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开学都一周了，严粟前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天最后一堂自修课，身边的同学都在窃窃私语：“哎，我刚去办公室交订正，听教导主任在和老班说，明天那个人要来了。”说话的同学对着严粟前面的空座位努努嘴。“才来啊，都开学一礼拜了，他能跟得上吗？”“睡过头了呗。”“嘻嘻，你真损。”“听说是因为家里出了点事。”“什么事什么事？”“切，什么家里出事啊，我爸说那是关系户！分数没到线，走后门不要时间的啊。”“哎，你爸怎么会知道？你也是关系户吧？”“嘻嘻”“呵呵呵，看来是。”……“瞎讲！我都高出分数线3分了，我怎么是关系户！我爸是听校办厂曲主任讲的，那人的家里给校办厂弄了一火车皮钢材呢。”“哦呦，倒爷哇。”“分儿不够，钢来凑。”“你个刻薄鬼！”“嘻嘻嘻”……“咳咳，小点声小点声，你们是在讨论题目吗？讨论题目也得给我小点声，别影响了别的同学。”坐在讲台边看班的徐老师站起来放下手里正在改的作业本，揪揪眉心伸了伸腰，制止了这阵议论。
第二天早读课的时候，班主任小张老师领了一个纤瘦的高个儿女生进来，打断了正在进行的语文晨读。“同学们先停一停，这是我们班新同学何茜，大家欢迎。”稀稀拉拉的一阵掌声。“何茜，你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下自我介绍吧。”这女生就微微抬起眼睛说了句“大家好，我叫何茜。”声音冷淡，然后，又低下眼睛没了下文。张老师尴尬地顿了顿，手一指严粟前面的座位，说：“好了，何茜，你坐那空位儿上去吧。”紧接着又对早读课语文领读员说了句：“继续”，就走了。
严粟看到何茜抬起一瞬的眼睛里满是空洞，她那张巴掌脸在左右两条麻花辫的映衬下格外苍白，淡的几乎像白色的粉色裙子挂在她身体上，短袖上一个配着白绒线的黑臂章分外醒目。严粟知道本市的风俗：佩黄绒线是家里有祖辈过世，而白绒线则意味着失去的是骨肉至亲。想起昨天同学们的议论，严粟立刻同情起这个风一吹就要倒的女生来。
整个儿高一时期，何茜由于性格沉默成绩糟糕，很不讨老师们喜欢。在班上，她独进独出的都是低着头冷着脸，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对班集体的事情更是漠不关心。因此，平时同学们是忽略她的，很多人甚至忘记了班上还有这么个人存在，只有在各类考试公布成绩及排名的时候，大家才集体想起她、讨厌她。因为她越来越多的红灯、越来越离谱的成绩拖了大家的后腿，拉低了全班平均成绩在年级里的总排名。
只有同桌的任娴和后排的严粟同情她。
任娴是个性格爽利的姑娘，这可能和她出生在军区大院有关，也可能和她祖籍山东有关，更可能和她有个果敢泼辣的妈妈有关。她在省城成长到了小学毕业才跟随爸爸转业来到这座江南城市，因为她的军嫂妈妈住不惯爸爸的山东老家，执意要将家迁回到这个她娘家所在的城市。
任娴与何茜差不多高，所以和何茜一样，都被老师安排在倒数第二排的男生堆里坐。但在外貌上，对比了何茜寡淡的小鼻子小眼，她的眉眼就显得大刀阔斧多了，她也有张圆脸，肉乎乎的婴儿肥，皮肤柔腻两颊微红，整个人都洋溢着健康和可爱。
三年前任娴随父母刚在这座城市安家时，说一口军区大院的标准普通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人们还没有用上方便随身携带的身份证。建国几十年来，户口本一直是一个家庭、一个个体安身立命的根本。它标记了每个人的前因后果以及真实存在，同时，也限制了每个人的迁徙自由。做短期旅行想住招待所或者旅馆的话，是一定要出具单位或户口所在地街道开出的介绍信的。想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生活，则必须根据原单位证明、新接收单位证明、原户口所在地街道证明……等等一系列庞杂的材料办理一系列繁琐的手续，将户口转到你的目的地才行。你可以不顾一切地流浪他乡，但这样的话，你就准备饿肚子吧。因为那时候的馒头和其他管饱的食物都不是用钱就能直接买到的，花钱的同时，必须搭配着花几两粮票。这粮票还分为全国粮票和户口所在地的省内粮票，制度用粮票来限制你的脚能走多远。
要得到这些粮票也不难，每个月国家都会根据户口本的定量给你发。但前提必须是你原来就拥有城镇居民户口或者你有了新的符合政策的农转非户口，因为种粮的农村人口是不能享受这个待遇的，他们得在保证公粮的如数缴纳后再自给自足。只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无法保证燕瘦环肥的每个城镇居民都领到适合自己胃口的粮票数目，国家只能按照人们的性别以及年龄段，粗线条地划分出几个不同等次，比如女中学生所能分得的粮票是每月28斤。考上大学的青年们，第一要紧的事就是拿着录取通知书将各自的户口和户口所承载的粮油关系转迁到高校的集体户口上，所以农村娃考上大学都被称作鲤鱼跳龙门，因为从此他们就可以吃上公粮，再也不担心被大饥荒年夺走生命了。
