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时城市生活种种
抗战开始后，由于战斗任务的急迫，作家没有余裕从事大的构成工作，因此小说的创作比较冷落；但当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作家熟悉了现实生活，小说的创作就比较有进展了，由短篇到许多长篇的出现，题材和主题的范围都较战前拓展了，这期间的创作收获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
在抗战期间的艰苦生活下，遭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种种迫害，许多进步的作家们还是坚持了他们的严肃的工作的。如茅盾，抗战初期他写了长篇《第一阶段的故事》。书中以上海为背景，写出了从抗战爆发到上海撤退的四个月间的动态；市民们如何地为这神圣的战争所震惊，而从事于各种的活动。他写出了这一热潮，但不同于一般公式主义的作品，作者自己没有陶醉在里边，他看出了潜存的一些问题。如大学教授朱怀义的悲观主义；逃难地主的消极绝望；巨商潘梅成的制造谣言，操纵金融；政府人员的滥用职权，贪污剥削：这些问题一直是抗战期中的赘疣，足见作者观察的细密和深入。此外，作者用力写了一个民族资本家何耀先的转变过程；他起先为了他的事业，很不希望战争，但后来变了，痛切地感到“现代的中国人，除了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劣绅，那一个不是注定了要背十字架的！”作者对民族资本家的生活一向比较熟悉，因此写得很生动。另一面，作者也写出了许多青年人在抗战炮火下的积极活动，这些人是坚定勇敢的，他们不为上海的撤退感到消沉，不少人都走向了陕北。作者意在表现沦陷前上海的全貌，因此人物与场面都很多，想说明战争的风暴使一切人的生活都不能照老样子了；主题是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但正因为结构的格局很大，人物之间的关联就不太密切，有点像速写的连接；因此就整体看来，就显得不够紧凑和严密。接着他又写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书只出了第一部，共十四章，是以五四前夕的一个闭塞的小城市为背景的。看来作者的计划很大，是要写近三十年来中国的蜕变过程的，这还只是开始。书中主要的线索是一个地主绅士和轮船公司经理之间的倾轧，另外穿插着一些绅粮大户的家庭故事，和出身于这些家庭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内容说明了资本主义因素和封建势力的妥协，知识分子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到处碰壁，也写了农民的自发性的斗争和它的失败，五四运动对地方封建势力的影响等；接触的问题很多，人物有五六十个，计划是庞大的。作者写作时处理得很适当，人物的服装用具以及谈吐等都切合那个时代，也有许多心理的描写。其中有几个人物写得很生动，如女性婉姑的精明干练，青年地主钱良材的热心改革等。这书是历史题材，因此作者写作的态度比较冷静。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他又写了暴露国民党特务组织危害人民的长篇《腐蚀》，这是可以与《子夜》并列的名作，对读者发生过很好的政治影响。全书是用一个失足的女特务在重庆所作的日记体裁写的，有力地控诉了特务制度危害人民的罪恶。作者在《序》中说：
呜呼！尘海茫茫，狐鬼满路，青年男女为环境所迫，既未能不淫不屈，遂招致莫大的精神痛苦，然大都默然饮恨，无可申诉。我现在斗胆披露这一束不知谁氏的日记，无非想借此告诉关心青年幸福的社会人士，今天的青年们在生活压迫与知识饥荒之外，还有如此这般的难言之痛，请大家再多加注意罢了。
一九四一年是抗战期中最黑暗的一年，国民党反动集团一面与日寇信使往还，一面残酷地屠杀人民，《腐蚀》在控诉特务制度的罪恶中也暴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女主角是一个被骗失足的特务，她时时受着良心的谴责，从某种意义说，她也是一个被损害者；但在为了维持她自己的安全时，她也不惜“工作”和告密，她毕竟是一个特务！作者着重在强调特务组织的罪恶，对女主角则既悲悯又鞭挞，处理也很正确。书中一方面写出了重庆特务组织屠杀人民的阴森森的活动，一方面也写出了日伪特务在重庆的密布，二者互通声气，皖南事变就是他们共同“工作”的结果。书中也写了一点群众坚持抗战的活动，塑造了几个地下革命工作者的形象，但因为当时严重的压迫，作者写作时不能不用恍惚迷离的手法，因此显得革命力量很微弱，到处都是“狐鬼满路”的样子。用日记体来写，比较易于表达心理状态，对于特务组织内部的凶残阴险，有深入曲折的描写。主角用了一个女性，表示了这种制度是如何地戕害和腐蚀一些本来是纯洁无辜的青年，因而也就写出了作者的更多的愤慨。虽然用的是日记体，但并不零乱，结构很严密；人物的性格也都跃然纸上，许多勾心斗角的心理变化都写得极其细腻与机智。因此《腐蚀》不只在主题上有高度的政治性，写作艺术也是很成功的，是这时期创作中的重要的收获。此外他还写过一些短篇，内容也都有高度的现实性。譬如在《某一天》一篇中，他描述了国民党官僚们一天间的生活。“昨夜方城之戏直到雄鸡报晓”；上午，坐在办公室里谈“棉花行市”，谈“买进了二十辆半旧的卡车”，谈“三一三十一”地平分国难财；开“纪念周”，连赴三次宴会，及至赶回公馆，给姨太太做生日的筵席上已是“高朋满座”，结果喝得醺醺大醉；这就是掌握军政大权的国民党政府要人的生活的写照。总之，他的小说一般地都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思想性很强，表现也明快有力，对读者产生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张天翼在抗战初期写了《速写三篇》，其中《华威先生》一篇发生过广泛的影响。这是写一个职业的文化人，一个在抗战后方专出风头的“救亡专家”的。作者一向以讽刺的笔调见长，这作品也的确对隐伏在抗战阵营中的官僚阶级的残渣，尽了概括与讥讽的能事，提醒了人们应有的注意。这作品曾一度被敌人歪曲地引用，作为对于热心救亡的青年人的讥诮，因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于是有些反动的或糊涂的人们甚至认为在抗战期间不应暴露黑暗，足见这作品已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新生》一篇是写没落的灰色知识分子的动摇性的，他要在抗战中新生，但传统的孤僻却使自己和周围筑起一道墙来，遂每日只有和一个发汉奸论调的老朽来饮酒消愁了。《谭九先生的工作》写地方土豪在抗战高潮中企图投机获利的丑态。作者惯于用讽刺的手法集中地暴露一些可笑的人物，这些作品写的都是社会上的渣滓，但又的确是广泛存在着的，而且对抗战发生着阻碍的作用；作者辛辣地嘲讽了他们，但并不是谴责的“话柄”式的，人物性格雕塑得很成功。以后像黄药眠的《陈国瑞先生的一群》、周文的《救亡者》、黑丁的《痈》，也都提供了黑暗面的形象，引起了读者的共鸣。茅盾曾指出过当时在创作实践中这一方面的成就，说我们的作品中已经有了“新的人民欺骗者，新的抗战官僚，新的发国难财的主战派，新的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家”。[58]
郭沫若的《地下的笑声》中收短篇小说四篇。其中《金刚坡下》写一个朴实农妇的不幸命运；《波》写一对青年男女的不幸遭遇；这些不幸都是由于日寇飞机的滥炸引起的。《月光下》写一个正直的文化工作者的贫病交加的惨状，《地下的笑声》写一对天才的音乐家夫妇的遭遇噩运。这些故事都很悲惨，而这悲惨主要都是由于不良的政治和社会所造成的。作者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在这里提出了控诉和呼吁。
巴金在这时期写完了《激流三部曲》的《春》、《秋》以后，写了短篇《还魂草》和长篇《火》（三部曲）。《火》的第一部写抗战开始后上海青年发动抗日工作的情形；第二部写上海青年所组织的战地工作队离开了已沦陷的上海，深入战地进行各种宣传活动。第三部写战地工作队的一个队员回到后方来和一位爱国的宗教家的故事。他称这作品为“试作”，说是“缺少充足的时间，也许更缺少充分的经验和可以借用的材料”。但作者的爱国热情是很显然的，所写的主题也有很积极的意义。他自己说：“不仅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我还想使人从一些简单的青年人的活动里看出黎明中国的希望。”[59]因此这作品中的主角不再苦恼地徘徊于信仰理想之中了，而走向了坚实的肯定的行动。特别是前两部，可以说就是一个群众抗日团体的工作纪录。《火》是可以称作“抗战三部曲”的；在第二部里，作者写十五个青年在演剧运动中帮助农民组织游击队，当敌人逼近的时候，好些个都留下来和老百姓在一起。在第三部中，作者借了一个革命青年冯文淑和宗教徒田惠世的交谊，想写出如果一个基督徒真正相信爱，相信真理，愿意散播生命的种子，愿意鼓励人求生，他就一样可以参预革命活动；这并不违背基督教义。他说：“在这本小书中，我想写一个宗教者的生与死，我还想写一个宗教者和一个非宗教者间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让我再说一句，这企图是不坏的。可是我并不曾办到，关于后者，我一点也没有写，文淑仍还是一个孩子，她的思想没有成熟，关于前者我写的也不够。读了这书，说不定会有人疑心我是一个基督徒，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这“疑心”自然是不应该的，但在第一、二部中，我们看到了许多青年们在祖国的解放斗争中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带来了黎明中国的希望，而在第三部中，作者企图在所展开的心灵世界中显示永生的美景，那意义就未免晦暗飘渺了。作者的笔调很细腻动人，爱国热情是充溢在作品中的。
抗战一开始，靳以便计划写出这个大时代的面貌，写出那没落阶级的衰亡和新生长起来的青年儿女们的生活。除了短篇集《洪流》、《遥远的城》和以后写的《众神》、《生存》、《春草》等外，他花了三年功夫写了一部长达八十万字的小说《前夕》。这是借一个没落的大家庭来写抗战发生前的社会动荡的。他在《序》中说：
在这一个长篇里我企图描写的并不只是琐细的家事，男女的私情，和在日趋衰落的一个大城市的家庭中一些哀感。我希望我的笔是一个放大镜，先把那些腐烂处直接地显现出来，或是间接地托衬出来。要知道这样的家和这样的人物们，——纵然他们有的也有好心肠——已经不能在眼前的世界上存在了。终于当着神圣的抗战的炮声响了起来，首先就把这样的家和这样的人打成粉碎，有路走的只是几个一向不甘随着那个家消沉下去的，才逃出了灭亡。有的虽然是和困苦搏斗，可是还能刚毅地活下去；有的则随了大时代的号角，踏着大步走向前面去了。
对于这些时代的儿女们，我怀着无限的敬意。靠了他们，我们的民族才能渡过困苦的关头，走向再生的大路。
这企图是好的；但凭了这么一个没落的大家庭的局面，不上二十个人的活动，是很难表现出抗战前夕的各阶级的变化和动态的。这个题材没有完成作者意图中的那个广大的幅面；比起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来，这里显得散漫而琐屑。作者在《前夕》里只写到抗战开始为止，他还计划接着写一部名叫《大战争》的续篇来写抗战期间的故事。他对于知识分子很熟悉，希望而且鞭策他们走上新的道路，但无意间也流露着一点偏爱；这些人是很难算作抗战的最主要的力量的。他说：
