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时代的幸运儿
所谓乱世出英豪，时势造英雄，到底是时代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影响了整个时代呢？不论是时代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影响了时代，想要在这个时代成为英雄，就必须依赖机遇。一个难逢的机遇可以创造奇迹，也会遮去很多人背后的艰苦付出和惨痛经历。努力、付出和不盲目的拼搏，最终都将会转化为成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储备力量。经历过时代洗礼的人们，都懂得如何去创造和争取自己的幸福，他们也更愿意为了幸福而付出更多。
1959年正是“大跃进”运动的高峰期，冯仑于这一年出生在西安。
“大跃进”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这样的时代背景，也对冯仑日后的“万通”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随后他又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
少年时期的冯仑就是在这样频繁、激烈的大规模“运动”中长大的，这对他本就不健全的学习环境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一时间，天翻地覆，当时的学生们几乎都不上课，大中小学全部参与到“闹革命”的活动中，此时的冯仑和其他孩子一样有书不能读。幸运的是，他没有因那“一腔革命热血”而荒废学业，反而待在家里偷偷学习，那段时间对当时的冯仑无异于是巨大的煎熬。
说冯仑幸运，是话出有因的。
冯仑生于书香门第，父亲虽只是个企业工会的负责人，但却能凭一纸书信，让儿子在图书馆里随意游走，且肆意畅读“灰”“白”禁书——如《张国焘回忆录》《尼赫鲁传》《出类拔萃之辈》和《大逻辑》《小逻辑》等一些被称作“灰皮书”和“白皮书”的著作，这样的机会在那个环境里是万中无一的。
冯仑没有浪费这个难得的机会，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书本上，从文学到历史，从历史到哲学，他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养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读书期，冯仑在思维体系和语言天赋上显得格外突出，并慢慢成长为日后公众眼中的“全能人才”。
年代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几乎都有着相同的境遇，没有别的选择。这样“恶劣”的生活环境，让冯仑走出了“野蛮”生长的第一步。
“草莽”一般的学习方式，促成了他日后过人的学习能力。这对冯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也正是这个“文化”宝藏为他今天的财富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也许，今日的冯仑亦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身上带着“事缓则圆”的随和，而时代却让他拥有了一颗“司马懿一般”的野心。
1977年，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对恢复高考的提议大加赞赏，并立刻做出了决定。
当时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有限，故此大幅度削减了大学生录取数量，将近600万的考生，只有30万人有上大学的机会。
在被录取的考生中，冯仑也是幸运者。仅凭20%的机会，便成了30万学子中的一员，成功考进了西北大学经济系，并在此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来，冯仑曾回忆说：“对于上大学，自己都没有敢想过太多。”而最幸运的，并非是考上大学这件事，而是被西北大学录取。
最初，西北大学只有商学学科，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重新建立了经济学系的经济学专业，1985年才正式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这正是冯仑读书的时期，他真是赶上了好年代。
1981年时，冯仑成功考入中共中央党校，成为当时中央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这也让他的未来之路变得更加宽广。来到党校之后，冯仑遇到了一个传奇人物，他一直称呼此人为“文化土匪”，他就是冯仑的研究生导师——马鸿模。
马鸿模乃大家出身，性格刚猛，参加过武工队。当时冯仑是年纪最小的学员，所以导师点名要和他见面。
冯仑初来乍到，心里多少有些惶恐。马鸿模的形象很有特点，留着光头，身着一袭黑袍，叼着雪茄，犹如“土匪”造型，冯仑倒没觉得什么，只把他当成一个普通老头而已。可后来，马鸿模的匪气让冯仑很着迷，他也开始认为，一个人若是在精神上都没有掠夺的欲望，那就很难获得成功。于是，冯仑也把这种精神折射到自己身上，那是一种不羁的野性和文弱的书卷气的复杂结合。冯仑继承了马鸿模的衣钵，也继承了他强悍的人生和性格。再后来，冯仑更是认了马鸿模做干爹，两人成了忘年之交。
直到今天，冯仑的钱包里依旧放着他认为影响自己最深的两个人的照片，一个是阿拉法特，而另一个就是马鸿模。如此可见，思想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遇到马鸿模，可谓是冯仑“顺畅”人生中的另一个别样的幸运。若用生父育“文”，教父授“武”来形容少年冯仑的成长经历，应算是十分恰当的。
“文”毋庸置疑，是人的内涵，而“武”则是人的思想，以及强大的精神力量。不过，现实中好像很难有人能做到文武双全。冯仑果真是幸运的，毕竟一个人一辈子能遇到两位醍醐灌顶般的人生导师，实在比中彩票大奖的几率还低。冯仑的亲生父亲，给冯仑创造了一个文学的“黄金屋”，也让他在文学创作上有了一定的根基；而“教父”马鸿模，则让他在思想境界层面，获得了“土匪”一般的“野蛮”。
