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让杜预留下了笑话。但晋初的王浑和王濬却因为不爱惜政治羽毛引发一场似好莱坞大戏而留下了笑话。故事本身很精彩，同时留给我们的思考也很精彩。此戏的四个主人公分别是，王浑和王濬，西晋的名将，都是冲锋陷阵、杀敌立功的能人；司马炎，西晋开国之主，擅长怀柔治民左右协调；刘颂，最高法院院长，深谙法律。在智商方面，这些都是骨灰级的人物。但是情商则不尽相同，甚至相差万里，具体体现在西晋平定吴国之后的论功封赏上。
事情是这样的：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发兵二十万人，分六路进攻吴国。灭吴主要的三大统帅是王浑、杜预、王濬。杜预、王浑各管长江中游、下游。身为益州刺史、龙骧将军王濬的水军则是从成都到建业，沿着长江横越西东征讨。为了作战的统一指挥，司马炎定下规矩，经过荆州境内，王濬受杜预节制；到了下游，则受王浑节制。
次年正月，王浑所部领兵从横江出击攻破吴军主力，吴国丞相张悌被杀。王浑部下建议“速引兵渡江，直指建业”，王浑却以“诏令龙骧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楫，一时俱济耳”而拒绝。意思是等王濬到，两人会师一起拿下吴国，共同见证大胜利的历史时刻。
此时，西下的王濬也一路过关斩将，当他率军抵达三山时，王浑派人请王濬停舟上岸商讨战事，谁知王濬借口“风利，不得泊也”（“风大，船不能停”），不予理会，乘胜直指建康城，很快吴主孙皓肉袒面缚到王濬营门投降。踏平吴国，擒获吴主，王濬因此威名远播。后人刘禹锡有诗为证：“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眼睁睁看着大功旁落，王浑真是既羞耻又愤怒，东吴的中央军是他消灭的，自己又是安东将军，比王濬的龙骧将军地位高。孙皓却到王濬处投降，让王浑情何以堪。还有从距离来讲，他离建业最近，王濬千里之外，居然跑在他前面。
王浑立即上表朝廷，状告王濬违诏，不听调遣。管诏狱的官员准备用槛车把王濬押回京师处理。不过，司马炎还是比较清醒和仁厚的，没答应，只是下诏痛批了王濬的不守规矩：“伐吴是件大事，应有统一军令。以前有诏使将军受安东将军王浑调度，王浑思谋深远稳重，按兵等待将军。为何径直前行，不听王浑命令，违背制度，不明利害，甚失大义。将军的功勋，铭刻朕心，应当按诏书行事，以维护王法尊严，而在战事将终时，恃功肆意而行，朕将何以号令于天下！”
皇上，我冤枉哪！王濬上书自辩，说：“前奉诏‘自镇东大将军伷及浑、濬、彬等’皆受太尉贾充节度，没有让臣另受王浑节度之文。在三山，王浑送信给臣，也没说臣要受他节度。”原来司马炎是下了两道圣旨，此前王濬接到的是率兵直抵秣陵的诏书，以后又下诏让他受王浑调度。
见王濬争辩，王浑又把扬州刺史周浚的信上呈司马炎，说王濬的部下掠得孙皓宝物，火烧孙皓宫殿。王濬再次上表声辩，说前在三山得周浚书云“皓散宝货以赐将士，府库略虚。而今复言金银箧笥，动有万计”，这不是自相矛盾么。他还反告王浑部只歼灭吴军二千人，却谎报数以万计。
王濬回到京师洛阳，马上就有司劾奏他违诏不受王浑节度，应坐大不敬罪，交付廷尉。武帝再次下诏说情，打圆场称“诏书在途中滞留，没有按时到达，这种情况与不受诏同样看待，于理是讲不通的。王濬没有及时上表说明王浑向他宣布诏书的情况，这是应当责备的。不过，王濬有征伐灭吴的功劳，一点小错不足以掩盖他的大功。”
一个是明明是自己的功劳却被不听节制的人捷足先登，心中又恨又悔；一个认为自己建有大功，却被王浑等人压抑，并遭弹劾，心中非常不平。总之，两人都不服气。
两人为了功劳而争执不休，本来这事司马炎可以一锤定音，把两人一起叫来，在后花园，或者选择一处僻静之地，边饮酒边闲聊，希望两人从大局出发，从和谐考虑，冰释前嫌，一笑泯恩仇，共同为西晋大业再立新功。