我是以我对于新一代的信心和感情才用我那无用的笔来描画一些影迹，使它能附丽这不朽的青年群上而留下一个名字。我不是没有情感的，我写这新生的一代，我也就在他们的中间。——不是个人，是一群，这些为他人，为人类献上自己的血肉的。容或他们的行动有些不足或过分，可是他们的心是善的，纯正的，不自私。在这伟大的时代的试金石的测验下，他们不是死亡，就是战斗，——也许有些灰懒的，疲倦的，追随不上他人的，可是没有和敌人妥协的，也没有落水出水的，更不说做敌人的爪牙了。[60]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对抗战的贡献是无可怀疑的，比起那些民族的渣滓和败类来，他们也的确值得人尊敬；但作者没有能深入发掘，因此不只缺乏批判，而且也只能写出表面的现象。譬如说那个退休的旧官僚黄俭之，说他最后有一点气节是可以的，但他平日的生活就真的那样清静恬淡吗？这就很可怀疑了。他要写出这种家庭的必然没落，却不自觉地又寄予了一些同情，这样就削弱了作品的力量。短篇集中有一些是写得比较好的，譬如写于一九四二年的《他们十九个》，写一群撤退时的青年怎样在困难中团结起来；后来（一九四六年）的《母女》写一个留在都市里的女儿思想很落后，而经过锻炼的母亲却坚定地走在女儿前面了；这些都写得很动人。他的作品中充溢着青年的气息，正像他作品中常出现的那个形象——《春草》中的明智，《前夕》中的静玲，《朝会》中的瑞玉——一样，给人一种单纯、热情、诚挚的感觉。笔调也极细腻，但题材太窄狭了一些。
老舍在这期间主要是致力于戏剧写作的，小说有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和长篇《火葬》。《火葬》写的是北方文城人民的抗敌故事，借着城外抗日军队里副队长和城内汉奸王举人女儿的爱情为线索，他写出了敌人的残暴，汉奸的无耻，抗日战士的勇敢和农民的抗日情绪。《序》中说：
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战数年来，我并没在任何沦陷过的地方住过。只好瞎诹吧。这样一来，我的“地方”便失去使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我写了文城，可是写完再看，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了它！这个方法要不得！
不过，上述的一些还不是致命伤。最要命的是我写任何一点都没有入骨。我要写的方面很多？可是我对任何一方面都不敢深入，因为我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验。我只画了个轮廓，而没能丝丝入扣的把里面填满。
……《火葬》是不可厚非的。它要关心战争，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可是，它的愿望并不能挽救它的失败。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得太少。我的一点感情像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
透入到水中去！……我晓得，我应当写自己的确知道的人与事。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便把抗战放在一旁，而只写我知道的猫儿狗儿。……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
这书的题材和主题都是积极的，虽然不算怎样成功，但作者的这种爱国热情和追求现实的精神是很可佩服的，而且也的确收到了鼓舞读者的效果。他的各个短篇也都刻有战争的烙印，精神都很健旺。譬如《不成问题的问题》一篇，写一个滑头投机的农场主任自己发了财，却把农场搞赔了；另一位实事求是的主任来领导操作，把农场整顿起来了，结果却又被前一个主任鼓动风潮挤跑了。他用对照的手法酣畅地写出了当时政治社会的黑暗，使真正有服务热忱的人感到束手无策，那嘲讽是非常有力的。
夏衍的长篇《春寒》，是借一个从事剧运的女性青年知识分子的经历，写一九四〇年春天广州沦陷前后政治暗流的来临情形的。许多善良的青年都在那个黑暗时期无辜地牺牲了；这位女主角摆脱了个人爱情的纠缠，好容易脱险到了香港，但她又对都市失去了兴趣，她要到北方的那个艰苦战斗的环境中去锻炼自己。作者在《尾声》中说：
这是一九四〇年春天的事情。
那时候不单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情势最黯淡的时期，善良的年青人对明日中国的运命都不愿估计得太坏，但也不敢估计得太好，于是，他们自慰地将这一段日子比喻作春寒。
我们这位女主人公，如《楔子》那一章所说，当她在这激流般的生活中认识了真的爱和真的恨之后，倔强的性格使她挣脱了Eros的羁绊，投身到人民事业的海洋中去了；毫无疑问，摆在她前面的还有无数的坎坷、试练、苦恼和灾难。出身，教养，知识人的纤巧，小有产者的犹豫，这些，当她大踏步地跟着人民的浪潮行进的时候，不都可能成为她的绊脚石么？但，话说回来，这样的人，终于勇敢跨进了这样的环境，决心穿上紧鞋子跟着大家走，不也已经够使今天还被剩留在后方小圈子里的同年辈人祝福了么？
这里纪录着这些纯洁善良的青年们的爱恋、忧伤和战斗，这是在严寒之中透露出来的春意。作者为了表现那些阻碍抗战的败类们的凶残和罪恶，笔下对这些青年是过多地爱护和曲宥了的，而且写了一些爱情的纠缠，浪漫的气氛也似乎多了一些。他对于这段历史和这些知识分子的心情很熟悉，笔调是平淡而细腻的。作者希望他们转变，也终于让他们都走向了一个可以锻炼自己的环境。
一方面是许许多多为抗战坚持战斗并不惜牺牲了自己的人民，特别是广大的青年群，一方面却是高踞庙堂之上的那些败类，这种斗争遍于各个地区，这就是在抗战后方的各城市中的主要面貌。我们的作者是尽了他们反映现实的斗争任务的。
二 变动中的乡镇与农村
抗战的主要力量在农村。当沿海的各大城市沦陷以后，农民实际上负着支援战争的主要责任；而兵士，实际就是武装起来的农民，因此发动民众和改善基层政治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但在背负着数千年封建传统的内地农村中，阻碍抗战进行的土豪劣绅之类仍是极多的，而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却仍多方地支持他们，因此处处发生着新旧力量的冲突，而兵役问题也就成了农村中的最严重的问题。因此暴露这些黑暗势力并写出新生的力量，就不仅有反封建的意义，而且也正是争取抗战胜利的紧迫的工作。在这方面创作上是有较多的反映的。
沙汀过去的作品一向以四川农村生活为主要题材，这时期他写了短篇集《播种者》，中篇《闯关》和长篇《淘金记》，主要仍是写在抗战期中四川小乡镇和农村的变动情形的。一九四一年他在《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一文中说：
自然，从整个国家民族说，人民所渴望的神圣的战争总算是揭幕了；所以虽然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有着差异，就在落后的四川，也不能说没有新的物事产生的。比如一些有关抗战的条文和命令，一些官家的或民众的组织。而许多人是顶着新头衔扰嚷了。
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悲喜剧。
于是我问我自己，这些东西应不应该写出来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步，那不仅将失掉战争的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出乎情理以外的幻想。
既然如此，那么将一切我所看见的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以期唤醒大家的注意，来一个清洁运动，在整个抗战文艺运动中，乃是一桩必要的事了。
抱着这样的见解，他写了许多短篇。《播种者》是他短篇的选集，其中有不少曾经引起过人们注意的名篇。例如《联保主任的消遣》是写下层政权——联保主任的官僚主义作风的。这位联保主任是训练班出身的“地方行政专家”，但他每天的工作却只是坐酒馆、吃牛羊肉、闲逛和到公园里学拉胡琴。他摊派“救国公债”的原则完全是按私人交情，而对真正穷得缴不起的人则任意威胁和“关起来”；他的主要工作只是“消遣”，这就是抗战烽火中国民党统治下的基层政权。《在其香居茶馆里》是写小乡镇中关于兵役的一幕喜剧。新县长到任宣言严整兵役，联保主任方治国因上密告，将本地一位土豪邢么吵吵的已经缓役四次的第二个儿子捉进县城，就要送发省城了。邢么吵吵乃对联保主任大吵大骂，但是人已被抓走了，新县长处又似乎无可疏通，一点办法都没有。于是吵骂之不足，继以动武，正在打得皮破血流、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从城里来人传到了意外的消息，因经邢么吵吵的大哥（为全县有威望的“耆宿”）奔走设法，原来“起初都讲新县长厉害，其实很好说话”，终于用了个巧妙的门道，把人“开革”出来了。作者把这个有趣的故事放在一家茶馆里排演出来，登场人物包括了地方上的各种重要角色；作者在很短的篇幅里，把这些人都写得跃然纸上，表现简洁而有力。中篇《闯关》写的是北方敌后根据地的战士们怎样艰苦地战胜了环境的困难，通过了敌人把持的铁路线，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是包括文化工作者眷属等几十个人的一支非战斗的小队，但在队长余明的坚毅领导下，终于安然地通过了铁路。余明是一个农民出身的老战士，作者另外又写了一个文化工作者左嘉；比起余明来，左嘉的犹疑和脆弱显得很可笑，这个对比是成功的。在这闯关的过程中，也逼着知识分子走上了进步的道路。作者曾在北方敌后生活过一时期，他对于人民军队中战士的优良品质是有过体验的。长篇《淘金记》仍是描绘四川乡镇中一些土豪们的活动。故事的主要线索是借着想开采烧箕背的金矿而开展的，烧箕背是一块坟地，主人是一家没落士大夫的后裔、地主富孀何寡母和她年青的儿子。觊觎这金矿的是两个光棍，一个是曾经作过有名的哥老会首领的流氓头子，一个是依附于城中势力和地方上层分子的没落绅士，连着何寡母的没落地主势力，就这样三方面之间展开了勾心斗角的纠葛。在这个阴森可怕的故事的发展中，显示出了大后方农村的全貌。最后，那个没落绅士联合城内官僚、当地权力者及投机商人，取得了胜利，其余两派都失败了。但金矿仍然不能开，因为在反动的政权下，只有投机经商是有利的，连这样的卑微的开矿也无法进行。事实证明囤积居奇比挖金子有利得多，于是故事就结束了。这部作品是作者对国民党在农村的反动统治的有力抗议，他暴露了保甲制度、行政干员和农村绅士们是怎样一副狰狞可怕的面貌，这些人在生产或抗日的外衣掩盖下，干出了各种丑恶的欺压人民的勾当。这是一个阴森森的魔鬼世界，读者不能不感到愤怒。但因为作者没有写出一点希望的影子，甚至萌芽状态的启示也没有，却是不能不算作缺点的。作者本来善于分析农村中的腐烂的赘疣，和那些短篇一样，他写出了这些人的自私、贪婪和卑劣，也掷出了辛辣的嘲讽和有力的控诉。他对于农村的知识是丰富的，作品中充满了乡土气氛和精练的四川方言的对话，在这些方面的独特成就是值得推崇的。但他写得最多的仍是这些农村中的渣滓，农民一般地表现为虽然善良但是愚昧无知的状态，这说明了他的认识和生活都还有所局限。他写作的题材比较窄狭，但风格圆熟而多变化，处处闪耀着才智的光芒，能以极经济的手法和锐利的眼光，对旧势力予以有力的嘲笑和抨击，在小说写作上的成就是很高的。
艾芜也是最长于表现农民生活的作家，这时期他有长篇《丰饶的原野》、《江上行》和短篇集《秋收》、《荒地》。《丰饶的原野》分《春天》和《落花时节》二部，前一部分是抗战前写的。背景是泯沱流域的四川乡下，里面写出了三种不同的农民性格。他说：