几年后，冯仑在中央党校毕业，拿到了法学硕士学位，并决定留在学校工作。他留校有两个原因，一是不想接触到每一个部门的工作内容，二是不想就这样离开马鸿模。尔后，他游走了几个部门，基层锻炼过，从地方干到企业，最后留在了海南，并在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出任常务副所长，主要负责筹建海南体制改革的相关工作。此时，“全民经商”的热浪已席卷全国，冯仑尚不知“经商”这两个字背后潜藏着多么巨大的财富。
虽说冯仑手下有一百多个编制，但因为大部分的财政编制是体制内的，所以根本没有任何财政拨款，没有任何启动经费。随后，上级部门给了冯仑一单“买卖”，进口1万台彩电的批文，于是冯仑把这一单生意交给了一家贸易公司，并且从中换来了30万元现金。利用转来的钱，冯仑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这时，冯仑结识了潘石屹。
好景不长，一年之后，体改所解散，原因不明，冯仑迎来了失业的噩梦。
冯仑奢望过能再次回到党校体制内，但这似乎真的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回到北京后，他托了很多关系找工作，可大多国家机关部门都对他大门紧闭。几经周转，他进入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干了几个月一共才得到72元的工资。就这样，冯仑的仕途之路就此结束，并沦落于江湖之中。
就在冯仑无路可走之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进入了当时闻名全国的民营企业家牟其中创办的南德集团，因为冯仑的文学功底深厚，所以创办了《南德世界》。此时，冯仑身上的一些别样的能力被牟其中逐一发掘，慢慢得到了牟其中的赏识和重用，从行政秘书一路升迁至牟其中第一副手和要臣之一，工资也已经破了千元——冯仑的生活已经很有小康的味道了。
在无数个“从无到有”的艰难过程中，冯仑硬是找到了“生”的机会。他也和其他成功者一样，都曾经历过无数的坎坷与不幸，可正是这些不幸，让冯仑成为了“时代变迁”中的“幸运儿”。
文明“土匪”
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幸运之神会公正地让每个人享受到专属于自己的幸运。但这不代表幸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有人说，幸运之神总是偏爱旁人，而辜负自己。但他们可曾想过，到底是什么特质才让幸运之神如此偏心呢？
冯仑的幸运并非空穴来风。从他离开中央党校到后来进入“南德”，并被牟其中重用，这个过程既非偶然、也非巧合，而是他从小到大都对知识充满了渴望，并在不断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才让他有了这样的机会。“幸运”，从来都是一点一滴积累所得，是用汗水换回来的。冯仑的幸运，归根结底，是读书学习催生而来。
进入中央党校的时候，冯仑就被马鸿模的作风吸引了。当时马鸿模可谓深藏不漏，是个“外痞内秀”的学者，身为法学博士，却在言谈间夹杂着世俗之语，不做作，不清高，完全看不到他高级知识分子的姿态，可在表述上，却让学生们领略到他那极富逻辑性的广域思维。
冯仑很聪明，经由观察，他已经意识到，眼前的这位导师，或许就是自己未来将要达到的目标，所以一定要和这位导师成为友人。几次三番，两人渐渐熟络起来。
在思想上，冯仑得到了马鸿模的熏陶；在学术上，他也和马鸿模一样执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的冯仑，身上带着一股江湖味，谈吐间又散发着极具文化内涵的理性气息，两者的巧妙糅合，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冯仑。当然，那时的冯仑还远未达到这般境界。
马鸿模阅人无数，自然能看出冯仑的些许端倪。他视冯仑如“雏荷之角”，所以将党校阅览室推荐给这个得意门生，任其自由出入。
在党校阅览室，冯仑开始“潜心修炼”。马列原著的版本有很多，为了能走好学习的第一步，冯仑专门学习了德文、英文，为的是能更深入地理解到两种语言文化下的相同哲学、不同思想。
学习久了，冯仑有了自己的见解，在主观意识上也被刻上了“马列主义”的标记。不管是想党的事，还是做党的事，他都是认认真真，毫不马虎。
当时的中央党校只有两个阅览室，一个是党刊室，另一个是内参室。对冯仑来说内参室更加神秘，里面一定藏着很多“秘密”资料。
党刊室比较开放，冯仑可以自由出入；想要进入内参室，就一定要有领导批准或是达到一定级别才行。而且内参室内部，也是根据阅览者的级别来划分可读阅范围的。
这里有很多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的资料，大多是用来记录当时社会的“灰色”领域，也被称作“社会阴暗面”。平日生活中那些喜闻乐见的事情，在其背后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对于冯仑来说，这才是能激发他兴趣的“宝藏”。故此，想要进入内参室，一定需要马鸿模的帮忙。
马鸿模果然“神通广大”，几天后冯仑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参阅内参的最高权利。
那段时间里，冯仑从未停止对“内参”的探索。从这些不为外人知晓的资料中，他认识到了社会和国情的复杂性。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必有其本人尚且不知的旺盛求知欲，冯仑即是如此。处于“野蛮”状态下的他，几乎什么书都看，小时候看不到的书，那时看的更多。
在读书的过程中，冯仑经常会总结出一些让人惊奇的观点。读《金瓶梅》，他觉得西门庆应该是个民营企业家；读到《点与线》，他又发现了一些别人意识不到的经验。
冯仑这样描述：“第一，一个人硬要证明有这件事情，那一定是没有的。所以，现在谁告诉我这事真有，我就说真没有。另外一个，爱情是不能掩饰的；爱情会有很多多余的动作，所以你没法掩饰。人内心有些东西是不能掩饰的。”
冯仑的思考习惯都是在“读书”中形成的，这也正是他“野蛮”的一部分。小时候冯仑读《史记》，上中学时读《小逻辑》，大学时期学习《资本论》，做生意时研究《孙子兵法》，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是好书，冯仑从来都不会放过。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文学流入国内，他又开始关注西方文学。其中，托夫勒的《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他的思想结构，启发了他的新思想浪潮。
