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冷战结束，有人说是“世界新秩序”的黎明，有人说是“历史的终结”……然而，无论用何种词汇形容这场剧变，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人们告别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却又陷入了另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为企盼冷战尽早收场的人们始料不及。在政治纠纷、军事冲突、经济摩擦、民族矛盾此起彼伏之时，美国等西方大国的软权力也在急剧膨胀和扩张。它们将对世界权力的争夺从“硬霸权”拓展到一个新领域——“软霸权”。所谓“硬霸权”，一般指经济、军事霸权，而“软霸权”是指在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及制度等方面的霸权行为。在软霸权上的竞争和角逐，实际上意味着国际关系形态的升级，从军事战——经济战——知识战的国际战略流程发展来看，知识战无疑将成为21世纪的主体性战略，各大国之争大多集中在知识战的领域。诚然，软霸权已成为时代的“焦点”，而其背后“传播霸权”的推力和“传播霸权”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体现出巨大的战略价值。
一
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政治版图被重新绘制了。正是在这种战略图谋的大背景下，一场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信息战争”悄然兴起——亚洲的上空游弋着十几颗西方发射的地球同步通信卫星，一些境外卫视节目覆盖了中国的辽阔版图。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是一种战略资源。谁掌握了信息传播源和信息传播载体，谁控制了卫星、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谁就有能力影响整个世界，谁就能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抢占制高点，进而掌握主动权。
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传播媒介也呈现出全球化态势。现代高科技传输体系和各种数字通信方式跨时空地将社会生活统一起来，消除了人类视觉和听觉上的畛域，世界成了“地球村”。然而，大众传媒的全球化发展趋势给人们带来的并不都是福祉，它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它的正面效应。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和高科技的优势，控制了现代通信及传播技术，垄断了传播媒介，进而控制了信息文化的传播流向，使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面临着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霸权”并非美国等西方大国用武力来推行，而被表现为生活的“权威”与文化“先进”的事实。显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谋求对全球的文化控制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实现的，因为传媒能提供使受众服从霸权的条件，进而大众传媒本身也成为一种霸权形式，这就是所谓的“传播霸权”（从狭义的角度称之为“媒介霸权”）。这种霸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媒介实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在世界传播秩序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及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传播学者休杰（Hugill）说：“如果信息是一种权力，那么谁掌握了电子传播系统，谁就可以发号施令了。”美国因具有操控信息流向的能力，进而造成美国“讲述”而发展中国家“倾听”的不平等世界传播格局。事实上，传播霸权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霸权是直接关联的，也可以说它是“第四种霸权”。美国借媒介垄断的“硬件”基础，大搞文化渗透，以实现其文化扩张的目的。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传播体系中处于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信息主权、民族文化及国家的发展受到严重冲击。
事实上，传播霸权和媒介垄断、文化渗透的问题并非冷战后才出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世界信息流向表示了强烈不满，强调信息的均衡流动和信息的国家主权。1976年，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信息非殖民化”的问题，同年，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又倡导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然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打着“信息自由流通”的幌子，全力维护信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这一旧格局。发展中国家主张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呼吁受到严重阻挠，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种呼声越来越小了。1990年，联合国负责信息政策的一个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不再考虑国际信息新秩序的问题，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努力陷入低潮。“进入21世纪，控制美国大众传媒的权力迅速向上层集中，其速度甚至超过过去20年间媒体公司的加速整合。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形出现了：这个国家最有影响的新闻、评论和提供日常娱乐的机构被六家大型跨国公司控制……这屈指可数的几家美国和外国的公司，在规模和传播能力上已经超过了这个世界上曾有的和现存的任何组织和机构。他们在全球建立起来的复杂关系网已经使他们成为国际性的卡特尔。”“媒体整合起来的力量使他们日益成为用娱乐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来培养下一代的主要因素。”