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力
我们就像两个任性的孩子，不停地寻找一个出口，让所有的悲伤决堤。
如果说每个人的悲伤都是一条路，那么，在终点的时候，是否会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笑靥如花地等待着带我们逃离?
若是你被人打过闷棍就会知道，棍子也好板砖也罢，打到脑袋上那一刻你只会感觉到脑壳上传来的清脆响声。若是没能打晕，疼痛才随之而来，不然只有等到醒来的时候才会感觉到从脑袋上呈蜘蛛网般开始向下笼罩的痛觉。所以我被汽车撞飞时那一刻并没有感觉到痛，只是之后没能有机会再醒来。
我死的那年是2002年10月21日，我20岁，刚开始奔三，算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年龄。
我本想离开这个城市，但发现这是徒劳，上帝似乎只愿意让我留在这里。我尝试着站在出城的长途汽车上想随汽车去另外一个城市，到出城公路上时我就从车里掉了出来，长途汽车则喷着尾气悠悠地离开了我的视线。我不甘心便想自己沿着出城的马路走出去，可似乎我的身体与城外的世界是同极的磁铁，每到即将迈出城时就会被无名的力量弹回来，我恼羞成怒地试了数次之后，只好悻悻地转身走回闹市。
我在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着，行人、汽车和狗穿过我的身体来回穿梭着，我试着测试了自己的能力，发现所拥有的能力只不过让世人不被我所影响我也不能影响世人罢了，另外例如飞天、穿墙之类一概不能，这让我觉得很是窝囊，感觉自己作为一个灵魂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权利，但细细想想灵魂应该有什么权利，却也无凭无据。
我跟着严夏一路回到他家是因为在这已经开春的日子里他却穿上了两件毛衣外加一件羽绒衣在天兰初中初二三班的教室里上课，我第一感觉是他有病，他也确实病了，只不过不是我第一感觉中的那种脑子有病。
严夏似乎是肺不好，严夏的爸爸和他说他的右肺有炎症，所以才会持续低烧感觉到冷。那晚严夏睡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睡得挺香，我走进严夏爸妈的卧室，两人反复理解和推敲着今日医生所解释的严夏的病情，最后决定第二日换家医院再去问问，随后也睡去了，只不过严夏的妈妈睡得并不踏实，夜间还起来去客厅喝了杯红酒。
第二日我依然跟着严夏去天兰初中，早晨起床后量体温是三十八度，依旧有低烧。严夏上课并不专心，这不仅仅因为他生病的缘故，从眼神中可以看出，严夏对于学习的态度就像是不饿的时候吃饭一样，若是有喜爱的菜就夹上几筷，其他的吃和不吃也没有着多大的区别。
我傻站在教室里也觉得无趣，便一个人走出教室在学校里游荡。天兰初中算是这城市的老牌初中了，教育质量是有口皆碑，不过学校的条件却跟教育质量成相当强烈的反比，被风雨侵蚀数十年后已经发黑的墙体，锈迹斑斑的铁质自行车棚，只要一个班绕操场跑一圈就可以让人觉得乌云遮日的石子铺就的操场跑道，没有座位的食堂，只有正规足球场四分之一大的无草足球场，不知道是不是校方想要潜移默化压抑学生玩乐的情绪而特意不改造，若说学校经费不足，这估计是连门口常驻的那个乞丐都不会相信的。
我本可就这样不回去，严夏怎么看来都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但是想想却也没有别的特别想要看的人，前几日我想起了自己高中时那个短暂的女朋友，本想去看看她在生活中是怎样一个人，但来到她家中才想起她已经出去读大学了，而我又走不出这个城市，随即只能作罢。
信步走到学校大门边上的传达室时我看见了严夏的爸爸正在门口登记名字，随后传达室的老头就打开了门让他进来，他进来后一路小跑来到了初二三班的门口，敲门打断了课程抱歉地叫出了严夏。
“小夏，医生说你最好要住院，班主任在吗？”
“李老师应该在办公室吧，现在就去请假？”
“嗯，一起去吧。”