1988年，冯仑已是国家体改委的部门领导，那年他29岁。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拿到了一套4本装的港版《胡雪岩》，内容限制很少，“厉害”的东西很多。
《红顶商人》《平步青云》《灯火楼台》《萧瑟洋场》，这4本书让冯仑爱不释手，他不知疲倦地琢磨着其中的深意。
冯仑对胡雪岩的思想情有独钟，此一系列佳作，日后均成为万通公司的培训教材。在“万通六君子”中最被推行的书有两本，一本是《上海滩》，一本就是《胡雪岩》。
后来，冯仑又继续研究经济学和法学，也因此得到了进入社科院、国家体改委、中共宣传部等多个组织学习的绝佳机会。
1984年，冯仑已经游走了党校的多个部门。作为中央党校最年轻的学员，因其成绩过人，被派遣到不同的岗位进行实习工作。两年后，又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参与研究“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导体制改革”，随后被借调到中宣部，接着又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任命为比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同时被派往海南省筹建改革发展研究所，出任常务副所长。
后来，冯仑每每提及自己的上学时代，都不忘称赞自己，在校期间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既是个好学生，也是个好党员。事实确实如此，年少的冯仑，15岁入团，25岁入党，从中央党校毕业后，直接进了中央机关。
冯仑对待党章的态度毋庸置疑，经过对马列著作的深度理解，他开始研究党章；琢磨久了，他干脆就把党章拿来当作自己的律己守则，并称为“党性”。
冯仑接触了MBA课程后，更加认定自己的态度是正确的。MBA的课程也这样要求企业家，一是自律，二是不犯法。共产党要求毫不为己，专门利人，做企业也就要为投资者和客户的利益多考虑，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这样，冯仑始终坚持用“党性”要求自己。
平时开会的时候，众人对于领导那些让人听得模棱两可的慷慨豪言已见怪不怪了，但冯仑还是坚持拿着个小笔记本不停地写着，不管听懂的还是听不懂的都一一记录下来。更多的时候，冯仑不是听不懂，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去理解。
经商后，他仍然坚持着对自己的思想约束。一次去香港参加商会，台上的外国企业家在演讲，冯仑完全不知所云，但他依旧拿出自己的小本子不停记录。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朝周围看了一圈，台下的大多企业主已经陆续离场，多数都是因为听不懂的关系。也有留下来的，但都是三三两两抽烟的抽烟，聊天的聊天。
最后，会上就剩下冯仑一个人，他听讲的状态就像是个害怕老师批评的小学生，认真地用笔记录下会议的每一个细节。
后来有人好奇地问过冯仑为什么会这样，他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我是一名党校毕业生，那时候我就这样”。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冯仑都能做到自律，坚决约束自己，不触犯任何法律法规。
机不逢时，冯仑短暂的仕途之旅，因某些原因在几年后告一段落。但在这期间，他学习了太多，也得到了太多。他身为党员，严于律己，做事很认真，对政策很敏感，在语言风格、思维方式、决策习惯上，形成了专属于他自己的“野蛮特色”。
冯仑说：“束缚多了，犯错误就少。”这是他在取得万通辉煌后总结出的政商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靠不住，靠山就是火山”，其实两者并不是“离不开”的。这决定了万通日后的发展途径，就像冯仑说的那样，“没有依附于任何权贵，也不和任何官员产生密切关系”。
确实如此，不管是大学同学还是党校的同学，冯仑从来没想过依附过他们半点。在同学眼中，冯仑也是个拥有健康“价值观”的“文明土匪”。他就是这样，总希望着凭借自己的真本事，在商海中打出漂亮的“一拳一脚”！
与牟其中的恩怨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马鸿模之后，另一个影响冯仑的人就是牟其中。牟其中不仅是冯仑的“伯乐”，同时也是他“从商”的启蒙老师。
虽然“恩师之情不能忘，吃水莫忘挖井人”，但“后浪推前浪，新人胜旧人”的道理，却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更何况，胸怀大志的冯仑怎能甘心屈于牟其中的手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想要成功，就要学会踩着前人足迹前进，冯仑和牟其中之间的恩怨纠葛，也成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经典案例。
冯仑在海南体改所的时候，就已经对牟其中有所耳闻。当时的牟其中是“商战”中的长胜将军，仿佛全世界都在宣扬他的丰功伟业。
对于这个“厉害”之人，冯仑也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冯仑遇到了南德集团在海南的代表汪兆京。汪兆京是牟其中的得力手下，业务能力出类拔萃，帮助牟其中做了不少大“买卖”，其中属飞机的生意最为得意。汪兆京对牟其中的生活细节十分了解，如同他的手足一般。
冯仑和汪兆京聊得十分投机，一方面冯仑对牟其中的“奇闻异事”倍感兴致，故意从言语上寻找突破口，想从汪兆京那“套”出一些关于牟其中在外界没有表露过的事情；另一方面，汪兆京慧眼识珠，看出冯仑是日后必成大器的人，故意“松口”，聊些冯仑感兴趣的东西。该说的不该说的，都是为了把冯仑引入南德集团。
冯仑也真“上当”了，随着汪兆京去了南德集团的大本营——军博大院。
在冯仑的眼中，似乎什么都是新奇的。初入党校时，他觉得党校的教学楼很神秘；现在来到了军博大院，又觉得军博大院不同别处，尤其是牟其中的办公楼，算得上军博大院里最“奇怪”的地方。
牟其中的办公室很简单，两排沙发，一个破茶几，这些是办公用品之外仅有的两件东西。牟其中就站在办公室的正中间，身材高大，手里拿着个白色烤漆的大茶缸子，在冯仑印象里，这是牟其中千年不变的形象。
