馅大的饺子。外运河是多年前洪灾泛滥，夺了片低洼之地流成了河。河运的主干道依然是里运河，外运河只在防汛时派上用场，多余的水分流过去；最近几十年水患治理得恰当，外运河逐渐荒废，虽是水流恒常，但底下泥沙淤积，行船就更少了。
“里运河要搞加长版沿河风光带，机动船彻底熄火了。”老何像个激愤的义务导游，“外运河清了一年淤，开大了河口，这些突突冒烟的大家伙就被赶到那里了。里运河，我这小不点儿也只能溜边走走。看见没，初家兄弟，前面那花花绿绿的东西，就是风光带里的花船。他们叫什么‘画舫’，我看就是个花船。我亲眼看到一个小女伢子被一个老头抱在怀里，老东西对她又是啃又是咬，两手还在女伢子衣服里乱摸；那老东西比我还老，做姑娘的爷爷都得超龄，你说不是花船是什么！看不见？你四只眼都看不清楚？”
初平阳用贴身的干衣服擦掉眼镜上的雨滴，总算含混地看见远处雨雾中一个彩色的框架，犹如电影里艳鬼朦胧的华盖。那地方就离花街不远了。这时候，初平阳的手机响了，铃声是他下载的《我和你》，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刘欢唱：我和你——手机刚放到耳边，母亲就开始说话了：
“儿子，你在哪儿？坐过站了？”
“在河上，”初平阳说，“马上到家。”
“儿子，火车开到水里去了？”
初平阳说：“妈，我都三年没回来了，你总得让我到处看看。”
“咱家门口就是运河，睁开眼你就看，还没看够啊？快回来吧，你爸一早起来，铁观音都泡三泡了。”
老何吃了力，船行加速，两岸的芦苇和菖蒲和野草开始倒退着消失，泥沙的河岸变成了石头、水泥的堤坝，房屋越长越高，隔三岔五有高楼在不远处拔地而起。那些高楼上的招贴广告画，也被雨雾漫漶，有种害了病似的衰弱的美艳。初平阳觉得，现在不是他们的小船进入了城区，而是运河上的生活进入了城区。
进了城区也就到了家。初平阳看见在雨水里依然油亮的石码头，六十岁的父亲和五十六岁的母亲各打一把伞站在倒数第二阶的石阶上。父亲和母亲都发福了，因此看上去在风雨里站得十分稳当。落满雨点的河水澎湃着爬上第一个台阶，船靠上码头。
老何喊：“初医生！”
初平阳的母亲喊：“儿子！”
在雨里，天光也不明朗，所有人看起来都和三年前一样，没变老，当然也不会变得更年轻。三年四个月零六天，同样是雨天，初平阳的左脚重新踏上家门口石码头的台阶上。上了石码头迎面就是大和堂，两层半的大房子，门楣上挂着初医生自题的“大和堂”匾额。字是行楷，有沙孟海遒劲苍古之风。初医生好书法，尤好沙孟海，习沙到了形神兼备的地步。从大和堂左边的石板路进去，就是花街，每一块青石板都发出墨玉一样清润的光。泊好船，初医生坚持让老何到家里坐坐，他把伞举到老何头上。初平阳的母亲也习惯性地让雨伞遮住穿雨衣背背包的儿子。四个人一起进了大和堂。
跨进门槛老何吸溜一下鼻子，说：“这药味！”
初平阳也吸溜一下鼻子，说：“淡了。”
父亲行医的一套家伙都在，写字台、诊疗器材、诊断床、药柜，柜子上横平竖直上百个盛放药草的小抽屉，每个抽屉的把手上边还写着药名。靠着北边的墙，父亲写字用的梨木长条案子也在，上面和三年前一样铺着羊毛毡子，摆放了笔墨纸砚。案子上方挂了装裱过了的父亲自题的条幅：仁者医。什么都没变。但是药味淡了。即使三年没闻到，初平阳也敢肯定药味淡了。
“抽屉都空了，”母亲说，“快送光了。儿子，把行李送上楼，你那房间我们没动。”
卷毛狗阿尔巴尼亚听见动静，戴着铜铃铛从楼上跑下来，在离初平阳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以便抬起头能够看见这个一身水汽的闯入者的脸。它的小眼睛藏在黑白相间的长毛里眨巴几下，往前走几步，然后撒欢似的围着初平阳的两只脚转圈。“妈，你看，阿尔巴尼亚还记得我！”初平阳说，放下包去抱它。这个长不大的小东西在初平阳的手上哼哼唧唧地叫，铃铛一直响。它的洋名字是初医生老婆取的，因为毛长，一绺压在一绺上，像她打毛线里的阿尔巴尼亚扣。“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初平阳说，和它顶过脑袋后把它放到地上。阿尔巴尼亚躲到初平阳的母亲后面，伸着小脑袋继续看他。
初平阳谢过老何，脱了鞋，光脚踩着槐木板楼梯上楼。从做阳台的走道经过，姐姐的房间和客房除了床、桌椅和衣橱等基本家具，都收拾空了，要带走和留下送人的都打了包，不需要但街坊邻居还用得着的东西已经提前送了人。这是母亲的主意，能送人的都送人，眼不见为净，免得三天两头看见，怀旧的心重起来，更走不了了。女儿那边眼巴巴地等着帮忙，儿子这里也火烧火燎地要钱。咬牙跺脚，当断就断。初平阳的房门关着，他打开，一张纸片都没有少。新洗过的床单折痕还在，枕头和被子都在它们该在的位置，床前是拖鞋。墙上是他在姐姐的婚礼上咧开嘴大笑的照片，母亲说这张喜庆，到南大街的巨星洗印社放大成三十二寸，镶到镜框里挂进他房间。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长篇小说《修道院纪事》还在书桌上。这是他最喜欢的几部小说之一，每一个他住过半年以上的房间都会有这本书。
