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大唐盛世的最后一抹余晖于公元906年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无数割据一方的短命王朝。“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后代史官在叙述这一战乱频仍的黑暗时代时，总是无法保持惯有的客观冷静态度，笔墨间往往饱含着一股强烈的愤激之情。相比于大唐的繁华、强盛、富裕与博大，五代十国的分裂、动荡、衰微与混乱仿佛使人感到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悠悠古国已经进入了它的末世。
事实也正是如此，自唐以后，中华文明虽然有过多次复兴，然而大唐盛世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座难以逾越的山峰和标高，人们只有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才能领略当年黄金时代的灿烂。
尽管辉煌难再，但那“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的大一统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黎民百姓在战乱的夹缝中艰难而执着地生存着，总是满怀希望地渴望天下明主早日诞生，期盼中华民族再度统一，憧憬朗朗乾坤重现人世。
就在人们焦灼难耐的强烈期盼中，“明主”犹如难产的婴儿终于呱呱坠地，真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了——这位明主不是别人，就是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四这一天，一群即将远征的军人在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群起鼓噪，于一片喧嚣的闹嚷中将一件黄袍披在时任检校太尉、殿前都指挥使的赵匡胤身上。于是乎，一位开国君主与封建王朝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年仅三十四岁的赵匡胤抚摸着披在身上鲜艳而高贵的黄龙袍，昨天还在为立足与发展而奔波祈祷的他没想到眨眼间就变成了位居九五之尊的天子，一切恍惚如在梦中。这一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快了，面对群臣的叩首跪拜，他一时还无法适应，难以端足皇帝的威严与架子……
赵匡胤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三月十六日出生于洛阳城内的一个官宦世家，先祖曾为唐朝政府官员，父亲赵敬是一名战功卓著的出色将领。赵匡胤从小聪颖过人，无论什么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可就是受不得半点束缚，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随意奔驰。家人曾送他到学馆念书，但他对读书习文兴趣不大，分裂割据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唯有武夫才能称王称霸；就他本人家世而言，所谓的官宦世家，先祖们做的也都是一些武官。于是，他将练功习武、驰骋疆场、建功立业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父亲给他取名匡胤，就有扶救后世之意。因此，儿时的赵匡胤嘴里虽然装模作样地念着诗云子曰，而一颗不安分的灵魂，却早就“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而射之”了。
随着局势的动荡不安，赵匡胤十二岁那年，举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虽然政权走马灯似的更迭，时局变幻不定，但有家庭的卵翼与庇护，赵匡胤完全可以像其他官宦子弟那样过一种无忧无虑的闲适生活。可对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的赵匡胤来说，平静的生活只能使他感到乏味与惘然。他的内心深处，时常涌动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向往外面那征战杀伐的刺激与硝烟。于是，二十一岁那年，赵匡胤怀着满腔热血、一身武艺毅然决然地告别爱妻，离开家庭，开始了孤零困苦的闯荡生涯。
他不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也不知道究竟要干些什么，犹如浮萍漂泊不定。他以惊人的活力与速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孤独的身影频频出现在陕西、甘肃、湖北、河南等地，吃透了苦头，遭尽了磨难。尽管如此，他没有半点后悔，如果长期待在家中，除了安逸、平淡，将不会有多大的出息。希望在于寻找，命运在于把握，赵匡胤依凭自己的感觉，义无反顾地朝着冥冥之中的幸运之神走去。为了鼓励自己，他还写过一首以日为题、毫无文采但气势磅礴的明志诗：
欲出未出光辣达，
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
赶却流星赶却月。
正是在这种远大志向的激发下，赵匡胤才能百折不回、毫不气馁地继续向前，顽强寻找。
乾祐二年（949年），一直在苦苦漂泊寻找的赵匡胤听说后汉重臣郭威正在招兵买马，他急忙赶来投奔。至此，赵匡胤才得以找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一处安身立命之所。
郭威出身贫寒，却能于卑微中脱颖而出，被委任为顾命大臣，拜为枢密使加检校太尉，后又发动澶州兵变，在部下的拥戴下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后周政权。除了混乱的世事为他提供难得的机遇与土壤外，更与他那出类拔萃的卓越才能、笼络人心的高明手段及纵横捭阖的政治谋略密不可分。
赵匡胤初投郭威，既无人引荐，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见面礼”，只能从一个普通士卒干起，连名小小军官都没当上。然而，只要是真金，就总会闪光耀目。善于识别人才的郭威发现赵匡胤乃官宦子弟，既有文才，又通武略且作战勇敢，很快就将他提拔为东西班行首。东西班是直接护卫皇帝的禁卫武装，行首即小队长。官职不大，但经常跟随在皇帝身边，地位相当重要，只要勤于职守、忠心耿耿，就能得到皇帝的重用，从而占据要津。赵匡胤更是珍惜这一难得的职位，将它视为实现自己远大志向的一个有利契机。而郭威对聪颖过人、才华出众的赵匡胤也十分赏识，不久就委以重任，破格提拔为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兴顺副指挥使。此后，赵匡胤又被任命为开封府马直军使、殿前都虞侯、定国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尉、归德节度使等要职，真可谓一路飙升，青云直上。
