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中的苦闷与执著
1949年2月，天津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重新出版，父亲从北平调回天津工作。195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进步日报停刊，与上海大公报合并，在天津继续出版大公报。1956年，中央明确大公报以财经报道为主，兼顾国际报道，恢复其全国性报纸地位，并迁京出版。这样，我家又随报社搬回了北京。
1949年的大公报改组，对于父亲而言，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严格地说，他缺乏思想准备；或者说，与他此前所做所想大相径庭。“文革”中，他曾这样“检讨”自己当时的思想、心境：
解放前，我标榜自己的政治态度是“中间偏左”。平津解放前夕，我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望，对共产党虽不甚了解，但寄以希望，希望共产党能够重建残破的中国。因此，“偏左”倾向越发明显了。我虽然在报社内部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我在社会上有共产党的朋友，并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他们的一些活动。
当时，我借住在朋友王裕治家，他就是中共地下党员。通过他的介绍，我又认识了几位中共朋友，他们召集外围组织开会，有时邀请我参加，听他们分析形势，布置任务，或由我提供一些当局动态，包括他们要掌握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的家庭情况、住址等；当局有什么行动或风声（如突查户口），我也会及时通知他们。我弟弟介绍他在上海戏剧学校的同学经北平去解放区，也是在我家食宿，而后分批走的。1948年夏某日，北平治安当局刑警队突然派人传讯我，原来是我写给武大学生会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宋怀玉的一封信因为宋的被捕而落到了国民党特务手里。大公报北平办事处主任徐盈（中共地下党员）为我担保，随传随到，我才免遭牢狱之灾。1948年末，北平被围城后，新华社记者刘白羽随四野指挥部到平郊，一天傍晚，他进城看朋友，见到我还说，沈阳解放后，他曾到大公报办事处找我，表示关怀，我笑答：“早来北平恭候你们了。”东北军调时期，刘白羽作为中共方面的新华社记者，也曾驻沈阳，我们很熟悉。
我觉得，这些共产党人都很正直、能干，可以做朋友，而且，共产党对我也是信任的。但我那时并没有主动参加革命的意愿，实际上反映了我准备在新中国做“客人”而非主人的政治态度。如果在那时，我就预知解放后会“一面倒”。（读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我才理解）。共产党如此受到爱戴、尊重，那么，为了个人名利，我也不会等待解放后做“客人”，很可能也很容易混入党内，进行投机的。
解放后，我由一个旧大公报记者转变为新生的大公报记者，从此成为革命干部，还曾任商业记者组组长。但当时我对解放的重大历史意义认识很不够，只是认为，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垮了台，共产党上了台，天下变了。实际上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看成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因此完全错误。以后通过现实的生活和阅读一些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我才逐渐认识到共产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等；才认识到蒋介石政府反革命反人民的本质，它所以腐败无能、祸国殃民，是它本质所决定的。
尽管我对党有了初步的认识，然而我却没有想到一个革命干部的责任是什么，更没有意识到要改造自己，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便全心全意去为人民服务。解放初期，我还是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看待周围事物，根本没有正视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民党军队服务的反动历史，也没有重视自己满身的资产阶级烙印，只是想，在解放前与共产党人有过不少往来，多少也“帮过”他们一点“忙”，称得上是朋友；只是想，在解放前我是反对国民党的，国民党也敌视我，甚至抓捕、起诉我。我这样想，无非是觉得自己的政治表现是不错的。孰知事实并非如我所想，过去我是大公报特派员，后我成为普通记者，因此心情闷闷不乐，产生了自卑和抵触心理，障碍了我在政治上的进步。
1949年末，进步日报党组织负责人找我谈话，决定我担任采访部副主任（主任是孟秋江）。当时我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出发，不想任人摆布。回答说，我就是做记者的材料，还是做我的记者吧。谈话竟不欢而散。随后，我即意识到这是为革命纪律所不允许的，是与组织对立的严重错误，内心极为悔恨。
1951年整风审干和1955年肃反运动中，我接受审查，组织上为我做结论“一般历史问题”，我在结论上签了字。