洗了个热水澡，躺到床上，打算在脑子没乱之前想想明天一早就得交稿的专栏。《京华晚报》的小白给他短信：明儿都大年三十了，咱这债可不能再拖了。作为责编，小白是个好同志，充分体贴初平阳的苦衷：你忙着买票，那我不催你；你忙着收拾行李，我也不催你；你忙着赶火车回家，我还不催你；现在你该到家了，总该忙活专栏的事了吧？要是本期报纸开天窗，我老人家被老板开了，直接买票到你们家吃去。
可是还有什么好写的呢？他的专栏主题是“我们这一代”，就写70后这一代人。你觉得什么好玩什么值得写，你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半个月一篇，小白说，我可以把版面给你留着，但发版前三个小时你得给我，总得让我看看有没有错别字，再让领导把把关，咱们不能随便犯低级错误。一晃一年多写下来了，不是个小数目。他给自己的要求是，好玩固然要写得好玩，但必须找到真问题。这一年来，他每天都在琢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这拨同龄人，当然，更得盯着自己看，看哪些是大家共同的问题，看一天到晚我们忙忙叨叨的都是什么，想的是什么，焦虑的又是什么。一个问题提出来，总得有一半的人点头你这文章写得才算有点意义。因为这个专栏，他被“意义”追着跑，他觉得自己已经患上了高雅的“意义焦虑症”。
听到跟他乘坐的那趟火车有关的消息已经到了中午。沸腾的人声从楼下漫上来。
他睡着了。想找一个像样的意义有多么难。他躺在床上手指点着脑门，困倦袭来，头一歪睡着了。在火车上他从来睡不好，戴眼罩也不行。他被嘈杂声吵醒，十二点十分，很多人在楼下说话。初平阳从床上坐起时下意识地往两边找，找了半天也不知道要找什么，等他迷迷糊糊地穿上拖鞋，猛然想起来，他在找梦。睡着了的两小时二十七分钟里，他这个课间十分钟打个盹儿也要做梦的人，竟然一个梦都没做。在他的记忆中，在进入新世纪的这近十年里，在他待过的很多个地方，在他睡过的许许多多个房间里，这是他头一次睡了一个空白觉。
老何早已经离开。老头子很高兴在初医生夫妻俩远走他乡之前又来了一次大和堂，他更难过，因为大和堂从此不在了，下一次见到初医生是在什么时候谁都说不好，而大和堂跟初医生对运河上下的人来说如此重要，如果他能够代表方圆三五十里的水边人家，可以并且具有挽留能力的话，他会堵在大和堂的门口，不让他们出花街一步。当然，他知道别的事情一定也很重要，那是初医生一家共同做出的决定。所以，虽然他每天一醒来就不住嘴地唠叨，但现在他其实不知道说什么好。初医生说，那就什么都不要说，顺其自然，地球是圆的。他查看了剩下的草药，临时给老何开了几服治疗风湿和关节炎的药。在水边，年纪大了都躲不掉这些毛病，可能死不了人，但严重起来比死了还难受。当然是免费，从他们决定离开花街的时候，剩下的针药全都免费送给了病人。仁者医。应该的。他还让老婆从他带不走的衣服里，找了三件合适的、体面的，送给老何。
送老何上船的时候，初医生忽然说：“我说老何，你刚才说到你儿子的事，我有句话，供你参考。咱们一把年纪，黄土埋半截的人了，放到哪儿也不过是个活着，年轻人的路如果帮不上忙去开辟，咱们不能挡着道儿。让他们闯去。天下好地方多得是，哪里不比咱这两间破屋大。你说是不是？”
“初医生你都说话了，我听。”老何站在船上，雨还在下，远处有雷声和闪电，“我这回去的路上就好好想。我烧鱼汤等着你哪。”
等初平阳下楼时，雨已经停了，阿尔巴尼亚卧在楼梯口，看见他，摇摇铃铛跑下了楼梯。父亲的诊断桌前围了一圈人。他在楼梯上就听见一个男声高过众人，“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翻来复去重复同一句话。初平阳越过一圈人头，看到一张狂乱的脸，头发凌乱，胡子拉碴，一身泥水，两只眼睛血红，因为恐惧，他全身都在哆嗦。就算十年没见，他也能一眼认出来那是铜钱，东大街上的一个傻子。围观的人除了铜钱的父母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其他的都是东大街和花街上的街坊。米店老板孟弯弯的老婆先看见初平阳，尖声叫道：
“呀，北京人儿回来了！”