冯仑见到牟其中之后也没敢多说什么，只见牟其中喝了一口水，把大茶缸子往茶几上一放，便开始了忘我畅谈。谈天说地是牟其中的喜好之一，聊天下、聊国家，再到聊改革、聊命运，无所不提。
能说话的人冯仑见得多了，但像牟其中这样没完没了，不管你想不想听都可以“忘我”的主儿，他还是头一回见。尽管如此，牟其中老大哥的形象仍然映入了冯仑心中。随后，冯仑展开了在南德集团的工作。
198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牟其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澄清他的一些特殊关系。冯仑执笔为他写了一篇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的文章，并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从此老牟摆正了社会形象，也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
这篇文章后来又被多家知名报刊转载，其中还包括《人民日报》这种权威报纸。冯仑用这次漂亮的工作，彻底赢得了牟其中的心。
牟其中对冯仑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于是开始重用冯仑。冯仑越做越好，很快就进了总办公室，手中有一定的HR权力。当时，有2/3的部门经理都是经冯仑之手引入的，后来的万通六君子中，就有4个人曾在南德集团工作过。在某种程度上说，牟其中就是六君子的教练，南德集团就是万通的练兵场。
自古及今，有本事的人从不愿寄人篱下。牟其中和冯仑都是这样的人，尤其冯仑，他当时就寄身于牟其中之下。
冯仑和牟其中第一次产生裂痕，是在冯仑装病离开南德之时。
在南德，冯仑最先结识了王启富，在王启富的介绍下，他结识了王功权。由于王功权与刘军有君子之交，王功权又拉来了刘军。
冯仑和王功权在自我价值观上有很多交集：两人一直都觉得，南德终究是牟其中的，并不是属于自己的事业，而且和牟其中之间年龄上的差异造成了很大问题，无论在想法上还是实干上，都很难完全发挥自己。于是，两人开始商讨，如何开启自己未来的创业道路，与牟其中的明争暗斗也悄然展开，这场战争也被冯仑称作为“男人与男人之间较量”。此时的冯仑已不再是孤军作战。
兄弟几人的想法很统一：人在牟其中这干着本份工作，私下里再做些自己的生意。先用滚雪球的方式积累资本，再一起离开南德。可想而知，老牟要是知道几个年轻人拿自己“做宝搞”（当傻子搞），得气成什么样？
随后，冯仑在门头沟物色到一间不错的店面，想开个餐馆练练手，同时又想搞个实体，帮别人出书。但是由于没有资金注册，加之一些琐碎的事情，后来这个计划夭折了。
冯仑觉得，做事情不能随便放弃，得换个角度、换个思路再重新开始。既然不能“篡位”，那只能“兵谏”，由冯仑和王功权来管理公司的一切事物，而把牟其中放在“高处不胜寒”的董事长位置。这样一来，兄弟几人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经营南德，力争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民营企业。
但话又说回来，牟其中生来就是个“痞子样”，五十几岁的人了，在香山吃饭都能和别人动起手来，还一拳打掉别人的下巴；在路边看到打架的还会跟着叫好，看热闹的兴奋劲就连年轻人都达不到。
想到这些，冯仑被老牟的无赖作风和土匪劲头折服了。最后的结论是，“兵谏”老牟，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几个月后，冯仑结识了一个自称“谢老板”的人，谢老板很看重冯仑，数次邀请都被冯仑拒绝了。又过些时日，正因老牟的事情束手无策之际，冯仑决定再折腾一回，主动去找“谢老板”，尝试性地随谢老板一同去了海南。
冯仑装病离开了南德。牟其中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十分恼火，他的原话是——“连屁都不放”。牟其中觉得，冯仑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也没把南德真正放在心上。
冯仑此次出走，一不是为钱，二连招呼都不打，让老牟的气生得一点头绪都没有。在南德的历史上，冯仑还是第一个让老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炒的”。
在海南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冯仑也曾遇到过牟其中。当时老牟去海南办事，王功权暗中给冯仑通风报信，告知他老牟也去了海南。毕竟擅离职守不是冯仑的作风，所以心中多少有些歉意，一直想着要和牟其中解释清楚，以此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几番思考，冯仑决定去机场接牟其中。
在机场，老牟一点面子都没给冯仑，根本就不想理会。这对冯仑来说，已不是吃闭门羹那么简单了，而是迎面的“一巴掌”。
几天之后，冯仑回京理事，得知南德迁至永定路，便决定再次登门拜访——负荆请罪。只是，男人的尊严坚如磐石，尤其在挑战过自己尊严的另一个男人面前，会更为坚硬。牟其中死不改口，对冯仑视而不见，冯仑无奈，悻悻而归。
冯仑也是个硬骨头，没有在男人的尊严前倒下，他放出话来：“我冯仑和他老牟，老死不相往来！”此话一出，两人的关系彻底降到冰点，牟其中也从冯仑的伯乐，变成了他人生中的陌路人。
其实，让两人关系恶劣的并非冯仑离开南德一事，主要还是因他创立“万通”初期，带走了潘石屹、王功权这些精兵强将，南德的墙角被他挖得直漏风，老牟能不动怒吗？
不过，两人的渊源并没有因此结束。多年之后，冯仑也和老牟偶遇过两次，一次是冯仑带全家去三峡，在飞机上遇到了老牟，老牟简单寒暄一下就主动离开了。另一次是在华盛顿的一家中餐馆，冯仑正在吃东西，呼啦啦进来一大群人，他一眼就看到人群中的老牟，老牟一直朝冯仑这边看，可他假装看不见，低头吃饭。
冯仑“兵谏”老牟是有道理的，这不仅是给自己创造发展空间，更多的也是想保住南德。老牟的思想意识和经济策略，早已和这个经济大转型的时期背道而驰。冯仑出走之后，南德逐渐步入歧途，牟其中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再后来，牟其中就真的出事了，在监狱里写信并托人送到冯仑手上，信中希望冯仑能出钱给予帮助，但冯仑和王功权详细商榷后还是拒绝了。冯仑拒绝的原因很简单，此时帮助牟其中，就等于和政府对抗。更何况老牟出来之后，一切生活都是冯仑来承担，甚至还要负责牟其中的养老送终。
