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在沙枣树和白杨树混合摇晃出的明暗不匀的光线里，他看见外面的天色苍黄、陈旧，像是从前岁月里的一个时代。他先后好几次走出家门，但都在半路上又折了回来。后来，一直到整个晚上，他都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搅得坐卧不安，在家里坐一会儿，然后又到屋檐下的台阶上站一会儿。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子的窗户啪啪地在风里响着，几处破烂的窗纸表现得尤其激烈，翅膀一样地扇动着，一副急切的想要远走高飞的样子。
天快黑的时候，在外面游荡了一天的羊群在村口出现了，四周荡起了漫天的尘土。那时候他看见羊倌把脸紧紧地藏在皮袄的领子里，露出一种冷漠的神情。他听别人说这羊倌刚从口外那边来的时候还是十分的老实，大话也不敢说，看见人就急急忙忙地走开，实在走不开就脸红脖子粗地低着头，吭哧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而现在，据说已经越来越不像话了，经常在背后偷看人家女人。这才几天呀，那么一个人就变成了这样？是地方的问题还是人本身的问题，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有些地方像染缸，人进去以后，在里面混上几年，等到再出来的时候就已经面目全非了，变得谁都不再认识。三先生就曾经说过，说北京就是那样的一个地方，好人在那里混上几年几十年，终于也会变成坏人。那么，那个羊倌呢，本身没问题？他的变化纯粹是他们这个村子的问题？是他们这个村子把他彻底染出来了？他冷冷地笑了一下，把并拢着的十指分开，认真地将脸上的灰尘抹去。
他看见一些脸纸一样地在风中飘过，一些身体扭曲着，麻花一样窜上去，又掉下来，随即便传来阵阵扑通扑通的声响。
房后有黏糊糊的笑声，还有低低的说话声。
不知过了多久，连那个羊倌慌慌张张地从他的大门口走过时他也没有察觉。有一次，他回家很晚了，见对面的墙头上趴着一个人，那人垂吊着的腿哆哆嗦嗦地抖动不止，他忍不住喊了一声，喊声顿时就把那个人从墙上震落了下来，扑通一声掉到了地上。他隐约记得那个人好像就应该是那个从口外来的羊倌。他和羊倌，本来是两个很可能永远都无法交集的人，就这样偶然地交集了一下，双方无论谁都没有想到。自从那次坠落事件以后，羊倌再很少从他的大门口经过了，有时实在绕不开，就低着头小跑着经过，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当然，也就更怕面对面地和他碰上，远远地一看见，就赶快绕开，甚至有可能还会暂时藏起来，等他过去了，再慢慢地出来，有点儿像是避风或者是躲雨。那家伙其实也不傻呢，别看是个放羊的，也懂得个一二三四，明白一些利害，知道他是干部，手里有权，而且还是坐地户。而他本人只是一个放羊的，四处为家，明显低人一等，今年在这个村里放，就算是半个这个村里的人，明年到了另一个村里，就又成了另一个村里的半个人，所以只能事事忍让，低头做人，任何时候，只要不到万不得已，没到被逼到墙角的那一步，就永远不会发作，甚至爆发。像羊倌这样的人，只有觉得真的彻底活不下去了，才会怒吼着跳起来反扑一下。
郭四窑的一个人被猫咬断了脚筋，很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猫可能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饭好了，能吃了。
他听见屋里在叫他，声音像二人台那样转了几个弯，从门口传了出来。他机械地想了想，好像是想与他商量一件什么事情。
他想，可不能让孤魂野鬼般的羊倌也变成那只咬人的猫。