1956年大公报迁京，我先后担任财经组副组长、天津记者组组长、华北记者站负责人。1956年评薪定级，我被定为行政十三级，党给予适合于我的职务安排和很高待遇，这都说明党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我本应很好地改造自己，努力为人民服务，但我却暗中“翘起了尾巴”，迷信自己的“业务能力”。我想，只要我在业务上拿得起来，与别人相比我就不会栽倒。至于政治方面，我是“甘拜下风”了，还是在业务方面，即新闻采访和写作上多下些工夫吧，于是我向“白专道路”走去。在理论上，我也承认革命干部必须又红又专，白专道路走不得，也走不通，应该转过头来走红专道路。然而，红不容易，专比较好办，结果又因循下去，政治落后状态依然未得改变。
一个佐证是，在我保存的父亲所留文字中，有关“红”的内容确实极少，而他1956年的一篇大公报内部业务研讨文章，却充分表现了他在“专”的方面的执著。这篇题为《这是一个工作态度问题》的文章，指名批评了一位记者的报道错误：
8月28日，××同志写了一篇“天津市轻工业向新的生产水平跃进”，这篇通讯里仅仅属于事实和常识的重大错误就有七处之多，在宣传上起了坏的作用。列举如下：
①“进华厂出口草板纸”。天津根本没有“进华纸厂”，生产草板纸的是天津大大有名的“振华造纸厂”。
②“第一轻工业局所属各厂……照相软片、照相机、玻璃纸等都已试制成功”。照相器材工业属于天津第二轻工业局管理。
③“其中如棉纺华达呢色布”。“华达呢”是“华达呢”，“色布”是“色布”，纺织工业上没有“华达呢色布”这一名词。
④“仁立、东亚两厂出的毛毯”。东亚毛麻纺织厂仅生产全国闻名的“抵羊牌毛线”和麻袋，根本没有出产过什么“毛毯”。
⑤“天津著名产品地毯”。地毯跟北京著名的景泰蓝和象牙雕刻一样，属于手工艺品，没有人把它当轻工业品看待。
⑥“举造纸工业为例……经过全行业合营和改组，共合并为十一个厂”。天津市地方国营造纸厂三个，公私合营造纸厂七个，地方国营造纸机械修配厂一个，合在一起共十一个厂。
⑦“各行业也成立了一些中心化验站”。只是个别行业成立了“中心化验站”，目前没有条件在各行业成立“中心化验站”。
对这些错误，我想提供一些我的看法，供××同志参考。
这些错误，大半是在采访时不求甚解，事后也不与别的同志商量，又不肯多加思索，听了就写而产生的。例如“进华纸厂”，显然是把“振”字听成“进”字，××既不熟悉天津工业的情况，又不问问别人，信笔一写，就出现了“进华纸厂”。又如“仁立、东亚两厂出的毛毯”。东亚是国内鼎鼎大名的一个毛纺厂，但它究竟有哪些产品，××并不一定知道，在不求甚解的情况下，便把“东亚”的产品和“仁立”的产品混在一起了。天津地方造纸工业有十一个厂子是不错的。但××在采访时没有注意，误为公私合营造纸厂有十一厂，写作时又不核对，错误便因此造成。把“地毯”列为轻工业品，那是在写作时没有加以思索而造成的错误。
××同志采写都很快，好像有些同志这样常常称赞他，他自己似乎也很欣赏这个优点，但却常常在快的当中不注意“新闻的准确性”。如果在采写上又快又准，那倒是值得称赞的；快而不准，快又有何用？不晓得是不是追逐写作数量的思想在起作用。
××同志还不善于与别的同志好好地在一起研究工作，自以为是的工作方法损害了他的新闻采写的才能。这次他到天津，我们在一起想过几个题目请他采写，其中有一个题目是写天津工业品出口增长的通讯。他回北京前也没有与我们谈一谈那篇通讯的采访经过和如何写法。他变了题目，写了一篇“天津市轻工业向新的生产水平跃进”。根据我们采访的经验，较大的题目，内容牵涉面太广，情况又不很熟悉的新闻或通讯，都要送有关部门审查核对一下。可以设想，如果××那篇通讯能事先送给天津市委工业部看一下，那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就是给天津记者组的同志看一下，也会把错误改正过来。
××在新闻采访中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从兴趣出发。只要是他有兴趣的，可以不顾事实，不顾宣传效果，不听别人的意见，坚持写作、发表。这次他在天津见到了新生产的三台七一型照相机，他很感兴趣，要写一篇特写介绍，他认为那个相机很好，值得宣传。我告诉他，七一型相机并不好，暂时不必宣传。我的理由是，在七一型相机制造成功之前，北京已经试制成功了世界第一流的来卡型相机，7月间又试制成功了苏联第一流的卓尔基型相机，我还特意把人民日报刊载的新闻和照片给他看。天津制造的七一型相机不过是仿照日本中等标准的马米亚西克斯做的，比之北京的两种相机简陋得多，而且不久前天津大学、照相专家、新闻记者等鉴定过一次七一型相机的质量，发现折匣不平、镜头不正等缺点。第二天天津日报、新华社和我们都没有写新闻，因为我们不能为一个不合格的产品做宣传，尽管它是新产品。我还告诉××，天津照相机制造厂的厂长是搞坏过一个工厂才调职的，而且好大喜功。七一型相机是天津的新奇产品，天津日报比我们知道得很早，可并没有为它宣传，其中别有原因，目前还值不得专门介绍。××听了我的意见之后没有表示态度。谁知他回到北京之后，就写了一篇“国产相机是怎样制造成功的”，内容全是介绍天津七一型相机。而不介绍付出创造性劳动最多、技术复杂的北京产的来卡型和卓尔基型相机。××的文章如果登出去，岂不是埋没北京工人的创造性吗？这样的报道是记者的不公平，而且也不符合“国产相机”的事实。如果定题为“国产相机是怎样制造成功的”，那就应该全面，内容必须包括来卡型、卓尔基型、七一型三种相机制造的经过。因为记者没有掌握其他两种相机制造过程的材料，只知道天津七一型相机的制造过程，就把它渲染为国产相机似乎只此一种，这在宣传上想起一个什么效果呢？如果××有兴趣一定要介绍天津的七一型相机，我倒建议他改个题目“天津七一型相机是怎样制造成功的”。可是这个相机在国产的三种相机中技术最简单，质量也最次呀！
事实很清楚，不宜专题介绍天津的相机。而且这篇特写也被扣发了。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写呢？是从兴趣出发？追求写作的数量？还是别人的意见不正确呢？不论如何，我觉得一个记者不忠于事实，断章取义，知其一，不知其二，大笔一挥就写文章，那就失去了记者帮助读者观察事物的作用。
