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们面面相觑，都不吱声。鲁尔经济区内的土地，属于国王置地的占了大约10%，主要是企业、矿山、码头、公用建筑、道路用地，其余90%的周边土地还归属于当地地主，尤其是现场这些议员。
谢绾又一拍桌子，
“你们不授权鲁尔经济区当局使用武力维持治安，我当然不能使用武力。那我就彻底中立，以尊重鲁尔地区议会的权威。不管发生什么，我绝不干涉任何暴力行为，说到做到。不管是银行、企业、农庄、建筑，如果有人觉得自己的财产是合法合理所得，那就请自己保护。”
接着他对杜福尔-伏龙斯喊道，
“把我们的保安安排到国王置地的资产项目中去，可以攻击冲进来的流氓，但绝不能攻击街上的民众。准备马车，我回鲁尔堡睡觉。”
谢绾装作撒手不管其实也实属无奈。
鲁尔经济区管委会的保安部队的兵力名义上就一个排三十人，根本不够分散到各个机构上去。此时应该采用的办法，是上街主动出击，集中打击领头的流氓，打掉事件恶化的趋势，驱散街上的人群。但如果议会不授权，就只能分散防御，保护私人财产。
谢绾只期望这些议员比较胆小，能站出来要求维持治安。
有些比较中立的议员也确实觉得，事情演变下去很难说那帮流氓还是不是只攻击犹太人，于是开始劝说那些坚决支持反犹行动的议员。但接下来的事情令谢绾十分愤怒——议会表决结果仍然坚持不肯授权给管委会使用武力。
无奈之下，谢绾只好让杜福尔-伏龙斯和刘乾相分头安排保安力量，跟撒胡椒面似的尽量分布到所有可能遭袭的机构中。在离开鲁尔地区议会厅时，谢绾恨恨的瞪了一眼这栋三层建筑，心中暗骂，
“老子总有一天要烧了这个破地方，让你们这帮垃圾永远也不敢张嘴。”
正是由于此类掣肘因素和消极态度在德意志地区非常普遍，使各地无法有效遏制事件恶化；而由于维新派的深度参与，这些流氓的行为还呈现一定组织性和策略性。有些地区的警察部队在准备好打击他们的时候，他们突然取消行动，当警察撤退时，他们又钻了出来。这使本来就莫衷一是的各地行政当局更加有了不作为的借口，纵容事件的进一步扩大。
只有个别地方比较坚决的保护犹太人。巴登大公路德维希把大炮都拖到卡尔斯鲁厄街头应对骚乱，他本人也高调的住进了当地一位著名的犹太人家中，这才稳住了卡尔斯鲁厄局势。但这对全国性的反犹浪潮于事无补。
在整个西部德意志中，由于谢绾的开放和犹太金融家的强势，鲁尔经济区和法兰克福是犹太人势力最大的两个区域，也是这次反犹行动的重灾区。
在鲁尔经济区，奥斯瓦尔德的警察顾此失彼，谢绾的两百多兵力被分散到四个城市，七十多处建筑，这导致各处保安力量都不足。即使如此谢绾还是要求谨慎使用火枪，这使得在此后的半个月中，有两家银行，六家工厂和二十多家商店被抢劫，一家工厂被烧毁，一名犹太人被打死，十多名犹太人被打伤，还有多名安保人员受伤；而法兰克福就更惨，谢绾从报纸上看到，犹太街被流氓们闯入，大量商店被抢劫、纵火，犹太人被殴打驱逐，死伤无法统计。
除了街头行动，舆论也对犹太人非常不利。大量维新派人士，尤其是大学生和教授支持这场反犹活动，其中激进者甚至要求驱逐德意志境内所有犹太人，街头更是充斥着各种反犹标语，还有大量言辞攻击亲犹太势力是叛国者。这使得以保王派为首的亲犹太势力十分被动。谢绾一直以来对舆论都非常忌惮，他命令保安部队一定要克制，这使他在这次舆论战中并未露头，维持了中立的形象。
不到两周时间，谢绾已经损失巨大。为了应付因为银行被抢而引发的挤兑潮，在罗斯柴尔德无法提供资金的情况下，他已经拿出了几乎所有积蓄，并获得了管委会的几位大资本家成员的坚决支持，接受他以企业股份质押借款，这才勉强度过难关。
不过，已经经历好几次生死关头的谢绾，虽然面对官僚和权贵很猥琐，也不是一群流氓能随便欺负的。应付挤兑潮期间，谢绾脾气十分暴躁，在发现了反犹流氓喜欢晚上聚众闹事后，他只阴狠的蹦出两个字，
“找死。”