冯仑认识牟其中已有20年之久，他的年龄和冯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往日在生活上，冯仑对待自己的父亲什么样，就对牟其中什么样，不管是朋友还是长辈，这都是一个心灵上的慰藉。
因此，冯仑有生以来第一次违背自己的誓言，他也笑称这是给自己赌气誓言的一次“教训”。这么多年来，冯仑和王功权、王石等人，也还经常一起去武汉看牟其中。
时过境迁，心境已经改变了，观念的转变也让两个人的恩怨渐渐被彼此淡忘。
“草创”，只为生存
观念上的转变是必然的。冯仑很清楚，南德只是自己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踏板，那里的工作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创业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在南德，大小事都由冯仑处理，不管是主编还是主管，毕竟只是个文字劳动力，手上的工作无外乎就是把文章写好，把南德和老牟的形象搞好，仅此而已。
冯仑不是个随便就能妥协的人，可在没有赚到第一桶金之前，他依然希望自己能重回体制，以“书生”的身份重踏仕途。当面对现实的时候，他内心的压力是巨大的，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牟其中母亲去世的时候，是冯仑在太平间给老太太穿的衣服。太平间的一位工作人员和冯仑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个活啊，不招人待见，不过你要是真学会了这个，你还就多了一门手艺，这饭啊也比别人多吃一口。”回去的路上，冯仑不断在心里琢磨这句话，他明白了“精神世界的追逐是崇高的，但这份崇高并不能填饱肚子”。
金钱虽不是万能，但却为万能所用。冯仑觉得，自己是时候做出“转变”了，不能只做“文明人”，而要做个野蛮的“土匪”。抢来的技能都是谋生手段，谋生手段多也就不愁吃喝了，更何况，此时有南德这块经商“试验田”，还拥有牟其中这样的导师和王功权这样的副手在身边。
此前，冯仑和几个朋友“兵谏”牟其中未遂，随后他和同是学者出身的小伙伴再一次共商大计。冯仑想让自己从“学者”转型为“商人”，故此，海南就成了未来的另一个归途。想要转变身份，就一定要走和牟其中不一样的道路，而只有在琼州，“皮包公司”才行的通，若是在其他城市则根本就没有快速成功的可能，毕竟政策完全不允许。
冯仑心里清楚，这一切都需要过程。兄弟各个武艺高强、身怀绝技，但在没有钱的情况下，身上的“绝技”也都变成了空把式。
思来想去，冯仑和兄弟几人经过商榷，还是决定先办公司，主要业务是帮人出书、写文章、书写“正面教材”，以名人自传的形式来为客户扶正名号。大体来看，主要工作和冯仑在南德所做的事情一样。
做的时间久了，冯仑又陆续添加了一些新项目，比如帮人开会、做活动等。生意不好不坏，也累积起了一些资金。
对于兄弟几个人来说，“文争不如武斗”。眼下的生意还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想要把事业再折腾的更大一点，便需要冯仑在转型期找一条新出路，公司也得另起炉灶。
1988年，是房地产大热潮席卷全国的一年。因成为新中国唯一的特区省级行政区而声名鹊起的海南，此时正处在经济膨胀高发期，大把的机会在向内地人民招手，那时的生意似乎很好做，如果不是“傻子”，就必须去经商。冯仑和小伙伴们自然看到了这个机会，最先到海南落脚的是王功权。
王功权刚到海南时，心里还是很没谱的，一直都在考虑要不要先去海南大学面试或到其他地方谋职，甚至教教书，干老本行，把生活先稳定下来再说。而就在这时，他的人生轨迹被冯仑改变了。
冯仑提前从工商局领回一张表格，直接把表格举在王功权面前，向王功权表达了想要重新办公司的想法，还自作主张地在表格上填了王功权的名字，并说在兄弟几个人里头只有王功权在南德做过业务方面的主管，所以这个活只能由王功权来干。冯仑接着“威胁”王功权，现在都已经盖章了，人人都清楚盖这些章有多困难，要是王功权不同意，这些章就得再去重盖。
只有威逼，没有利诱。虽说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工商局的章也不是说盖就能盖的。王功权见事已至此，也只好点头答应了。随后，冯仑找来了易小迪，从南德拉来了兄弟刘军和王启富。这个时期的冯仑很落魄，刚离开南德不久，只能和王功权一起挤在易小迪的印刷厂里，这间印刷厂就成了创业前期的唯一据点。
至此，万通六君子体系大致成型。眼下，创业资金成了兄弟几人的第一道坎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若是国库亏空，再强的兵马也无计可施。兄弟几人勒紧裤腰带，东拼西凑，弄来3万元钱。其中王功权出了9千多元，冯仑自己拿出1.2万元，王启富向自己的哥哥借了1万元，刘军把朋友的录放机卖了，填补了几千元。几人拿着这些钱去办理营业执照，剩下的钱留做前期运作费用。
办理好营业执照，几个人满面欢喜地走出工商局的大门，本想要小小庆祝一番，可兜里剩下的钱加在一起才几百元，几人哭笑不得，互看了一眼便扬长而去。
如此，“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在几人的捉襟见肘中成立了，注册资金1000万。易小迪的印刷厂，主要负责印刷公司的相关业务资料。至1993年，通过产权改革，此公司变革为万通集团公司，冯仑任董事长。
几个月之后，潘石屹正式加入，万通六君子全部归位，“万通”的大旗也正式竖了起来。此时，冯仑和兄弟们整装待发，用典型的“皮包公司”迎来了这场风口浪尖上的“淘金之旅”。
早在成立公司之前，冯仑和潘石屹就计划着要承包一家名叫大地公司的小型国有企业单位。当时双方均达成协议，由冯仑等人负责企业经营，每年只需向大地公司厂长回缴几千元的管理费用就可以。
合同签订之后，冯仑接收了大地公司的公章，业务资料也已筹备得有模有样，正准备着手经营时，厂长却突然反悔了。第二天一大早，厂长骑着自行车赶来，把公章要了回去，还发疯似的撕毁了合同。
原来，这位老厂长想了一晚上，他摸清了冯仑等人的经济情况之后觉得实在欠妥，绝不能因为几千块钱砸了自己的饭碗，要是搞出什么大乱子来实在得不偿失。无奈之下，冯仑几人后来只能硬着头皮注册了“万通”（当时冯仑给公司取名为“万通”的时候，就是要讨“万事亨通”的好兆头）。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万通经营得风生水起，兄弟六人均脱贫致富，此时当年的那位老厂长又换了说法：“早知道，当年就让你们干了，现在大地也成大企业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过了这个村，就真没这个店了。