我在作品中，就渐渐感到我不是替这三个熟人，记他们的生活言行，而是把我们五千年来以农立国的奠基石——最劳苦的农民，拿来一刀一刀的解剖，分析。我在邵安娃身上看出奴性的服从，在刘老九身上看出了坚决的反抗，在赵长生身上看出了反抗和服从的二重性格。[61]
作者可怜邵安娃这类人的安分守己，讨厌赵长生这类人的矛盾性格，而对刘老九则寄予了诚挚的敬爱。他说：“刘老九这类的农民，正直不自私，对强暴不妥协，对弱者富同情心。知道他之后，我读历史，我就更能懂得李自成、李秀成他们了。……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农民中，一脉相传，是有这种优良的传统的。李自成、李秀成这类农民，实在为数不少，只不过他们没有得着适当的境遇，适当的机会，来发展自己，表现自己罢了；正如刘老九这个名字所影射的那个农民一样，一直是埋没在田野里面。”作者看出了农民性格中的反抗的可宝贵的一面，而且予以较为真实的描绘，时间虽然搁在抗战以前，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认识到农民中蕴藏的力量的。《江上行》是写抗战爆发后一群知识分子由镇江到汉口的船上的生活，作者意在写出几种知识分子的类型和他们对于抗战的反应，但写得不深入，不能算成功的作品。写得好的是包括在《秋收》中的一些短篇，其中有好些篇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例如《秋收》一篇是写后方军民关系的转变过程的，兵士帮助农民收谷，但人民不敢相信这种好意；作者借一家婆媳之间的关系，写出了她们对于士兵的心理的转变，说明如果军队的作风确实优良，是很容易得到人民的拥戴的。《纺车复活的时候》写的是抗战期中农村旧式手工业重新兴起的动态。篇中以一个乡间少女为主要人物，写她和她的同伴们怎样改变了平日趣味，热烈地从事纺纱工作的过程。乡村少女的性格写得十分生动，转变过程也极自然真实。《受难者》写一个难民尹嫂子怎样在痛苦的心理矛盾的斗争中，牺牲了自己一向最关心和赖以生活的丈夫，而挽救了全村的人民。这是一个新生的过程，说明了人民在战斗中是会从个人利害的观念向集体主义精神转化的。《秋收》中八篇大都是写抗战烽火中人民性格的变化，在这些平凡的日常人物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生长中的新时代曙光。显然，作者对我们的抗战是抱着无限的信心的。但到《荒地》中所收各篇的气氛就不同了，他在《序言》中说：
不幸写作这些短篇的时候，无边无际的这种荒凉的景色，总围绕在我的周遭，仿佛自己的影子似的，简直没法叫它退开。……我跳起来，我要把周遭的荆棘、茅草、刺藤尽量拔去。虽然茅草、刺藤、荆棘是那样地多，但我并不退缩，反而一面流汗，一面笑了起来。我写《信》、《梦》、《某城纪事》的时候，便是有着这样的心情。但这笑也不是常有的。在荆棘里面看见长不起来的残弱果树，在茅草里面看见受不着阳光的稻粱，在刺藤里面看见宛转可怜的小花，我就不能不十分愤慨。我写《山村》、《荒地》、《意外》、《锄头》、《乡下的宴会》、《母亲》等篇的时候，的确是一点也笑不起来。
《荒地》中十三篇小说依性质分为四辑，第一辑是嘲讽和攻击腐烂势力的，即他所说的《信》、《梦》、《某城纪事》三篇。第二辑是暴露兵役行政和军队中的官僚作风，以及它所给予人民和抗战的损害的。第三辑是写一些善良的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心情的。第四辑四篇和《秋收》各篇中所写的主题相近，主要是写人民怎样在现实的教训中克服和改变了旧日的意识，参加了抗战工作的；而且也只有真正抗战的军队，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欢迎。作者把这些排在第四辑里似乎包括这样的意思：周围虽然黑暗，但光明仍是可以用力争取到的。他曾说：
我觉得在大后方的农村里有两种农民：第一种农民是被残酷的压迫着，在饥饿、贫困、痛苦的深渊里，听天由命的生活着。第二种农民是比较觉悟的，他们憧憬人民的武力，希望改变他们的生活。对于当兵的态度他们是有条件的，如果是官兵待遇一律，他们当兵，否则保甲长怎样强制也不行。作家表现这两种现实，对于前者是暴露，但只有小的微弱的暴露，而没有大的强有力的暴露，自然这是由于检查制度太严厉的关系。对于后者，作家们也有反应，但非常隐晦，要仔细读才能看得出来。[62]
这话也说明了他自己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的短篇大都写得很好，风格质朴自然，多用白描的手法，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结构也谨严有力。他是很有成就的作家。
吴组缃的《山洪》是这一时期比较好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是写农民对于抗战由漠然旁观到起来出钱出力的过程的。背景是江南的农村，皖南的一个山村鸭嘴涝。作者用全力刻划了一个青年农民章三官的形象，故事就是依着这条线索发展下来的。这是一个粗野、朴直、自私而又好强的农民，他起先也害怕抽壮丁，想逃走他乡，但后来他终于决定参加游击队了；作者对这个转变过程有细致曲折的描写。他朴实地写出了农民的保卫家乡和保卫土地的反抗意识，经过了适当的政治动员，这种伟大的力量立刻就发展起来了。章三官这个人物，他怀恋土地，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有个人英雄主义，但终于在复杂的过程中把这些矛盾克服掉了，作者对心理变化的曲折也有绵密细致的分析。对社会的阴暗势力如保长的期望和平等也有揭露，但这方面写得很不够。作者对乡村生活与景色的描绘，特别是生动谐和的民间口语的采用，都有相当的成功，而这也就更有力地表现了人物性格。人物与周围环境事件的联系，似乎还不够周到和密切。后边写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的部分尤其写得不够；因为这应该是农村生活变化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物的进步与分化的主要关键，但作者却只平铺直叙地把它完成了。因此后边就显得没有前半部生动，使人有整个作品的结构不太均衡之感。这也许是作者对军队中政工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方式不太熟悉的缘故。
荃麟有短篇集《英雄》与《宿店》，所写的也多是乡镇与农村中的卑微的人物和生活以及这些人的遭遇和新生的孕育过程。他在《英雄》题记中说：
就今天来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显然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新和旧的意识正在他们生活中间进行搏斗，这种搏斗在表面上也许还不顶明显。因此，当我们巡行于后方的农村和城市中间，接触到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时，我们所感觉的，并不完全像我们理想中那么健康和美丽，然而我们却有理由可以欣悦，因为在他们纯朴和善良的灵魂中间，我们多少已经看到了一些新的因素在开始成长——在这中间，特别是人类的互爱和同情，在民族的灾难中迅速地培养开来，纵然这些因素极其稀薄，多半还是不自觉的，甚至是一瞬即逝的，但这正是至可珍贵的民族新生的曙光，我们从这种曙光中间，才能现实地去瞭望我们的未来，和从这样出发点上去创造新的英雄典型。
这也就是他的创作态度；因此写旧的崩坏和新的诞生的矛盾就成了他作品中的主要特点。例如《英雄》一篇，写一个伤兵被锯掉了左臂，退伍回家了，他热爱他的故乡，但周围迎接他的却只是冷淡和仇视；他无法再过下去，于是“把拳头紧紧一握——我还是回前方去”。《一个女人和一条牛》写一个河南婆姨的辛酸经历，她最后逃到江西，被卖给一个土财主做“小”，受尽了虐待，让她看牛，还说“一千八百银子的人抵不上三千银子的牛半条命”，说明了日寇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在古老的封建秩序下更其加重了。他的作风平淡素朴，但写得很深刻。
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收短篇小说七篇，此外尚有些未收集的作品，如《文艺阵地》上的《在医院中》。作者在解放区生活已久，这些作品也就有了不同的明朗的色彩。例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写在落后农村中生长着的一个小女孩所放射的光芒，她在被侮辱与被损害中滋生出了新的力量；离开了家，走向可以学习的新的地方。《在医院中》写一个女医生的转变过程，为了追求光明，她从上海走到延安，派到产科医院服务，虽然她已勇敢地摆脱了旧的繁华生活，但小资产阶级的习性还很深。她不惯于周围的一切，如那些种田出身的院长等，她觉得受了委屈，只能以服务的热诚和未来的遐想支持自己；但在那样的环境中，她终于在别人的批评中觉悟了，解决了这个矛盾，心境就很快乐了。转变的过程虽然有点突兀，但的确写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走向革命的心理和过程。这些小说都朴素而优美，写出了新的人民世界和生活意识从旧的中间生长发展的历程。欧阳山在抗战初期是致力于大众小说的写作的，后来写了长篇《战果》和另外一些短篇，他借军士生活和军民关系，企图写出一些在战争烽火中成长的新的人民性格和新的民族英雄的风姿；写法比较朴素明朗，也采用了一些口语，可说比以前的作风有了一些变化。例如短篇《扯旗树》是写被敌人俘虏的我方士兵的不可征服的民族意识和英雄气概的。《洪照》写一个农民出身的勇敢的抗日队伍的副司令，他平日异常疼爱他的女儿，但当他女儿被敌人俘虏，泄漏了军机而致八十个兄弟遇难以后，他终于克服了种种心理的矛盾，亲自用枪把她打死了。我们的人民英雄就是这样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
路翎这时期写了短篇集《青春的祝福》和中篇《饥饿的郭素娥》。《青春的祝福》中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六篇，第二部分两篇。胡绳评论说：
从第一部分的六篇小说中，大体上说来，我们可以看见两个方面的人物。一个方面是在乡镇中的地主、高利贷者、投机盘剥的商人，总之，是剥削贫苦工农的人物。这样的人，在作者笔下，显得是卑鄙、自私、冷酷、狠毒、险恶。在《棺材》中出现了属于这类人物的弟兄俩，他们以欺诈起家，靠盘剥为生，甚至为了争抢各自的利益而互相像狗一样地殴打争吵。在《家》中出现了在矿场附近把房屋出租给工人的市侩，他的贪婪和吝啬恰恰和他的房客的正直、勇敢成对比。在别的各篇不以这类人物为主角的作品中，也还是出现着这类人物的影子；他们像是生在阴湿地方的黑暗的爬虫似的，随时在吸吮着劳动者的血汗，谋害着敢于和他们对抗的人。作者所写的固然都还是剥削阶级中的小人物，但从这些人物的活动中，作者使我们看出，以剥削别人而生活的就会产生最可厌可憎的剥削者的性格与意识，——在这方面，作者是成功的。
和这一方面人物相对比，作者的笔下出现了另一方面的人物——属于贫苦的劳动人民的人。《棺材》中写出了做木匠的佃客和他的老婆（给地主家做女佣人），在别的各篇中出现的都是煤矿工人。——在这些短篇中出现的工人，正如同作者在同一时期所写的中篇《饥饿的郭素娥》中一样，使我们明显地看出是分属于两种型的：一种是流浪汉气质的工人，一种是刚离开土地不久的农民气质的工人。前一类的工人被写成是具有正直、勇敢的品质，是在苦痛的生活下烦恼着，挣扎着，追求着的。后一类工人则被写成是基本上带有懦弱，自私，“惯会自己欺骗自己”等等弱点的（例如《卸煤台下》中的许小东，《黑色的子孙之一》中的金承德）。……他的作品使我们看出，他不满足于仅仅刻划矿工们的外形与活动，他企图写出这些“黑色子孙”的内部的精神活动来。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出，对于他和对于别的知识分子的作家们（他们的出身往往和剥削阶级相接近）一样，认识劳动人民的品质比认识剥削者的丑恶更要难得多。[63]