还记得1953年春夏之间，××到青海西宁去采访，只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关于西宁私营商业的报道，而其中事实的错误就有五六处，青海省商业厅来信给总编室，质问大公报记者是怎样采访的，根据什么写的，要求答复并更正。××检讨过，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听了就写。当时的总编辑张琴南曾当面指责他：“以后要严格遵守稿件送审制度。”琴老的意思是，初到一个生地方，情况不熟悉，写出的报道一定要送有关机关审查、核对。
三年前有过教训，最近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希望××不再有第三次同样性质的错误产生。
父亲写这篇批评时，是天津记者组组长，尚有“资格”讨论业务问题。他只知道“新闻的真实性”的重要，却不懂得从政治方面分析问题。而那以后，他连讨论业务的“资格”也没有了。
“革命性”的“改造”
事实上，1949年以后，父亲始终在努力改变自己，这从他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思维、选题和笔法，写反映新中国建设初期的报道就可以看出。以他在进步日报期间（1949年2月-1952年12月）发表的一些报道为例，如《在“支援前线”的号召下》《老司机的斗争》《中纺三厂职工筹委会怎样做工作》《天津私营行庄走向新道路》《高利贷时代过去了》《积累人民的财富》《奸商偷税逃不出人民手掌》《一个亟待改造的旧企业》《向着祖国，向着太阳》……仅看标题，即与前几年他在内战时期指斥当局、抨击时政的报道大相径庭。如果不看署名，很难相信是出自一人之手。
他的工作态度又如何呢？2002年4月，大公报发行百年纪念，天津日报搞了一次“我与大公报”的公开征文，一些人的回忆中写到了进步日报时期的我父亲，现节录几段如下：
1950年秋，我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进步日报采访部当记者。我的初次采访，是随同市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到市郊几个县镇走访。一整天下来，回报社整理采访记录准备写稿时，面对茫茫字海，想来想去，始终不知从何写起。一两个钟头过去了，我头脑昏昏，连一行字也未写出来。
坐在我对面的名记者张高峰，似已察觉到我的窘态，便关心地问：“写稿是不是碰上困难了？今天走路多，太累了吧！”听到这种温暖体贴的话语，我好像遇到了一位可以倾吐心声的知音，便说，当晚看来是写不成这个报道了。
“那怎么成！工商界代表人物到市郊走访，明天是头版重要新闻，天津日报肯定会突出刊登，我们没有报道可不行！”高峰先生还是那么温和地把当晚必须写出这条新闻的重要性讲给我听。一下子我紧张极了，再也顾不上自己是名牌大学毕业生的自尊，诚恳地向他讨教，甚至赤裸裸地请求他帮我写。
高峰先生见我的态度确实恳切，便说：“好吧！时间不多了，我来试试看。”随后他向我问及访问团此次走访的目的；先后走访了哪些县镇和单位；团领导沿途都有些什么重要讲话等等。我按记录一一作了回答。他边听边记。事后便埋头写稿。我在一旁听着笔尖接触稿纸刷刷的响声，一边小心地等他随时提问。岂知他一声不吭，一个劲儿地在写。半个钟头左右，那条新闻就写成了。记得他念稿要我核对事实时，室内挂钟正指着夜里11点。
第二天打开报纸，他代写的那条新闻果然登在头版重要位置，而且肯定一字未改。这时我暗庆没有漏报这条新闻，更钦佩他写报道真有本事，深感自己望尘莫及。
高峰先生这次给我的帮助和示范，使我领会到了许多许多。他对我初次采访的那种启蒙示范所起的作用，真可谓是得到先生一次赐教，胜过自己多年“寒窗”苦啊！
【《我的初次采访》·沈追鲁，原载天津日报】
1951年7月，我以原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班见习生的身份，来到进步日报接受三个月的实习教育。……著名记者张高峰做我的指导老师，真是喜出望外。他是有名的“快手记者”，且文笔犀利，他的通讯《豫灾实录》在抗日战争时期震动全国，我们在学新闻写作课时，曾作为范文阅读。……第一次采访就是跟随高峰先生参加中朝工商业者座谈会。第二天，高峰先生把天津日报发表的同一会议报道，和我在进步日报上所写的报道进行对比评讲，指出我的不足。……短暂的三个月，却是我一辈子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永不忘却的重要起步。
【《我在大公报实习》·林放，原载天津日报】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天津私营新安电机厂工作，由于爱好新闻报道，担任了进步日报通讯员，经常把厂内的大事、新鲜事写成稿件向报社投稿，日子长了，我和该报一些记者、编辑就熟悉了，结识了资深记者张高峰等同志，他们对我在采访写作方面给予了大力帮助和指教，使我收获很大，感悟颇深，是我的良师益友。
1952年六七月份，新安电机厂正全力赶制两台四百匹马力巨型马达，这种巨型马达不仅在这个厂是第一次制造，在华北也系首创。我当即把这事向张高峰同志反映，并写了一个稿子。高峰同志到厂里来了解情况并察看了生产过程，事后他在我的稿子基础上又补充了一些新的重要情况。他委婉地对我说，稿子内容要交代清楚巨型马达的来龙去脉，掌握的情况越详细越好，写的时候就有挑选的余地，突出重点。我听了以后很受教育。原来我的稿子里主要写职工们开展技术革新，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而对于厂方如何与客户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如何发生波折，“五反”运动后厂方又如何与职工们共同研究生产任务等诸多情况都没有涉及，经高峰同志指点并经他补充后，我的稿子于1952年8月2日发表在进步日报显著位置上。
【《我的良师益友》·张孝栋，原载天津日报】
1953年，大公报恢复出版，报道重心转向财经领域。父亲的采写也努力转型。天（水）兰（州）铁路通车后，他奉派到西北采访两个多月，采写了《兰州的维吾尔族商人》《拉卜楞藏区的经济与新生活》《西安人民解除了苦水之苦》等系列报道，热情宣传日新月异的祖国建设。其中，《火车通到兰州以后》一文还收入了《1953年中国经济论文选》。