但司马炎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避嫌（因为他跟王浑是儿女亲家），让全国口碑最好、断案水平最高、最公正无私的刘颂，来审定和处理这件事，以示客观公正。
这个刘颂不是一般的人，他出身世代名门望族。刘颂年少时明辨事理，被时人称颂。司马炎受魏帝曹奂禅让建立西晋，授刘颂为尚书三公郎，掌管法律、审理冤狱。经屡次升迁担任中书侍郎，后又代理廷尉（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
让这样的权威专家去断王浑王濬的功劳案，应该足以让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心服口服吧。不过，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司马炎要借助专家权威的口，把自己的意思给表达出来。
估计事先没沟通好，刘颂也没很好地去揣摩上司的意图，在经过大量的走访、座谈、查阅资料，充分听取意见，以事实为依据，以良心为准绳，最终做出结论：王浑立上功，王濬是中功。
接到这个定论报告，司马炎大怒，认为刘颂断法不合理，就把他降职为京兆太守，一下子从最高法院的院长贬到西部的京兆太守，这个落差不是一般的大。不过，司马炎立马意识到刘颂毕竟是实事求是，还没等他就任，又改任离京都洛阳较近的河内太守，算是照顾了。
最后司马炎亲自做出决断，王浑升为征东大将军（相当于二品），王濬为辅国大将军（相当于三品），王浑为京陵公，王濬封襄阳县侯。王濬品级和爵位上稍次，但实际待遇已与王浑相近。就这样，司马炎妥协地处理了矛盾。但从这一事件之后，王浑每次到王濬那里，王濬总要安排卫士严加防备，然后才肯与之相见。
王濬不理解司马炎的用心良苦，始终愤愤不平，每次进见，一谈起攻伐之劳和所受委屈，就不胜怨愤，常说话过激，并拂袖而去，都不向司马炎打招呼。而司马炎每次都宽容这位有功之臣。
直到有一天，王濬的好朋友、益州护军范通提醒他说：“你的功劳是很大的，但还不完美。”王濬问：“你是什么意思？”范通说：“你凯旋后，应当悄悄回家，再不提平吴的事。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这是皇上的英明决策、诸将的努力，与我有什么关系啊。”王濬说：“我又不是争功，但要把这个理说说清楚。当年邓艾就是无从辩白，才遭惨死的。”范通说：“你一定要争这口气，那让王浑怎么下台？不是给皇上难堪吗？”
一语惊醒梦中人。王濬突然明白了什么，从此沉默寡言，绝口不提平吴之功。于是紧跟司马炎的节奏，不再守俭素之业，纵情奢侈享受，食则佳肴，衣则锦绣，颐养天年，无疾而终。
而经历这事件后的王浑则率部重新镇守寿春。因为王浑不常用刑，处事果断，而且又妥善安抚了当时心中畏惧西晋政权的东吴遗民，令江东都安定起来，民心都归附。这估计也在高人的指点下，避开争论，在另一方面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那位被贬的刘颂也做了危机公关。在被贬前，刘颂给司马炎上表了奏章，大多是有利国家的举措。司马炎欣然采纳。这多少给刘颂挽回了一些印象分。在河内任上，刘颂事必躬亲，政绩斐然，他见郡内有很多公家主办的水碓，阻塞流水，渐成水灾，刘颂上表废除，百姓获得方便。这让司马炎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由于各方的妥善处理，晋初的这场好莱坞大戏没有演化成兵刃相见的流血事件。从高智商的灭吴，到低情商的争功，再到高情商的善后，这一急转告诉我们一点：情商比智商更能决定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