大家都转脸看他，搞得初平阳觉得回家回错了地方。他赶紧向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一个个问好；都打过招呼了，他才觉得自己重新是个花街人了。他正打算跟铜钱叫声哥，铜钱瓮声瓮气地先说话了：“平阳，你从北京回来啦？”连初平阳都认识了，大家以为铜钱正常了，谁知道铜钱接下来说，“平阳，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平阳，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铜钱的母亲说：“初医生，要不再扎一针？”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嫂子，该扎的都扎了。”初医生说，“铜钱受刺激太大，要等会儿才能稍稍平复。家里镇定安神的药已经没了。”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被雷盯上了，这可怎么办？”铜钱的母亲说，这个每天在老歪杂货铺门口卖菜的胖老太太，一着急身上的肉就乱颤。“他会不会更傻？”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铜钱的姐姐叫同意，她说：“妈，说什么呢你！咱们铜钱要傻，会想到外面去啊？”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初医生老婆看看丈夫，商量说：“要不，我给他召一召试试？”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初医生不吭声。
孟弯弯老婆说：“阿姨，你召一召。你召一召肯定能召回来！”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同意说：“铜钱，你住嘴！”
铜钱咧开嘴要哭，委屈地说：“我说的是真的。我把火车弄坏了，雷真的就追过来了。”
这个铜钱，比初平阳大六岁，初平阳记事起，他就傻，脑袋被猪踢了。这在四条大街上多少年里都是笑话。曹平凡家的一头猪竟然养了五年。那是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那时候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主要还是乡村，除了少数人到河北岸的城市里上班，种地的种地，养猪的养猪，跑船的跑船，打鱼的打鱼。到十五年前，四条街就完全不再是乡村了，成了淮海市的郊区，庄稼地上建了工厂、企业和各种名目的房屋，四条街上的人都有了城市户口。进入新世纪，市区南扩，四条街已经成了正儿八经的城区，离新建的市中心坐公交车也就五六站路，四条街上的人说起自己的地盘，已经习惯了说“咱们市区”。三十年前，曹平凡家养了一头猪。全家人都是慢性子，养猪也拖拉，别人家的猪三五个月就出栏，长个两三百斤拉出去卖钱，曹平凡家不这样，懒得卖，就晃晃悠悠养着，想养出个神话来。如果照五个月要出三百斤计算，一年起码都长六百斤，四五年下来，能把猪养成大象。反正是长肉，多养一天就多长一天的肉，着什么急卖呢。他们一直养着，的确养得很大，那头猪站起来扑扇耳朵，整个圈都乱晃，像头牛。但五年下来，因为猪把他们最小的儿子铜钱的脑袋踢了，只能卖了，上了秤，曹平凡都哭了，比儿子被踢还难过，只有五百三十二斤，离一头大象还很远。他忘了猪长到一定程度也累得不愿长了，不能因为你按比例喂，它就照比例长。
铜钱四岁时一个秋天的下午，五百多斤的猪躺在圈里打瞌睡，他从栅栏的空隙里钻进去，蹲下来给猪抓虱子。他抓得很认真，像他奶奶给他抓虱子一样仔细，脑袋凑到猪后腿前，两眼瞪得溜圆。很可能猪做了噩梦，反正它突然就跳起来，尽管因为肥胖跳得很艰难，还是跳起来了，后腿往后猛地一扒拉，结结实实地踢到铜钱的小脑袋上。铜钱一个仰八叉，前脑门被踢，跟着后脑勺撞到喂猪的石槽上，两眼一翻不动了。等曹平凡的老婆喂猪时，看见小儿子和猪睡在一起，头上有两处流出了血。那猪醒来发现可怕的事情只是个梦，走两步平复一下情绪又睡了。因为对孩子用了暴力，证据确凿，连邻居们都不能容忍曹家再把这头猪养下去，只好卖掉。卖前给它灌了一肚子糠菜，也就五百三十二斤。但是，等铜钱头上的伤好了，他们发现，小儿子跟过去不一样了，经常两眼不在一个焦点上，吃东西时嘴角总是留条缝，让饭菜出来让空气进去，一笑会往外流口水，说话时舌头早早地就往后拽，虽然发音时鼻腔共鸣相当好，但说出来的都不是好消息。
四条街上的人都说：“完了，曹平凡的小儿子被猪踢傻了。”