此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反右倾、大跃进等重大运动，他都做了一个正在转变中的旧记者尽其所能、乃至可称“积极”的报道，并且都尽可能地“站在革命立场”，“紧跟形势”，宣传政策，歌颂成就。请看部分报道题目：《在灯塔照耀下愉快前进》《人往高处走》《“毛主席的主意没有错”》《暴风雨中的雄鹰》……显然，父亲是努力工作，追求进步的，希望尽快完成从旧记者到新记者的转变。
即便如此，到“文革”时，父亲仍不得不“深刻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新闻观。他这样批判1949年以后自己的新闻理念与作品：
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采访时拿着一张名片便通行无阻，写了稿子个人负责，送到编辑部十有八九原文刊出。解放后，记者采访要拿报社的介绍信，稿件十有八九要送审，起初我是不习惯的，感到一种“束缚”。后来习惯成自然，拿介绍信，自觉送审，反而减轻了自己的责任。现在检查，那种“不习惯”，感到“束缚”，就是想摆脱无产阶级的领导，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后来习惯了，也是形势所迫。
进步日报、大公报曾经专门开辟了一个“读者服务”栏，其他报纸也有类似的栏目，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我认为很有必要，认为是报纸联系读者的重要一环，我自己也很爱读，这反映了我的资产阶级趣味和新闻观。我还认为，记者就应该写读者关心、乐读的新闻。现在认识到，读者是划分阶级的，不同阶级的读者，决没有相同的爱憎。我所说的读者，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为了写资产阶级所关心、乐读的新闻，我就注意“猎奇”，注意题目的吸引人，实际上是哗众取宠，而忽视了新闻的无产阶级政治性要求。
记得我写过以下毒草文章。
《从囚犯到悔过员》。发表于1949年初，写解放后人民政府如何对待罪犯的思想改造。“悔过员”是当时监狱方面的新提法，我觉得很新鲜，就写在题目上了。现在看，这是修正主义的提法，模糊了阶级斗争。监狱里关押着许多反革命罪犯，我却给他们加上这样一个称号，似乎他们不过是犯了些过错，需要“悔过”。而当时天津刚刚解放，正是敌情严重的时候，我的文章麻痹了人民的对敌斗争观念，所以是一株毒草。
《私人资金到何处去？》。天津解放初期，社会上私人游资很多，曾在股票市场、金融市场兴风作浪，引起军管会金融处的严密注意。天津市人民银行行长找到我，希望我写一篇报道，专门谈私人资金出路问题，引导他们把资金用到工业投资方面来。我认为，在天津这样一个工商业大城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于是就采访、调查，并向专家请教，写成了这篇报道。文章采用了问答形式，目的是引人注意。今天看，文章内容可能没有严重问题，问题在题目上——不是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严正地向拥有资金的个人提出，必须把游资纳入国家管理的正轨，而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轻淡地提出“私人资金到何处去？”表现了“新闻客观主义”。
《“马大哈”们在淮河工地弄险》。写天津百货站推销员不负责任，夸大产品效能，把质量低劣的橡胶车胎卖给工地，不仅误了抗洪工程进展，而且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现在检查，我不应该写这样的公开报道。我是从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出发，觉得这是一个“好”题材，还用了一个“标新立异”的题目（当时的相声《买猴》中的马大哈形象很有影响）。丑化了社会主义商业工作人员。
《生猪涨秤之谜》。是根据群众来信到天津第二食品加工厂采访后写成的。内容是披露外县向屠宰场交猪途中给猪食里掺盐，猪因此需要大量喝水而涨秤，结果可以虚增分量多卖钱，却使屠宰场承担了损失。现在检查，对这种弄虚作假的批评应该写成内部材料。而我当时认为，这是对商业部门有教育意义的题材，所以公开报道了，暴露了社会主义商业的阴暗面。
《反对用广告骗人》。内容是批评中百公司天津采购供应站为处理积压的自产糖果，刊登虚假广告的事情。现在检查，也是抓住了商业工作中的个别缺点、错误，以所谓的“批评”，对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进行了污蔑。
以上这些毒草文章，我过去还认为写得不错，是“客观、真实”的，符合报纸要有“批评”声音的要求。其实，“客观”是谎话，“批评”也不是善意的，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报上的宣传要看对人民有利无利”的教导。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对人民不利的毒草。
其实，父亲的“检讨”并不全面。类似的批评报道他还写过不少，所幸大多是发表在“反右”之前，否则，很难说不会构成“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证”。
“漏网右派分子”
1957年，席卷全国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父亲竟然侥幸躲过一劫。他事后检讨说：