第二部分的两篇是写知识分子的。《青春的祝福》中写了一个教会医院中的护士、她的女友和她流浪的哥哥。《谷》中写了一对小学教员因为政治迫害而打散了恋爱的故事。中篇《饥饿的郭素娥》以矿区为背景，写了一个强悍执拗的下层女人的悲剧；也写出了两个工人张振山和魏海清的形象。最后郭素娥死了，张振山走了，魏海清死了，结局是悲惨的。作者说：“郭素娥，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里的女人，我企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这种创作态度说明了一个生活在反动政权下的，不满现实和要求进步，而又和革命主流脱了节的知识分子的心境。他没有真正了解到人民的集体力量，因此要求原始强力和个性解放，这种倾向是在他的描写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短篇中也存在的。
三 新人与新事
战争的熔炉铸炼出无数的英雄式的新人，也滤掉了一些朽腐的渣滓，许多作家都企图表现这些新人物的孕育和事迹，这成了创作题材的一个主要倾向。战争也同样孕育了新的作家，他们的作风带有刚健清新的气息。叶以群曾说：
小说家应该以自己底主观去批判现实，分别美丑，抉剔出现实中的败类，发掘出现实中的新人，而在这时代——民族革命战争的时代，则新人底发掘尤为重要。……小说家应该更勇敢地从芜杂的现实中，从广大的地区内，去发掘新人底苗芽，确定新人底存在。这对于新人的肯定的表现，不仅会丰富和充实我们底小说，同时也会促进现实底发展。[64]
他自己就是很注意这方面的工作的，他的小说集名为《新人的故事》，写的就是抗战期中茁壮成长的新人们所创造的许许多多令人惊异的故事。譬如《一个人底成长》一篇，写一个八路军支队里的“小鬼”，他是贫农出身，抗战初参军时才十六岁，只经过两年，已经参加过几次战斗，负过伤；而且更重要的，他已能看报，能分析抗战形势和世界局势，也能批判自己的“农民意识”了。这里写出了党的教育和人民武装的伟大力量。在抗战期中像这样动人的故事很多，在创作上也是有一些反映的。
刘白羽写的短篇大都收在《幸福》与《龙烟村纪事》两书里。抗战前他就写过一本短篇集《草原上》，作风粗犷雄健，以写北方的自然风物见长。抗战初他的短篇《五台山下》也是写新人物的生长过程的，曾得到过一般的好评。其余如《金融篇》写经济斗争，《播种篇》写生产英雄，都写得很生动。此外像《龙烟村纪事》一篇中的杨发新，《四箱子弹》一篇中的戴贵，都是以他们本色的坚强与诚朴，勇敢地参加了自卫战争，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的抗战就是凭这样的人民来取得了胜利的。他自己说：
无论怎样，我难忘：在战争中人们开辟了许多自由天地，——在那里面，许多倒霉的人物发了光，许多稚弱的人物变得硬朗，许多忧郁阴暗的人物变得快乐，但这些改变绝非出之偶然，而往往是挟带着历史的重重负担而走入新的境地，他们或是来自各方，也就带着各种不同的情感和缘故，不过有一点总可以把这些人物总合起来，这绝不是抽象的“抗战”二字，这个原因到今天为止还在总合着更多的人，容纳着更多的人。[65]
在这些故事里，我们是可以看出一些人民武装坚持抗战的情形的。
碧野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早期的短篇多收在《北方的原野》、《山野的故事》和《流落》中，其中有一些也是写新人的成长的；如《北方的原野》和《获鹿》等篇。也有一些写不合理现象和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的，如《灯笼哨》写接近沦陷区的战地的走私，《水阳江上的沉郁》写运木排的水客的惨苦。长篇《风砂之恋》是写抗战初期救亡青年的生活的；他在《前记》中说：“风砂之恋，一方面是指那在陇海线弥漫的风砂中迷失了道路的一些青年，他们的眼睛有些被风砂打瞎了，因此而彷徨而堕落，另一方面是指那奋斗的一群，勇敢地踏上了征途，投奔到那大风砂的地方去。”这是作品的主题。作者用了两个人物来写出。他说：“两个女主角，林晶和苏红……前者是一个生长在都市的女郎，骄傲自得，而以她的聪明和美貌炫耀于人间，她被许多青年男子崇拜过，但她终于不可挽救地堕落下去；后者是一个生长在农村的姑娘，抗战的浪潮把她卷到救亡的圈圈里来，她受人歧视，但是在艰苦的学习中，她终于成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但书中主要是写林晶的堕落过程的，而且加添了过多的色情描写；而对苏红之成为坚强战士的过程却写得极草率，读者看不出她是怎样进步的。人物的行为与周围环境的联系写得太少，因此并没有完满地表现出他所要表现的那个主题。长篇《肥沃的土地》是他计划写的大部小说《黄泛》的第一部，故事发生在抗战以前，这是他的一部比较好的作品。人物很多，有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等各种成分。尽管在丰收的年月，佃户们还是很难过日子。书中写地主的血腥剥削，富农的鄙吝狡诈，都相当深刻。因为究竟是丰收了，因此佃户们还一般地没有反抗的觉悟；但如贫农破箩筐和短工黄老五就都蕴有反抗意识，黄老五偷东西只偷地主富农的；这两个人物健壮活跃，写得很生动。书中也有爱情描写，但不是色情的了。写自然风物也联系着农民的生产，充满了泥土的气息。人物的对话采用了许多活的口语，相当生动。在本书中，农村和这些人物正在开始变化；土地极肥沃，但农民是瘦的，这是抗战前的故事，因此农村中还没有很大的变动。中篇《奴隶的花果》是写沦陷区人民反抗敌人的活动的；背景是一个小市镇的穷人区，这里住着一些卑微的人们，年轻的媳妇遭了奸污，理发匠和洋车夫遭了枪杀，这些悲惨的事件搅动了这个世界，他们由散沙凝聚起来了；一个老染工成了群众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经过与游击队的联系与配合，他们粉碎了禁锢着许多人的敌人的监狱。这是由原始的自发性反抗到有组织的斗争的发展，是奴隶们反抗的开始。书中所创造的人物形象都有比较鲜明的性格，除那些奴隶的花果外，作者也写了一些汉奸、土匪等反面人物。故事里穿插了一条恋爱的主线，这虽也与斗争的发展有关，但作者作了过多的描写，就使主题的积极性大为削弱了。长篇《没有花的春天》写于胜利以后，是写一个本来很活跃的青年为生活折磨得非常消沉，当他看见光明的力量时又企图重新振作，但这努力最后也失败了。这里反映了生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作家的被压抑的心情。但在收于《三次遗嘱》中的三个短篇里，作者仍然表现出了他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例如在《三次遗嘱》那篇中，他写了一个小学教员怎样被残酷的现实教训得坚强起来。篇首他引了一节诗说：
有人烧起野火，
悠扬悲壮歌唱，
我们要生活，
便要战斗……
这也就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后来他在《我的创作过程》一文中曾说：
我的笔虽然曾暴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但却是显得那么软弱无力；虽然也曾对革命写过歌颂的篇页，但却又是那么暗晦和朦胧。更使我今天引为惭愧和不安的是：在当时的作品上，我那“忧郁”发展成了个人的伤感，而“热情”却减低成了个人的温情。
这自然都是实情。但就他的创作历程看来，这些作品中虽然还存在着很多缺点，但从中是可以看出作者的辛勤努力的成绩来的，而且在当时也发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中包括六个短篇，其中《差半车麦秸》一篇曾经引起过广泛的注意。这是写农民的落后意识在抗战队伍的新环境中的变化过程的。作品中的人物的确是令人喜爱的。接着他又写了以北方农民为题材的长篇《牛全德与红萝卜》，他企图写一个农村流氓无产者，和一个相当富裕的自耕农的典型；他要把粗野而率真、任性而硬爽，有时对人虽不客气，但却能见义舍身、济人之急的性格，和小心谨慎、自私心重的性格相对照，使他能够格外明显突出。牛全德和红萝卜是两个名字，故事是以牛全德为中心来展开的；他和红萝卜之间有纠纷，但后来竟为了抢救红萝卜的生命而牺牲了自己。这小说是写得不算成功的，作者仍然企图走《差半车麦秸》的老路，却没有更多的生活体验做根据，因此故事的结构就有一点窘迫，而人物也就不大真实了。尤其是红萝卜，似乎只是放哨、想家和忍气几个特点拼成功的。作者用力地布置了两个人物之间的仇恨，预备在牛全德受了政治教育转变后，再化仇恨为友爱，但二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仇恨呢？却在作品中找不到适当的解答；于是那心理纠纷便有点悬空了。作者主观上仍然是企图写出新人的孕育过程的，特别是流氓心理和自私心理的改造与转变，同志爱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这在牛全德的身上是有一定成功的，但就整个作品说来，真实性似乎不够，故事结构上的一些漏洞也削弱了作品的力量。而且我们读后也看不到游击队和当时农村的一般情形，故事只是集中在两个人物的身边，这也是作品的缺点。长篇《戎马恋》是暴露那些口头革命而生活腐化的救亡工作者的。作者用了男女二人爱情的愈来愈远，表示了对于恋爱与革命的意见，说明了二者如何方能一致。书中用力地写二人的心理苦闷与矛盾，但并不深刻。接着作者写了三十余万字的长篇《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部（分为三分册），这书是写抗战初期台儿庄战役前后、大别山下一个讲习班中的一些救亡青年的故事的，作者所致力写的是他借了书中一个人物所说的“女性三型”。所谓女性三型，第一个比喻是太阳、月亮、星星，第二个比喻是瀑布、溪流、寒泉，第三个比喻是散文、韵文、情诗。而黄梅是属于第一型，林梦云属于第二型，罗兰属于第三型。——作者把黄梅（第一型）写成佃农的女儿，又在工人区域中长大；林梦云写成小康之家出身，而罗兰则是豪绅大地主的叛逆的女儿。表面上是联系到阶级出身写个性，实际则是把人物的性格类型化了。尤其是黄梅，写得最失败。故事的结构很松懈，许多人物出场时常有一大段文字介绍他的经历；故事的进行也是平板的，没有布置一定的发展线索。作者在第三分册上《致读者》一文中说“且排且写，病在急就”，这大概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书中写男女青年的谈私情和闹小别扭的部分，尤其要不得；特别是在第一分册中。后半虽然也写到了一些大问题，如地方封建势力对抗战的危害，“父与子的斗争”等，但都没有写好，结果只是一个“也有抗战，也有恋爱”的故事。茅盾评论说：
但是，本书中虽然有不少地方写得相当细腻而深入，（例如写罗兰的矛盾的心情，林梦云的恋情等等），有不少写景抒情的片段看得出作者颇费了匠心，然而从整个看来，不能不说这部书还是写得潦草的。……
即使单从技巧上说，本书既有这么多的人物，长至三四十万言，倘没有个大开大阖，波澜壮阔的结构，毕竟是支撑不住的。作者似亦不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故写了罗家“父与子的斗争”，写了讲习班四周之鬼瞰，也写了战教团之来而复被迫走，可是不曾意识地紧紧抓住，用全力提起放下，特别可惜的是配搭欠妥帖，轻重失斟酌，虽用十分力，读者所感得者乃不及半耳。[66]