从那时候一直傻到现在。
初平阳看见母亲从口袋掏出两枚一块钱的硬币。他知道母亲要干什么，如果是两枚袁大头或者铜钱会更好，是真正的那种铜钱，孔方兄的那种。这种事三十年里见母亲做过好多次，开始只是觉得好玩，后来开始怀疑，现在，不怀疑也不赞成，姑且听之任之。母亲让周围的人都让开，她把两手放到铜钱的肩膀上。“铜钱，乖，听阿姨的话，别动。”母亲对所有受到惊吓的人都说“乖”。铜钱真就不动了。母亲将一枚硬币放到铜钱的正头心，另一枚捏在自己手里，她闭上眼，口中念念有词，捏着那枚硬币围着铜钱的脑袋转圈。从头顶开始转，一圈圈往下绕：绕着脸转，绕着肩膀转，绕着胸部转，绕着腰转，绕着坐在凳子上的屁股转，绕着腿转，最后绕着脚转；转到铜钱胸部时，她的胳膊够不过来，只能捏着硬币绕着铜钱走，走着转圈；转完了脚，然后重新从脚往头上转；一枚硬币转完了，换了另一枚硬币同样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转一遍。都转完了，母亲大喊一声：“水缸！”大家都去找水缸，大和堂里根本就没有水缸。初平阳愣愣神，抱一个金鱼缸冲到母亲跟前。母亲睁开眼，满头满脸的汗，她长出一口气，将两枚硬币丢到了金鱼缸里。四条肿眼泡的大金鱼看见硬币晃晃悠悠地往水下沉，吓得躲到鱼缸一角，四条金鱼并排盯着硬币看。
母亲说：“铜钱，你再说说，雷追到你哪儿了？”
铜钱果然就镇定多了，说：“雷追到我脚后跟，我的腿，左腿，就跟被人抢走了一样，被撕下来，就没有了。我成了瘸子，我想跑，扑通跌到泥水里了。”
母亲说：“雷为什么要追你？为什么不追别人？”
铜钱说：“我把火车弄坏了。我把大石头抱到铁轨上，我想让它停下来，我把石头放上去，火车就坏了。坏得一动不能动。我就想让火车停下来，不是要让它坏。我就跑，雷就在后面追我。”
母亲说：“儿子，就是你坐的那趟火车。”
曹平凡把细脖子伸过来，问：“平阳，你坐的那车真坏了？”
“不知道。”初平阳说，“停倒是停了，半天没动静。”
“那你怎么回来的？”
“爬窗户，先走路，再坐船。”
“他爸你看，”曹平凡老婆叫起来，“铜钱好像没事了！”
终于有了好消息，大家重新围上来。铜钱的脸色和眼神的确有所好转，不像刚才那么暴烈惊惧，现在有点儿蔫，害了一场大病似的，腰杆塌下来，一个劲儿地想往下出溜。孟弯弯老婆说：“你个臭铜钱，没事儿你拦什么火车呀你？你以为那是驴拉的，要停就停啊？”
铜钱翻着白眼说：“我想坐火车到世界去。”
大家都笑了。就你铜钱，还坐火车到世界去？世界在哪儿你知道吗！不过这事不重要，重要的是铜钱现在没问题了。初医生给他扎了针，初医生老婆给他施了术，功劳该算在谁头上呢？
“当然是我们家老初，”初平阳母亲说，“起码他没扎错地方。这是科学的胜利。”
初医生笑笑：“算平阳他妈的。”
这是老两口多年来的交流风格，以貌似不拆台的相互拆台为乐。初医生从来都瞧不上这些歪门邪道，一旦有人请他老婆出去搞点类似的“迷信”活动，他就在她出门前开玩笑，记着，别说你跟大和堂有啥关系。他老婆就说，大和堂是个什么地方？我只知道太和殿，在北京，我儿子带我去看过。看不上归看不上，初医生也不会把它一棍子打死，人世间的确有很多我们解释不清的东西。爱因斯坦聪明成那样，也有很多事情弄不懂，想找个神来问问。拿中医来说，很多西医也瞧不上，望闻问切，都什么呀；他们认为中医有太多的经验之谈，很多时候跟着感觉走，感觉这东西科学吗？中医从来都理直气壮地反驳，当然科学，只是这种科学你们理解不了而已。初医生既懂西医，也行中医，他端得好这其间的分寸，已经不跟自己打架了。但是，对招魂、请个笔仙、用杯子碗问个吉凶等迷幻之术，即使他想不明白，也依然持保守态度。老婆倒也无所谓，这东西她也说不出成花成朵的大道理，就算能说，肯定也不正大周全，所以非不得已她不会在医生丈夫面前露这手。
铜钱的确是安静了，两眼里狂躁的血丝逐渐退去。这个铜钱天生爱招雷电，二十年前招过一次。那一年运河上下出了鬼，一个夏天雷电交加，简直就是自然界的一场盛大的焰火表演，光南大街上的直径接近一米的泡桐树就被劈了五棵。闪电的高温让泡桐树的汁液沸腾，如同树的血管膨胀爆裂，五棵泡桐被一分为二、为三、为四。那个夏天铜钱将大裤衩提到胳肢窝，一手握着生锈的铁铲子，一手端着曹平凡平常喝水的大搪瓷茶缸，在每一棵树下认真地找知了猴洞。他天生一双好眼，入土三分，只要地表面稍有风吹草动，他就知道一铲子下去能挖出几只知了猴。他弓下腰，把铲子插入运河南岸紫穗槐根部潮湿的泥土里，一道闪电贴着他的后背划过。他觉得那是哪个家伙拿铁铲子，在他脊梁上拉出了一条血口子，灼痛过十秒以后才想起来惊叫。从河北买黄豆回来的蓝麻子正好经过，看见铜钱的头发全都直直地竖起来，正丝丝缕缕地冒着青烟。豆腐坊的蓝麻子说，傻子都命大。只是擦着他脊梁过，要是随便从哪个地方进了身体，傻子就再也见不着了。