1957年整风时，我知道自己对报社党组织某些人有意见，鉴于曾经对抗组织安排的错误和思想改造、审干运动的教育，我提醒自己不要再犯错误，不要给自己有意见的个别党员贴大字报，在大小会上我也极少发言，怕暴露自己的不满情绪。报社内有的人拉我写大字报签字，我也不干。直到后来看到储安平、徐铸成的发言，才引起共鸣，结果还是犯了错误。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文革”结束后，在统战部门退回的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写的相关材料中，我意外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多少明了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这是一份非他亲笔但却以第一人称所写的原始记录。时间标明为1958年6月。背景是，同年4月，“反右”高潮刚刚过去，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了“向党交心”运动现场会，此后，这一运动便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开展起来。据此推测，这应该是他“交心”谈话时组织方面的记录。文中，他做了“触及灵魂”的自我批判，甚至不乏诛心之论。解读这份“交心”材料，或可大致还原那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勾勒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需要说明的是，引文全部为原件，但“记录”是否准确、“交心”有无违心，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只能立此存照，请读者体察，待史家研究了。
“交心”首先要“交”的就是整风与反右期间的思想、行为。因此，父亲“交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与几位“著名大右派”的关系：
整风之前，储安平想拉我到光明日报去工作，当时，我告诉他目前我没有理由提出离开大公报，等以后再说。整风初期，储发表了“党天下”的谬论，其中大部分引起我的共鸣，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恭维他有胆量有见识，支持了他的反党谬论，骨子里是想跟他拉紧一把，如果在大公报有一天不可为时，我就去光明日报。
在北京，有时见到浦熙修，她常约我便中给文汇报写稿。整风之初，我根据曲艺界鸣放的发言，写成两稿寄给徐铸成，并附一信。两稿都是污蔑党的政策的，后来未发表。给徐的信说，读过你的“拆墙”经验，大公报也有墙，正在拆。
这两件行为是不折不扣的反党的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是向右派靠拢而想背弃党的领导，希望钻进一个没有党的领导的“新闻天地”去工作。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我就察觉自己犯下了严重的反党错误，心头很沉重。但起初，还以为是个人自私自利思想支配的结果，后来再深思，又经过党的耐心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才认识到是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的反映。当右派乌云乱滚时，我必然要发出共鸣。幸亏反右斗争很快开始，党指出那是敌我矛盾，我才醒悟而没有堕入右派泥塘。
父亲与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储安平主办《观察》杂志时，父亲是其特约记者；浦熙修在重庆新民报时，与在大公报的父亲又是跑时政新闻的同行；徐铸成则先后担任大公报桂林版编辑主任、上海版总编辑，很赏识父亲的报道。他们之间是朋友，自然有比较私密的关系，意气相投也在情理之中。“反右”之前，储安平刚刚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一心要按照自己的新闻理念“改造”这张报纸，“招兵买马”，特别是延揽意气相投的朋友一起工作也属正常。但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在“帮助党整风”中，只因提了一些意见，这几位朋友竟都成了“右派”，而且是全国“著名的大右派”。他赞成他们的言论，并且通信呼应，当然毫无疑问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即使他不主动“交代”，也是隐瞒不住的。而且，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交心”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灵魂”了。
事实上，在整风“鸣放”期间，父亲的心理活动是复杂的，行为是摇摆的。一方面，经过解放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他已经变得谨慎小心了，因此，当报社有人“搜集大家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要写一篇记者控诉的大文章，登在报上”时，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说：
他们要我提供材料，我说这样的文章写不得，刊出后必然被国民党利用，×××等批评我保守，其实是我胆小，但我仍然不提供材料，也不坚持反对。……他们明明是进攻党，我却在一旁明哲保身，这是立场问题。
这里所说的“大文章”，即刊登在1957年5月12日大公报一版的那篇题为《阻挠、限制、刁难、歧视——本报记者申诉采访中的一些遭遇》的综述，文章虽未署名，却是综合了十几位记者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内容是记者到某单位去采访碰了钉子，或者到某地方看材料吃了闭门羹等等，意在吁请有关部门注意克服官僚主义，以利工作。但由于批评了党政机关，特别是被境外媒体转载、摘登，“为敌人所利用”，因而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参与其事者大都被划为右派。