仅仅一个傍晚的时间，他看见风就把大门上暗红的对联撕扯得精光，居然连细小的一条也没给他们留下，都卷上走了。好，不留就不留，想拿就拿去吧，拿回去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衣服、小孩的书包，看看还能派上些什么用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这些了，拿去吧都拿去吧，不要怕斗争也不要有顾虑，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我们今后再也不搞运动了。
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地讲述着，他看见山区一望无际的莜麦地里飘满了人影，有些他一眼就能认出是谁，但另外还有一些则完全无法辨认。头巾上蒙着土，身上流着黄色的汗，谁能告诉他他们是谁？他们在高音喇叭下面嗡嗡，在黑豆地里跌倒，在通往回家的路上流出黑色的血，整个山区里满是他们的气味。大掌柜的……他听见有人在怯生生地叫他，声音低远而朦胧，像是在一个梦里，却又像是在谁家的墙外。他抬起头，看见是二小队的几个社员，在二小队队长的带领下，高低不齐地站在他的面前，眼神却是齐刷刷的，正在眼巴巴地看着他。几个社员都像一棵棵的向日葵一样，把一张张热情洋溢的脸朝向他。
那是哪一年？发大水的那一年，还是打洞的那一年？他记不太清了，他只记得二小队的那几个人脸上的金黄色的向日葵小叶子很热很烫，灼灼地对着他，烤得他身上和脸上也不由自主地流油，就像坐在火上。
他警告过他们，要是上面有人来了，当着上面人的面，无论如何也不能管他叫大掌柜的，让别人听了，那成了什么？平时那么叫叫也就算了，只要没有外人在场就行，谁让他是村里的当家人呢。从心里来讲，这个称呼他还是觉得挺好的，叫的人顺口，听的人也妥帖，还很难说明一些问题。不过也得分场合，自己家里无论怎么都好说，有外人在场可是真的不行。这世上的事情，有些事是专门做给外人看，说给外人听的，而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事，则只能在自己的窝里说说，只能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上发生和流转。
那年夏天真热，他记得山区焦渴的土地上叭叭地裂开了一道又一道的口子，远处的山，近处的岭，纷纷由绿变黄，像是都熟了，可以扑上去咬着吃了。七月已经过去一半了，地里的玉茭却还像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一样高，也都活着哩，也并没有都死了，可就是不长个儿。他呆呆地望着山区黄土飞扬的大路，听见有的社员们的家里正在打架，由一开始的争吵逐渐升级为动武，女人的骂声，孩子的哭声，还有锅碗瓢盆掉到地上摔碎时的响声，甚至还有铁锹和镰刀挥舞时发出的嗖嗖的流星锤般的令人心跳眼跳的声音。
山区的窑洞上、房顶上、冒起了土黄色的炊烟。
午后，在沙枣树和白杨树混合摇晃出的明暗不匀的光线里，他看见外面的天色苍黄、陈旧，像是从前岁月里的一个时代。他先后好几次走出家门，但都在半路上又折了回来。后来，他就躺在家里看一张多年以前的旧报纸，报纸上的内容他记不清了，只依稀记得一些巨大的黑体字，它们威严地排列着，站着队，说着规定好的数字和词。说错了的立即出列，消失，缺口迅速重新合上，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那时，他听见院子里的风沙把一个破脸盆刮得满院子跑，叮叮咣咣地乱响。他早就想把那个东西扔掉了，可是却一直没有扔掉，不是顾不上，而实在是它太让人记不住了，要不是它破锣似的到处乱跑，到处乱响，几乎永远也不会想起它来。这样想着，后来他忽然就从屋里出来了，这事虽然一想起来就让他觉得多少有些奇怪，可是却也并没有仔细去深究。
那天的风在山区其实并不算太大，看上去也就是五六级或者六七级的样子，这也只是他这个人的一种看法。在更多的人的眼里，从来都不会这么划分和看待的，只说大小，哪有什么几级几级一说，这是在刮风，又不是在卖猪或者卖羊毛。他抬头看了看铁灰色的天空，然后开始寻找那只叮咣乱响的破脸盆。找了一会儿，忽然看见它被牢牢地夹在了一堆麦秸之中，完全被卡住了、困住了，难怪这阵子既听不见它那破锣似的声音，又看不见它到处乱跑。他走过去，把它拿起来，想了一下后就随手扔到墙外去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他把那个破盆拿起来以后，他确曾想到过什么或者至少想起了什么，所以他犹豫了一下。但是很快，他还是把它扔掉了，扔掉的时候是不假思索的，隔着墙头就扔出去了。