在赵匡胤的一生中，周太祖郭威对他影响最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赵匡胤作为一个普通士卒进入郭威帐下，或是以行首的身份追随在他的左右时，无不把他视为自己心中的楷模。赵匡胤在郭威身上学到了许多在别处无法学到的东西，小到为人处世，大至治国安民，都在他身上得到了启发；特别是郭威时时处处笼络人心建立威望，更是被赵匡胤学得惟妙惟肖；而赵匡胤后来策划的陈桥兵变，无疑就是郭威澶州兵变的翻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赵匡胤没有投奔郭威，如果郭威没有收留他、赏识他、重用他，如果没有郭威作为赵匡胤的先导楷模，那么，就不可能有“宋太祖”的问世，而中国的历史，也就极有可能走上一条有别于宋朝而难以预测的新路。
郭威病故，义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如同执事周太祖一般，赵匡胤仍忠诚地追随新主。柴荣胸怀大略精明强干，一心想平定天下，被后代史家称为五代十国分裂时代唯一的英明君主。刚一继位，他就着手统一全国的艰难大业，反击后汉，攻打后蜀，征伐南唐，拓展了大片版图，一时间声威大振。然而，周世宗却在北上伐辽收复燕云十六州时不幸患病，三十九岁即撒手人寰，将一个虽然颇有几分气象但四面皆敌的后周政权留给了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
此前，民间就一直流行着“点检为天子”的传言；在伐辽途中，周世宗审阅奏章时，不知怎么就在“文件袋”里突然冒出一块来路不明的小木版，上面赫然写着“点检作天子”五个大字。一直疑惑不安的周世宗不得不有所顾忌了。点检，就是殿前都点检，为禁军最高指挥官。禁军，本是保卫京城和皇帝的安全部队，周世宗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力量，吸取唐朝的灭亡教训，削弱藩镇力量，扩大禁军，将它改造成一支强大的直属中央的战斗部队。这样一来，地方将领就难以对中央政权构成事实上的威胁了，而周世宗南征北伐依靠的正是禁军这一主力与核心部队。当时担任点检的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而周世宗柴荣也不过是郭威的义子和内侄，论关系，张永德与郭威更为亲近。如此一来，周世宗对张永德就不得不心存戒备了。为防意外，他立即果断地做了安排，免去张永德的都点检之职。那么，让谁担任这一要职呢？在周世宗眼里，最为合格的人选就是赵匡胤。赵匡胤对他不仅言听计从，指向哪里奔向哪里，还能为奉行君法而大义灭亲。那一年，赵匡胤率兵进驻滁州，时任马前都指挥使的父亲赵弘殷也领兵于半夜时分来到滁州城下传呼开门。听说父亲来到，赵匡胤自然不敢怠慢，急忙登上城楼问候，然而，却不让父亲立即进城，他说：“按照规定，夜半不准开门，我不能因为您是我的父亲而违反王法。”当时，他父亲正染病在身，没有办法，也只好带病坚持等到天亮。没想到赵弘殷却由此而一病不起，不久就命归黄泉了。赵匡胤为了王法能一至如此，这样的人若不可靠还有谁信得过呢？于是，周世宗毫不犹豫地将都点检一职转授给了赵匡胤。于是，赵匡胤一步登天，立时手握军政要职，成为后周最有实权的重臣。
历史，总是不断地眷顾那些幸运儿；机遇，又一次出现在赵匡胤面前。如果说此前他的心中只有过一些朦胧的远大志向，那么现在，可就水落石出逐渐清晰明朗了——他不仅要做威震一方的大臣，更要成为执掌天下的皇帝！天下一统，乾坤朗朗，人们各归其位，倒也能够安分守己；而一旦天下混乱，稍有本事的就会不安分起来，那些实权派更是如此，正所谓“将士强了就想驱除主帅，主帅强了就想背叛皇帝”。五代十国更是一个军人称雄的时代，谁拥有强大的军队，谁就可以占领一块地盘尝尝皇帝的滋味。而他们手下的将领，只要羽翼丰满，也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推翻旧主改朝换代。弱肉强食，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谁也不会怀疑皇位的正统、抨击道德的堕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使怀疑、抨击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赵匡胤虽然早年胸怀大志，一心想着能够出人头地，干成一番大业，但对那高高在上的皇位何敢奢望？距离太大了只要想想恐怕就会脑袋发晕呢。而现在则不同了，握有后周军政大权的他离君王之位只有半步之遥了——在臣民眼里，他比那刚刚继位，年仅七岁的恭帝不知要威风多少倍呢！
世间不是流行过“点检为天子”的传言么？现在的点检是谁？赵匡胤！那么，就让这一传言尽快变为现实吧！
赵匡胤选择周恭帝元年（960年）大年初一这一万物复苏、万象更新、极富象征意义的日子开始有声有色地上演了一出夺权活剧。
新年伊始，人们正陶醉在浓酽的节日氛围之中，没想到突然间接到紧急军情报告：契丹辽在后汉的配合下正大举入侵后周！朝廷上下，顿时一片慌乱，而最有资格领兵御敌的就是赵匡胤。于是，赵匡胤先派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为先锋于初二开拔，然后亲率大军于正月初三浩浩荡荡出征御敌。大军走了一整天，仅行了四十来里路程，在一个当时既不热闹又无名气的小镇陈桥驿安营扎寨。赵匡胤晚餐时喝了几杯酒，就安心安逸地睡觉去了。具体事情，自有手下人做得滴水不漏——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场艺术与政治传统。
天快亮时，一群手执兵仗的军士在赵匡胤弟弟赵光义及赵匡胤亲信、书记官赵普的指挥下，高声叫嚷着突然闯入驿站：“众兵无主，奉太尉称帝。”赵匡胤睡眼蒙眬地披衣起床，似乎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立时就有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紧接着便是一干人众齐崭崭地跪拜在他的脚下山呼万岁。赵匡胤当然是推辞不受，众人自然是不肯依允。如此再三，赵匡胤只得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你们贪恋富贵，拥我为天子，唉，真是没有办法。罢罢罢，我就只好依从你们了。不过我有言在先，你们须得听从我的命令，不然的话，我是万万不当这天子的。”众人自然表示无条件听从命令。天子一言九鼎，谁敢不从？赵匡胤不过是想把这出戏演得更加逼真罢了。
拥立活剧刚一结束，那入侵后周的契丹与后汉军队就“不战自退”，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出征大军开始班师返京、打道回府。回师的速度远比出征要快，刚过正午大军就已返回汴京。京城早在赵匡胤亲信、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等人的控制之下，除了内宫卫队将领、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不知天高地厚准备反抗被杀外，一切都显得波澜不兴。