[1]媒介集团的集中和兼并，加剧了媒介垄断和跨国、跨行业的经营，美国凭借高科技和资源优势，逐渐形成全球性的信息传播体系，如果再将互联网时代美国为自己规划的NII（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以及野心勃勃的GII（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考虑进去，美国的信息传播霸权就似乎无人能撼动了。应强调的是，媒介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传播转型为全球传播，而全球传播将以文化为代表的“软权力”推到了核心的位置上。国际传播以政治宣传和教育为首要的目标和手段，指向特定对象国的阅听群；而全球传播则以文化为外包装，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为“隐形内核”。在全球传播时代，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未见削弱，反而日渐加强。美国等西方大国以文化和意识形态为主的软霸权的较量，并不亚于以经济、军事为主的硬霸权的竞争。随着霸权形式的拓展，软霸权的膨胀与扩张，文化战略价值的彰显，美国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实施文化控制愈演愈烈，美国的强势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也构成极大的冲击和挑战。
面对信息文化危机，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再度重视和研究“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这一“老问题”。的确，如何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霸权、媒介垄断和文化渗透，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传播新秩序以及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二
20世纪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在后半叶，大众传媒的发展开始跨越国界，为人类创造了“天涯若比邻”的日常生活。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M.Mcluhan）从媒介技术和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麦克卢汉认为，一种新媒介的产生，无疑会引起社会结构及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盘根错节，令人思索：为何总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媒介冲击着发展中国家？为何发展中国家的受众几乎成了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俘虏”？国外许多学者以媒介帝国主义来命名媒介导致的这一不平等的关系，这种界定显然有其理论根源。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社会思想领域的“批判理论”思潮中，对于西方文化霸权的认识与批判已经萌生，尤其是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中，赫伯特·席勒、阿芒·马特拉等传播学家，在传播与国家发展关系的研究中，把敏锐的目光投向国际传播的“信息垄断”与发展中国家面临西方传播媒介的“文化入侵”现象。“媒介帝国主义”的概念衍生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一般来说，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在于，发达国家透过媒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全面的文化渗透、文化支配和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2]因此，媒介也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媒介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已经自成一体，有其垄断、殖民和霸权的性质。还需进一步考察的是依附论/全球系统论（Dependency Theory/World System Theory）。所谓依附论/全球系统论，是指国与国之间不能不交往，而这种交往又不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当代依附论学者弗兰克和华勒斯坦在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发展成为所谓的“中心”和“边缘”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他们认为，大凡经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皆可划于“中心”，而其他国家皆可归于“边缘”。依附“无非是一个代名词罢了，掩饰了征服、压迫、疏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种族优越，这些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3]一般而言，当今帝国主义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传播五个方面。其中传播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围内信息交流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话语关系。信息化时代，传播科技的跨时空特征使美国等“中心国家”凭借雄厚的财力和科技成果，通过操控全球有影响力的传播机构向“边缘国家”传播其信息和文化。
赫伯特·席勒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巨擘，他是最早提出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学者。赫伯特·席勒在他1976年出版的《传播与文化霸权》一书的前言中指出：“新兴国家所受到的经济上被支配的现象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文化与传播面向的权力关系才刚刚被意识到。”他认为，传播信息产品传达着比个人理财消费还要多的东西，“同时也包含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而且“相当有效率”地服务于支持整个系统持续与发展的价值。[4]随着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及“全球化”理论成为热点，赫伯特·席勒发现以美苏集团为核心的冷战局面虽然瓦解了，但国际间的支配关系仍然存在：一是美国持续利用其军事行动掌控国际政治局势，二是国际强权愈来愈依赖文化帝国主义的操作。[5]针对学术界关注的全球化问题，赫伯特·席勒强调说，在媒介所有权集中化的时代，怎能对媒介垄断现象避而不论？