那个老旧而又不安分的东西，越过墙头上的杂草，像一种想要自行消失的记忆一样，像一个在这家里干了多年的老帮工一样，也便不假思索地走了，临走连头也没回一下。
走了，走了就代表再也不会回来了，永远不会再看见它了。
秋天的时候，他去城里看病，却被告知什么也没有。但是，他分明时常听见身体里面传来阵阵丁零咣啷的乱响，有铁匠打铁的声音，木匠锯木头的声音，还有镐头刨冰的声音，铁锹铲土的嚓嚓声，拖拉机冒着黑烟，突突突地正在上坡，马车的胶皮轱辘发出清脆的嗡嗡声……一个女人尖声说，我说不行你非说行，你看这他妈的闹的叫啥事？每一次，他都努力地试图分辨她的声音，想知道这到底是谁，却没有一次能分辨出来。
那天，脸盆扔出去以后，他觉得有一股在心里淤积了已久的气流通过他的鼻子和嘴，通过那一个动作，也跟着一起冲出去了，一起到了墙外。之后，他拖着空荡荡的略显轻松的躯壳开始往回走，那时，他听见墙外有人惨叫了一声，声音里充满了痛苦和不幸。他吃了一惊，知道脸盆很可能把一个人砸住了，他不知道是谁在这大风天正好从他的墙外经过。这样想着，他赶快开了大门，来到街上。
风的灰黄色的大部队正在从街上经过，有隆隆的炮声，急促的步伐，长长的号令，还夹杂着雄浑的合唱和悲戚的呜咽。被惊吓到的又被迅速卷起来树叶和草根先是四处旋转，碰到墙上，墙上的黑色的和红色的标语和口号并不收留它们，而是板起脸，直接把它们赶走，让它们从哪儿来再回哪儿去。这以后，它们又乱七八糟地旋转了一会儿，然后就像长了翅膀，开始漫天飞舞。电线也在嗡嗡地响，像是要爆炸，往日时常落在电线上的那一排排灰褐色的麻雀也没有了踪影。
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他原以为会看见一个人站在他的墙外，一只手捂着头，手指间或许还流着血……但是却没有人在他的墙外。他疑惑地看看脸盆落下的地方，正好是一堆黑土，那么一堆虚浮的掺杂着畜肥的黑土，是没有人能够站上去的，也不会有人站上去的，那么，刚才是谁在他的墙外惨叫？惨叫声也正好是在脸盆到了墙外以后应声而起的。
他在土堆前愣愣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返回去把大门关好，迎着风，在街上慢慢地走。事情并没有想明白，他也就不再去想了，只是在心里留了那么一小截短短的兔子尾巴似的疑问。几只毛色杂乱的公鸡闭着眼站在一堵墙的墙根下，他走过时，听见它们咕咕地呻吟了几声，像是胃疼。他不知道它们是不是真的胃疼，他只是那么觉得，他只是在推测，因为他本人胃疼的时候，就会发出一种那样的声音。它们的胃想来也应该不是那么好受的吧，小小的一个嗉子里面，装了那么多碎石头，他不信它们会很舒服。他扭了扭脸，发现它们长得都不怎么样。不过，就算很好看，很漂亮，那又如何呢，年关一到，都得送命，都躲不过去那一刀，都得成为人家盘子里的肉。满打满算，也就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了，就要永远地离开这个村子。
山区东南方向大片的盐碱地边生长着一些稀疏的杨树，这会儿，浩浩荡荡的风正在从那片盐碱地上路过，一些小树弯下了瘦瘦的腰，几户人家的篱笆和栅栏在风中啪啪地响着，吱吱嘎嘎地摇晃着，像是就要顶不住了。支书，视察哩？他忽然听见一个声音在问他，转身看见一个人推着一辆自行车站在他的旁边。他看清是邻村的一个年轻人，与村西头韩五家的姑娘韩梅梅好像已经订了婚，只是还没有娶过门。年轻人穿戴得很整齐，自行车后面驮了圆鼓鼓的好几个包。他问，去梅梅家了？年轻人迎着风，吃力地笑着说，还没有呢，才骑到这儿。他说，又来孝敬丈母娘？年轻人说，早就说要来，一直没顾上。他说，也不挑个好天气，这大风天。年轻人不住地点头，又彬彬有礼地问他，您视察哩？还要掏出烟给他，他摆了摆手。他看出他明显地有巴结讨好的意思，也很正常，谁让他是这个村里的女婿呢。他说，有什么可视察的，随便出来转一转。老了，何止是他，好多人隔一段时间不见，就会有变化，螺丝松了，甚至完全掉了，表面上的漆皮也磨光了，油也不多了，头发的根部裸露出马棚一般的空地。从前的那些茂密的黑森森的森林一样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是一根一根地先后离去的，并不是一片一片地走了的。