进入皇宫，赵匡胤先是对宝座上的小皇帝象征性地磕了一个头以示尊重，然后，站在一旁的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变戏法似的从怀中掏出一份禅位诏书，朗朗有声地宣读起来。诏书读毕，赵匡胤面北拜受，他与小皇帝仅在短暂的一瞬间就发生了位移——赵匡胤俨乎其然地坐上皇位，小皇帝柴宗训跪在他的脚下被封为郑王。然后是百官跪拜，山呼万岁。赵匡胤曾任归德军节度使，所镇归德军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春秋时为宋国封地，所以立国号为宋。从天亮时黄袍加身，到黄昏时禅让结束，周、宋易代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它们之间的“交接班”过程。
本为一场惊天动地的兵变，仅杀韩通一人、在短短的一天里就大获成功，真可以称得上是漂亮的“大手笔”，比他的老师周太祖郭威发动的澶州兵变做得可要周密严谨、娴熟自如多了。因此，后人每每提及中国历史上“黄袍加身”的故事，似乎也就成了宋太祖赵匡胤的个人“专利”。
二
陈桥兵变的成功，仅意味着赵匡胤的皇业成功了一半。他还有两件既重要又棘手的事情要做：一是巩固政权，二是统一天下。
自从朱温于公元907年灭唐建梁以来，在短短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中原地区就先后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因为这些名称以前都曾用过，按习惯便在这些朝代前面加上一个“后”字；与此同时，南方也曾先后建立过南唐等九个王朝，加上西北部的北汉，共是十个，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五代十国”。若以平均值计算，每三年多就有一次政权的更迭在中华大地发生，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不稳定的一个特殊时期。于五代十国政权的兴衰变化，有人形象地比喻为像在铁炉上面烤烧饼，总是翻来覆去地烤个不停没完没了。
宋代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后周统治，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自古以来得天下者没有像赵匡胤这么容易的。在那政权如走马灯般变换不休的时代，当时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建立在后周基础之上的宋王朝会延续三百多年之久。一切的一切，当然都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密切相关。
宋朝建立之初，只控制了中国一小部分领土，地盘仅仅局限于中原核心地带。它的周围，还存在着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后汉、契丹辽等多个或强大或弱小的封建割据政权。赵匡胤刚刚穿上黄袍、登上皇位之时，政权的首要威胁并非来自外部，“攘外必先安内”，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内部隐患，新生王朝将随时面临着重蹈后周覆辙的兵变危险。
当他御驾亲征，平定了李筠、李重进等公开反对势力后，就开始考虑内部的长治久安了。赵匡胤最为宠信的军政参谋赵普分析说：“天下战乱不息的根本原因是方镇地位太重，君主权势微弱。要想整治，只需削夺臣下的权力，限制他们的钱粮，收回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就会变得安宁起来。”
赵普之言可谓切中要害，之所以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大动荡局面，其根源就在于藩镇割据。对此，赵匡胤本人的感受、体会最为深刻，他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就是沾了藩镇权重的“光”。赵匡胤心里非常清楚，就是那些在自己脚下俯首跪拜的大臣，又有多少心悦诚服者呢？并且，他手下的那些诸镇节度使们照样手握重权，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上演一出类似的兵变，或是干脆亮出旗号武装夺权。他所发动的陈桥兵变，直接榜样无疑便是郭威；但在郭威之前，还有过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潞王李从珂的“成功范例”；包括他的这次所谓拥戴性的兵变，类似的在历史上已重演过四次。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应将这种武将兵变在他手中成为“绝版”才是，不能让它们再次上演了。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宋朝的开国史上就赫然写下了“杯酒释兵权”这一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赵匡胤在一次专设的酒宴中以皇帝身份与那些握有重兵的大臣们“摊牌”：以金钱、豪宅、良田等优厚的经济条件换取他们手中的兵权。众将即使不愿，也不敢对抗；况且，能在皇帝的保护下不担风险、不必操心地享受人生，也是一桩求之不得的美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个个赶紧上书，要求解除军职。一场权钱交易就这样不知不觉顺利地完成了，赵匡胤以他的委婉、圆滑等谋略手段把当时最强大也是最容易发生动乱的禁军完全控制在个人手中，再也不必为难以预料的军事政变而忧心忡忡了。而宋朝在此后的三百多年统治中，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黄袍加身”的兵变，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确曾起到了“一劳永逸”之效。
赵匡胤坐稳了龙椅，这时，他的目光开始鹰隼般地环顾四周，威严地抖抖身上的黄袍，发出了南征北讨的命令。他采取先弱后强、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南并荆湖，西吞后蜀，远征南汉，降服南唐，收归吴越。
然而，就在统一大业进入关键时刻的公元976年，正值壮年的宋太祖赵匡胤却突然暴卒而亡。
其时，赵匡胤正在指挥征伐北汉的战役。临死前夕，还在紧张地处理一应公务，并未出现什么身体不适的迹象。各路捷报频频传入宫中，多年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眼看有望，他自然高兴得不行，显得精神饱满，情绪良好，一直处于难以抑制的兴奋状态。这天夜晚，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将时任晋王的皇弟赵光义召入宫中，然后支开众人，兄弟两人举杯开怀，尽情畅饮。渐渐地，酒量不大的赵光义就有点难以招架了，一再起立表示不能再饮。可赵匡胤不依，不断地将他按下继续对饮。
饮至夜半，赵匡胤拿着一把斧头走到室外斫雪，想看雪已下了多厚，他一边斫着一边大声叫道：“好自为之，好自为之！”然后就进屋睡了。早已喝得烂醉如泥的皇弟赵光义当晚自然也睡在了宫中。将近五更，突然传出消息，太祖崩驾。
第二天，赵光义就在兄长的灵柩前继承了皇位。