法国著名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致力于传播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研究，他着力批判了传播强国的跨国媒介集团为了主宰其他民族、地方的或群体的文化，而在强制性传播中掀起的一场全球化运动。他认为，文化同化的恐惧和文化认同的希望自从传播工业化以后就成为国际关系的要素。文化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跨国媒介集团所标榜的“现代化取舍”虽然看起来重视了信息接收者的权利，却忽视了信息传播应该是接收者与传播者之间的对话过程。而在信息传播不平等的背后，人类将面临重重危机。[6]
美国传播学者本·H.贝戈蒂克安1983年出版了被称为“有史以来对新闻媒介提出最重要批评的书”——《媒体垄断》。本·H.贝戈蒂克安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媒介垄断现象日益严重，同时，他剥去了大众传媒的华丽外衣，批评了大型传媒公司控制公众信息和舆论，大量炮制“冲破一个又一个公共道德和价值底线”的大众娱乐制品。[7]英国著名传播学者汤林森在《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中把“文化帝国主义”明确概括为几个可以互相转换的概念，如一、不平衡的信息流，即媒介帝国主义；二、（美国文化）对民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威胁。[8]虽然汤林森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过时的问题”，但他从未否认媒介霸权在信息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媒介全球化的发展凸显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新的动力因素：软权力。约瑟夫·奈（Josepn Nye）在《世界权力的变革》等论著中提出“软权力”的观点，强调了价值标准（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在国际事务和国际交往中的权力性质。软权力实质上就是渗透在信息传播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美国等西方大国非常善于利用传播媒介的优势推销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如美国在其国会研究中心一项报告中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国际间大众传媒信息流向是不平衡的，而美国是主要源头……今天存在一种打上‘美国制造’字样的世界文化。”[9]
从国外研究中不难发现，以消费为特征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西方文化，其实是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控制的新形式。
首先，通过文化交流实施文化霸权。由于经济、技术及语言、文化上的优势，美国等西方大国控制了文化输出权，进而把自身的文化作为普遍的价值标准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外灌输，使发展中国家只有被动地接受。因此，美国等西方大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
其次，其交流的主要方式是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和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品，使文化成为日常社会消费品，形成空前的文化强势。
最后，在大众传播媒介中传播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文化具有消解民族认同感的作用。
国外学者的研究对于我国传播学界开阔视野，更深入地认识大众传播媒介的现状及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我国传播学界还处在译介、理解和认识的层面。近些年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度“冷却”的“传播霸权”“媒介帝国主义”问题研究似乎重新升温。
国内这方面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是李希光、刘康合著的《妖魔化与媒体轰炸》。他们以“后冷战时代新闻霸权”的视角剖析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质：“真理是由谁掌握的，是由谁‘颁布’的？目前，这个‘真理的政权’（法国思想家福柯提出的概念）当然是美国，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也就是美国把它的价值观推向全世界的过程。谁现在能有最强大的媒体把自己的观念推向世界？除了美国还有谁？”[10]李希光、刘康认为美国正是通过新闻信息、语言和大众文化的霸权来实施文化渗透的。不仅如此，李希光与赵心树在《媒体的力量》一书中有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美国软力量的形成与强大，得益于以美国为大本营由西方强大的跨国媒体控制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制造和流通的新闻和娱乐产品弘扬西方的制度、组织机构和主流价值观，并使其合法化。西方认为非主流的信息、思想、体制、组织和个人在这个主流媒体体系内得不到传播和正面报道。”[11]
国情问题研究学者胡鞍钢对此认为，文化和传媒是国家的“软实力”。当前世界媒体“软实力”的竞争较量和基本格局是“西风压倒东风”。媒体实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媒体在国际传播秩序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国，而且也是世界最大的媒介霸权、文化霸权国。[12]传播学者金元浦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已进入媒介主宰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新时期。
媒介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核心表征包含了多层次的意义，从经济角度来看，当代文化帝国主义首先是指西方大国以电子信息、电影、电视、音像和广告等文化产业以及新闻节目等形式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倾销”产品，获取经济利益。而文化帝国主义实质则在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第三世界进行的全面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13]