后来还有一个长篇《长夜》，写的是河南的土匪生活和匪窝中架票等的情形，背景放在北伐前的军阀内战时期，也反映出一点农村破产的情形。他在《后记》中说：
我的故乡是在河南西南部的一个角落，闭塞而落后；在从前，土匪是这地方的有名特产。我出身于破落的地主之家，虽然我爱农民，但不是“农民的儿子”。如今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的灵魂里还带有浓厚的“知识分子气”。因为有自知之明，在这部小说中，我安安分分的忠实于我所了解的历史现实，用我所惯用的笔，喜爱的色彩，烘托出那时代和那地方的风景和氛围，画出我的那些朋友们的本来面貌。
又说这故事在他肚中已藏了二十年，书中运用了许多土匪的“黑话”也可证明这一点，因此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比起前两部来要实在得多。作者是有创作才能的，风格的自然朴素也有一些成功之处，但成功的作品不多。
田涛在战前已写过一些描写农民生活的短篇，收在《荒》里。抗战后写的《灾魂》收了两个短篇，其中《灾魂》是写遭水灾后逃荒农民的惨状的；《饥饿》是写日寇蹂躏农村，爱好和平的农民怎样自动地组织起来抵抗侵略者的。接着又写了长篇《潮》，写一批抗战后流亡的知识青年，他们怀着满腔热诚想参加抗战，可是处处碰钉子，工作无法展开。后来有的人倒下去了，但有的还是勇敢地向前走。书中贯串着一个异母兄妹的恋爱故事；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他对黑暗势力的强烈憎恨，对青年人的不屈不挠则寄予了希望。同时也批判了知识分子沉湎在个人感情里的错误，但他对脆弱的人物赋予了过多的同情，作品的力量便因之削弱了。全书的结构也很散漫，在题材处理上有很多缺点。中篇《流亡图》写的是同样的题材，但似乎更失败，只是一个也有抗战也有恋爱的穿插起来的故事。另外有一个短篇《恐怖的笑》是写部队作战情形的，这样的题材他一向很少写。后来一九四五年他又写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沃土》，在《前记》中他表示了自己对完成这部作品的喜悦，他是费了较多的力气的。这是承袭他的第一个集子《荒》来的，是《荒》中的两个短篇《谷》和《分开后》的延续。书中写的是抗战前军阀内战时期农民的悲惨命运，里面多半是一些默默地忍受着命运折磨的人物，因此也充满了阴暗悲观的气氛。在技巧上是比前一些作品写得完整，但书中的那种感伤情绪是和他写作时的中国农村的变革面貌很不相称的。接着又写了《金黄色的小米》和《焰》。《焰》是以农民抗战为题材的，比起《饥饿》来进步多了。他写了一个农民游击队的领袖赵三老头，这是个有坚强信心的非常能干的人物；也写了地主阶级对抗战的软弱消极。这可说是他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一般地说，作者在处理长篇题材时缺乏计划性，常常有散漫与琐碎的毛病。在塑造人物方面，他常写的有两类人物——知识分子与农民，对知识分子都没有写好，比较成功的是写旧制度下面尚未觉醒的农民心理，如《灾魂》中写农民对土地的执着的感情，《沃土》中写农民的安于命运的心情，都写得相当深刻。《焰》是比较突出的，这里他企图写出农民性格中坚强、善良的一面，说明作者自己也逐渐坚实起来了。
程造之的写作题材主要也是农民的抗战和青年的流亡，他是抗战期中留在上海的，因此他的作品对沦陷区人民曾起过相当大的鼓舞作用。他写过三个长篇：《地下》、《沃野》和《烽火天涯》。《地下》是写通海一带的农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巴人在《序》中说：
故事远接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为了反抗压迫的自然的冲动，也为了彼时革命潮流的激荡，人们也曾走上所谓“不正的路”。但有的是流浪，有的是洗净手不干，结局全都带些悲剧性。这悲剧的中国，谁能逃避不饰个悲剧的脚色。打破这悲剧性的命运的，是卢沟桥的烽火，是八字桥的枪声。火光与枪声，很迅速映播开去，古老的土地又开始咆哮，奴隶们要解脱的只有锁链，而这演了悲剧结束的脚色们又开始振奋起来，用自己的力来抗拒强暴，这里主角便是老独和罗三，一个带有三分阴险却有七分善良性格的老独，和依然像通心草似的憨直的罗三。
作者有他非常智慧的笔，但也有他非常残忍的笔。写自然与风习，婉约而妥帖，叫人感到一种难说的喜悦，写战争与屠杀，可就叫人毛发森然，不忍卒读了。叙述多过描写，描写不事铺张。这作品给我的，没有苦重之感，是一种新生的清新的喜悦。然而，正如我开头所说，先进国家给予我们作者的艺术的教养，也很显然。我在这里多少看到了一些《毁灭》，《铁流》，甚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子。
但作为中心人物的老独的形象是不够鲜明的，老独好像是从解放区远道回来的，但除了正直的行动以外，似乎并没有带来新的东西。作者从未正面具体地写他，似乎有意造成他的神秘性，他的性格中多少沾染了一些江湖侠士的成分；写得好的倒是像罗三一类刚直纯朴的农民。《沃野》是《地下》的续篇，以介于沦陷区与游击区之间的一个垦殖区为背景，写出了敌伪势力的欺诈残暴；人民都团结在老独的周围了。作者用了过多的笔墨去暴露伪军土匪间的矛盾与丑恶，而对他所肯定的人民武装却写得太少了，令人捉摸不住，这大概和作者长期生活在上海是有关系的。《沃野》的文字没有《地下》那么泼辣饱满，倒是一种细密冷静的写法。《烽火天涯》是写知识青年的，由上海第一届学生集训时起，接着抗战开始，南京沦陷，迄于武汉撤退，写出了抗日高潮中的许多青年的奋斗历程。他一面要写青年们的爱国热情，一面也要写政府显要们的和平论调之类；一面是战争的牺牲与苦难，一面是在职军人的荒淫与无耻。这一切他用了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来贯串起来，但这故事和以上种种实在很少联系，因此就显得题材散漫零乱了。他自己在《序》中说：“本书里的人物，为着要凑合故事的发展，被作者任意塑捏成某种某样。”他企图反映这一段历史的面貌，但人物和故事都脱离了真实，因此作品就失掉力量了。他的三部作品以《地下》为最好，作者突不破这个水平，这和他自己生活的窄狭是很有关系的。
严文井的长篇《一个人的烦恼》是写知识青年的，主角刘明勇敢热情，但却也容易动摇和灰心；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战斗，但随后又退了出来，在后方苦恼地过着麻痹的生活。像这样的知识青年，在当时是有很多的，因此作者用力来刻划和批判他们，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茅盾在《序》中说：
小说《一个人的烦恼》就是想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战工作的经过，来说明凡是不能认清现实，只凭一时的冲动，而且爱以幻想喂养他心灵的人们，将落到怎样萎靡消沉的地步。刘明当然不是一个坏人，本质上他还不失为一个好人，然而由于他的好像是狷介却实在是孤僻，尚知自爱却又不免过于自负的毛病，再加以貌似沉着而实则神经过敏，一方面耻于寄食，看不惯泄泄沓沓的生活，蝇营苟且的把戏，另一方面又不能真正吃苦，真正对民众虚心，于是他这本质上还好的人就不能进一步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战士。当抗战初期，一般人心激昂，情绪高涨的时候，刘明投身于当时一般热血青年知识分子所趋向的抗战工作，他不肯在后方吃一口安逸饭，他到前线参加了部队的宣传工作；但他这一行动，虽然他自以为是深谋熟虑的结果，其实还是一时的冲动，带一点幻想，也为了负气。在决定这行动之前，他也的确有过所谓考虑，但不幸他考虑的范围只限于他个人的琐屑，他生活的小圈子里所接触的人与事对他的反应，而未尝放大眼光对抗战现实，对他未来生活中所可能遇到的困难与不尽如意，加以深湛的研究。他对现实是盲目的。在这里，就有了他后来废然而返，牢骚消沉的原因。
像刘明那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只凭着一般热情，一片主观的幻想，投身于当时的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洪流的，何止千万呢！像刘明那样碰了一头就缩回来的，固然也不少；然而更多的却是在斗争的烈火中锻炼了身心，在现实的洪流中找见了他自己，蜕去了故我的浮华，出落得更坚强沉毅了。作者没有从正面写这些富于积极意义的人物，作者却写了个从斗争中逃阵下来的人物，但虽然如此，刘明的故事还是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的；因为这是一面镜子——可以促起反省的一面镜子。……至于此书文字之朴素而委婉多姿，人物描写（如主人公刘明）之细腻而生动，则有目共赏，读者自能玩索，用不到我来喋喋哓舌了。
但书中对这种知识青年所加的批判或鞭挞，实际是很不够的。他固然写出了刘明自身的动摇和怯弱，但他把前方的战斗生活写得过于荒凉寂寞了，似乎在那个团体里的别的人物也没有一个是可以肯定的积极的正面人物；这样就不只不能写出战斗团体本身的活动情况，而且实际上也正是为刘明的逃阵作了一种开脱；因为既然所谓战斗生活也不过如此，那他又为什么一定应该留下去呢？作者自己先就对刘明有了同情和原谅，因此作品所加的批判也就缺乏力量了。书中处理的人物很多，刘明是写得比较成功的，其余人物就很缺少生气；描写虽然细腻，但也常有一些过于琐屑的地方。
丰村有短篇《丰村小说集》四辑。一、《望八里家》；二、《毁坏》；三、《灵魂的受难》；四、《呼唤》。又有写反对军阀的长篇《大地的城》。他的小说主要是写冀鲁一带的农村的，地方色彩很浓厚。他对农民生活很熟悉，小说中写出了北方人民的质朴困苦然而凄凉悲壮的生活，作风粗犷豪迈，对读者有较强的吸引力量。譬如《老乾尖子当兵去了》一篇，写一个农民自动地去当兵打日本的过程，作者联系到他的阶级仇恨而曲折地展开，因此有真实的生活色彩。他的小说没有奇异的故事，连风景描述都很少，有点像报告文学似的；他通过了人物的活动，显出了一幅幅农村的景象。那些淳朴而倔强反抗的人物使人感到亲近，他又运用了相当丰富的民间语言，向黑暗丑恶作了有力的攻击。他自己说：“我走在地上，我留下了脚印”；有些篇如《江奇峰上校》、《灵魂的受难》，那种坚强人物的光芒的确是令人感动的。虽然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精练，用字很生硬，欧化的句子还相当多，人物也还留有概念化的倾向，但大体说来，这些作品是有一定成就的，他的确写出了我们农民中的一些可宝贵的性格。