兄弟两人饮酒时，守候在外面的人只是远远地看见屏风之上，烛光摇曳人影散乱，赵光义不胜酒力不时离席，赵匡胤又不断地将他按回原位，兄弟间难以分晓的“你推我让”自然也可理解为两人之间的纠缠、矛盾甚或打斗；而赵匡胤的斫雪行为及那把斧头更是染上了神秘恐怖的暴力色彩；皇位一般由儿子继承，这回却是兄死弟及，后来更是弄出了一个所谓的“金匮之盟”；赵匡胤自己暴死不说，他的两个儿子不久也不明不白地命丧黄泉……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甚至认为就是宋太祖的亲弟赵光义谋杀了兄长，篡夺了皇位。
赵匡胤之死不仅留下了“烛影斧声”这一千古之谜，更留下了统一大业未竟的遗憾：北汉、辽仍在北面虎视眈眈地与宋对峙。
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虽然很快就收复了后汉，但契丹辽却成为宋朝最大的劲敌与死敌，那凌厉而强劲的铁蹄常使得宋代在它的蹂躏下艰难挣扎，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呻吟。
三
宋太宗赵光义在消灭北汉——“十国”中的最后一国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重归一统，有宋一代的版图就基本上奠定下来了。然而，还有西南的大理、吐蕃，西北的高昌、党项，北方的契丹辽均在宋朝版图之外，它不仅没有汉唐的辽阔，就连秦、晋时期的规模也未能恢复。宋朝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中原统治集团，在赵光义收复北汉后其领土即达至顶点，此后便在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蚕食中日渐萎缩，南宋时更是沦落为一个地方性政府或割据政权。
国家的强盛与领土的辽阔常构成一种正比例关系，宋朝的积弱与版图的不断缩小息息相关。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还没有哪个统一王朝像宋代那样一开始就弥漫着一股柔弱、僵化与衰亡的气息。宋王朝似乎没有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总在外敌的逼迫下气喘如牛，就更不用说出现汉朝的文景之治、盛唐的贞观之治了。每当我们回望这一时时讲和、处处挨打却又延续了三百多年的腐朽王朝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深深的屈辱、沉重、压抑与悲愤。只要能够，我总是匆匆跳过这段令人丧气而难堪的历史。
追本溯源，宋朝的祸根早在后唐就已种下。
公元936年，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取得辽国的支持建立后唐政权，竟将河北、山西一带的幽云十六州拱手割让给契丹贵族，恬不知耻地做起了儿皇帝。契丹辽王耶律德光在册封石敬瑭的文表中说：“我对待你，就像对待儿子一样；你对待我，就像对待父亲一般……愿我们永远结为父子之邦。”儿子石敬瑭时年四十五岁，而父亲耶律德光却只有三十五岁，这样的父子关系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奇观，进入《吉尼斯大全》了。为了表示孝意，石敬瑭每年必献帛三十万匹，还经常派遣使者奉送金银珍宝及各种饮食。他的无耻就连阅读史书的后人都感到无地自容，也不知他当时是一种怎样的畸变心态。看来中国的“汉奸”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且队伍不断壮大，发展至现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总数高达二百多万。这真是一个庞大且令人汗颜的黑色数字，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壤为何如此“盛产”汉奸？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石敬瑭为求一时之欢不择手段，却将一颗艰涩难以消化的苦果留给了后人。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共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资源拱手送给异族契丹，在冷兵器时代能起阻挡之效的万里长城顿时失去作用，辽军可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本土。从新划定的边界到宋朝首都开封，五百公里的距离全是一马平川，不仅没有广阔的天然屏障，就连一个险要的关隘也没有。门户完全洞开，辽军铁骑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纵横驰骋，中原大地，真的成了一块“逐鹿”之地。
幽云十六州对每一个中原政权来说，都是一块决定其生死存亡的黄金宝地。得之则政权稳固，失之则危如累卵。因此，从后周开始，就与辽朝围绕这块领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周世宗北伐契丹，在收回了其中的瀛、莫二州后不幸病故。宋太祖虽然统一了中原及江南，但历史上长期由汉人聚居、与中原政权休戚相关的幽云十六州却一直控制在辽朝手中，京城汴都处于辽朝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辽宋对立，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古代第二次南北朝并存之势。宋朝只有全力攻占幽云地区，将边界推进到长城以北，恢复长城防线的屏障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被动局面。宋太祖时时想着恢复前朝版图，然而，在征伐契丹南部分裂政权北汉时就暴死宫中。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刚一收复北汉，紧接着就开始对辽用兵。虽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总起来说，是败多胜少。特别是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两次惨败，宋军几乎损失了所有精锐。以此为转折，宋朝不得不变主动的进攻而为消极的防御，国势日蹙国力日弱，直至彻底衰亡为止，宋朝的外交史上也没有出现过一次扬眉吐气、像模像样的美好日子。