公司创办初期，处处都需要求人办事，虽说几个人公关能力皆为一流，但吃饭需要钱，喝酒需要钱，果真是无钱寸步难行。冯仑曾经觉得马鸿模像“强盗”、牟其中像“土匪”，而此时的自己，满身书卷气，在关键时刻却没有半点用处。原来百无一用的，当真是“书生”呀！
“吃饭、喝酒、谈业务”，这种招待客户的方式在当时是一种潮流。有一次洽谈业务需要宴请客户，捉襟见肘的冯仑想，没关系，咱们先“乐”着，“乐”完了再说钱的事。
觥筹交错之间，转眼就到了凌晨。王启富摆摆手，服务员递上账单，他接过来一看，瞬间傻眼了，一句话没敢多说，马上递给了冯仑。冯仑一看也傻了，1000多的账单超出了几人身上所有的现金，就算是加上客户身上的钱恐怕都不够。冯仑平静了一下情绪，决定让一个兄弟把客户先安排走，然后派另一个兄弟快马加鞭出去借钱。
凌晨的冷风吹进了出来借钱的易小迪的胸腔，虽然是海南，但他仍瑟瑟发抖。而其他的人，只能由冯仑带着在歌厅里当作抵押。
账终于结了，几个人互相搀扶着走出了歌厅。时至今日，冯仑被问到当时的事情时，也很难再去深入回忆了，也许是不愿提起，也许是真的忘记。总之，那一晚到底睡在哪里，冯仑亦是彻彻底底地道不明了。
此时的冯仑，慢慢地从学者转变成一个商人，他深知在商战中“不光要能够适应，还要懂得运用野蛮”，唯此，才能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中国合伙人
创业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模式，是用有限的资源去创造无限价值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冯仑的创业过程，离不开早期的“万通六君子”，他们是那时的“中国合伙人”，只是，这帮兄弟在真正聚首之前，各有辛酸。
冯仑在经历了孤身一人的“坎坷仕途”之后，慢慢意识到合伙人经营方式对民营企业创业者的重要性。因此，六君子“江湖聚义”，并创下了奇迹般的辉煌。
只是，后来的冯仑万万没想到，在万通最鼎盛的时期，兄弟六人竟陷入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之中。被迫选择分手，无疑是一个既心酸而又“快乐”的过程，这种经历对冯仑而言，更像是在经营自己的人生。
1988年，冯仑小队的成员开始增加，从最初的双人组——冯仑、易小迪，到王功权、王启富和刘军，就这样形成了创业初期五人小分队。冯仑是通过易小迪认识了王启富，又通过王启富认识了王功权，又通过王功权结识了刘军。逐渐注入的新鲜血液，让冯仑对创业的脉络有了新的想法，他对市场经济的整体视野也变得愈发开阔。
冯仑与易小迪早在中央党校时期就时常“混”在一起，那时易小迪经常带着女朋友一起出来。他是个高材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后，便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专业读硕士。冯仑被派去海南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易小迪，随后易小迪就被他拉去了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如果说在生活上对冯仑帮助最大的是王功权，那么在工作上，最支持冯仑的则非易小迪莫属。易小迪不管有钱没钱，只要冯仑开口，他从来都是倾力而出。
当年，冯仑和易小迪在电线杆下吃火锅时，说到筹钱办公司的事，易小迪马上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交给冯仑。日后冯仑评价易小迪是个“不小器、很有大局观的人”。
王启富是大连人，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之后又去了中国政法大学转读法律。那时冯仑还不认识刘军和潘石屹，通过王启富和易小迪的关系，几个人才走到一起。
王功权是吉林人，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系。上学时，他是学校首推的优秀毕业生，在读期间一直担任着学校的优秀干部，当时满负众望的他，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省委宣传部工作，且是宣传部重点培养的年轻后备干部。
王功权有理想、有激情，不甘心委身于传统体制的安逸之中。那会儿他的工作前途无量，但他更想去挑战自己的人生，创造自己的世界。他结婚早，当时已有了小孩。孩子还没满月时，他就背着卧床的老婆跑去海南寻找机会。
在去广州的路上，王功权偶然遇到了同去海南寻求发展的刘军。两人出身和遭遇大体相同，聊起来十分投机，就这样，在短暂的旅途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
刘军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毕业生，堪称天才少年，16岁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成都一家国营企业中，和王功权一样，听说了海南的“大动作”后，便毅然决然地砸碎铁饭碗，都未曾与单位打个招呼就跑了出来。
到海南后，王功权顺利找到了工作，由于工作突出，很快坐到了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没多久又顺利当上了总经理。当时秀港工业房地产公司还是国营单位，这对王功权来说是个不错的机会。
王功权遵守约定，在第一时间想着去找刘军。那时电话还不是很方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刘军，刘军便追随王功权来到了秀港。
此时身处发改所的冯仑面试到了一个新人——王启富，他说自己原系秀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还说自己的老板叫王功权。在王启富的介绍下，冯仑了解到了王功权是个管理能力突出、富有理想的“热血青年”。通过他的引荐，冯仑认识了王功权，最终二人成为好朋友。
那时，冯仑在南德的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负责办出版物、搞经济营销、做经济调研；第二，负责人员招纳及人员调动；第三，担任《新世纪》杂志的主编。