世事险恶，人心莫测。一股巨大的旋风在山区里转来转去，踱步一般旋转着。如今他常常会想起小时候认真地盯着旋风看的情景，里面本来什么也没有，除了土就是一些被卷起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有人非说里面有人脸，还有手和白袍子。后来，他们就真的在里面看到了一张模糊而古怪的人脸，以及红色的鼻子和苍白的额头，那人披散着长长的头发，赤脚歌唱着。妈妈，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从城外回来，发现什么也没有留下。那年他背着一个年轻而简单的挎包，去过好几处革命的圣地。后来，又过了一些年，看见很多人的眼睛里闪烁着磷火般的光芒。祖先们四处看了看说，就在这儿吧，不要再到处走了。从那以后，就真的再没有动过。
爹，你使我感到害羞和难过。
虽然你也夜夜被噩梦所引领和困扰。
灼热的阳光烤煳了我们的衣服和记忆，山区里飘满了那黄澄澄的气息，不是恰好，而更像是一种熟过了头的味道。七月里的一天，他看见社员们坚硬的四肢深深地插在山区的土地里，有的很快就发了芽，雪白而又微微发黄的核桃虫在下面的土里日夜奔走，蠕动，积极而又懒散地运作着。他们脸上的菜色映衬着门外的那些傻大贫贱的花朵，有的已蹿到一房高，像是一根杆子上悬挂着十几个碗。大掌柜的，赶快派人采摘她们成熟饱满的果实和金黄迷人的叶片，再迟了就都烂了。对了，还有她们的雪白的汁液和透明的水，不过水在最深处，到时候还得派人下去才能取得。我们都是向阳花，我们每天都歪着头。一队的四歪头说，这是在说我么？我也不想歪，可是打一生出来以后就这样了，谁愿意这样？四歪头同志，请不要多心，这当然不是在说你，这事和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呢，你要是能让你自己和这事扯上关系，那得算你的运气和造化呢，说明你们的祖坟上一定冒青烟了。四歪头悻悻地走了，他听见漫山遍野的向日葵都在齐声高喊，声音像铜锣，像潮起潮落的海水，光芒四溅，那中间当然也没有他四歪头的身影和哪怕是一点点声音。他一开始还以为是在说他呢，还以为能和这事扯上关系，真是想得太多了，人不怕没心，就怕心多了，看见有两个人在一起嘀嘀咕咕，就以为是在说他，看见一群人站在一起，就更不知会怎么想。以前，他夜夜听到用力拍打门窗的声音，年幼无知的小鸟们和虫子们蹲在山区高高的烽火台上低声交谈。
我不是来串门的，我没那么闲，我是来反映一个事。
什么事？
有人经常在偷看我们。
噢，说说看，都偷看了什么？
偷看我们吃饭，偷看我们睡觉，偷看我们吵架。有时候隔着墙头，还有的时候，直接就趴在窗户外面。
知道是谁么？
不知道，目前还不好说，觉得像那个谁，可是又没有证据，万一不是呢，那不是冤枉人家么？
那你来是……
我就是想反映一下，以引起你们的重视。我是这么想的，最好等他下一次再偷看的时候，巡逻的民兵正好过来了，哗啦一下，一下就抓他个现行，数那样最好了，那真是再好不过，再没有比那更好的了。
你的意思是给你在门口放几个民兵？
我没那么想，我怎么敢动用民兵呢，我哪有那么大的谱！我是说正好。正好赶上他们巡逻过来了，啪的一下，逮他个正着。
好，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从今天起，我们就已经开始重视了。
哗——哗——潮水般的人群在灰色的高音大喇叭下面涌来涌去。好像是从最近一两年开始，他们耳朵上的金黄色的叶片差不多每天都要徐徐开放，从早上天一亮的时候起，一整天都支棱着，直到深夜睡着以后才算完事。不过，凡事都有上中下，是人就分左中右，就有那种人，即使睡着以后，那些金黄色的叶片也还在支棱着，并不曾掉落，也没有熄灭，一直都亮亮的挺着、支棱着。家里五六岁的孩子半夜里醒来，揉着眼睛说晃得睡不着。话还没说完，轻轻的一掌掴过去，尽他娘的瞎说，哪里就晃着你了？
