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上，偏离了中国的实际。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在最初反封建****统治的运动中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在真正需要建设国家，促进社会发展的时候，他们却提不出一个对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方案。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绝不可能处在一种无序化的状态下，无政府主义所诉求的绝对自由观，不但与社会主义题中应有的无产阶级****思想格格不入，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非一个理想的方案，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有政府的社会。
（二）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申论
如前所述，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现代化的道路有着不同的看法，信奉自由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崇尚无政府主义的学者们对社会主义道路均持否定态度，并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提出了强烈批评。对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也作出了回应。
首先，在胡适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出批评以后，蓝志先、李大钊等随即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回击。蓝志先编辑的《国民公报》在对胡文予以转载的同时，刊发了蓝志先为“主义”辩护的长篇批评文章《问题与主义》。蓝文争论的一个主要论点，是问题与主义并非相反而对立，问题的发生离不开主义的鼓吹。蓝志先指出，问题的发生全靠主观反省，而反省离不开主义和学说。如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只是在西方思想输入而国人反省之后，才成为引发革命的大问题。局部性的问题，固然只需具体的解决方法，而无须主义的鼓吹。但问题并不都是具体的，从其根本方面着眼，即成了抽象性的问题；而从其实行的方面着眼，则成了具体性的问题。所以，抽象性的问题较之具体性的问题更为重要。
蓝文争辩的另一点，是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外来主义。在他看来，社会环境的不同，主义与问题的关系亦各异。在文化运动进步不息的社会，主义常由问题而产生。但若在不进步的社会里，一切事物都由天经地义的习惯势力所支配，则新问题的发生，需待强有力的主义的鼓吹，才能引人注意。因而在不进步的社会里，问题是全靠主义制造而成的。在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自身不可能发生新理想，则需要由外国输入新理想的主义，以开拓改革的基础。蓝志先的结论与胡适相反：要解决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等中国社会问题，更离不开对种种主义的研究。“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 [25]
蓝文主要从学理和逻辑上对胡适的观点逐条进行了反驳，在蓝文发表两周后，《每周评论》第35号刊发了李大钊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与胡适继续进行辩论。李大钊指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主义，“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个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李大钊强调主义可以指导问题的解决，主义兼备理想与实用的两面。他以俄国革命为例，说明点滴改良不可能使社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都解决了。”而要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必须展开阶级斗争，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免的，而对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做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26]1918年8月底，《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查封，“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阵地移到了《新青年》杂志。12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企图把新文化运动限制在学术研究范围内。李大钊则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深刻经济根源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必要性。
在这场论战中，胡适过于迷信以自由主义手段达成自由主义目标的能力，没有预见到一场大革命的来临及其意义。与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参与政治行动的热情相比，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对政治的鄙视，已经注定其以非政治路线解决中国问题之主张难逃失败的命运。作为一个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资产阶级学者，胡适的政治兴趣仅限于权力边沿的“议政”。其感兴趣的“考据癖”式的“问题”，因囿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而与社会严重脱节，他那固守山林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边沿化的文人议政方式，也难以对非自由的中国政治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这种对政治的疏离，正是五四自由主义的致命弱点 [27]。
在问题与主义论战发生之初，陈独秀尚身陷囹圄。出狱后，陈独秀很快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并离开北大南下上海，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但其对改造中国的看法一开始似乎更多地折中于胡李之间，强调改革制度与渐进创造同等重要。他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说：“我看见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头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因此我曾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的方法，能够叫它立时消灭的’……这些话本来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但现在一班人误会了我的意思，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都是不可知的。” [28]在《懒惰的心理》一文中，陈独秀又强调：“改造社会自然应该从大处着想，自然应该在改革制度上努力，如此我们的努力才是经济；但是不可妄想制度改革了样样事便立刻会自然好起来。只可说制度不改，我们的努力恐怕有许多是白费了；却不可说制度改了我们便不需努力。无论在何种制度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象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便会从天上掉下来。怀这种妄想的人就是人类懒惰的心理底表现。”“此外我们时常有‘彻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劳永逸’一些想头，也就是这种懒惰的心理底表现。人类社会底进化决不是懒惰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而容易。” [29]在这里，陈独秀主张把彻底的制度改革与具体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可谓兼取了胡李的观点。