也是在那个夏天，福小的弟弟景天赐在运河里游泳时被闪电吓出了毛病。想起天赐如同想起一道闪电，初平阳在驱赶掉这个念头的两秒钟内，算出了从天赐之死至今的漫长时间，一共是十九年。他要避开这漫长的十九年，他问铜钱：
“你想到世界的哪个地方去？”
“到世界的世界去，”铜钱疲倦地说，“就跟你一样，远得几年不回一趟家。”
街坊们在寒暄时听到这句话，嘲讽如同关爱，哎呀，铜钱跟个大人物似的，整天惦记着到世界去呢。曹平凡一家人对此笑笑，自从铜钱被猪踢成了傻子，三十三年里他们已经习惯了别人对儿子善意的取笑。他们一家人和四条街的邻居一样，只要不出意外，对铜钱说过的任何一句话都不愿放在心上了。在大和堂里，上心的只有初平阳，当铜钱再次重复“到世界去”时，他的头脑里一亮，专栏有了。阿尔巴尼亚爬到他脚上，初平阳抱起它，跟铜钱和邻居们打了招呼就上楼。本来他应该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尽职地就首都各方面的问题答乡亲们问，同时恭敬地接受他们对远来游子的嘘寒问暖，但是现在，他抱着长毛狗上了楼，进了房间坐到书桌前，打开电脑。
这一坐下，基本上就没站起来，除了中间下楼吃了一顿午饭、一顿晚饭，去了两趟厕所。中间母亲还送来两杯茶水、一个苹果、一只香蕉和一条淮海市晚间新闻。等他写好专栏，离开电脑走到北向的窗户前，黑夜已经来到花街：城市的万家灯火次第点亮，从河北岸大兵压境而来，正在跨越运河；运河被两岸的灯火照耀，水面犹如一张起伏荡漾的画布，泼满了细碎癫狂的油彩；石码头上有人走动，影子被路灯从一边拉到另一边，胖瘦不等，忽短忽长。
到世界去
写这个专栏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趴在我的脚面上；三年之后我重回故乡，这只长毛狗很快认出了我。铜钱此刻也在楼下，他因为要拦下火车而遭到雷击，受了惊吓，两眼像吃了生肉一样血红。我父亲给他扎针，我母亲为他施了法术，科学和迷信并用后，他恢复了常人的肤色和眼神。傻子中的常人。他陈述雷击的感受时说，那是有人偷走了他的一条腿。可以想象一下，雷击的感觉在一瞬间如同消失，由充满导致的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摔倒在泥水里。毫无疑问，这是一系列巧合，在他放下石头准备让火车停下时，火车碰巧出了故障；在他准备逃跑时，一道闪电碰巧经过他脚后跟，但这个傻子以为是他弄坏了火车，以为闪电来袭是火车在向他报复。在我们这个刚通火车的地方，对一个没见过几次火车的人来说，火车可能具有的力量你不知道究竟有多大，包括某种通灵似的力量。他的确是个傻子，小时候被猪踢坏了脑袋，他大我六岁。
有意思的地方不在铜钱是个傻子，也不在他拦火车和被雷击，而在，这个傻子想到世界去。街坊们为他这个想法笑了，个傻子，也想到世界去！但我呆立一旁，瞬间仿佛也遭了雷击——傻子也要到世界去！
请允许我说一说铜钱，我叫他哥。多少年里他都站在路边，要么被别人取笑，要么没有人理。冬天里他如果不去擦清水鼻涕，两只手在化冻之前都不会从棉袄的袖筒里拿出来；到了夏天，他总是把裤子一直提到胳肢窝，为了防止被别人扒下来。四岁被猪踢了以后，很多年里大人们都以从身后猛地褪下他的裤子为乐，直到有一天，他的裤子被住在西大街的兽医朱永久褪下来，吓哭了迎面走过来的两个年轻姑娘。那两个姑娘现在早成了中年妇女，孩子都快结婚生子了，但那时候她们还年轻，头一次看见男人两腿之间毛发峥嵘，像个黑色的鸟窝，当然，还有猛然壮大的男根，她们就哭了，捂着失去贞操的双眼跌跌撞撞地跑，差点撞上对面开过来的拖拉机。朱永久因此被在场的中老年妇女骂得狗血淋头。他也没想到铜钱突然之间成了男人，这个他妈的傻子啊，都长齐全了也不吱一声。现在朱永久得了肺癌，正托人向法院起诉西大街旁边的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大楼，他说因为这栋十二层楼，拆迁、挖掘、施工建设，一年多里尘土飞扬，让他染上了肺癌。他们家饭桌上每天都能擦下的一层灰尘可以为证。再没有人从背后扒铜钱的裤子了，但他还是谨慎地一直提到腋下，他的裤子必须跟花街上的裁缝林婆婆定制，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穿如此之高的高腰裤。他依然习惯站在路边，漠然地看着来往的行人，但见到我，他就咧开嘴笑，说：
——平阳，回来啦？
