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理由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294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
司马光
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记载了十六朝长达1362年的历史。全书以年代为经、皇朝史实为纬，依次叙述中国古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运用追叙、插叙等多种手法，说明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交待人物的身世经历，从而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司马光——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司马光（1019-1086年），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特别喜欢《春秋左氏传》。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第，从此步入仕林。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
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司马光竭力反对。在政治观点方面，司马光主张法制永远不变。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像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排斥新党，完全废除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68岁，朝廷赠以“太师”、“温国公”等称号，派专员扶灵柩返夏县安葬，谥“文正”。
司马光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主持编写了不朽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的名字将和这部著作一起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深度解读
司马光在任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满架满架的朝野史籍，就产生了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以便让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在嘉佑年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了《通志》的编写工作。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他写好的《通志》八卷进献给英宗皇帝。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奉费用，增补人员，专事编写工作。
司马光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讨论了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
第二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为它写序。
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最后脱稿修成，前后共用时19年。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30卷。
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八卷、《唐纪》81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取材除十七史以外，尚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222种。
《资治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余84篇是各家评论，其中裴子野的评论占了10篇，司马迁的评论只有一篇。以篇数看来，《汉纪》所占篇幅最多、其次为《唐纪》。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企图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
《资治通鉴》的主要内容是政治通史。就其选择、收录我国古代政治史料来看，通过作者的剪裁消化、归纳运用，终成一部完整的政治通史体系。该书略古详今，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重点着眼于探讨君主执政过程中的得失与国家兴衰的道理，书中尤其重视为君之道，用大量篇幅记载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贤明政治，详细描述乱国之君丧权辱国、涂炭生灵的经过，提出了一些为君之道。在第六卷“秦始皇十年”中，作者写道：“臣闻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拒细流，而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庭，故能明其德。”只有像泰山一样容纳百山之长，像海洋一样纳百川之流，才能成就帝国的霸业。
关于任人问题，作者在考虑太宗时期出现的“贞观之治”时，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他的用人标准有独特之处，“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人不可以求全，必舍其所长”。再次强调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要与贤人推心置腹，不可求全责备的道理，这样君主的周围就会聚集一大批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国家的治理才能走上正轨。
关于军事问题，在《资治通鉴》中是作者格外关注的一项内容，不仅生动地描述了重《资治通鉴》第一卷。
大战役的经过，而且还论述战争的因果和兵法。在第七十卷“魏文帝黄初六年”中，作者借鉴蜀国的参军马谡向诸葛亮的谏言，说明了用兵之道：“夫用兵者，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强调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三军统帅所追求的目标。
关于经济问题，作者详述有关田制、赋税的内容，以大量篇幅记载商鞅变法、唐朝的租庸调制和两税法等重大经济事件，并随时借历史事实来论证现实问题。在第十五卷“汉文帝前十三年”中，作者写道：“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强调在我国这样的社会，必须重视农业的发展，否则必定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
通鉴于后人，有资于治国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数不胜数。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清代学者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我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曾评论道：“内容思想之博大精深，录事之求实考信，通古今之变，兼收并蓄，拾遗补缺，而成为学史、研史者不可不读之书，又以其考评前世之兴衰得失，通鉴于后人，有资于治国，而成为领导国家者不可不读之书，普通大众不可不读之书……”。
由于《资治通鉴》着重政治军事方面，所以后世有称之为“帝王之书”，即使中国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钻研《资治通鉴》作谋略之研究。如日本曾掀起一阵通鉴热，研究者主要藉此书作商战之用。《资治通鉴》几乎相伴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他熟读这部史学名著，前后共读了十七余遍，直至某些章节的书页变得残破不堪，仍爱不释手，且经常告诉周围的人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屡次向各级领导大力推荐这部史学名著。
《资治通鉴》作为重要的历史巨著，也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历朝历代的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并取得了成绩。《资治通鉴》博大精深，直到今天仍有研究的意义。对它的研究，还有很多方面有待于开拓。
学习和研究《通鉴》，有助于具体地认识这部书在我国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助于我们批判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的传统，也有助于今人以历史为镜子，为创建新社会新文化而积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