如果周世宗柴荣不是突染重病英年早逝，在攻取两州的情况下乘胜前进，幽云十六州或许早就收归中原政权了。然而，在后周政权成功地过渡为宋朝之后，赵匡胤却未能立即施行周世宗北伐契丹、收复幽云地区的战争方略。他虽然也在不断地南征北讨，却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弱后强的策略，这多少有点投机取巧的意味。在赵匡胤的骨子里头，似乎从来就缺少一种硬碰硬的铁血气概，总在玩弄着某种计谋与手腕，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莫不如此；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显得优柔寡断，心中决定的事情却无法果断地进行，比如迁都之议就是如此。说得好听一点是虚心开明、从善如流，而中国封建集权统治有时似乎需要某种说一不二的专横独断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其实，在赵匡胤内心深处，并没有把臣下视为平起平坐、平等对话的“伙伴”，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君臣之别。“黄袍加身”后的赵匡胤由一名重臣一跃而为皇帝，昔日的战友、同事眨眼间变为自己的臣子，他们真的心服口服了吗？即使没有，那三拜九叩的仪式，倒也很能让他产生一种莫名的陶醉与满足。然而，在那群俯首称臣的黑压压的臣子中，却有宰相一人与他同样傲然地坐在椅中。如果往前再进一步，是否会取而代之登上龙椅呢？无论如何，这是赵匡胤不愿想象、无法接受的。他最忌讳的事情可能就是皇位二字，绝不允许别人对他屁股下面的宝座产生任何非分之想。于是，他颁布了一项看似不大、却影响国民心理人格的新的圣旨——废除宰相在君前坐议之礼。也就是说，宰相晋见、议事不再赐坐，也得如普通臣子般匍匐于地、三拜九磕才行。而人的双腿一屈，什么人格、尊严也就全部消失殆尽了。如此一来，不仅普通百姓、政府大臣，就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变得奴性十足、没有人性了。在宋代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之下，从上到下，也就彻底地“太监化”了——一种心理上的残酷阉割。而那俨乎其然的皇帝，便是全国最高最大、最为变态的“太监”总头目。
宋太祖赵匡胤的变态、柔弱与谋略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臣民，更深深地烙印在他所开创的帝国之中，作为一种“风格”弥漫开来，成为有宋一代的“时尚”。
如果赵匡胤在篡夺后周政权后继续推行北伐契丹的军事方针，而不是调转“枪口”首先向当时最为弱小的荆南小国开刀平定江南，那将会出现一种怎样的局势呢？两强相碰，要么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要么仓皇败北皇位岌岌可危。以赵匡胤的血性，自然不敢碰硬，没有把握、风险太大的事情他似乎从来不做。表面看来，赵匡胤在平定南方的胜利中获取了广阔的领土，扩充了自己的力量，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也使得原先的精锐有所丧失，内耗严重。而那些刚刚并入的分裂王国似乎并没有壮大后来的北伐力量，也没有成为有效的战略后方。如果宋朝建立之初，就倾全力夺取曾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幽云地区，然后一鼓作气回身平南，先强后弱，所到之处要么势如破竹，要么望风而降，统一天下将易如反掌。是先吃软后拼硬，还是先攻强后对弱，两种战争方略，孰优孰劣？在后人眼里自然十分明了。
赵匡胤虽然对周边弱小政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对迅疾如风的契丹铁骑却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与恐惧，最使他担忧的就是都城开封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此时的开封，虽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曾建都于此，后周时还对城郭宫殿进行过一番大规模的整修，但辽国一旦兴兵，强大的铁骑将如潮水般越过长城，无遮无拦地汹涌而至，一直涌到开封城下。一国之都，随时面临覆灭的危险，这不能说不是当权者的严重失误。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乃从后周手中直接接管政权，定都开封的后周属地方性割据政权，篡权之初的赵匡胤也只能承认这一现实。随着地盘的扩大及形势的发展，开封显然不再适应作为宋朝国都。为了扭转这一被动不利局面，赵匡胤开始考虑迁都，从而达到“据山河之胜，去冗兵”的目的。
宋太祖将新都的首选之地定为开封西部的洛阳。洛阳北有黄河，南有中岳嵩山，西有秦岭、渑池、函谷关等险要之处，东有咽喉要地成皋关（即虎牢关），周围地势平坦，水土丰美，交通极为便利。与开封相比，洛阳乃历朝古都，文化根基深厚，经济水平发达，军事可攻可守。他从小生在洛阳长在洛阳，直到十二岁才离开，对那块土地更是怀有一股特殊的亲情。开封距洛阳也不太远，迁移起来并不困难。一旦迁都洛阳，国都危险得以解除，各种压力自然减轻，才有可能达到长治久安之效。
然而，太祖此议一出，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些勋臣贵戚在开封大都置有田产、庄园，迁都自然有损于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少人长期生活于此，住惯了，也不想动。在那些众多的劝谏者中，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的理由似乎最为充分：“东京有汴渠漕运，才能运来江淮一带每年数百万斛漕米，供给守卫京都的几十万将士。陛下若迁都西京，粮运如何解决？况且府库重兵全在大梁，根基不可动摇啊！”其实他的话根本不值一驳，洛阳不仅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且“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江湖之利”，供给大多可就地解决，历代建都者都是如此。而最关键的是，一旦迁都洛阳，凭借险隘的关河，就不必如在开封般重兵团团把守了。军队一少，粮草等需求自然降低，一些无形的损耗也会相应减少。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那些短视的大臣，他们只顾自己的个人利益，却置国家利益而不顾。其实，朝廷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比普通百姓联系得更为紧密，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那些反对迁都的大臣中，最为激烈的就是皇弟赵光义。其时，他已官拜晋王，成为宋朝的主要军事统帅。宋太祖可以对异姓将领产生怀疑，收回他们手中的兵权，而对自己的亲弟似乎从来就没有动过半点防范之念。而宋朝的一些大事，正是被这位御弟给搅得不明不白。他是陈桥兵变的始作俑者，也就是说，没有这位亲弟的鼎力辅助，赵匡胤是否坐得上皇帝宝座，还是一个未知数。赵光义先是为兄长谋取皇位，而后来便是为自己谋取皇位了。在令人生疑的“烛影斧声”中，他似乎在自己的兄长身上又玩弄了一次相当隐蔽且十分成功的新版“兵变”，结果入继大统，荣登皇帝宝座。当赵光义听说兄长要迁都洛阳时，心中不免十分焦急。与在洛阳长大的赵匡胤不同，赵光义从小生长在开封，熟悉开封留恋开封；同时，他还担任过开封府尹，也就是首都的最高军政长官，在开封培植了不少私人势力，一旦离开，权威将大大削弱。赵光义眼见得前面几位大臣的反对都不能动摇宋太祖的决心，便亲自出马了。只见他双膝跪地，言辞恳切地说道：“皇上，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呵！”好一个在德不在险，他玩弄起谋略来似乎比兄长更胜一筹。赵匡胤一听，竟无言作答，只好沉默以对。然而，等赵光义刚一退下，他就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长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尽矣！”