于是每当夜间突发聚众抢劫事件时，落单或者酗酒的流氓总会突然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谢绾已经密令刘乾相，为了不激化事态，不要使用火枪，不要让尸体出现在大街上，直接用铁棍打晕或者打死拖走；夜间行动抓住的人绑在远东部队的坐船底舱，待事态平息后全部运到鹿特丹港外海，没死的打死，统统扔海里，不要浪费子弹。
有两位在议会里跳着脚反对谢绾保安行动的议员也倒了霉。本来谢绾不敢动自己辖区内的议员，谁知道这两议员兴冲冲的要去明斯特搞反犹串联，被正在四处巡视的谢绾远远看见他们的马车。已经杀红眼的谢绾让刘乾相带着几个人，骑马掉在后面五、六百米的地方，等出了鲁尔经济区到了明斯特近郊，不管车上多少人，一通乱枪全部射杀，不留活口，一把火全烧掉。这事第二天就上了报纸，明斯特警察当局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经过这几次秘密行动，谢绾突然意识到，谢M1819式由于其射程远、精准度高、杀伤力大，在这个时代更适合特种作战而不是大规模作战。加上自己不可能大规模征兵，新式武器必须保密，可能以后要更专注于小范围高效杀伤武器的研发，尽量以斩首方式获得优势进而逼迫对手谈判结束敌对。
相比谢绾的以暴制暴，罗斯柴尔德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在鲁尔经济区发生反犹行动之后两天，谢绾收到了阿姆舍尔?罗斯柴尔德的来信。信件中，阿姆舍尔表示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全都安全撤离，但在犹太街上的“红盾”楼在反犹行动中被烧毁，损失还无法统计。罗斯柴尔德在当地的资产由赛尔父子银行代管，并附一封委托书，委托谢绾尽快前往主持恢复工作。谢绾看到信件，苦笑一下。他现在连鲁尔经济区的屁股都擦不干净，哪儿有工夫去收拾法兰克福的烂摊子。
正在谢绾每天焦头烂额，水深火热的处理持续不断的反犹行动时，他一直关注的法案紧急出台。
法案出台的前奏，是一次秘密会议。反犹行动的第四天，1819年8月6日，德意志地区各邦国在奥地利帝国波西米亚的卡尔斯巴德召开了一次部长级会议。会议在奥地利首相冯?梅特涅的主持下举行，导火索是柯泽卜遇刺、艾贝尔遇刺以及刚刚爆发的反犹行动，柏林朝廷代表舒克曼积极响应。会议持续到8月31日，讨论了拿破仑时代后德国监督和打击自由主义和民族倾向的措施。
尽管会议的决议涉嫌侵犯德意志各邦国的自主权，但是德意志邦联法院还是在法兰克福通过了卡尔斯巴德决议，要求各邦国实施四项法律：《执行令》、《大学法》、《新闻法》、《检查法》，总体上对过去宽松的大学、新闻出版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禁止了兄弟会，对运动场宵禁，并要求解雇具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教授。
这一系列法案出台后，反犹行动得到了迅速遏制，事态到9月底得到平息。
但这种平息是暂时且隐患巨大的。朝廷这种硬碰硬的做法立即引起了维新派的不满。全国舆论一片挞伐声。柏林朝廷根据《新闻法》，迅速开始整治报纸，警察也开始严格控制激进的维新派，从表面上按住了来势汹汹的舆论。
这更加剧了保王派和维新派的矛盾，朝臣出现了巨大的裂痕。首先便是外交国务大臣弗里德里希?冯?洪堡被首相哈登贝格解雇。
由于洪堡不停的在各种会议中强烈抨击内阁最近的做法，使内阁承受了来自王室和大贵族的巨大压力。哈登贝格数次私下要求洪堡收敛未果，一怒之下让洪堡滚蛋，洪堡就此被内阁解雇，还失去了退休金。
这拉开了后续一系列内阁人事地震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