国际战略学家王家福教授从国际战略的高度尖锐地指出：“世界信息交流是一条精神战线”，在西方垄断下的信息单向流动，“流去的是某种影响、价值观，带回来的是某种扩散度、利润和渗透度；其中多有‘文化入侵’和对公众的‘心灵污染’，它是西方病态社会造成的最大‘世界公害’。”[14]
传播学者杨瑞明从全球化研究角度认为：“随着资本运动的全球化及跨国公司的发展扩大至包括媒介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美国等西方经济强国依靠对商品输出的垄断，支配了全球以信息或影视为载体的文化输出。经济上的支配力衍生出文化的强势，进而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是当今全球化的一个特点。”[15]
除上述学者的研究具有各自鲜明的视角和立场外，国内关于美国媒介垄断、文化渗透及媒介帝国主义的其他学术论文和专著的研究也正逐渐深入，特别是针对传播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加强，提出发展中国家文化策略与传播观念应当及时改变。应该说，中国传播学界的研究发展正处在从理论向实践过渡的转型时期，这对中国传媒和文化应对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媒介垄断和文化渗透的冲击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客观地讲，这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1.对媒介垄断和文化渗透的分析和认识不够全面和系统，鲜有从国际战略层面切入研究问题。2.思维模式和叙述话语有些僵化、教条，对国外研究的热点，如全球化的问题有盲从的倾向，正如有的学者对此做出的尖锐批评：“凡是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皆以推崇为先，凡是与西方的价值观念相抵消的皆以批驳为要，走向新的极端。”[16]3.缺乏大众传播发展战略与文化发展战略的结合，而且战略对策操作性、针对性不强。
三
本书试图在以前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将美国传播霸权的及相关的媒介垄断和文化渗透问题的分析、研究推向更新的层次，尝试创新的方面是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角度是从美国的传播霸权推动美国软霸权在全球扩张切入。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的突出特征是美国“一超独霸”。美国的霸权一方面表现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表现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对全球的影响和渗透上。确切地说，表现在美国软权力的急剧膨胀与扩张上。对软权力的追逐拓展了美国霸权的基本形式，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大国间竞争的主题和内容。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世界权力争夺从“硬霸权”拓展到“软霸权”这个新领域。的确，作为美国软霸权核心的文化之所以能在全球渗透，得益于经济和高科技的绝对优势，特别是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传播体系和网络是直接相关的。美国的战略决策者们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影响舆论的最好通道。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充分利用其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性优势，全方位地进行文化渗透，进而促进美国软霸权在全球的扩张。
大众传播媒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为信息共享创造了一定的便利，但其负面效应亦非常明显。由于拥有经济和高科技方面的优势，美国加大了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强度，媒介集中、信息单向流动的问题愈来愈严重，美国操控的跨国传媒公司的触角伸向全球的各个角落。美国把垄断全球的大众传播媒介、控制传播权作为一个战略目标，进而完全实现美国的“传播霸权”，为美国软霸权的扩张开辟道路。从这一点上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保护信息主权和本民族文化，不得不同占据传播优势地位的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抗争，限制后者对本国传播市场的占领和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的侵袭。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进行斗争。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创造“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同时，应发展自己的信息传播事业，加大信息文化传播的力度，开掘自己的软权力资源。
本书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目前已有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传播技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理论解析的方法，前者注重传播运作实践，“技术性”较强；而后者注重文本研究，更强调理论。当然，这两种研究方法有其现实性和必然性，并各有其长处。本书在研究方法方面，以政治学、国际战略学及传播学相关理论为指导，具体运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定性、定量分析法，并结合实证研究，力求对美国的媒介垄断和文化渗透做一个系统、全面的分析，深化对美国传播霸权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为我国传媒及文化的发展提出一点新的思考。本书的研究方法具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大的战略视角认识美国传播霸权的进程。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文化渗透的战略取向是美国软霸权核心与力度的体现和诠释。而美国在信息传播技术和资源方面的优势是美国强势文化渗透产生的直接背景。信息革命开辟了传播的新时代，也为文化渗透和软霸权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媒介全球化加大了美国对传媒的控制强度，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跨国传媒公司多数在美国掌控之下。20世纪末，美国形成以广播、电视、互联网和遍布全球的报刊发行网，新旧媒介互动并进的传播体系，这一体系加大了文化渗透的力度。媒介全球化使信息传播速度快、流量大，为信息共享创造了条件，但也加剧了媒介垄断和文化渗透，而这极大地助长了美国的传播霸权，进而推动了美国软霸权的全球播撒。可以说，传播霸权也是美国霸权形式的战略拓展。