如果赵匡胤富有血性，威严专断，敢于碰硬，也就不会以沉默进行一场灾难性的妥协了。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他仍执拗地相信自己的英明，仍在想尽千方百计弥补挽回，这从宋陵葬于巩义即可得知。宋朝皇陵既不建在赵氏原籍保塞县（今河北涿州市），也不建在都城开封，而是选在距离洛阳故城仅几十公里的巩义，可见赵匡胤用心之良苦。大臣一致反对迁都，他一时难以达到目的，就又一次地在脑袋里转出一个极富机巧的谋略：巩义是开封与洛阳之间的一个中转站，将皇陵建造于此，无疑是向天下表明自己的决心：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迁都的愿望，一旦时机成熟，他将付诸施行；同时，也是为后来的继承者定下迁都洛阳的调子，做出某种铺垫。
后来的事实证明，宋太祖的迁都之议确为一项具有忧患意识的正确方略。宋朝在此后与辽、金的长期对峙中，敌人动不动就屯兵京城之下，王朝的政治核心时刻处于慌乱无措、被动挨打的局面，成为宋朝最大的心腹之患。
尽管后来也曾有过迁都之议，但连开国皇帝赵匡胤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在一代弱于一代的继承者手中也就更难变成现实了。结果在一百五十年之后，终于导致了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兵攻陷汴京的耻辱，徽、钦二帝及后宫嫔妃三千多人被金人当作战利品掳往漠北。一行俘虏在押解出城时，太子不由得大声哭叫道：“百姓救我！”如果赵匡胤、赵光义的在天之灵有知，当作如何感想？祖辈留下的隐患终于在后人身上得到了报应，这就是历史的冷酷、公正与奇妙。而遭难的后人在呼救中首先想到的却是百姓，他们似乎忘了列祖列宗，对遗留后患的祖先怀有一股无法掩饰的怨恨与愤怒。
而赵匡胤的暴死、早死对宋朝来说，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他的骨子里虽然有着一种难以克服的柔弱，却深具远见卓识，其智慧、计谋远远超出常人。设若天假以年，收复北汉自然是不成半点问题，而幽云十六州或许也能并入宋朝版图；即使不能，至少可以实现迁都洛阳之愿。那么，宋朝的历史必有一番新的改观。
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虽然也算得上文武兼备，也具雄才大略，但与赵匡胤相比，自然是逊色多了。他曾经作为一名攻城略地的军事将领长期居于太祖之下，在具体的战役中可能具有一定的经验，而在远大的政治、战争方略方面就显得力绌难支了。毛泽东在评价赵光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道：“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而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总不省。”
赵光义的统治是赵匡胤的翻版与延续，他除了将兄长的某些策略推向极端外，不曾有过半点新的创见与建树。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兄弟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俩奠定的国基、制定的国策决定、左右了宋朝三百多年的形势与历史。
四
如果没有陈桥兵变的黄袍加身，赵匡胤也就不可能登上皇帝宝座。而一旦位居九五之尊之位，赵匡胤似乎不胜重负，有时甚至反映出某种极度的内在自卑。皇位，是天下人凝聚的焦点，也是野心家觊觎的对象。那看似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从万里云端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赵匡胤的目光不得不时时机警地打量四周，防备难以预料的反叛。说到底，人是一种相当奇怪的高等动物，没有本钱时对那高不可攀、目不可及的皇帝宝座想想都会头晕；一旦拥有某种资本与实力以后，欲望就禁不住膨胀开来，正所谓“温饱思淫欲”，“这山望着那山高”，总是不断地做出一些登基的美梦；而一旦做了皇帝，又要时刻盘算怎样才能坐稳皇位。这，恐怕是中国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下的一种普遍心态。
赵匡胤自然也不能例外，他在黄袍加身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策略莫不与如何坐稳皇位有关。他的聪明才智似乎全都用在了维持、巩固屁股下面的天子宝座及赵家江山上，根本就没有把天下的安危及百姓的幸福作为当权的终极目标，他的子孙更是继承了这一衣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黄袍加身这一转折事件不仅决定、改变了赵氏命运，也决定、改变了宋朝三百多年及中华民族的命运。
不唯赵匡胤，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统治者又有几人将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兴盛放在了首位？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就是个人的利益及家族的命运。封建统治即家族统治，改朝换代也是换汤不换药。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中，专制集权的性质从未有过改变，变化的只是某些家族的兴衰。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只计较于个人的权势与家族的私利，这是所有封建专制统治的特性，并非哪朝哪代、某一个人的“专利”。逆来顺受的老百姓似乎也能“理解”，只是对那些将这种特性推到极致的统治者才予以唾弃，比如石敬瑭之流。
宋太祖虽也考虑收复失地、一统天下，虽也想着怎样才能使得大宋帝国繁荣富强，但他放在首要位置的，仍是个人的利益——如何坐稳江山。
刚一上台，他就剪灭公开的反对派，而后又以怀柔的手段，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将潜在的对手与隐性的反抗毫不留情地加以剿灭。杯酒释兵权之后，他的统治是稳固了，但地方势力顿时薄弱，异族入侵无以抵抗，将所有问题一股脑地推给了中央政府。从巩固统治地位来说，杯酒释兵权似无不可，但在四面皆敌的情况下就向自己的军事力量“开刀”，宋太祖进行得也太早了一点，颇有一点风声鹤唳、神经兮兮的味道。待到中华一统、天下太平之时，再来解除将领的实权，那才称得上真正的谋略。