在制度的荫蔽下，六七十年代由公权力推动的全国人口大迁移已经成为过去，九十年代开始被市场经济催发得持续至今的全国人口大迁移还没有到来，所以，八十年代这个全国经济普遍正在复苏的年代，基本上算是个人口流动的静态期。在这个时期，人们普遍生存在其出生的地方，土生土长，各地方言也还没有濒危。所以，在这个时期的江南城市中学里说一口军区大院标准普通话的任娴是一个另类，另类到几乎无法与人交流，连上课时老师们在讲什么她也听不懂。
老师们必须通过普通话等级测试来拿教师资格证的制度也要等到千禧年后才形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就能当小学老师，大专毕业生当初中老师，本科毕业生当高中或中专技校老师，各层各级的师范生课程里都没有对未来老师的普通话水平做一硬性要求。所以，除了朗读课文，老师们用方言授课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孩子们之间的学习交流和日常嬉闹也全部依赖方言来传达。
刚从省城转学来的任娴一进初中就碰到了这样的语言障碍，听不懂老师的授课导致学习成绩曾经一度下滑。幸亏任娴是个积极的乐天派，她不怕同学们嘲笑她鹦鹉学舌，初中三年，在不懈努力下，她终于学会了这个全国难度系数最高的方言，再也没有人说她讲的话是洋泾浜了。解决了语言问题后，任娴的学习成绩也恢复成中等偏上的水平。但，其中的辛酸过程她从来没有忘记过。所以，遇到差生何茜，她看到的是一个正处于某种障碍期的同学，她想帮助她克服这种障碍。
其实，这个时候的何茜内心是很脆弱的。表面上她像一块冥顽不灵的石头，冷硬得棱角分明，拒人于千里之外。其实，她缺乏安全感的内心极度渴望关爱，只不过她不懂得区分哪些是她讨厌的、要消费她故事的一时怜悯；哪些是她所渴望得到的友善真情，这才给自己披挂上一件刀枪不入的软甲，拒绝一切貌似善意的探问。然而，17岁的任娴已经是一个具有强大亲和力的人了，她一次次地主动示好终于触动了何茜的柔软，俩人逐渐无话不谈。
严粟是这个班上另一个关心何茜的人。
和任娴一样，他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严粟的爷爷是省城某军区离休干部，父亲从部队转业后在本市一家大型国企当领导，母亲是大学校医。1990年二三线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还不明显，甚至身份和经济状况往往会出现倒挂现象，要不然当时怎么会流行这句话呢：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严粟家这样的成员结构还是可以算是那个年代的城市中产阶层家庭了。况且，严粟家教严格，军人的血脉流淌在他身体里，造就他成为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严粟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好，但性格比较木讷，不善言辞。他对何茜的善意常常是通过一些不恰当的行动来表达的。譬如每天早读课前主动拿出自己的作业本问何茜回家作业完成没，有啥不会的可以问他，来不及完成的话还可以抄他的；譬如当课上走神开小差的何茜被老师喊起来突击提问时，他会在背后悄悄地给何茜提示答案……。为了让何茜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示好，他还会隔三差五的故意不带自己的橡皮尺子和钢笔，找何茜借一次就算欠她一份人情，以此作为他提供其帮助的理由。
有一次他问何茜借了一块大橡皮，何茜久久没有催还。久到严粟都忘记这块橡皮是属于何茜的了。那天课间休息，他正在把那块橡皮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写上字，准备给自己做一副可以装进铅笔盒的象棋。何茜恰巧想请教他一道难题，回过头来看到了：“咦？你在干什么？”“做副棋”“什么棋？军旗还是象棋？这块橡皮好像不够用的吧？”严粟突然想起橡皮是何茜借给他的，立刻背脊上冒出汗来，满脸涨红。偏这时任娴听到他俩聊天，也回过头来看，一看就看清了严粟手里还没切完的小半截保持着原貌的橡皮。她笑了出来：“好你个严粟，租田当自产了啊！何茜，这橡皮是你的啊，你看严粟把它糟蹋的。”“啊？是我的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好吧，好像是我的哦。”“严粟，你看你怎么赔何茜吧。”“算了算了，我都忘了那是我的了，算了。”何茜打圆场，可任娴却不依不饶，继续对着严粟说：“我记得这可是何茜的外国亲戚带给她的，外面没得买的哦。”严粟涨红了脸嘟嘟哝哝：“那、那、那你说怎么赔啊？”“嗯，这样吧，你数学好，以后就帮我俩补课偿债吧。”“哦，……好吧。”
多年后，何茜早已忘光了此事，所有细节都是听严粟娓娓道来的。严粟说他从来没有借人家东西忘还过，当时被任娴咄咄逼人地，说得他好像是故意要贪了何茜的外国橡皮似的，他羞得就缺个地缝儿钻了。所以任娴提什么条件他都会答应的，只要任娴不再嚷嚷就行。他说他没想到任娴的索赔却是提到他的心坎上去了，他当然愿意帮何茜补课，再搭上个任娴，这样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