而在南德主搞营销的另一人，便是冯仑日后的得力助手——潘石屹。那会儿，冯仑在招新进员工时潘石屹就在其中，只是并不突出。早期，冯仑领导大伙儿“开小差”时，潘石屹开了一家砖厂，厂子里的会计工作都由他一人来做，以至于兄弟几人都误以为他是会计专业出身。后期，潘石屹在销售上展示出的令人拍案叫绝的才能，对冯仑而言更是意外收获。
知人善任，是冯仑才能中比较突出的一项。在选人上，必须要具备两个领域以上的专业知识才可入他的法眼，他觉得，文化背景和结构单一的人，在思维模式上也太过于直线性，这会使其在认知和工作能力上很狭隘，对未来发展自然不利。
原本，各具特色的六兄弟各司其责，他们的人生也看不出会产生交集的苗头，可在1989年夏，他们的工作纷纷发生变故，都成了“自由人”，这也就为接下来的日后聚首埋下了伏笔。
王功权因工作上的“失误”离开了秀港公司；冯仑因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解散而被迫退出，回到北京后转投牟其中门下，屈身于南德；易小迪更是“砸锅卖铁”，搞来点钱办了个印刷厂，什么都不够干，一年到头来也就是一两万块钱；王启富已失业很长一段时间；刘军根本就不知道去了哪儿，消失了一样；只有潘石屹还算安稳，但也只是在公司里维持着基本生活。
冯仑来到南德后，第一个拉过来的兄弟就是王启富。没过多久，王启富偷偷地把王功权事业不顺的艰难处境告诉了冯仑，冯仑没有错失机会，马上联系了王功权。电话中，王功权说自己正忙着回海南办些手续，但一听冯仑和王启富的邀请，二话没说，手续都不办了，立即赶到北京与冯仑会和。
冯仑把王功权介绍给牟其中，说他能力突出，在原公司做过法人代表。老牟也没有犹豫，让王功权带着有他法人代表名字的工商执照来见自己。
牟其中表面粗糙，实际上是个精明、细腻的人。他心里很清楚，冯仑现在手握“兵权”，大部分人都是经他之手引入南德，万一有所差池，自己很可能被架空，所以对于他推荐王功权的事，牟其中表现得格外小心。正是他的这一次谨慎，给冯仑日后的“兵谏”计划敲响了警钟。
很快，王功权骑着冯仑的自行车，带着工商执照并复印了一份交到了牟其中手上。牟其中对此未做过多调查，直接录用了王功权，且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开始重用他。
北京的冬天较冷，牟其中办公室布置简单，供暖条件十分有限，办公室内一共就是那么几个人，新来的自然要坐在外面，王功权就这样度过了一段受冻岁月，可他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很快便坐到了办公室最暖和的地方。冯仑在很多年之后提起这件事时认为，这样的做法应该和牟其中于1974年在监狱中的经历有关系，只有在监狱中才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挪床动作”。
冯仑和王功权聊天的时候，后者多次提起过刘军。他对刘军的描述中，始终保持着高度认可和赏识的态度，冯仑很留心，一直都在寻找和刘军见一面的机会。
冯仑在得知王功权与刘军的约定之后，对王功权格外照顾，暗中帮助他快速提升并稳固在“南德”的地位。不久，冯仑和王功权安顿好了一切，并计划着把刘军也拉到南德。当时的刘军也没有太多发展机会，加上对这份兄弟情的执着，也没多想，一头扎到了北京。
四个兄弟聚集到了南德，王启富做回了本行，出任南德法律室的副主任；王功权晋升为南德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东南办主任；冯仑仍是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刘军则是西北办副主任。
再后来，冯仑离开南德，重回海南。牟其中抓不住冯仑，就想拿他的兄弟们出气，想方设法挤兑总办里的刘军，刘军也早就看出牟其中葫芦里卖的是毒药，没等他下手，自己先写了首诗来嘲讽老牟，反倒把他先给炒了。
冯仑小队的兄弟们陆续离开南德，聚集海南与冯仑汇合。半年后，潘石屹鼎力加入，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万通六君子”的大合体，而“中国合伙人”，也因这次大规模自南德出走正式成立。
万通“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对创业者来说至关重要，既可以使经济活动运作得更顺畅，也会在组建人脉和提升社会地位上提供动力。如果创业者与第一桶金无缘，几乎可提前预测到一个失败的结局，因为其接下来的创业之路必定十分坎坷。这样来看，第一桶金既是创业概念，也是创业条件。
关于“六君子”第一桶金的故事版本繁多，但事实上，冯仑在真正的创业之前挑战了各种各样的生意。当年注册农业高技术公司，也是无奈之举，那个年代的企业，只有挂靠单位的政策，才能用这样的方式找银行做贷款，然后再去做一些其他生意。
冯仑曾说：“做大生意必须先有钱，第一次做大生意又谁都没有钱。在这个时候，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没钱，但不能让别人知道。当大家都以为你有钱的时候，就都愿意和你合作做生意，到最后，你就真的有钱了。”
冯仑起手的第一单生意，就是农业科技项目——“种衣剂”。“种衣剂”是一种把玉米种子和化肥混合在一起，使产物具备防虫害能力的一项农科技术。产量会比正常种子高很多，而且有些可以卖，有些可以吃。
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来到广西，同易小迪做起了种植香蕉苗的生意。依靠无土栽培技术，做起了一棵苗几毛钱的生意。
一段时间后，广西万通成为区域内最大的香蕉苗生产企业。可惜，玉米种衣剂的项目赔本了，这也全靠着广西万通香蕉苗的效益弥补了回来，一来二去，两桩生意不赚不赔。
冯仑想的很明白，此时只是产业化的初始阶段，如果能坚持着把“种衣剂”项目接着干下去，是很有可能和香蕉苗一样赚钱的。不过，农科项目有一定的行业周期性，这与众人所期望的速度相差太远。
当时的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大部分房企都在“无脑”赚钱。敏锐的市场嗅觉让冯仑明白，房地产才是真正能够大把赚钱的行业。不久后，冯仑决定卖掉不赚钱的农科产业，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房地产。
社会上很多人认为，冯仑只是靠他“懂人”和“能言善道”才拿到钱的，可冯仑说：“做生意的人都特别能‘说’，而且你会发现，尤其是创业者，他们会就一件事情不停地说，说过之后，当着你的面还可以重新讲给别人听，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要没有心理障碍地对某一件事情反复地讲，讲到最后连你自己都相信了，然后你才能让别人相信。我原来当过老师，老师就是在不停地讲一些重复的内容。”