为了削除方镇之权，防微杜渐，宋太祖将政权、军权、财权全部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过去，方镇犹如一个半独立的王国，拥有官员的豁免权。宋太祖一改过去的横向管理模式，各路（省）官员，不仅由中央垂直管理，还直接由中央选派。宋太祖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将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了达到集权目的，增加皇帝威严，他不仅废除宰相君前坐议之礼，还削弱、限制相权。宰相的民权、军权、财权分别被参政知事、枢密院、三司分割，三者互不隶属，互相牵制，无法沟通消息配合行动。比如说国家财政已经困难，而枢密院还要增兵；人民已经穷苦不堪，三司还在索取财赋。这种军政分立、措置乖异的弱点，一遇战争更是暴露无遗。
为防大臣专权自重，宋太祖总是将一些实权部门一分再分，添设了不少新的机构，致使官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内耗，办事效率极为低下。不少大事小事，最后都推到了他这个皇帝面前，非他亲自拍板不可。宋朝虽设谏官，其职责却悄悄地消失改变，由谏议君王成为专察臣子百官的御史，历来所谓的“丞相听天子，天子听言官”之局面不再重现。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到了极点，几乎无人可议无人可谏，大臣唯有偶尔以祖宗成法来稍稍规束一下天子。至王安石提出“祖宗不可法”后，皇帝也就变为真正的“天子”，无人可以监督，没有任何法规能够束缚。
宋太祖在政权、军权收归皇帝一人的同时，也将财权全部集于中央。过去方镇所收赋税，基本自留，送到朝廷的极少。这固然为地方官员聚敛财富中饱私囊提供了方便，有着一定的弊端，但地方的自主权与灵活性也相应地得到了发挥。宋太祖进行财政改革，诏令天下诸州，除留取规定的正常经费而外，其余的将全部送交中央，不准占留。这一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地方势力的作用，但当时的交通运输、财政管理都无法跟上，还得增设相应的政府官员，造成的损耗难以估量。宋朝的财政收入与唐朝相比，增加了七八倍。但是，要供养一大批由政府派到各地的政府官兵及数目庞大的禁军，由唐时的三千人养一官兵，变为三十人养一官兵。表面看来，宋朝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而实质上则大大减少了。即以宋英宗时期而言，国家财政年收入高达六千多万，而官兵的费用就花去了六分之五。剩下的六分之一，朝廷还能干些什么？发达的经济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消耗于无形之中，宋朝的积贫积弱就这样无可避免地成为定势难以扭转。因此，每当边衅一开，国家财政无力，而地方财政又归于中央，早就势力薄弱无所建设，仗还没打，胜负就已见出分晓。
除开财政，军队的建设、管理更是宋朝屡屡败北的根源之所在。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表面看来，军权已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拥有军队，就会存在领兵作战的将领；而将领一旦博得部下的信任，控制了属下的兵士，就有可能凭借手中的力量防不胜防地发动军事政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将领拥兵自重的弊端，只有改革军制才能达到目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宋太祖采取了建立枢密院与三衙并存的军事体制。枢密院主管全国军政，一应军机要务，诸如掌握兵籍、控制虎符、调动军队等，都在主管之列。为了制约武将，枢密院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却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担任。三衙，指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他们平时侍卫皇帝，负责仪仗，宿卫京师，或到外地更番戍守。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拥有兵权，却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也就是说，枢密院属务虚的军事机构，它拥有调兵大权，却没有可以指挥的士卒；而三衙有军队，却无调兵大权。枢密院有权无兵，三衙有兵无权，它们相互制约，谁也别想拥兵造反。而真正的军队指挥大权，最后全都归于皇帝一人。为了防止类似自己的“黄袍加身”事件出现，赵匡胤真是处心积虑到了极点。
不仅如此，赵匡胤还加强了禁军的建设。宋初的军种共有三类，一是乡军，二是厢军，三为禁军。乡军不属职业军队，战时为军，平时务农，实质上就是民兵；厢军即各州镇的地方部队，他们虽然庞大，但武器装备、兵员素质较差，战斗力相当薄弱；禁军过去基本上是皇帝的近卫军，主要负责皇帝的个人安全，而赵匡胤却在后周的基础之上将禁军整编为国家的正规部队，变为一支力量强大的中央军及核心力量，由三衙统领，担负着守卫京师、保护皇帝、戍守边疆、对外作战的重要任务。因此，赵匡胤只要将禁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基本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禁军数目，据《历代名臣奏议》所载：“太祖即位初年，国家共有十二万。”而到开宝后期，就发展到三十八万了。这些禁军，平时大都拱卫在无险可守的首都汴京。可以想见，这支只顾消费、没有生产的职业化军人集团将给京城造成多大的压力，也就难怪宋太祖提出迁都之议了。
赵匡胤早年讨厌读书习文，专骛练功习武。可当他执掌政权后，却在全国上下，号召人们重文轻武：“我欲使武臣尽读书，使知为治之道。”这固然与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担心人们重武，会危及他的政权统治。宋太祖不仅以文臣主管州事，还用文官控制武将。对此，他曾说道：“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我现在选派能干儒臣派往天下各州，即使这些人全部贪污腐化，也没有一个武臣危险。”而问题的关键是北有虎视眈眈的契丹辽国，如果重文轻武成为一种风气与时尚，谁还愿意当兵打仗？军队哪来旺盛的斗志与强大的力量？
在军队的具体管理上，宋太祖的一些措施也弊端多多。
过去，禁军全部屯驻京师，自宋太祖将其改造为王朝的主力部队后，不得不采取“内外相制”的办法分地驻军。主要威胁来自契丹，他就将禁军约百分之六十六的兵力屯驻北方，百分之七驻扎南方，百分之二十七守卫京师。为了将军权完全集于皇帝一人之手，赵匡胤还创立了“更戍法”：除守卫殿前的诸班外，所有其他禁军都要按期轮换到某地戍守，将领自然也要不断调换。常常是某位将领刚刚调到某军，还没有达到官兵相熟的程度，很快就被调往别处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宋太祖的目的所在，就是防止将领动乱。要想叛变，必先结成党羽；党羽间必有一个相互熟悉、了解的过程，只有慢慢加深感情才能形成。而“更戍法”常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就更不用说相互结党叛变了。于是，对那些握有几千里地盘、上十万军队的重镇将领，宋太祖只要发出一纸诏令，就可让他们立时变为孤孤单单的“光杆司令”。防范的目的是达到了，然而，由此而导致的不良后果却非常严重：将领不了解士兵才识，士兵不认识将军容颜，上下陌生，关系疏离，将帅的威信无从建立，士兵的长处得不到发挥。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又怎能指望一支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军队常胜不败呢？