王西彦的《报复》中收小说十篇，多半是抗战初期写的，从前线的抗战到后方的敲诈，所写的范围很广。以后有《乡下朋友》和《幸福之岛》短篇集。其余《古屋》、《村野恋人》、《微贱的人》、《寻梦者》、《人的道路》等，都是长篇。《古屋》写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的没落故事，他用了一个蓬勃的难童学校来暗示代替了古屋的新一代的力量。意识虽然很朦胧，但对光明的憧憬是可以看出的；此外有一些短篇的题材也还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其余就多半是写生活在自己圈子里的没落地主，远处深山中的居民，甚至山林里的隐士等等了。例如在《村野恋人》里，虽然也点缀了日寇的残暴，但他主要是写农民的爱情故事的不幸结局的，而且充满了神秘的情调和宿命的观点。他把背景放在一个差不多与世隔绝的小山城，企图歌颂一种原始性的欲和力；也流露着不少浪漫的和感伤的情调。《微贱的人》写一个被侮辱与损害的女子的屈辱的一生，她是一个“富有野性的人”，受尽了命运的播弄，终于发疯投河自杀了。背景摆在抗战以前，书中充满了阴暗的和宿命的气氛。在《寻梦者》中，他更写了一个隐士，虽然这个隐士后来是出山了，但作者却并未指出他的道路，只表示了这样的意思：“我们谁都是梦的寻求者，如果一个人对梦的追寻失去兴趣，那便无异于对生命失去兴趣。”这说明作者虽然不满现实，但只感到压力的沉重，因此要以将来的梦来安慰自己，以原始的野性力量来武装自己，实际上却更其伤感了；因此他要歌颂那种超然的精神快乐，赞美农村中的自然静穆，和农民的原始单纯，他要在这种氛围中来避难。所以他虽然喜欢写农村，实际上对农民是很少了解的；如果有也只是农民的被奴役的落后的那一面。总之，他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在苦苦经营自己的圈子，想把它缩小巩固起来，然后在那里面追求自己的梦境。他写出了一个叔本华论者想从一个浑朴的少女那里得到自己已失的纯真，也写了一个地主在享乐主义理论下的自我欣赏，其中都充满了浪漫的凄婉感伤的情调。《幸福之岛》和《人的道路》写于解放战争期间，内容有了一定的进步。《幸福之岛》中有五个短篇，写的都是国统区知识分子的贫困生活，是暴露现实的作品。作者在《自序》中说：
在我们这时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原来非常明显——踢开弱点，跨越自己，走向人民大众。然而，在知识分子之中，并非每一个都是强者，都能对苦难战斗，且都能在战斗里获得胜利，由于所受教养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所属阶级的限制，他们之中也并不缺乏弱者，自私而懦怯，在这苦难的时代里只合扮演悲剧的角色。作者所以挑选这些人物，对知识分子的转变认识不够，也就是对新事物认识不够，而知识分子的缺点是他们的痼疾，是作者所熟悉的。
在一九四九年写韵《人的道路》里，他写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克服了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勇敢地参加了集体斗争的经历。这部作品虽然缺点还很多，但从他个人的创作历程看来，却很重要。他在抗战初期的热潮中写过一点与战争有关的现实性的作品，以后虽然在创作上也很努力，在量上写的并不少，但那些内容只说明作者有点被黑暗势力挤扁了，是一种想逃避而又不甘逃避的情绪。人民革命的力量把他唤醒了，他走上了他所说的典型的知识分子道路。个性的强弱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能因此而原谅所谓知识分子中的弱者，这实际上也就是原谅自己。这种思想上的不开展大大地影响了他这些作品的成就。
四 战争与人民
民族革命战争一开始，现实主义的创作首先就要求反映在战斗中高昂起来的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丘东平的写战争的作品正是承担了这样的任务的。他在抗战前已经写过一些作品，他的第一篇作品《通讯员》发表在一九三二年的《文学月报》上，是写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农民意识的变化的；他亲自参加过革命斗争，因此这作品当时就为人所称赞；接着又写过《火灾》等写农民反抗的小说。一九三五年他在东京时，郭沫若便以托尔斯泰或巴尔扎克期望着他的将来。[67]但在一九四一年秋天，他随新四军的先遣支队在敌后工作时，竟为敌人所射死了。我们有许多作者就是这样以鲜血贡献给了民族革命事业的；这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抗战初期，他和欧阳山、草明、邵子南集体创作了《给予者》，由他执笔。接着他又写出了《暴风雨的一天》、《一个连长的遭遇》、《向敌人腹背进军》、《茅山下》等作品，都是发扬革命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是抗战期创作上的重要的收获。譬如《一个连长的遭遇》写出了在上海战役中士兵们的高昂的战斗情绪，这使连长林青史受了很大的感动，终于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时候，就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他知道这行动是违反命令的，将会受到枪毙的惩处，但他还是做了，“他和所有弟兄们的强固的灵魂是合一的”。为了中国人民自由解放，我们的许多英雄是充满了这样的战斗精神的。丘东平深入敌后以前的作品编有《第七连》一书，后来连同他早期的和他牺牲前在敌后所写的《茅山下》等篇，由周而复编为《茅山下》一书，这差不多包罗了他的全部作品。《茅山下》是写新四军初到江南敌后的战斗生活的。沦陷已久的人民在那里度着牛马般的生活，刚从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军队一面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一面也在不断克服弱点的过程中壮大了自己，成了江南人民战斗的旗帜。在这旗帜下，人民和土地都逐渐获得了解放。其中他也写出了顽固分子阻碍抗战的面貌。
草明也写过许多下层人民在战争中被凌辱和他们起而反抗的作品。如《秦垄的老妇人》中写一个当了五年豆腐店伙计的青年勇敢地走上前线去了，他的老祖母终日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抗战事业。《诚实的小俘虏》写一个平日被虐待和漠视的十一岁的跛足孤儿，竟凭他的智慧使二百多个日本兵陷入了死路。后来这些作品都收在短篇集《遗失的笑》里，她在《序》中说：
这个集子里面的主人翁，他们的性格和行为，实际上是我在抗战初期所接触的现实人物里印象最深的几个。他们虽然是小说里的人物，但在我脑筋里却是一班熟悉，可敬可爱的朋友；每一次的回忆都给我以愉快和亲切。他们有一部分可能在神圣的民族战争中光荣地牺牲了；另外一些虽然侥幸不在敌人的统治下，却因为不良的吏治和生活的重担，也给压得气也喘不过来了。
这些小说中的主人翁多半是女性或小孩，有几篇写得很好。如《遗失的笑》写一个伪乡长的老婆被丈夫长期地遗弃和虐待，已经疯了十多年了，平日被禁闭着，也不言语，但一见她丈夫，就发出一种可怕的怪声的大笑。后来我军把伪乡长枪毙了，疯妇人竟在照顾与帮助下逐渐恢复了正常，并到义民习艺所生产了；那种怪笑也就永远遗失了。这说明了残酷的封建制度不但阻碍抗战，把人都逼疯了；而我们的战争本身也应该是要使这类怪笑永远不会在社会出现的。抗战初期写英雄战斗事迹的作品还很多，奚如的短篇《萧连长》的主人公有点像丘东平作品中的林青史，他未奉命令便向敌人夺回了因大意而失去的主阵地，师长决定要枪毙他，要旅长执行，而旅长终于把他放走了。奚如在长篇《第一阶段》里，说明了即使在条件不好的落后地区，工作感到很困难，但只要政治动员工作做得好，民众仍是会飞快地进步的。谷斯范的《新水浒》是利用旧形式比较成功的一部作品，内容是写太湖游击队的成长过程的。一支情形复杂的旧式队伍，在惨痛的教训中，终于由“游吃队”变成了游击队。在人物描写上也有相当的成功，正面人物黄团副和政治工作者黄明健都写得很好。另外他还有一本短篇集《风雨故人》。陈瘦竹的长篇《春雷》也是写太湖流域游击战争的发展情形的，也写出了在战争中新生的英雄性格。这是文协公开征求长篇抗战小说后应征的十九部中比较好的一部，虽然没有中选，但写作上是有一定成就的。
于逢、易巩合写的长篇小说有《伙伴们》和《乡下姑娘》。此外于逢另有中篇《深秋》，易巩有长篇《杉寮村》、《穷途》，短篇集《少年夫妇》。《伙伴们》是写一些“捞家”怎样走上民族解放的大路，在珠江三角洲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的。伙伴们的头领雷公黄汉是农民出身，他受不了地主的虐待逃走了；再回来时已成为“捞家”；他拒绝了政府的招安，打家劫舍，专和富的作对，贫的友善。人民称赞他不取不义之财，叫他“大贼”。他朦胧中感到人民是可以信赖的，把抢来的米也分给难民。到伙伴阿满为日本仔杀害后，他明白了日寇是大家的死敌，遂转变成为坚强的战士，一直到他的死。作者以黄汉的一生为线索，生动地写出了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书中所写的人物很多，这些“捞家”们都有一个绰号，在人物性格的描画上这书是相当成功的；特别是黄汉的鲜明的形象，强烈地吸引住了读者。《乡下姑娘》是写抗战部队在客家村落黄沙坑所作的民众工作中的一些缺点的。主角是韫玉山庄富农张家的孙媳、保长张长龙的老婆何桂花；她本来是很安于自己命运的女人，但在部队民众工作的影响下，她忍受着祖姑和丈夫的辱骂，终于坚持参加了部队工作人员所办的“战地妇女识字班”。在那里有一个作风很随便的勤务班长来撩拨她，于是她以天真纯洁的心情接受了一个悲剧的开始。她的奸情被识破了，她被丈夫及其他村人野蛮地毒打并沉在溪水里，她不乞饶，也不怨恨，只有当她发觉她那情人懦怯地躲开时，才真正感觉到了悲哀和失望。她从此再也不能安宁了，虽然表面上还很平静。茅盾说：“何桂花这一个人物即使不能说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农村妇女典型人物中写得最好的一个，那就一定是最有力的一个。何桂花是无声的农民妇女的代表，她沉默地忍受一切的压迫和凌辱，但这沉默也就是一种反抗。”[68]作者也写了张长龙向沦陷区走私发国难财的故事；几个主要人物都写得很出色，书中心理描写得细腻，地方色彩的浓厚，都是很成功的。只是结构不够紧凑，对话也不算很生动。但他写出了民众工作和封建传统的摩擦，一些民众工作者一方面使何桂花那样的人认识了痛苦的来源，而当她要求进一步行动（她曾要求跟着军队走，工作人员不答应）时，却又袖手旁观了。“如像一个见到光明的瞎子再也不能重复安宁于无边的黑暗世界”，这就是何桂花的悲剧。茅盾综评他们的作品说：
《伙伴们》是于逢和易巩的合作。执笔者大概是于逢，但从易巩的《杉寮村》看来，这两位青年朋友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作风。如果《伙伴们》还有拉得太长的毛病，那末在《乡下姑娘》中，这毛病已经被作者克服。《伙伴们》写一些“捞家”如何走上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大路，这是抗战中间现实的题材，这比起《乡下姑娘》所写的民众工作的某方面的缺点来，应该说是更大的一个题目，同时也就是比较难写的一个题目；一不小心就会不知不觉落进了公式主义的泥淖。自然，倘说《伙伴们》还不免于公式主义，那是大苛求了，不过人物的描写总似乎不及《乡下姑娘》那么自然而真切，而对于那些“捞家”的转变的过程也还不能有更深入的把握。正因为如此，它那细腻的描写就显得有点累赘，而成为不必要的拉长。然而又如我们所常见：太细腻而近乎冗长的描写有时固然可以归咎于作者的不善于剪裁，但另一方面也适足以窥见作者才气之发皇。我以为《伙伴们》也就是这样。这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一章写珠江三角洲的风土人情（本书的背景的总描写，同时又作为引起本书故事的楔子的），一下就是万余言，从小说的结构的观点上说来，这固然不一定可取，然而单看它那恣肆纵横的笔墨，无论如何总是可喜可爱的罢。
