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方瓷国”的美誉，早在公元8世纪左右就誉满全球。难怪英语china一词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中国”，另一种解释就是“瓷器”。可见中国瓷器是外国人感知中国、了解中国最早的标识性物件。据史料记载，比国外瓷器早问世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瓷器，真正作为专门的“外销产品”大批量地输送至海外，并促使西欧皇室和宫廷掀起收藏中国瓷器的热潮，成为欧洲社会最珍贵的礼物，始于明朝万历年间。而此时的澳门，作为远东最大的中转港和贸易中心，有幸肩负起了中国瓷器成批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这对人类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瓷器从一开始走出国门，就只有海上一条通道。因瓷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只能选择海路。
据考证，“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发端于唐代中后期，经晚唐五代至明初，达到了一个高潮。但自元明两朝开始，朝廷先后实施过多次“海禁”，“寸板不许下海”。尤其是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第一个禁海令，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止海禁时止，其间长达两百年之久。这段时间，又正值葡萄牙、西班牙开启的大航海时代进入鼎盛时期。于是，东西方贸易也就逐渐由葡萄牙、西班牙船队所包揽。可以说，16世纪的中西瓷器贸易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统天下。而葡萄牙的里斯本也成为当时欧洲最繁忙热闹的货物集散中心。澳门作为葡萄牙管辖地，自然亦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澳门港亦变成东方海上的重要国际海港。
葡萄牙著名史学家吉萨斯曾对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东西方贸易过程做过详细的描述：“欧洲与东洋的贸易，全归我国独占。我们每年以大帆船与圆形船结成舰队而航行至里斯本，满载毛织物、绯衣、玻璃精制品、英国及富朗德尔出的钟表以及葡萄牙的葡萄酒到各地的海港上换取其他的物品。船从果阿航行至爱琴得到香料与宝石，又从爱琴至马六甲，更得到香料与宋大岛的白檀。其次，再把此等物品，在澳门换取绢丝等物品加入为船货。最后，又把以上的货物到日本换取金银块，可得到投下资本的二至三倍利润。然后，再在澳门滞留数日，则又可满载金、绢、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细工木器、漆器以及陶器而返回欧洲。”
从上不难看出，中国瓷器是葡萄牙船队运往欧洲的大宗商品之一。1522年葡萄牙国王下令所有从东印度回来的商船所载货物的三分之一必须是瓷器。据著名史学家傅振伦统计，1602年至1682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到欧洲的中国瓷器就达一千六百万件，可见欧洲进口中国瓷器的数量之惊人。近年来，在世界各地收藏、出土及出水的纪年瓷器中，绝大部分在澳门都找到了同类器物：澳门收藏家潘国雄自1994年至今，在澳门本土多个地点采集到外销瓷残片一百件；1995年，澳门龙嵩街凯旋门广场动工，发现大批明末清初陶瓷器残片；1998年营地街市改建又再发现大批明末瓷片。澳门出土瓷片的地点遍布沿海地区，包括南湾、西湾、下环、河边新街、巴素打尔古街、海边新街，沙梨头海边街、提督马路、台山等区域，年代由明嘉靖一直到清康熙时期。器物以外销瓷器为主，青花瓷数量最多，另有少量青花五彩、红绿彩瓷器等。说明在这一时期，澳门是东西方瓷器贸易的一个重要海上中转站。
当时，澳门作为明代瓷器最大的输出口岸，主要通过四条航线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地输送中国瓷：一条是澳门到印度果阿，再到欧洲，也就是到葡萄牙里斯本；另一条是澳门至日本；再一条是澳门至马尼拉到美洲；第四条就是澳门至东南亚各国。下面这个故事足以证明当年这几条航线上运输中国瓷器的繁忙景象：公元1603年，荷兰武装船队在马六甲海峡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大帆船——克拉克号，该船装载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将近六十吨，约十万件。次年，这批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轰动了整个欧洲。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所谓“克拉克瓷”，实际上是中国外销到欧洲的一种风格独特的民窑瓷器。这类瓷器的器型和纹饰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器型多为碗、盘、杯、瓶、军持等，其中碗盘以花口为多；纹饰方面较为繁复，多满布器物的表面，碗盘纹饰的分布多为碗（盘）心和碗（盘）壁两个部分，碗（盘）壁上常见开光。碗（盘）内底圆心多绘以山水树木、楼台人物、池塘禽鸟等，开光中绘以盆花、吉祥图案以及蕉叶、杂宝等。从世界各地出土和出水的“克拉克瓷”片分析，目前发现最早的克拉克瓷器是明代万历元年（1573年）景德镇生产的瓷盘，最晚的是清代康熙早期福建窑生产的瓷盘。烧制“克拉克瓷”的窑口，最早为瓷都江西景德镇，随着欧洲订货的增加以及“克拉克瓷”高利润的诱惑，福建的漳州、德化等窑场也有仿制。
今天看来，“克拉克瓷”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的真正起步。历史上，中国瓷器外销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由中国人主导的销售行为，是非常简单的商品输出行为。从实物看，从南朝到唐代，中国输出的瓷器与国内市场销售和使用的瓷器完全一样；第二阶段，一些原本并无烧瓷传统的地区，在对外贸易利益的驱使下，开始模仿名瓷器产地的产品。虽然这些瓷窑主要是面对国外市场，但仍是以中国文化主导的阶段。因为这些仿制的产品在外国人眼里是很难区分的；第三阶段是中国文化与销售地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期，中国瓷器的器型和纹样都要根据销售地区的文化需要而改变。如福建地区磁灶窑军持及纹章瓷等的出现。“克拉克瓷”正是在这阶段应运而生的，“克拉克瓷”从出现到成熟，反映了销售地顾客的意愿，也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它从第三阶段开始逐渐过渡向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完全是来样加工订制，都是先签合同并且预付款以后才烧制的，中国的瓷窑沦为工业品的加工地，西方文化在瓷器生产上逐渐占有主导地位。
从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欧洲人订制的瓷器，他们要求用王室纹章或王公纹章作为瓷器的装饰。17世纪后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派人到广州订制饰有法国纹章、甲胄的瓷器。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万历四十四年即公元161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位外贸商人说：“卖给我们各种成套的瓷器都是订制的，预先付款。”葡萄牙向中国所订制的瓷器到达里斯本后，通常是用作皇宫的装饰。在桑托斯宫的屋顶上，可以看到二百多个青花瓷盘，镶嵌满整个屋顶，这种装饰方法与波斯和阿拉伯地区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说，真正将“克拉克瓷”广泛用于餐桌上的是荷兰人。
中国除了接受订货之外，还烧制一些样品送往国外，这些都充分说明，瓷器带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起步，与此同时，中国瓷器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