那时，山区里到处都弥漫着浓郁香脆的葵花籽和烧土豆的诱人的香气，女人们飞快而又懒散地啪啪地倾吐着，小孩们则像是没人管的孤儿，又像是牢里跑出来的黑孩子。人们互相询问，已经实现了那个什么了？有人回答说，从前年秋天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这会儿才知道？紫红色的土豆一路飞舞着，从地里回来，看见公鸡正在压迫母鸡，山羊站在树下，雪白而瘦削的面孔面无表情。
山区的河川里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小学的校长带领着他手下的师生们像一支年龄不足的杂牌军一样开进潮湿的地里，他们追打着耀眼的阳光，阳光也反过来不留情面地烘烤着他们。白头翁趁他们集体开拔不在的时候，嗖的一下从树上飞进他们的教室里，把白色的鸟粪像一粒粒治疗腹泻和偏头痛的药片一样遗留在他们的比地面光滑不了多少的黑板上和更加坑洼不平的课桌上，之后又顺着原路飞出教室，有时回到先前的树上，也有时飞向远处。他们平时并不是没有和它们较量过，只是拿它们没办法，就连弹弓也很难捕捉到它们，至于支起在地上的筛子，更对它们无效，只能网住一些贪吃的经不起引诱的麻雀。它们站在树上嘲笑他们的伎俩，还有大胆的直接踢翻他们的筛子，然后箭一样地飞走，一路高歌。
一些鲜红的旗帜深深地插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到处寻找阴险的坏人和公而忘私的好人，可是这两种人都不太容易轻易找到，尤其是后一种人，简直比神仙还要难找。王雪梅的爹应该算一个吧？不，他也不行，他经常在库房的拐角处尿尿，有时候开会开得就睡着了，这样的人能成为学习和宣传的典型么？显然不行。
他也不行。那么，还有谁呢，还有谁能够得上呢？好像再没有了。
暂时没有，不等于永远没有，谁能保证以后不会再涌现出来呢？
那倒是，别的先不说，看着红旗呼啦呼啦地那么飘舞着，就知道一定会有的。
除了他们的命题作文，还有一个整天手里拿着个小本子到处出溜的通讯员，也是专门打探消息，收集好人好事的，半夜里喝了酒，趴在人家的窗户下面。遇到巡逻的民兵，就赶紧声称是自己人，拿出身上随时携带着的公社奖励的笔记本和地区报纸发给的通讯员证，一次次夺路过关，化险为夷。
用四桶面粉搅成的糨糊能把整整一条街上的标语贴完，那以后，大街小巷便如同过节一样。那年，最新的指示在一个傍晚时分下来，却苦于没有糨糊张贴标语，而不张贴，就很难宣传贯彻，更无法深入人心。危难之中，他吩咐保管把仓库打开，取出淡红色的发了芽的麦子面，大家围着沸腾着开水和淡红色面粉的大锅，感觉完全不像是在打糨糊，而更像是在进行着一场艰巨而殊死的战斗，在完成着一个庄严神圣的使命。弥漫的白汪汪的水气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笼罩在其中，互相都看不见，像是在战乱或灾荒中失散了，像是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暂时隐匿了起来。弥天大雾中，忽然听到有人说，好了，已经够稠的了，可以出锅了。有人熄灭了灶膛里的火，先前白汪汪的浓雾渐渐散去。
第二天，山区最主要的街道上、墙上、大街小巷、树上，甚至一些角落里，便都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路上的行人纷纷停下脚步和车子，认真观看。有人默默地念书一样地念着，还有的边看边抬起手背擦拭着流泪的眼睛。
夜里，山区的月光水一样漫过他的脚面，也部分地暴露着他的行踪。世上的事总难两全，月色美好，令人荡漾、令人沉醉，却又像镜子一样把他照亮，照得他一清二楚，甚至毫无一点秘密可言，这总让他觉得有些美中不足。吃过晚饭以后，他精神抖擞地朝一个地方走去。他从不事先与谁约定什么，兴趣来了、劲头来了，便不打招呼，直接前往。他相信她任何时候都在，如果不在，那也很可能只是去附近的某一个地方吹吹风，与别人说上一会儿家长里短。