其次，如果说在对胡适思想的态度上陈独秀还有一点折中的意味，那么，在后来批驳以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成员的观点时，陈独秀则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对研究系认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陈独秀认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为使更多的人加入到这场辩论中，还把张东荪、杨端六等人的言论，陈望道、邵力子等人的反驳文章，以及陈独秀自己给罗素、张东荪的书信，一共13篇，辑录在一起，并冠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总标题，发表于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
在写给罗素的信中，陈独秀认为无须讨论中国是否要发展工业和教育的问题，但却必须明确发展中国的工业与教育应走何种道路。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但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得贪鄙、欺诈、刻薄和缺乏良心；资本主义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战争的巨大灾难；中国社会应趁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时候，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从而避免重蹈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覆辙。针对一些人赞成罗素在中国发展教育和兴办实业都不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陈独秀质疑罗素：“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30]陈独秀致罗素的******发表以后，罗素并未给予回答，但是，这封信却有助于人们树立只有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才能救中国的信心。与此同时，李大钊也指出：“今日在中国要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31]陈独秀、李大钊表明的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观点，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
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陈独秀系统地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了反驳。针对张东荪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使中国人过上人的生活的观点，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而中国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陈独秀还认为，如果中国的穷困是因为物力缺乏，非由资本家压榨而来，那么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就不该存在少数人能过人的体面生活的现象；如果资本主义能使中国人过得上人的生活，即便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应该欢迎，不应像张东荪那样分别内外；若是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人都能过上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国资本家，造成一批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少数中国人免了贫乏，多数人却不能幸免。因此，穷困的中国若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绝对不能幸免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及物价昂贵的铁律，要使中国人都过上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皆不能使多数人过上富裕的生活。针对张东荪、杨端六、罗素等人不经过资本主义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陈独秀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象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 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对于中国来讲，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空中楼阁”，因此，“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 [32] 的确，在救亡图存任务非常紧迫的中国，时代呼唤的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改良。
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轻工产业工人已经出现，无产阶级已经形成，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他们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受到本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的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对于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主张用温情主义唤起资本家的“觉悟”之说，李达认为：“资本家若果能有著明深切之觉悟，他们一定能觉悟到他们的最后命运，就是他们终于不能存在而必须让给社会主义的世界。若是没有觉悟，他们一定惟利是图。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受罢工的损失，而可以安稳地扩张资本势力，换句话说，即是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 [33]李达指出，在中国“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因为议会主义的手段，在欧美曾经实验过，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可以说是已经破产了。” [34]陈独秀也赞成此观点，认为中国社会黑暗至极，“除了劳动阶级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 [35] 在这里，陈独秀所提出的劳动阶级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表明了在中国不但已经存在无产阶级，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采取革命行动，来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真正建立起一个良好社会发展环境。
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争鸣，实质上是革命行动与改良主义思想争论的继续。参与争论的双方没有明显的输家和赢家，有观点认为张东荪、梁启超为首的一派“被击垮”并“败下阵来”，这种看法是缺乏根据的。事实上，他们不但没有被击败而销声匿迹，相反，他们更加积极地沿着原来的思路去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当然，研究系成员以“社会主义研究”为名，试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寻求平衡的做法，也进一步加大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解的混乱，动摇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尚不十分坚定的信念。其观点的最大失误是没有准确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没有意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连资本主义也是不可能发展的。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立即实行派”，不仅认为中国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而且也不应该发展资本主义，在下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后，把更多的精力倾注于发动工人群众反对资本家的实际斗争中。总的说来，这场争论的效果是十分积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