这些年，我从小学回来，从初中回来，从高中回来，从大学回来，从教书的大学回来，从北京回来，他见着我都会说：平阳，回来啦？他从来不问我是从哪里回来的，但他显然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刚才我去楼下看他，他还在弄坏火车和雷击的恐惧中没有出来，但他说：
——平阳，你从北京回来啦？
谁告诉他我去北京了？他怎么知道我就是从北京回来的？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我去了外面的世界。
“世界”这个宏大的词，在今天变得前所未有的显要。我相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放话“解放亚非拉”的时候，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充分：那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提及“世界”只是在叙述一个抽象的词，洋鬼子等同于某种天外飞仙，而现在，全世界布满了中国人；不仅仅一个中国人可以随随便便地跑遍全中国，就算拿来一个地球仪，你把眼睛探上去，也会看见这个椭圆形的球体的各个角落都在闪动着黑头发和黄皮肤。像天气预报上的风云流变，中国人在中国的版图和世界的版图上毫无章法地流动，呼的一波刮到这儿，呼的一波又刮到那儿。“世界”从一个名词和形容词变成了一个动词。
在花街，在我小时候，世界的尽头就是跑船的人沿运河上下五百里。一段运河的长度决定了我父辈的世界观。跑船的老大和水手们带来远方的消息、零食和礼物，偶尔还带回来皮肤姣好的女人，他们说到连绵起伏的山，说到漫无边际的海，说到比我们市更高更大的楼房时，我们想，哦，那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的尽头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在我念大学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江西，那是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和三个朋友去寻找一个女孩。迷路、饥饿、流浪，举目无亲。没找到，我们沉浸在挥之不去的失望和忧伤里，同时我们也空前地兴奋：世界竟如此之大，任我们怎么走下去它还有。现在，我们四个人和要寻找的那个女孩，每一个人曾走过的地方都比江西要远得多。据我所知，即使现在他们有的人已经停下来，他们所到之处也大大超过了父辈们的想象；而只要他们还愿意，无穷大的世界就可以随时在他们脚底下像印花布匹一样展开。
的确，我们赶上了。可以出门念大学、读研究生、进修、工作、做生意、当兵、当兵之后的转业和提干，可以到任何一座城市打工，可以到国外劳务输出，可以留学、申请绿卡、变成外国人，当然，还可以全世界地杀人越货专干歪门邪道的事。据我父母的“情报”，仅在我故乡的四条街上（我说的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方圆三公里内，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在本地没有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如果他不是小时候曾被猪、驴或者马踢过脑袋，如果他的身心足以鲜活得上蹿下跳，他一定在外面的世界上跑——近到两百五十公里外的海陵市，那地方靠海，沙滩漫长，传说有的岛上住着很多猴子和神仙；远至地球的对面，那里的人黑的很黑，白的很白，说着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花街人听不懂的鸟语。
四条街上的年轻人如今散布各处。中国的年轻人如今像中子一样，在全世界无规则地快速运动。此情此景，花街上的老同志经常抱有疑问：世界究竟有多大，能让你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马不停蹄地跑？他们怀疑你在一个无穷远的地方如何存活下去，吃米饭还是馒头？喝水吗？猪肉和鱼都从哪里来？那里有多少田地可以种出芹菜、芫荽、蒜苗、豆角、土豆、茼蒿、冬瓜、韭菜、茄子、丝瓜、山药、萝卜和大葱？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不相信一架钢铁制造的巨大房屋可以在天上连续飞上十三个小时之后到达美国的城市芝加哥，那么重的东西怎么可能不掉下来？