若论实力，辽朝远不如宋军。辽军总数不到三十万，能投入战场的不过十万而已。宋朝军队在宋太祖开宝年间约三十八万，宋太宗时扩充到六十六万，而在庆历元年（1041年）已达一百四十余万之多，是辽兵的几倍。辽兵虽以骑兵为主，迅疾剽悍，为宋军所不及，但就双方军队的实力而言，宋朝当超过契丹；更何况，宋朝的经济力量远比辽朝雄厚稳定，为何占有较强优势的大宋王朝却在对外作战中从未取得过一次像样的军事胜利？尽管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比如民心的向背、决策的正确与失误、战略战术是否得当、将领的临场指挥、军队的整体素质等，但我们仅从宋太祖的“更戍法”不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答案吗？宋太宗时，更是将赵匡胤的军事防范策略推到了极端：为防统帅专权，赵光义干脆取消将帅对部属的节制、处分权力。如此一来，上下级之间便失去了从属与统辖关系，统帅、将校、士兵各不相干，犹如一盘散沙。将帅没有威严，号令无法执行；士兵纪律涣散，难以统一指挥。这样的军队怎能与纪律严明、灵活性大、战斗力强的契丹铁骑争锋？也就难怪宋军每战必败了。
就拿后来发生的人所共知的诛杀名将岳飞来说，也是宋朝君主猜疑武将而结出的一个恶果。岳飞毫无疑问是宋朝最为伟大的军事统帅，他所率领的那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岳家军的确具有一股“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英雄气概。然而，他却受到了朝廷的牵制。若不是宋高宗的骨子里继承了先祖猜疑武将的基因，哪怕秦桧再谄言再诬陷，也不会发生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事件。可怜一代令敌闻风丧胆的英杰忠臣，最后却落得个惨死于自己君王手下的悲剧。
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宋朝历代皇帝对武将的怀疑与防范便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传统。宋太宗赵光义就曾说过：“国家面临的问题，无非就是外忧内患。外忧易于防范，而内患却来得突然，最令人担忧。帝王用心，对此不得不格外谨慎。”防内甚于防外，因此之故，宋朝内部虽无大乱，对外却先后受制于辽、西夏、金，最后亡于元朝之手，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唯政治、军事、经济，即使有宋一代的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之表现，我们似乎也可以在黄袍加身这一开国历史事件中找到内在根源。
陈桥兵变是一次成功的中国历史大阴谋，总是显得那么阴阳怪气、不明不白、不甚光彩。信念、仁义、忠诚等儒家正统观念在此丧失殆尽，也就使得整个宋朝弥漫着一股小人盛行、无耻下流的“毒雾”，一点一点蛀蚀着大宋江山。
而作为坐稳了江山的统治者来说，自然要拉出历代统治者所惯用的“法宝”——儒家理论治理国家。赵匡胤尊孔重儒，即使对孔子后代，也十分看重。孔子的第四十四代孙孔宜没有考中进士，就给予格外照顾，不仅特定为进士，还将他封为曲阜主簿。历代儒家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虚伪，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宋太祖的尊孔信儒，说到底也是一种虚伪的表现。两重虚伪叠合在一起，便有了一出《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位看过这篇传奇的读者，都会对赵匡胤的故作姿态、不近人情产生某种反感。而这则故事，正是按照孔老夫子的“男女授受不亲”观念演绎而来。因此，儒教在宋代时期发展到朱熹、二程的吃人理学，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千里送京娘》这一故事中，就已清晰地现出了某种端倪。
黄袍加身是中华传统谋略的一次杰出典范，阴柔，是其内在本质。这一特性影响开来，有宋一代差不多被阴柔与谋略浸泡得面目全非。以宋太祖为滥觞，其弟宋太宗就弄了个“烛影斧声”；赵氏后人又将这种风格用于战争与外交，他们不敢与敌人硬拼，总是以谋略、和谈为主，战争为辅。对强大的契丹就不用说了，即使不怎么厉害的党项，采取的也是羁縻政策，结果使得党项不断坐大，建立了一个与宋对抗的西夏王朝，到头来自食其果、致祸后代。特别是宋高宗那样的短视、懦弱皇帝，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利害得失，就只知道求和，一味地求和，哪怕只一纸和平的空文，他也能感到一种虚幻的满足与安慰。
经由黄袍加身而坐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对谋反篡权的恐惧、忌讳与禁锢简直达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在陈桥兵变前夕，他先用两日相争的天文现象制造舆论；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总是派员先行考察各国的地理情况，搜集地图资料。因此，宋太祖深知天文、地理对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重要性。于是就明确规定道：“玄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还下令“禁止佛、道徒私下学习天文、地理”，将天文、地理列入禁止私学之内。如此一来，民族素质中那一点本来就十分弱小可怜的科学理性因素便给抹得一干二净了。
……
当我们循着宋朝的历史脉络慢慢打点、梳理时，它的性质、发展以及结局似乎早就蕴藏在黄袍加身这一重大的开国事件之中了。这似乎有点“宿命”的味道，但历史老人总是永恒地保持着它那既冷漠又热情、既偶然又必然、既深入又浅出的独特风格，将手中的橄榄果不断地抛给后人，任你咀嚼，让你咂摸，令你回味。
宋朝如一块令人怦然心动、馋涎欲滴的肥肉，引来了北方各强大民族的蚕食；它那无形的内耗又在不知不觉间掏空了坚固的根基。于是，积贫积弱的帝国再也无法承受蒙古铁蹄的践踏蹂躏，终于在轰然一声巨响中不堪重负地倒塌了，如云烟般消失在历史深处。
古老的汉族，在整体上第一次尝到了异族统治的切肤之痛。
痛苦带来坚强，磨难产生成熟，血泪获得新生。中华民族在对异族的不断融化之中，胸怀变得更加博大，文明变得更加灿烂，版图变得更加辽阔。
从某种角度而言，宋朝的屈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然而，宋代帝国那本质深处的某些痼疾却依然存在，总是不断促使着我们这些后来的继承者深长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