月光下，他像一匹马一样走着，出没在他们很多人的视线里。
然而，却忽然听见有人叫他大掌柜的，叫声还有些失魂落魄。
他看见夜色中滚过来一个木头桩子一样的人影，喊叫的声音比死了亲娘还要尖锐。他停在一棵树下，看清来人是大队的会计。会计结结巴巴地告诉他，老保管的头被人打破了，腰也直不起来了。他问是谁打的，为什么打？会计说老保管是为了誓死捍卫那些发红的麦子面才被打破头的，老保管无意中看见有人把淡红色的面粉装入衣服口袋里准备偷偷地溜走的时候，老保管像一只年老的公猫一样，直奔那只战战兢兢的同样性别的公老鼠猛扑过去。这后来，大家便看到老保管的头上出现了一种奇异的东西，起初，还以为是小学里的老师在和老保管开玩笑，把一瓶红墨水倒在了老保管的头上和脸上。但是后来，大家才终于发现那天并没有红墨水，甚至连最普通的蓝墨水也没有。小学里的校长向大家解释说，学校里已经将近有一年没有红墨水和蓝墨水用了，包括粉笔也一样如此，只能捡一些以前用过的小头头用一下。这样的情况下，哪里还能够拿来浪费和开玩笑。小学校长至今都能经常深情地回忆起以前的那些蓝墨水瓶上的自由自在的鸵鸟，他每天都要细心地体会那些鸵鸟们站在冰天雪地里时的种种感觉，以及雪白的粉笔滑动在黑板上时所发出的快乐而兴奋的呻吟。
站在会计的对面时，他感到会计的裤裆里疙疙瘩瘩的似乎挤满了人，身后好像还有哗哗的水声传来。那是哪一年的情景？浇地时的情景？玉米地里灌满了水，天空以碎片的方式浸在明晃晃的水里。他把披在身上的衣服紧了紧，吩咐会计派几个民兵把那个偷面粉的家伙用麻绳横竖捆了，送到公社去，不要等天亮，连夜就去送。会计领了命，很快就窸窸窣窣地走远了，他注意到他的影子不是很直溜，更像是一棵多枝多杈的树。
一个美好的月夜已被撕破，至少已不再宁静、不再完美。他忽然感到身上有些难受，似乎有无数尖尖的铁丝一样的细草要拱破他的皮肤钻出来。他闻到被太阳晒了一天的墙头发出一种很暖和的味道，有的摸上去还很热。他想到有人也许正在心焦地等待着，在院子和门户之间来回徘徊，抬头看到月亮已升到正中。
有一个时期，他经常看见社员们的耳朵像手掌一样出现在山区的一些墙头上，众多的蜜蜂和蝴蝶在那些耳朵四周日夜不停地飞来飞去。有好几次，他按捺不住，悄悄地跟过去，想看个究竟，却不料它们早已躲了起来，就连蜜蜂也都不在了，只剩下几只蝴蝶还在墙头上轻飘飘地飞着，什么问题也不再能说明。
很多个夜里，他躺在黑暗中，看见山区的那些金黄色的向日葵叶片像一簇簇艳丽的火苗，日夜跳动在山区的土地上，有时互相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还有的时候集体围成一圈，灼热、明亮，看上一会儿，眼睛就会刺痛，流泪。
民兵们吹响了铜号！号声响彻整个山区。吹响的铜号也是一条灼热而刺眼的路，人刚一走上去，就不得不用一只手捂住脸。
当一些弯弯曲曲的河坝在过了很多年之后重新出现在他的视线里的时候，他首先觉得它们像极了一些被遗忘在河川里的裤带，是谁的东西，也不知道收拾，就那么胡乱地扔弃了这么多年。放眼望去，很多地方都已残破，到处都是断开的豁口和塌陷下去的部分。看到那些时断时续的很难再连接起来的地方，又觉得很像是一条当年威武雄壮的巨蟒，被时光剁成无数截，再也动不了了，哪里也去不了了。
这会儿，往后面的山上走了走，他又吃惊得张大了嘴，他发现它们其实更像是一盘软软的没有筋骨的面条，早先围在它跟前想吃饭的那些人早已不知去向。
现在它们干了、硬了，变得灰白。
河里的水清澈地从几棵杨树中间穿过，树根下的水里时常游动着一些细细的褐色皮筋一样的东西，山区的孩子们把它们叫作水蛇。
山区东南方向的河滩地里种植了大片的大豆和豌豆，夏天的时候，他常常站在村口，等着那些从远处割草回来的孩子们。在他们的筐子里或篮子里，他总是能有所发现，经常翻出青绿的豆荚，甚至萝卜或土豆。他把那些都一一地记在他们各自父母的往来账上，等到秋后或者年底的时候一起算总账。
西下的夕阳总是把那些割草回来的孩子们一个个染得血红，他们黑瘦的手指像是捅火用的火钩。他命令他们集体站住，一筐一筐的猪草摆在一起，他站在一边，督促他们各自掀开各自的筐子，亮家底一样直到将筐底完全彻底地全部亮出来。检查完一个，放行一个，后面回来的接着等待。