父亲之所以“侥幸漏网”，并非他有多高的“觉悟”，而是与他思想深处对政治斗争的恐惧心理有关，这不能不说也是那些年“运动教育”的结果。但他还是坦白承认了自己对此事“不坚持反对”的态度。因为，在另一方面，他心里还是有话要说的：
报社鸣放时，我说过许多错话，污蔑了党和党的同志。我说，解放后，许多党员领导同志的工资像火车头带着跑一样。如果低一点，而责任重，更会受群众的崇敬。这话的重点是前两句。
我说，×××做领导时态度专横跋扈，长期不改，给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今天他去当×部副部长，真叫人担心。如果把他排在落后群众的队伍里倒还合适。
我还说过，报社使用某同志，不像是培养做记者，倒像是培养做调查员，事先从领导方面了解一件事，然后派人下去调查、核对，就写成文章。后面一句话没有说出来：这算不了记者的本事，如果没有线索时，记者怎么办呢？
读臧克家说的“六亲不认”，心想说得对，今天人与人之间确实不怎么亲，而且隔阂很多。
可以说，谨小慎微、欲言又止、左右摇摆，就是父亲在整风“鸣放”期间的真实表现。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父亲所指那位“专横跋扈”的领导，后来也没能躲过“文革”的劫难而死于非命。此即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某些“极左”者害人害己或“因果循环”的一个例证吧。
那么，随着整风变成“反右”，风向逆转后，父亲对右派是否就有了正确的认识了呢？没有。他“交心”说：
储安平戴上右派的帽子，我觉得这个人不过是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很不严肃地用了“大和尚、小和尚”之类的字眼，如今自己烧身，却看不见他骨子里的反动本质。有几个教授，我过去认识，他们成为右派时，我想，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个人欲望太多，说了一些错话。
储安平拉我去光明日报，先是通过×××找我。当我向储说明我与大公报的关系和目前无理由提出离职，×在旁就指责我这是一种旧的感情。反右时，我才知道他还拉过其他人。大家贴大字报质问他的目的何在，而我没有贴。心想，我何必乘人之危呢？这种旧的观点颇为庸俗，不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
反右斗争大局已定，右派的“下场”尽人皆知，父亲在“向党交心”时仍能如此直白地表述自己的“错误认识”，甚至流露念旧情怀，真是迂腐得近乎愚钝。
北大民主墙上乌云乱翻，不少右派学生在作怪。可是我想，学生们都很年轻、纯洁，今天怎么反起党来？于是我怀疑社会主义教育在一部分学生中落空了，党应该对他们负责任。
鸣放时，报上大量刊载知识分子的发言，当时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目的，只是有些事物，根据自己八年来采访生活所见所闻，认为他们言过其实。后来反右，党指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觉得那不过是“秀才造反”，事情不会有那么严重。报社乌云乱翻时，我同样看不出右派的目的，但却觉得报社党组织的处境陷于被动了。又看到个别党团员同志的大字报，气味也反常态，怀疑报社党的组织是否涣散了？又看到少数积极分子的言行也反常态，反而不如许多群众的情绪正常，心想党这回上了他们的当了，今后对群众应该有个重新估价吧！
××、×××成为右派，他们哪里来的反党胆量？还不是党多年对他们宠用的结果。党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脚。
坦言某些“右派”原本是受党“宠用”的“积极分子”；“右派学生作怪”“党应该对他们负责任”，在关于反右运动的评价中，这或许尚属比较另类的观点。未知史家是否有人做过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父亲不屑与某些“原本是受党宠用的积极分子”为伍，也是他“侥幸”躲过反右劫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进一步“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的“根源”：
我总觉得党在政治上看不起我，心中常埋怨党对我直接教育少、责备多，所以我政治自卑感很重。……我知道党知道我有思想问题，可是没有党的同志找我正式谈谈，我怀疑党是否认为我思想顽固，不可救药。……听党课，我想，党事先一定有名单，我既不知党课什么时间开课，名单内一定没有我，我想报名，又怕碰钉子。……在报社，我有人微言轻之感，有些意见自认为还是正确的，但不被重视。……在政治上自认没有什么希望，如果能从下游争到中下游就很满意，争上游那是奢望。……我觉得一个人在政治上无希望，一切就无希望。在任何事物面前都应该退让。我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最近特别明显。……我愿意躲在一个角落，希望别人把我忘了。
正因为这种强烈的“被隔阂”心理，当他看到储安平、徐铸成等的言论后“一拍即合”，产生“共鸣”，也就不难理解了。而“自认为没有什么希望”的心理，也就成了他“如果在大公报不可为时”便“跳槽”的直接动因。
整风前，对党有些意见。整风时，听说党找许多同志个别谈话，但始终没有找我，心中很不愉快，越发相信党在政治上看不起我。……既然把我看成政治上落后，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索性随大流走。如果积极去参加，也会被党看成是假象。
右派在报社乌云乱翻时，许多话不从政治角度去看，就从事实来说，都是不公正的。我虽然不同意，可也不去用力反驳，心想，驳半天也无用，我又不是党在政治上依靠的对象，党也不会认为我是在维护党的利益，还是听之任之吧。