严夏就带着爸爸走到楼梯口，楼梯是盘柱而上的，向上走了两层，来到一间教师办公室，办公室的门牌上写着“初二组 语文”。严夏敲门后喊了声“报告”，一个老师开了门，办公室内有四张办公桌，地上面堆着一摞摞整齐的试卷，此时除了开门的那个老师以外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
“我找李老师。”
“是严夏呀，进来吧。”坐在座位上的那个老师抬起了头说道，老师三十岁不到，长得平素，一副金丝眼镜，脑后扎着一个很随意的马尾辫。
严夏和他爸爸进了办公室后跟老师说明了原因，写了请假条，严夏又回班级整理好了书包，两人就走出校门拦了辆出租车。我想了想也坐进了出租车，这次我自然没无故从车中掉出来，这让我更为相信上帝是个滥用职权的人。
严夏来到的是区人民医院，我记得自己生前生病大多也是来这个医院就诊，但不知道我死前的急救是不是在这里，对于自己是怎么变成灵魂这一复杂的过程我全然不知，当我发现自己是灵魂的时候我就在生前自己的家中坐着了，并且一发现自己的存在就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灵魂了，就像那根突然出现在卡布奇诺中的薯条一样，如此说来我的脑子从我意识到自己是灵魂之时就应该是不对的了，只是当时觉得理所当然而没有多想罢了。
医院每天都跟商场搞促销特价一样人头攒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医院和超市差别不大，只不过是一个付钱后从商场拿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另一个是付钱后让医院拿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只是医院从来不搞促销特价。
严夏和他爸爸下了出租车后挤过医院门口的人群，路过了门诊部，进到位于医院深处的住院部，住院部的大门口有着传达室，里面的老人漠然地看着眼前走过的人，严夏的爸爸上前问老人呼吸道科的病房在哪，老人伸手指向其中一幢红色建筑，干巴巴地说了声“五楼”。
严夏的爸爸转过身把拎在左手上的严夏的书包换到右手，然后用左手指了指刚才老头指过的那幢病房楼，随后向那幢楼走去。
“我的病严重吗？”快走到那幢病房楼时严夏望着爸爸问道。
“医生说从片子上看是肺部发炎，住院检查方便点，没事的。”
“哦。”
严夏就这样住进了病房，病房在五楼，门牌号是4521，六号床位，其他五个床位上不是老头就是老太太，这似乎让严夏有点失望，且住在这个科室的病人都患有呼吸道上的疾病，时不时有人咳嗽、咳痰，严夏自然对他们难生好感。
我自然不会一直待在严夏身边，看着一个持续低烧的病人发呆毫无乐趣可言，但我依旧每日会来医院看严夏，有时晚间也就在严夏的床边趴着睡觉，这全因为我无处可去，既然跟了他好几日了，索性就继续跟着好了。
一周下来严夏依旧低烧，病情毫无改观，医生把退烧药塞入严夏的肛门，烧就会退下去几小时，然而不多时体温又会回升上来，医生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措施，只是每天给严夏吊点滴，每天吊三大瓶，要五小时才能滴完，这样的结果只是让严夏一天跑去厕所小便七八次，并且严夏跟爸爸妈妈抱怨小便中都是药的味道，让人恶心。那些奇奇怪怪的物质从严夏手上的静脉流入，然后在他身上绕来绕去最后转到膀胱，等待一小段时间严夏去厕所打开龙头，他们就流进了小便池。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浪费，但我想作为医生即使知道这并没有作用，但总还是要做点什么才好，这可算作是一种心理疗法，不仅医疗患者也可以医疗医生自己。
严夏转院那天下着春雨，淅淅沥沥的。生前我就蛮讨厌下雨，尤其是绵绵不断的春雨，阴阴潮潮的，感觉流在自己血管中血液都会长出蘑菇似的。但这样的春日却是鲜美的春笋最多的时候，所以生前讨厌春雨，但因为有着春笋的存在好歹可以抚慰情绪上的烦躁。而如今只是灵魂的我自然无法进食，于是对这春雨的日子也就只剩下了不满。
转院的时候严夏的爸爸和严夏的主治医生吵了一架。
“为什么要转院，这里治得好好的。”
“我儿子现在跟两周前来没什么两样。”
“这个病不能急的，要靠养。”
“每天就挂挂盐水，屁股里塞塞退烧药，塞一下，烧退一退，过会儿又升回来。”
“发烧没办法的呀，你儿子肺里有炎症。”
“我去市二医院问过了，等肺里的囊肿破了就来不及了。”