穗青的中篇《脱缰的马》写的是农民在抗战洪流中的觉悟和战时北方农村的变革。庆根原来只是一个穷苦的“放羊娃”，和别的农民一样，他驯服地辛勤地生活在阴暗里，后来他被村长派去参加了队伍，经过了两年的陶冶训练，他已成了模范战士，到他再回到乡村，已经和以前很不同了。他再也看不惯那些欺凌农民的人物，他感到愤怒，于是挣脱了一切的羁绊，怀着“把鬼子赶走了，一切才会好起来”的信念，他又踏上了归队的旅途。由于作者体验的深切和描绘的真实，这书给了读者一种新鲜活泼的印象。他以简洁的笔触，适度地配合了语言、心理、风景和动作的描绘，人物是写得很生动的；特别是庆根和他父亲间的对照，更给人以鲜明的感觉。在语言的运用上，像沙汀的《淘金记》，他在叙述时用比较严密的略带欧化的语言，在对话中则采用了适合身份的民间口语；这些口语的生动活泼是他人物写得比较突出的一个重要因素。书中有许多片断的场面也写得很好，例如茅盾在《序》中所称赞的两个老人在门外商量的场面，的确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虽然在结构的某些方面还难免有不太周密的地方，但这作品的艺术成就可以说是相当卓越的。
郁茹的中篇《遥远的爱》写出了一个女主角罗维娜走向民族革命的过程；她从狭小的爱情圈子，从舒适的却使人麻痹的生活中，走向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她和她丈夫并没有私人情感间的不洽，不过他不了解她，而只满足于现有的安乐的职业和家庭，遂逐渐落伍了；但她却在民族战斗的号角里，把私情的爱扩大为爱人民爱祖国的爱了。书中以俊逸的格调和抒情的气氛，细腻地写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所经过的心理变化和思想斗争，是非常动人的。茅盾说：
我所以感到喜悦，是因为这一部小说给我们这伟大时代的新型的女性描出了一个明晰的面目来了。自然，也还不曾全部无遗地描出这时代的新型女性的丰采，故事的发展只到了女主角（罗维娜）终于坚定了自己的立场，认清了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只到这里为止；作者把女主角投入了新的生活以后又将如何更向上发展的一切，都留待我们去猜度。可是从书中已经分析了的心理过程来看，我们有理由敢为这位女主角的前途无保留地庆祝。通过了仔细分析的内心斗争的过程，我们看见一个昂首阔步的新女性坚定地赶上了时代的主潮，——全身心贡献给民族。[69]
故事的展开是完全以女主角为中心的，罗维娜写得有血有肉，光彩逼人。正因为如此，别的人物就成了陪衬；譬如她的丈夫，她的哥哥，还有其他的人物，就都有点概念化了。但正如茅盾所说：“然而这一些技巧上的缺点都不能掩盖本书在思想认识方面的慑人的光芒，也无伤于作者的焕发的才华；从整个看来，我们有理由向作者要求更惊人的作品。”在《遥远的爱》以后，作者出了小说集《龙头山下》，包括一个中篇和一个短篇。中篇《龙头山下》是写抗战胜利后金华萧山区的人民武装金萧支队和地主武装乡自卫队对于人民的不同影响和反应的，也刻划了国民党官吏的贪污和丑态，连他自己的儿子都参加金萧支队了，他“衣锦回乡”的结果只能是赶快逃跑的一副狼狈相。其中的几个女性人物写得很生动，吝啬的老太婆，被虐待的弃妇，都相当成功。作风仍保持着一贯抒情的气氛和细腻的手法，故事强烈地暗示了人民武装的强大和它的必然胜利的前途。
孔厥这一期的创作都收在《受苦人》一书里，他是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因此作品也富有明朗健旺的色彩。从最初起，对于农民语言的掌握就成了他创作中的特色。这些作品中写了旧人物，也写了新人物，对于这些人物他都作了细致的观察和描写。例如《调查》是写八路军的严格纪律和边区对于娼妓的教育政策的，《老会长》是写农村干部的，但最多的还是写农民生活的作品。《受苦人》对封建剥削制度和婚姻关系提出了有力的控诉，《父子俩》写农民的父子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集体主义思想与农民自私思想的斗争。我们从这些作品中是可以看出一些解放区的面貌的。他自己说：
……而工作呢，就是斗争。哪一次工作的完成，都得经过斗争：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甚至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只有斗争才是真正所需要的材料。当时我亲手处理了几个婚姻案子，就得到了《受苦人》的材料；我亲自率领农民突击队去救灾，就得到了《父子俩》的材料。
为了学习使用群众的语言表现群众的生活，我特意用农民第一人称来写《受苦人》和《父子俩》。觉得农民的语言虽然有不精粹、不细致、不科学的部分，还需要提炼、加工、改造，可是比起我自己原有的语言来，实在美丽、生动、丰富得多了。
这两个作品发表后，果然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一般县干部、部分区干部也还能够接受。[70]
由于他的认真努力，由于党的教育，他的作品已初步走出了知识分子的圈子。最后一篇是整风以后写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这是一篇写真人真事的作品，记载了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由童养媳变成了百万妇女代表的经历。这篇作品流传很广，它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翻身前途，对读者的教育意义很大。作者最后在歌唱式的结尾中说：“你，的确使外来人惊异呵！然而，你，一个熟悉边区的人，你却并不稀奇；你笑着，你想：在咱们边区吗，有很多的英雄，有无数的英雄；有无数的男英雄，也有无数的女英雄。”只有在解放区才会出现这样的英雄人物，这也就给逐渐走向与群众结合的文艺如孔厥的作品增添了不少的光彩。
周而复的《高原短曲》也是写解放区的生活面貌的。其中《开荒篇》、《播种篇》、《秋收篇》写的是一九三九年春西北边区的蓬勃的生产运动，这还只是开始时的面貌，但那后来的辉煌成绩是可以从这里看出端倪来的。如《开荒篇》中写一个顽固的火夫，终于在新环境里变成了一个生产英雄。三篇之间也有一些联系，这里看到了解放区工作人员的乐观精神，知识分子情感的变化和克服困难的积极性。像这样的在劳动中的齐声歌唱确实是很鼓舞人的：
打鬼子的方法呀有多种，
在后方生产也是一样，
今年要开荒呵二十万垧，
比往年要多产三十万担粮……
《警犬班长》、《麦收的时节》、《微笑》三篇是敌后生活的断片。《警犬班长》写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做了汉奸，终于因为受不了侮辱及受自己爱国心的驱使，投向中国游击队去了。《麦收的时节》和《微笑》都写出了敌后的人民抗日武装是怎样全心全意地保护老百姓，和军民之间的水乳无间的关系。通过这些作品，我们是可以了解到一些抗战胜利的根本原因的。
五 经历与回忆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是抗战后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这是写“九一八”前十年间东北农村的情形的，主要是封建地主的没落。作者笔下的科尔沁旗草原的情形是：
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土地可以支配一切。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产，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作了这社会的重心。
地主是这里的重心，有许多的制度，罪恶，不成文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推行的。
用这重心，作圆心，然后再伸展出去无数的半径，那样一来，这广漠的草原上的景物，便很容易的看清了罢！……
他要写出这广漠的草原经过长时期的激荡和变化的风貌。他写出大地主掌握着土地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东北三大企业烧锅、油房、粮栈都是大地主开设的；作者从农民和地主的尖锐对立上，说明了封建制度崩溃的原因。他自己说：
我所写的，便以科尔沁旗的首户丁家为模型而写的，因为再没有他更足以表现出东北地主的各方面了，因为再没有一个地主的成长史，比他，是更完全变态了。……
而且因为我亲眼看见过这一幕大家族史的演换，而且我整整在其中生活过，所以我写出也特别熟习。
我写出的很多，我采取了电影片的剪接的方法，我改削了很多，终于成了现在的模样，上半是大草原的直截面，下半是他的横切面。上半可以表现出他不同年轮的历史，下半可以看出他的各方的姿态。我觉得这样才能看得更真切些。我描写的是很审密的，我剪接的是很粗鲁的，我觉得这是我应该作的。
书中以农民“推地”的斗争，写出了地主和草原的没落。但作者把重点摆在丁家，对农民生活的描写就很不够；而且故事既以“九一八”结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所给予人民的苦痛也不应该忽略。他写出了一个理想的英雄人物大山，一个在丁府做工的人，是反抗的农民意识的代表。另外一个重要主角是小地主丁宁，“有新一代的青年共同的血液的人”，天真而泼辣。作者对丁宁有过多的关切和同情，而忽略了他的地主性格的一面；和丁宁作对照的大山也同样写得神秘和模糊。他过于喜欢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说明人物的性格，这就使人物的表现不够具体了。结构也很松懈，这是受到他的所谓电影剪接法的影响。但作者的澎湃的情感是贯于全书的，抒情的气氛很重；而且绘形绘声地写出了各种人物的生动活泼的语言。这种大量的有生气的口语的运用，使读者特别感到亲切。另外作者还有短篇《风陵渡》和长篇《大地的海》、《陪都花絮》、《大江》等，但都没有《科尔沁旗草原》写得好。在《大地的海》中，作者写出了关东莲花泡人民联合了朝鲜爱国分子和游击队来反抗日寇统治者的故事。在《大江》中，他主要写了两个人物，由猎人出身的铁岭和做土匪的李三麻子，他们都参加了抗日武装，在集体生活中逐渐改造了自己。他说“我所写的只是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人”，他是有亲身的经历做依据的。在《后记》中他说：
他们有着中国农民的一切弱点，他们也有着脱离了生产关系（长期的或短期的）游荡的惰性。但事实却把这些个打得粉碎，他们唯一的可能只有服从事实，酷热是事实，苦斗是事实，生活或者死亡。而他们必得服从他们所属于的群的大流，他们必得被群所创造，他们两个的过去的凝固性该多么强烈呀，但在群的创造之下，他们都成了英勇的战士，而他们这些原始的野生的力，表现在这个当儿，反而更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所蕴蓄的力。一些个梦呓者说我们的民族已经腐朽，请他睁开眼看看这个民族的各色各样的野力吧，多么新鲜，又多么慓悍！任何民族恐怕都没有这样韧性的战斗的人民。
但结构太散漫，那两个人物又充满了豪侠之气对于他所想写出的集体的力量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在《大地的海·序言》里他说：“我写的东西，并不是经得起推敲的文字。”这是实在的，他太喜欢那种堆积词藻的句子和所谓电影式的剪接手法了。结果常常使人物的性格不太明显，而语句的丰富有时也变成累赘了。
