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健康人身上，模仿、暗示、仇恨、敌意等属于次要力量，因此社会心理学不应只注重它。
应当研究民主制的理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研究民主的人际关系，民主的领袖。研究民主政体的权力，民主制之中人民的权力，民主领袖的权力。研究无私的领袖的动机。健康的人厌恶对他人有控制权。低上限的、低等动物的权力概念过多地控制了社会心理学。
原来的社会心理学只注重对竞争的研究，而很少对利他主义、友好无私、合作的研究。而且，对于自由和自由人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位置。
文化是怎样改进的？异端的存在有哪些好作用？我们知道，没有异端，文化绝不能前进或改善。异端没有得到更多的研究的原因在哪里？它们为什么一直被视为病态畸形的东西？它们为什么不属于健康范畴？
在社会领域内，对兄弟般的关系，平等主义的研究应受到对阶级、社会等级、以及统治的研究的同样的重视。
谈及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时，人们往往把原动力作为文化，原因在于文化的力量强大，但同时，它也受到人们更强健、更健康的抵抗。文化适应只在某种程度上对一部分人起作用。对于独立于环境的情况，应进行研究。
民意测验的基础是不加判断地接受关于人的可能性的一个低限度的概念，即，假定人们的自私或纯粹的习惯决定着人们的表决结果。这是事实，但只是人口中99%的不健康者的事实。健康的人至少是部分地根据逻辑、常识、正义、公平、现实等等来投票、贩买或作出判断的，甚至当出于狭隘、自私的考虑，这样做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时，也是如此。
在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寻求领导地位的人往往是为了有机会进行服务而不是控制别人。为什么这个事实遭到如此严重的忽视？尽管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它一直是一种意义深远的重要力量，但一直完全遭到忽视。很明显，杰弗逊决不是因为权力能为自己带来私利才寻求领导地位的，而是他感到他应该奉献自己，因为他能够将需要做的事情做好。
我们应当把研究对象定为有责任感、社会义务感、社会道德心、以及诚实、正义的人，这样才更有意义。
应当研究社会运动的参加者，为原则、正义、自由、平等而战的战士，研究理想主义者。
应当研究偏见、冷落、被剥夺以及挫折的积极作用。心理学家很少研究病态心理的丰富的多面性，遭到排斥也有好的后果。特别是那种值得怀疑或内容不健康的文化更应该摈弃，虽然对于个人来说也许是一种痛苦，但确确实实是件好事。自我实现的人常常这样自我排斥，他们对于自己不赞同的亚文化群退避三舍。
相对而论，我们对于暴君、罪犯、心理变态者的了解远比对圣徒、骑士、行善者、英雄、无私的领袖的了解多得多。
习俗有好坏之分，好习俗积极、健康，是健康与病态社会中互相对立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也是如此。
善良、慷慨、博爱、慈善在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几乎没有被提及。
富有的自由主义者，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托马斯·杰弗逊他们不惜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为正义和公理而斗争。
能够反映对犹太人和黑人关心友爱的书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但描写对犹太人、黑人敌意的书却多得不计其数，这反映出我们侧重于敌意，而忽视了对利他主义、对不幸者的同情和关心。
应该研究运动、道德、公理、正义感以及对他人的关注。
有关爱情婚姻以及友谊等方面内容应做为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学中的一部分而被进行研究和探讨。但目前这些问题很少被教科书涉及。
心理健康者对于推销、广告、宣传、意见、建议、模仿和威望的抵制能力以及独立自主性要比一般人高，这些心理健康的标志应该由应用社会心理学家进行广泛研究。
成长趋势和内在力量的成熟，社会心理学必须摆脱这一桎梏，它应当研究具有活力的因素。
除去心理学家无人能够提供人类经验性的价值观念系统，这一任务本身引发了众多的问题。
实际上，心理学的研究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以失败而结束的，因为它被作为一门技术而应用在己知领域。实际上，二次大战后心理学研究没有取得新的成果，尽管某些研究可能获得进一步发展。许多心理学家和其他一些科学家与那些只关心赢得战争、不关心赢得和平的目光短浅的人为伍。他们只把战争视为一场军事角逐，而没有揭示出战争的实质，战争实际上也是一种观念与另一种观念之间的斗争，但心理学家却没有认识到这个特性，没有任何原则把技术与科学加以区别，也没有任何价值理论使人们认清什么是民主的人民，认清为什么而战，认清战争的侧重点在哪里和应该在哪里。这些心理学家只研究涉及手段的问题，而不研究有关目的的问题，他们既可以被民主的力量利用，也可以被纳粹主义利用，他们的努力甚至几乎无助于本国抵抗独裁的力量的增长。
社会制度、文化本身经常被视为一种改变、强迫或抗拒个性的力量，而不把它正确视为满足心愿，加速成功、创造美满的力量。文化是一系列的问题，还是一系列的机会？文化塑造论很可能是长期同病态心理打交道的结果。以健康心理为对象的分析表明，文化是提供各种愿望满足的水库，这一观念同样适合于经常被看作是起塑造、训练、影响个性作用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