从这个角度看，因为不被信任，“组织上”没有找他谈话，没有“动员”他“鸣放”；而他因为有“政治自卑感”，也“极力避免多说话”，也应该是他“侥幸漏网”的原因之一吧。
“交心”中唯有一段话未知所指，即：“大运动一来不可避免的要有个别偏差，心想是否有些人在偏差的掩盖下，错误也就不成为错误了。”这个“偏差”如果是指反右运动，未免太过超前；但联系上下文，又似乎只能涉及反右；至于“偏差掩盖错误”，是否指某些人或事，也只能存疑了。但父亲说了实话是肯定的。
接下来，父亲同样坦白地检讨了自己：
从这些思想、观点来分析，我都是站在党的对立面看问题。别人痛斥右派而保护党，我是原谅右派而责备党。表面看，我好像在一旁客观地看问题，实际非常主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问题，因而在感情上自然地就原谅右派。这种反动立场和感情在我身上很严重，不改变，必然与党三心二意，貌合神离。事实上几年来就是如此，始终没有把我和党的关系摆正。我跟党的关系是讲个人利益的，不如意时，一肚子牢骚，又不敢发泄，于是压抑着精神工作，所以几年来我的工作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与党的关系不正常，对党的许多号召和重大的政治运动，我多是采取随大流的办法，不是积极响应，不是在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而是像做客一样随着走。所以多年来我在政治上不见开展，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没有得到彻底清洗，因而在整风中我犯下严重错误。我的问题是改造立场、改造观点，端正与党的关系。
以上这段记录，是原件中文字最长的（其余大多是几句话一段），可以视为总结性“交心”。他以“个人利益”作为处理与党的关系的结点，应该说确实“触及灵魂”，甚至违心了。至少，在我所见的类似资料中是属于比较“深刻”的。
坦诚的“向党交心”
如果说，父亲“交代”与右派的关系、检讨自己的“错误”完全是被迫的，也不尽然。因为，尽管1949年以后的几次政治运动已经让许多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心有余悸，但他们对新中国、对共产党依然保有程度不同的信赖，更希望“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步伐”。这从父亲“交心”材料中对自己思想深处的挖掘、坦诚公开以及无情地自我批判，可以看得出来。
他“交心”说：“我的生活动力是什么？思索一下，是个人名利。当年，我选定做记者，就是觉得这个工作名利双收，又自由自在。追求名利，自由自在，这大概就是我的人生观。”如此解剖自己，近乎残酷，可谓“诛心之论”。事实上，父亲选择记者职业的初衷，首先在于他希望借助媒体这个社会公器发表自己对国家、对社会的见解，其次才是追求“自由”与“名利”。这种社会责任感和个人追求，可以说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性。只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没有谁还敢奢谈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只能承认个人追求的“罪孽”。
他还说，“交心不能没有思想斗争，揭疮疤不能不疼，心想，忍受短暂痛苦，今后能愉快工作，生活几十年，这是大利当前，万万放弃不得。”应该承认，“短暂痛苦”“大利当前”的考虑，都是他内心的真实表露，他确实希望“能愉快工作，生活几十年”。不过，他说得太直白了，想得太简单了。
在生活中，感到谈工作的同志很多，谈心的朋友太少，心中很闷。我平日爱说爱笑，有些话被人误解或断章取义，弄成个人的错误，因而感到说话难，故极力避免多说话。……与人相处，你尊敬我，我一定尊敬你，你看不起我，咱们就少往来或不往来。我对党也像对个人一样，心想，党既然在政治上看不起我，那就保持业务上的往来好了。假如在业务上也被看不起，最好把我安排到比较机械些的工作岗位，只要领导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永不违背，这样就有来无往，落得干净省心。
当年，父亲在大公报人中绰号“一圈”，指他爱说爱笑，讲经历、说掌故，常常引来众人围绕。他后来的缄默、消沉，可以从上述“交心”中找到答案了。不过，他能够说出“对党也像对个人一样”，与领导“有来无往，落得干净省心”的话来，也真是坦诚得可以。
政治上的隔阂还带来工作上的障碍，他“交心”说——
整风中犯了严重错误，没有被划成右派，万分感谢党的宽大，但也背上沉重的包袱，生怕再犯政治性的错误。可是一月间写了一篇未见报的通讯，立场、观点都错误了，心中惶恐万分，从此以后，专门写些顺大流的稿子，纯属动态的报道，可用也可不用，但保险，不容易发生立场、观点的错误。
“顺大流”、“纯动态”的稿子当然没有“风险”。查阅1957年以后父亲在大公报发表的署名报道，与反右前的许多批评报道比较，无论选题与写作风格，都大大“收敛”了。而且，我搜集到的1949年到1961年父亲署名的百余篇通讯，90%以上是写在1957年“反右”之前，此后便寥寥无几了。对于后来的大跃进运动，他几乎没有署名报道了。
更有甚者，他“交心”说：“（1958年）三月间，在西安写一有关‘双反’（反浪费、反保守）的报道，‘双反’之上打了引号。投邮后惶惶不安，怕又是一个政治性错误，连夜查人民日报，发现‘双反’也打了引号，这才放心。”记者以如此诚惶诚恐的心态写稿子，其质量如何也可想而知了。
父亲也曾从长远考虑过自己的前途，他说：
右派中有许多学者、专家照样斗、整及撤职，少了他们社会主义毫不逊色。心想，过去几年自己还以为业务上有两手，说话、做事还敢调调皮，狂妄自大，今后无论如何可不能那样。大公报少了我也毫不逊色。为了保全自己，可要老老实实地工作。