骆宾基在抗战初以《东战场别动队》得名，是抗战期间很活跃的作家。他的作品有短篇集《北望园的春天》，长篇《罪证》、《边陲线上》、《吴非有》、《混沌》（《姜步畏家史》）等，《罪证》叙述一个在北京读书的善良的东北籍的大学生，平日不关心国事，九一八事变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但在他暑假回家的途中，被日本人关在大连，一直坐了五年牢狱。后来他妹妹接他回到原籍珲春，他看到一切都和以前不同了，而且还有密探跟着他，遂神经失常，变成了疯子。以后便整天被捆着两手，关在家里。作者在《后记》里引了冯雪峰的话说：“疯子发疯的唯一理由，是以他自己的真实恰恰碰触到社会的真实。”书中对敌人占领下的珲春的面貌也作了一些描绘，对敌人的摧残人性予以强烈的憎恨。但书中的人物和结构都没有处理好，作者对社会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因此只是凌乱地画出了一些浮面的现象，不能算是成功的作品。《吴非有》是写知识分子的，穿插了一些爱情纠葛，写得也不很好。《边陲线上》是以临近图们江的黑顶子山脉的四遭为背景，写中国人民的一支抗日游击队怎样在困难与克服困难中开始长大的。由这里也可以看出中朝人民传统的亲密友谊来。譬如在苇子沟的一支中国游击队，那里只有朝鲜佃农种田，因此游击队的一切用度就不能不由朝鲜农民所负担的“中国救国捐”来开支，而这些朝鲜农民的生活实际是非常贫苦的。后来沙坪镇的游击队的军官们走上了贪污腐化的路，而且酝酿着要投敌；那个热诚坚强的知识青年刘强就是在和朝鲜人民的队伍接头后，才有力量整刷了那些腐化分子们，使这支队伍脱离了危机，走上了新生的道路。他对那些在山洞里会见过的朝鲜人民的印象是“他们都那么刚毅，那么诚挚，即使是姑娘，也不像琬玲那么装腔作势……他深深感到了朝鲜农民的特质”。这本来是一支中国人民自发地成立起来的抗日游击队，经过这次内部的挫折和朝鲜友人的帮助，才取消了单单希望关里援救的思想，开始树立了自己来打日本侵略者的勇气。到日本军队来进攻他们的时候，朝鲜同志们勇敢地来救援了，拿着红色旗帜，终于合力地打退了敌人，使这支抗日游击队走上了正当发展的道路。作者写刘强这个人物的进步和发展也相当成功。但写得最好的作品还是《混沌》，这是《姜步畏家史》的第一、二部，是以第一人称的口气来写姜步畏的幼年生活的。这题材大概是他亲自经历过的，又流露着作者的温婉的柔情，因此读来感到很亲切。背景仍是俄罗斯海口的中国边境珲春，主人公姜步畏生在一个舒适的商人家里，他父亲是这里颇为显赫的人物，书中写的主要是一些儿童生活中的平凡琐屑的事情，但他细腻有条地写出了围绕在姜步畏周围的一些故事和人物，地方气氛很浓厚，人物也写得清晰生动，笔调细腻明快，对话合于口吻，处处流露着作者的才华。他的作风不同于端木蕻良的浓烈，而是一种温雅清淡的笔调。但有时写得过细了，就使人有累赘之感。故事发生的时间大概是民国初年，书中时间交代得不太清楚。主人公的年纪还小，也看不出和周围社会的关系来。这书写得算是好的，但作者把精力花在这样一种与当前人民生活多少脱节的题材上，也说明了他自己写作时的低沉的情绪。这种情绪在短篇集《北望园的春天》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例如《北望园的春天》一篇就是写几个知识分子怎样想法来排遣自己的无聊生活的。胡绳批评说：
很明白的，作者在写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时，是带着无限的同情，也带着无限的感伤。他似乎是在说，看这群可怜的人物呵！他们所找到的生活意义是多么没有意义，但他们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在这些无意义的想法做法中找寻一些聊以自慰的生活意义，他们有什么办法生活下去呢？同样的同情与感伤的气氛中表现在这一小说集的其他若干篇中。例如《贺大杰的家宅》，我们的作家对于几个失业潦倒牢骚过着无聊的家庭生活的旧军官表现着那样深厚的同情。我们应该指出，由作者的过多的同情，使他对于小市民知识分子的游离于现实社会斗争以外的情绪，思想和生活方式，几乎完全不能给下必要的批判；由作者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感伤，使他的这几篇作品几乎表现不出对于生活意义的勇敢的追求。[71]
这种低沉的思想情绪也同样反映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因此他努力写回忆性质的《姜步畏家史》了。这反映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所给予人民的苦难，也说明了作家自己的一些弱点。
萧红在这时期写了长篇《马伯乐》、《呼兰河传》和短篇集《旷野的呼喊》。《旷野的呼喊》中包括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对民族敌人表示了强烈的憎恨，也对抗战寄予了热烈而朦胧的期待，但也夹杂着一些浪漫的幻想和寂寞的心情，如《朦胧的期待》一篇中的爱情故事和《山下》中所写的幼年女佣的感情波动，就都不够现实。《马伯乐》描述了一个由无助、麻痹以致形同浮尸的青年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了自私打算的卑琐人物，作者在这里似乎企图要创造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者的典型。在批判的意义上，这作品是相当成功的；但书中充满了灰沉的气氛与琐屑的描写，失去了她以前的那种新鲜的与反抗的朝气，说明了作者创作时的情绪是很低沉的。《呼兰河传》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是刻板的，善良的人们生活在古老的传统观念中，自然也习惯于扮演一些传统的悲剧；这些人都是愚昧而保守的，这是作者幼年生活环境的回忆，说明了她创作时心境的寂寞。因此作品也像叙事诗或风土画一样，有着一种低徊的凄婉的情调。茅盾在《序》中说：
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魇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她不满意现实，同时也不满意自己，但在与时代脱了节的生活面前，她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倾诉出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感情，这显示出作者思想上是存在着很大苦闷的。一九四二年她因病逝世于香港，对于这样一个可以有成就的作家而终于中途停了下来，是很值得惋惜的。
齐同的长篇《新生代》是写民族解放战争的序曲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个横切面的，并且较好地写出了一个青年的典型人物陈学海。经过了几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又由于别的救亡青年的引导，陈学海这样一个只知道啃书本的人也抛下书本行动起来了，成了一个积极的救亡青年。对于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题材，创作是应该有所反映的。
李广田有短篇集《金坛子》和长篇《引力》。短篇中大部写的是一些卑微人物的不幸命运，如《活在谎话里的人们》写一对农家夫妇渴望他那久无信息的儿子回来的故事；他儿子是上东北垦荒去了，在那里赶上了九一八事件。《木马》由一个小孩的眼中写一个小学教员因贫穷作贼的故事。其中后边的四篇是写抗战时的故事的，但如《追随者》写一个随波逐流的人物的一生，《子午桥》写一个倔强的农民的抗日牺牲的故事，也都是通过幼年同学时代的回忆印象写的。比较好的是《废墟中》一篇，写了一个木匠在敌人飞机滥炸下不断地用劳力重新建设的情形。这些文字都是优美的散文，虽然也有一点感伤的情调。长篇《引力》写一个爱好自然、爱好人间温情的知识女性，在民族抗战中怎样从乡土的家庭的爱，转向了爱祖国与爱人民。她从沦陷区辛苦地走到后方，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从一个昏天黑地的地方到了另一个昏天黑地的地方；于是她决定又要走了，到另一个有更多希望和更为进步的地方。这是一条知识分子与人民结合的道路，内容比《金坛子》中各篇所写的对黑暗与不幸的厌恶明朗得多了，也进步得多了。
师陀（芦焚）在抗战期中是留住在上海的。他说：“我不知道这些日子是怎么混过来活过来的；……只是心怀亡国奴之牢愁，而又身无长技足以别谋生路，无聊之极，偶然拈弄笔墨消遣罢了。”[72]因此不但大都是“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和一般的现实也脱了一点节。他看不见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因此形成了像他在散文《夜》里所说的那种情绪：“我不是不能够愤怒，反而因为更多的愤怒而麻木了。”他写过短篇集《看人集》，《果园城记》，长篇《马兰》、《荒野》和《结婚》，另外还有剧本。量并不少，但只是在回忆中搜索题材，笔下常有一种阴暗的气氛和感伤的情调，因此虽然在写作技巧上相当圆熟，但积极意义就很少了。譬如在《马兰》中，他也曾触及过当时的革命斗争，如主角李伯唐的被捕，马兰的从事革命活动，但写得都极朦胧，因此所写的军阀压迫人民和玩弄女性等罪恶也就显得无力了。他只用一种善良的正义感谴责了一些不合理现象；虽然也指摘了知识分子的苍白无力，但并没有看出知识分子也有可能走上正确道路。在《结婚》中，他写出了一个本来善良、纯洁的知识青年仅只为了想达到结婚这样一个正当的愿望，结果竟被腐烂的社会给毁灭了。作品在暴露上海糜烂生活的罪恶方面有相当的真实性。比较写得优美完整的是《果园城记》中的文章，他在《序》中说：
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我从它的寿命中切取我顶熟悉的一段：从前清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凡我能了解的合乎它的材料，我全放进去。这些材料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在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适合。
这里他写出一个小城内的一些小人小事，文笔是优雅的，也比以前明快了一些；但只写了这小城衰落过程中的一些现象，一种消沉感伤的情绪又流贯其间，仿佛以往的封建秩序倒是值得怀念的太平盛世似的。这些作品说明了：一个作家尽管有善良的正义感和比较好的写作技巧，但如果和实际生活脱了节的话，他即使能写出一点回忆或经历过的事情，那作品的意义也是会大大减弱的。
抗战开始后的头两年，由于和现实斗争的接触，出现的新作家本来是很多的。但许多人在写过一点以后，有的因参加了深入的战斗无法再写了，也有的就中途搁笔了。譬如以写儿童抗日活动的短篇《多多村》著称的蒋弼，就是在前线参加战争被日寇刺死的；这些人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到战争长期化以后，许多作家有条件潜心于比较复杂宏大的创作了，但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在想法堵作者的嘴了，这是我们许多作品中思想未能深刻的重要原因。好些人都提到过所谓“思想力的灰白”是这时期作品中的一般缺点，其原因虽然甚多，但作家存有顾忌，不敢多接触所写人物的社会阶级关系，遂致所努力写出的新的人物也就有了超历史的倾向。这样创造出来的人物，无论是民族英雄或汉奸败类，都是难免浮泛的。但从整个看来，尽管很不够，我们的创作还是写出了一些活跃的有血有肉的性格的，这也给这段伟大的历史粗略地画出了一个轮廓。从这些比较成功的作品中，我们是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是如何勇敢地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如何暴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