你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铁盒子里，能放心地睡安稳？多科学的解释他们都认为是扯淡。现在，继本地开通火车之后，“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竞争力”，在另一位伟大人物的故乡，离花街三十公里外的一个区，即将建成一座现代化的机场。从机场挖出第一锹土开始奠基的那天起，我们四条街上就一拨拨自发组团去瞻仰，他们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就能跟世界建立起了联系。
我爸早年在海陵学医，在此之前因为车船免费，混进了大串联的队伍里，到过上海和北京。尽管那时候南京路和长安街上没几辆车在跑，父亲也算是见了世面的人。我妈生在比当时的花街还乡下的乡下，串联没她的份儿；在我决意去北京之前，她见过的最大的城市就是三百公里外我姐姐嫁给我姐夫的那座城市，所以，她对我去北京直犯嘀咕，那么大（她当然知道北京很大），远得不知道在哪儿了（我妈对地图的理解局限在运河地区，她必须以运河为坐标才能判断出东西南北），咱儿子能行吗？我爸连回忆加虚构，把近半个世纪前的北京搬到现在的首都，说得像家门口一样熟悉，我妈才勉强战胜了自己的恐惧。为了让自己更踏实一点，她每天晚上都跟我爸抢电视遥控器，我爸要看本地新闻，她要看北京台的新闻，天气预报也不放过。而现在，我妈每次回乡下给外公外婆上坟，回来都要感叹：
——都出去了。都出去吧。跑得越远越好。
她说的是村子里空了，年轻人都出门打工，到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宁波和北京。待在家里的都是老弱病残，每天通过电视、电话和手机短信想象远在世界上的亲人。尽管他们和我妈一样，头脑中缺少完整的中国和世界地图，但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一事实：到世界去。必须到世界去。如果谁家的年轻人整天无所事事地在村头晃荡，他会看见无数的白眼，家人都得跟着为他羞愧。因为世界早已经动起来，“到世界去”已然成了年轻人生活的常态，最没用的男人才守着炕沿儿过日子。
无法想象的，无法理解的，现在是最基本的现实。现实总是正确的，于是所有人都知道要到世界去。如你所知，世界意味着机会、财富，意味着响当当的后半生和孩子的未来（我所了解的三十来岁的打工者，倘若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他们的异乡打工生涯多半计划在五十岁之前结束，挣够了辛苦钱，以便供养孩子、老人和自己的后半生），也意味着开阔和自由。后者往往被我们忽略。
生存固然是我们活着的第一要务，不过我们一定也知道，在当下无穷动的年轻人中，出门，出走，到世界去，毋宁说源于一种精神的需要。通俗的说法是：出门透透气。天下氧气的成分都一样，一口气吸下去你不会比别人抢到更多的负氧离子，你抢到的只可能是更多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工业废气和汽车的屁。比如北京。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城市里，污染程度超过它的没几个，我和四条街上的伙伴们还是烈士一般尖着脑袋去了。我们在北京的天桥上打着被污染了的喷嚏，然后集体怀念运河上无以计数的负氧离子，怀念空气的清新甘冽如同夏天里冰镇过的王子啤酒，但是怀念完了就完了，我们继续待在星星稀少的北京。而在花街，每个夜晚，你抬头都会看见幽蓝的夜空里镶嵌了无数的水晶。北京不宜人居，但它宽阔、丰富、包容，可以放得下你所有的怪念头。所以，说“透透气”的时候，我们的谈论对象不是两叶肺，而是大脑。
生活可以很苦，住地下室，吃盒饭，出了门照样乐乐呵呵。我朋友的朋友，在北京付不起房租，自己用钢条、泡沫和防水材料做了一颗巨大的蛋，有床铺、书桌和简单的洗漱设备，关上门百无禁忌，他活在创造的快乐和对未来美好的幻想里。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弓腰驼背挣了两年的钱，揣在兜里去了西藏，每天除去吃睡，专职围着八角街转圈子。他说转街时自己变成一朵云，转得越久，精神上的杂质越少。一年过去，他重新作为一个最穷的人，眉毛胡子长到一起地回来了，声称挣下点钱还去。