“就是要等那囊肿破了，然后慢慢吸收就好了。”
“市二医院的医生说要马上穿刺，把囊肿里的脓抽出来。”
“这是可以。”
“可以为什么你们不做？”
“……”
“你们医院没本事没技术干吗不说？”
“你别乱说话，你又不是医生，懂什么？”
“没本事还拖着病人，也不告诉家属实情，快给我办转院手续。”
“转院不是想转就可以转的。”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烦，快给我办，若我儿子有什么事，我绝对跟你们打官司。”
最后在严夏的爸爸摔了那个医生的一个茶杯之后终于办好了转院手续。严夏上了车，我没怎么想也跟着坐了上去，走出病房楼时春雨透过了我的身体落到地上，但我浑身仍然有着一种潮湿的感觉。春雨不大却很密，可以听见车轮胎经过路面水坑中时溅起积水的声音，前车窗的雨刮器来回地刮动着，扫出了一个半圆形的视野，十字路中的红绿灯看不真切，只是一团团红色或者绿色的团影，车总开不快，这样的城市已有太多的车，像毛毛虫一般各有目的地蠕动着。
在一处十字路口因为红灯停车等待，我透过车窗看见路边商铺的屋檐下有一对情侣，女子大红色的围巾在这样阴霾的空气中显得有些刺目，男子则是围着一条藏青色的围巾，男子打开手中的雨伞似要离去，女子用戴着毛线手套的双手捧过男子的脸，把双唇印在了男子的双唇上，一秒半后分开，随后男子把伞举过头顶进入了雨中。车中只有我看见了这件事，大家都很忙。
一小时以后严夏住进了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病房，三人病房，较新的储物柜，还有敞亮的窗，这多少让我忘记了春雨所带来的不快。严夏被送至病房后并未来得及欣赏，确认了名字后便倒坐在有靠背的木椅上，脱去了上衣，双手交叠摆在椅背上。护士在他面前给他的左手挂上点滴，身后的医生则拿着手提式的B超在他背上左右滑动探查着，仪器的屏幕上出现了黑白色很专业的图案，另一个医生站在一旁跟众人解说着。总之，严夏来到新的病房后还未躺上病床便先要做一次穿刺，并且听医生的口气似乎有着危险。
严夏听后只是点点头，眼神中倒也没半点不乐意。严夏的妈妈在一旁不自觉地咬着嘴唇，满脸紧张。医生用酒精和碘酒消毒后，用一根细长的针筒在严夏的背部注射了局部麻醉，我盯着严夏的眸子，从他瞳孔的收缩中看见了疼痛，未打点滴的右手狠狠地抓着椅子靠背最上面的木杠。医生注射完麻药，用带着白手套的手指在严夏背上比画了几下，再用指甲在皮肤上印出了个“×”，随后接过了护士递来的另一副注射器，这副注射器的针管和给篮球打气的打气筒针管一般粗，针筒则大如中号的火腿肠。
严夏的妈妈看到如此型号的注射器，不拎提包的右手紧抓着右大腿处的裤子，指尖关节因过于用力已经发白。严夏的余光也瞥见了那个针筒，但我没从严夏的眼神中看出恐惧，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不畏惧还是一种顺服羔羊般的根本性妥协。医生把针尖对准了“×”的交点，但并不是扎进去，如此粗的针管又如何扎得进去，医生用的是钻，一点点的把针管钻进了严夏的后背。严夏皱着眉头，我想虽然打了麻药，但他依然感觉不好受吧。
严夏的妈妈不忍心看，把头扭向了一方，但似乎感觉若不看则没尽到作为母亲的责任，于是又把一只眼睛瞥了过来。医生估摸位置对了，便在针管末尾套上了空心橡皮管，在橡皮管的另一头连上了那只大号的针筒。医生慢慢把针筒向后抽，一些夹杂着黄色的、棕色的、粉红色的、黑色的脓状液体就流入了针筒内，我看着严夏的脸，发现他脸上的血色正在一点点地褪去，右手依然紧抓着椅背的木杠。
严夏的妈妈看见那有些色彩斑斓的脓液再也忍受不住，转身退出了病房，站在一旁的严夏爸爸也皱起了眉头，夹在腋下的公文包也因为用力过大而有些变形。医生待脓液流满了针筒后用夹子先夹住了橡皮管，把针筒中的脓液注入先前准备好的空盐水瓶中，一旁的护士倒了一些到培养皿中，盖了起来放在药品车上。
就这样，医生从严夏背内抽出了两管半的脓液，当医生给严夏贴上了纱布告诉他完成了的时候，严夏的脸和嘴唇已是一片苍白，有些虚脱的他在护士的帮助下穿上了病号服然后躺倒在了病床上，严夏的爸爸上前看着儿子，严夏露出了一个苍白无力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