其次，从媒介垄断和文化渗透两个基本点解析美国传播霸权。
笔者认为，美国传播霸权是以媒介垄断和文化渗透为两个基本点支撑的，媒介垄断和文化渗透也是推进美国传播霸权的两个“轮子”。从主要作用看，媒介垄断和文化渗透分别是传播霸权的“硬件”和“软件”，换言之分别是“载体”和“内容”。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表明，谁控制了卫星、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信息传播载体，谁就有能力影响整个世界。随着媒介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传播领域伴随多元、融合的同时，也充满了强权、扩张和垄断。冷战结束后，世界上传媒数量、机构力量及资源利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美国拥有卫星、互联网等先进的通信设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媒实力和传播能力与之难以抗衡，实际上这已排除了国家间信息传播“双向流通”的可能，美国的新闻、信息及大众文化单向度向全球传播。媒介全球化加剧了大众传播媒介的集中和垄断，美国各大跨国传媒公司向全球扩张，以便完全控制世界传播媒介市场。如果说媒介技术和媒介资源本身没有政治性，而传播内容却浸透着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确，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美国已能娴熟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推行文化渗透战略。美国文化渗透的基点，从意识形态、人权、民主、价值观到生活方式几乎无处不在，充分体现出美国全方位的霸权战略。在文化渗透的内容控制上，美国常运用“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双重标准及制造“共识”等手段。而为使文化渗透符合现实、具有持久的说服力，在传播技巧上运用所谓的“软包装”“硬内核”。“软包装”是指利用媒介文化的各种形式让人们从感官上能顺利接受；“硬内核”是指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等。文化渗透的动因主要是源于美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的对立及传媒利润的诱惑，根本目的在于为美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服务。
然而，应强调的是，媒介垄断和文化渗透作为“硬件”和“软件”并非各自为政，而是互渗互动。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是信息”的观点[17]。美国传播学家克里斯廷·L.奥根强调“大众媒介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8]显然，是媒介垄断与文化渗透的合力推动美国传播霸权的发展，同时促进美国软霸权在全球的扩张。
最后，从传播霸权的效能分析传播弱国面临的危机和战略选择。
诚然，传媒客观上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政府用来宣传内外政策、树立国家形象、实施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大国加强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和改造，运用现代传播手段以增强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优势地位。美国积极致力于信息传播设施建设，是为了强力推进文化渗透，这不只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更是美国的战略选择。事实上，媒介全球化的进程是美国不断把媒体实力演化为美国战略实力的过程，是美国传播霸权在全球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美国软霸权在世界扩张的过程。冷战结束后，媒介资源分布利用不平衡的情况更加重。美国利用卫星、电视及互联网等现代新媒介、新技术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强势传播，信息文化传播形成了由美国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流动。事实表明，美国的媒介垄断和文化渗透，对于处在传播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主权和民族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传播领域也面临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的问题。如何改变在国际传播中的被动、弱势地位，应对美国强大的信息输出及文化渗透是中国传媒面临的一个战略性的难题。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迅猛，对于美国的跨境传播一味地封锁只能是权宜之计。对于中国传媒来说，在不断增强传媒实力（national power of media）的同时，应加大对外信息文化的传播力度。中国传媒主要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国内宣传阵地，一个是国际舆论舞台。这就意味着中国传播媒介要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息文化传播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中国传媒要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做相应的调整和部署，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参与竞争的开放战略，与国际传媒在思想文化领域、信息资源领域、舆论阵地和受众市场展开全面争夺，以积极态度抵御美国等西方大国利用大众传媒进行的文化渗透，从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氛围。美国等西方大国利用强势传播进行文化渗透，使我们的文化安全上升到一个战略高度。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还是一种弱势文化。在文化安全问题上，面对的压力尤为强大，挑战尤为严峻。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保护自己的文化特色，更要发展自己的文化特色，并使之有开拓性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