到世界去。我忽然想起花街上多年来消失的那些人：大水、满桌、木鱼、陈永康的儿子多识、周凤来的三姑娘芳菲，还有坐船来又离开的那些暂居者。他们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从此再也不见。他们去了哪儿？搭船走的还是坐上了顺风车？
晚饭的时候我顺嘴问了爸妈。
——我要知道早就把他们找回来了。这是我妈说的。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走的你挡不住，找回来他还会走。这是我爸说的。
——老初，你是说平阳？我妈说，儿子，你就不再想想？“以色列”这名字我怎么一听到就觉得心慌呢？
——我想好了，妈。事情转到了我身上。
——那国家就是偶尔会打仗。我爸说。
——还偶尔会打仗！我想起来了，巴勒斯坦，加沙，大马士革！我妈说，你知道什么是打仗吗？儿子，你再想想。咱们的房子可以卖，你想用这钱干什么都行，咱能不能不去那地方？
我已经想好了。很久以前就想好了。事情转了一圈转到我身上。为了免掉各位读者的猜谜之苦，需要告诉大家的是，此番回故乡我是为了卖房子。我将去耶路撒冷念书，那个有石头、圣殿和耶稣的地方。我不信教，只是去念书。耶路撒冷，多好的名字，去不了我会坐立不安。
——他们坐船和汽车走，你坐飞机走。我爸说，声音很忧伤。
——那，我妈说，你会回来的吧，儿子？
——什么话！我爸用右手中指的骨节敲了一下饭桌。
——我不是担心咱们儿子嘛。我妈眼圈就红了。
吃饭吃饭。阿尔巴尼亚从我脚面上跑出去，坐到电视前。我回来了，我妈不再抢看北京台，现在播放淮海市新闻。一列火车停在电视屏幕上，火车四周是苍茫阴郁的野地。一条河贴着火车流淌。主持人用干硬的声音说：
——今天清早，从北京始发途经我市的某某次列车因故滞停一小时十六分钟。据专家介绍，本次故障系动力装置问题所致，经检修迅速排除故障，顺利抵达我市车站。在此，铁路方面特向我市乘客致以诚挚的歉意，对我市市民的理解与支持报以由衷的感谢！
火车一直停在野地里，直到主持人的声音消失，画面切到了下一个新闻。没提到铜钱，也没提到铜钱放到铁轨上的大石头。没有闪电和雷击。
——可怜的铜钱，我妈说，火车哪是你想拦就拦下的？
铜钱走丢过。三年前的夏天，他跳上一艘临时停靠在石码头的运麦子的拖船。船开动了，快到下游的鹤顶地界才被发现，他钻在遮盖麦子的雨布底下。跑船的把他揪出来，上来就是一顿猛揍，打完了发现他是个傻子，不忍心，在鹤顶又托一艘往上走的船把他带回了石码头。我妈说，铜钱鼻青眼肿地下船后，坐在石码头的台阶上撇撇嘴，突然号啕大哭。
一个傻子因为要拦火车，被雷击了，像他妈说的，会不会更傻？可是，比傻更傻究竟是多傻？我叫他哥的一个傻子，每天站在路边沉默地看人来人往，我走过他就会笑起来，说，回来啦？说话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傻。小时候他带我玩的时候，我也从不觉得他傻。这个我叫哥的不傻的傻子，他想到世界去。他不知道世界在哪里吗？他想到世界去。
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比四条街还荒远和偏僻的小村子，每天有一列火车从村庄外经过。火车从来不停，最近的一个车站也在一百多里之外。这个村庄里人人都见过火车，人人都没坐过火车，但他们知道，这每天一次呼啸着摇撼整个村庄的火车去往一个神奇的世界，那个世界像仙境一样遥远和缥缈，那里什么都有。只要你坐上了这列火车，你就能到达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村庄的人都被遥远的想象弄得躁动不安，每次火车将至，他们就站在村边的泥土高台上，看它荒凉地来，又匆忙地去，你怎么招手它都不会停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日，一个人拉着一辆平板车去野地里收庄稼，想在火车赶到之前穿过铁路，很不幸，他对时间的判断出了点误差，火车碰到了他的车尾，连同他的人一起甩到一边。火车有史以来头一回在这个地方停下来，那人骨折，无生命大碍，火车带着他到了一个陌生城市的医院为他治好了伤。他回到家，说火车真好，外面的世界真好。一个村的人心里痒得更难受。但这种方式拦火车风险实在太大，没人敢再尝试，就是坐过火车的人也不愿再次尝试。又一日，一个年轻人拖着一辆平板车等在铁路边，等火车即将从他面前经过时，他闷头拉车就往对面冲。
故事的结局是：火车的确停下来了，那个年轻人死了。围观的人一部分哭着回家了，一部分哭着继续站在那里，在想一个“到世界去”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