坊间曾流传过一个冯仑在海南的段子，那时他拿着仅有的3万元钱去一家信托公司和老板谈判。冯仑对海南房地产业的理解十分透彻，加上他出身体制的耀眼背景和与牟其中的“密切”关系，很容易让听者认为在他背后一定有着强大的“政商”靠山。此外，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人格魅力也在推波助澜，就这样成功地征服了信托公司的老板，并借到了万通的第一个“500万”。
冯仑一直认为，王功权是中国最具权威的谈判专家之一，对他而言，洽谈业务是信手拈来的芝麻小事。于是，冯仑任命王功权为“回收成本”的主要负责人，工作内容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支出去的钱全部拿回来”。冯仑拿着借来的500万去说服银行，顺利贷款1300万，这共计1800万的巨额财产，在当年绝对是天文数字。“信任”二字的前提下，王功权开始与销售别墅的地产商谈判。
王功权是万通六君子中对“人尽其才，悉用其力”理解最透彻的人，但这个知人善用的人却甘于被冯仑“指使”着。
冯仑的能力毋庸置疑，他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十分超前，而且拥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他会将自己所表达的内容中包含的知识，钻研到很高的标准后，再去呈献给大家。
在谈判的时候，王功权向对方承诺：“只要我们谈完，马上就能赚到钱。”对方将信将疑，王功权用坚毅的眼神注视着对方，补充道，“不如这样，这单生意咱们一起做，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你看如何？”对方一听王功权这么一说，当即答应下来。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所获利润五五分成，王功权用这1800万购得了8幢别墅，入手价为每平米3000元。在当时，别墅是海南“泡沫经济”中涨幅速度最快的奢侈产物。
几兄弟分工明确，除王功权之外，其他兄弟都留下负责其他事宜：潘石屹负责销售及与客户之间的沟通，易小迪负责资料管理，冯仑则带着其他人四处奔走，办理相关手续和建立万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兄弟几人的生意看似风生水起，实际上已经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8栋别墅入手后，少有人问津，1800万的房产正在手中“度日如年”。笑面虎“潘老财”没有了往日的泰然憨笑，就连大哥冯仑的脸上，也泛起了难掩的愁容。此时，激情澎湃、无计可施的创业者们，也只能盼望救世主早日到来。
赫赫有名的韩九吉是山西有名的大老板，个子不高，头发不多，嘴上操着浓重的西北口音。这个看似粗浅的山西商人，其实是一个富有且不甚精明的买家，是他，成为了冯仑的第一个客人，同时让冯仑走上了人生的转折点。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韩九吉正是兄弟们所期盼的“救星”。
与韩九吉同时出现的是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实力派商人，但他并未表露身份。潘石屹见买别墅的不只韩九吉一人，便利用蒙古商人的出现，巧妙地让这笔生意变成了竞拍，想要在这单生意上赚更多。他向韩九吉要价每平米4000元，相比王功权的每平米3000的价格，每平米利润已提升了1000元。
经过一番大规模的“拉锯战”式的谈判，韩九吉以每平米4200元的价格买走了3栋别墅，蒙古商人则是最终的获胜者，以高出原价一倍的价格买走了剩下的5栋别墅。显而易见，这样的“局”，只有庄家才能笑到最后。
潘石屹把高高兴兴的蒙古商人送走后，却被韩九吉的儿子怒骂没有商业道德。回过头来想想，这是商业行为，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买就是为了卖，韩九吉为了什么？不是也想在混战中捞上一笔吗？全国大大小小几十个城市，只要能提上名字的，在海南几乎都有房地产公司。
整理了账目，将所有外债还清后，剩下的净利润为300万元，这是万通发家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从1992年到1993年，海南房地产进入了最疯狂的阶段。满大街的房产经纪人，人们认的不是谁付出了更多努力，也不是谁流了更多汗水，而是比谁手上的房地产图纸多、图纸大。一时间，房地产图纸摇身而成银行本票，只要有图纸，就能换来真金白银。
生意越做越“勇”，“野蛮”经商被冯仑运用得炉火纯青，大手笔的买卖方式仍在进行着。在朋友的介绍下，冯仑利用赚到的300万买了一张“蓝线图”，经纪人带他去看地皮的时候，询问他觉得如何，他看看地，又看看天，眨眨眼睛说了个“好”字。
一头雾水的冯仑，在房地产领域还是门外汉，但他清楚一点，眼下这个弄潮时刻，有“蓝线图”比有钱还要厉害，要是再有政府的审核，把蓝线图变成红线图，升值在望。冯仑看准时机，找好买家后将图纸立刻出手，转手赚了600万。
万通渐渐有了起色，走上了正轨，冯仑用这样的经营方式赚到了很多钱，也一点点还清了债务。
在做生意上，冯仑总能看到别人曾经忽视过的机会，只是对于这个机会的辨别，总是显得“迟钝”。一次，冯仑和朋友聊着房地产生意，他的朋友突然大笑起来，原来冯仑借了这个朋友的钱，买了这个朋友一家公司的地，然后被这个朋友的另一家公司买走，最后等于是冯仑借钱可却“反吃”了利息，也就是说“用朋友的钱赚了朋友的钱”。朋友这样评价道：“明着借，暗着抢，十足的文明土匪。”此番笑谈，也可见冯仑的精明了。
那时冯仑手里动辄是上千万的房地产生意，可他仍骑着自行车跑业务。每次会面结束后，他都要“驱车”回到公司，用最快的速度整理重要文件，将所有手续全部做好，再蹬着破旧的自行车去签约。低调、务实的作风，助推着冯仑在事业上一路向前。
当天夜里，兄弟六人在大排档办起了庆功宴，桌上除了几样简单的小菜，尽是啤酒瓶，大家醉得一塌糊涂，紧紧搂坐在一起。
冯仑说：“我们应该离开海南，到更大的舞台去。”其余五人随声附和，转而大家起身离席，潇洒的背影已不再如曾经在歌厅买不起单的那般模样。此时，不知是谁，拿起一个空酒瓶对着桌子上的啤酒瓶猛地一扫，留在他们背后的，是清脆的声响和满地的绿色碎玻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