那天黄昏，除了一个孩子的筐底有豌豆荚，其余的全都是大豆荚。他认出那孩子是山区里一户地主家的第二个孩子，心里十分吃惊。他问那孩子为什么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摘大豆荚而偏要摘豌豆荚，那孩子战战兢兢地说，因为豌豆比大豆的好吃。又问怎么知道豌豆比大豆的好吃，孩子说是他爹说的。
在那个夏天的黄昏，孩子的回答让他又惊出一身冷汗。
夜里，洪亮的钟声在漆黑的山区响过之后，他召集全体的男女老少开了一个大会，他把那些豌豆荚和大豆荚分别摆成两堆，用意也十分的明显。他叙述了敌我矛盾，着重讲了阶级敌人的狡猾（高明）和贫下中农的麻木不仁，广大的贫下中农以及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下一代，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知道吃，却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好吃。
这种麻木不仁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众人在黑麻麻的潮水般的夜色中朝着不同的方向散去，没有人回头，很快就都隐没不见了，像是先后都沉了底，空荡荡的政治夜校里留下满屋子烟叶燃烧过的气味和他们集体混合过的污泥般的浊气。空气黏稠、庞大，好半天出不了门，他是最后离开的几个人之一，他们不得不锁上门，把那些慢腾腾的还没有出门的空气留在屋里。
民兵们当然还不能回去睡，他们至少还得在黑暗中沿着村子绕上两圈。很多时候尽管绕上十圈也常常只是白绕，可要是不绕，很可能事情恰恰就会发生在那一天。那些很晚了还亮着灯的房子里到底在干什么？难道不值得多长一个心眼？不值得留意一下？有一年夏天，一个“白得像刷了石灰水的树”一样的东西在黑暗中的街上走走停停，民兵们一口气追到村外，枪栓哗啦哗啦地响着，最后在梁上的一片莜麦地里才把那个东西逮住。什么东西？当然是一个人，既不是鬼，也不是神，除了人，还有什么东西能有那样的心思？什么人？这还用说吗，当然是一个坏人，只能是坏人，好人谁会半夜三更地不睡觉，在街上装神弄鬼？
掌柜的，大掌柜的——
他忽然听见有人在轻轻地叫他，转身一看，却见四周一个人也没有。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他也慢慢地见怪不怪了，也许是他听错了，也许真的有人，那就不管他了。真要是有事找他，迟早都会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有本事他就永远不要出现。他看见村中央那尊白色的塑像上脏乎乎的，那上面不知被谁家的孩子抹了一些泥巴，泥巴处还留着几个小小的手印。
看到泥巴，他就来气。他也经常在梦里被人用泥巴弄醒，冰凉的泥巴糊在他的身上和脸上，有时只露出一双眼睛，像是一个浑身打满石膏的完全看不到本来面目的危重的病人。除了这些，还有人用鱼鳞和树皮装扮他。
整个山区里都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塬地里、梁上、河滩里的向日葵都低着金黄的头。此前，漫山遍野都是它们的灼热而沙哑的呼喊声。他侧着耳朵听了半天，却一句也没有听清，不知道它们在喊了些什么。
他想，让我猜猜：
要救济粮？
要娶亲？
要唱戏？
喊吧，他想，想喊你们使劲地喊吧，反正离公社也不远，他们应该能听见。声音再大一些，说不定县里和地区行政公署也会听见。
他揉揉被晃得流泪的眼睛，接着打算再揉揉疼痛的耳朵，就在那时，却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细腻所惊住：
像所有的社员一样，他的耳朵后面也长出了好几片金黄的向日葵的叶子。
一九八八年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