看到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分驻各地采访，报社的红专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感到自己悲哀，今后该如何是好？心里真是闷得慌。我发觉党在业务上还信任我，在政治上不够信任，所以为了保持党对我的信任，我很重视业务，希望不要落到中、下水平。
自己很珍爱（记者）这个岗位，感到是一种荣誉，很想把工作做好，但没有信心，恐怕从记者队伍中掉出去。
上述记录，不能不说处处透露出他内心的悲凉。他的这种担忧、预感，很快也被后续的事实证明了没有错。
“交心”话题并不局限于整风、反右，还有如下记录——
天津解放后，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上海解放后，大公报原名不动。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是否天津的做法激进了一些？
1949年大公报津、沪两馆不同的命运，反映了当时对如何处置民营报纸问题尚无确定的统一政策，待王芸生北上“投降”数年后，解决这个问题才有了新的方案。父亲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也反映了部分老大公报人的疑惑。
有一个时期报上某青年记者的稿子很多，我觉得有些既冗长又没有独到见解，心想，要是我写那样文章一定不刊用。
这番话既是对业务工作的意见，也反映了他政治上的失落。
苏联展览馆落成时，一再宣传镏金顶，超过市内最高建筑北海白塔，心想这是灭自己威风。
上世纪50年代，对苏联的态度等同于对新中国的态度。父亲的“交心”，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民族心理。
大兵团成立，发表我被安排在天津。当时我在西安，顺便给××写信说，“不久我们又要并肩作战了。”信写好后，一想用“并肩”两字不妥，大公报上××印在我前头，必然是他领导我，“并肩”两字不是要与领导平起平坐吗？如果引起××同志的误会，以后相处就困难了。想了半天，又改为“携手作战”，这样也许不至于引起误会。
父亲的这段“交心”，用“战战兢兢”来评价，可谓恰如其分。这里所谓的“大兵团”，是指当时大公报部署记者分驻各地，以“作战”方式报道“大跃进”运动，其用词也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氛围。
父亲1958年“向党交心”的原始资料，是探究当时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一份真实记录，对于理解、分析他们的心路历程大有裨益。至少，它有助于我进一步了解了父亲。
在密云水库工地“锻炼”
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1958年4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发出的关于号召全盟展开“向党交心”运动的通知中，有“以上办法对右派分子同样适用”的字样。结果，同年夏季反右“补课”，又“补划”了一批右派分子。
父亲是“幸运”的，没有被“补划”右派，但在“交心”半年之后，1959年初便下放到密云水库工地去参加劳动“锻炼”了。这段时光他是怎样度过的？请看他发表在1959年第24期《新闻战线》（人民日报社出版）上的一篇采写心得：
1959年1月到9月，我在密云水库报做了9个月记者。在那些日子里，我一面采写，一面劳动，个人的生活、工作和采访对象——二十万水库建设者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在思想锻炼和采访写作方面，都有不少收获。这里记下的是一点感受。
首先碰到的问题
我第一次到工地采访，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当时，我心里想：这真是艰苦劳动，怎么干活呢！一层砂子一层雪，狂风卷着砂子打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呀！我正在想着，听到那边的民工在呼喊：“老天爷给咱们开了电扇，多凉快呀！要不咱们得满头大汗。”“小车一溜烟，不怕风雪天。”他们干得好欢哪！居然有人光着背穿着短裤拉起车来。这时候，我又在想，同是在水库工地遇见风雪，为什么我和他们是两种态度呢？我畏惧风雪，有些退缩。民工们却没有理会风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经过一番思索、反省之后，我认识到：作为记者，如果不改造自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充沛的精力，热情地进行采访，也不可能理解广大民工那种冲天的干劲，自然也写不出什么好的报道来。
劳动改造世界，劳动也改造人。后来在劳动中，我与自然斗争的意志逐渐坚强起来，对水库也热爱起来。大坝日日升高，我总是喜上眉梢，而且非常珍惜自己跟着广大民工一起劳动创造出来的这个成果。以后，风雪再大，我也像民工一样地不去理会它，关心的是大坝如何赶快建成。
思想、感情起了变化，采写的劲头也大了。今年3月间，在九松山潮河副坝战斗了7个月的朝阳支队要调往白河主坝去。离开九松山的前一天，支队的二十几个青年突击队举行一次比武，告别九松山。那天比武的场面十分动人，我很理解他们惜别的感情，我也像他们一样舍不得这劳动了7个月、已经填筑到三十多米高的大坝。那时，我跟他们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所以当我写“英雄比武告别九松山”一稿的时候，便以充沛的感情，一气呵成。我曾这样想过，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当记者的立场、思想、感情和采访对象——劳动人民不一致的时候，那写起报道来不但吃力，而且是空泛的。
写思想和感情
一个典型的人物为什么在一些记者的笔下写失败了呢？写得平淡乏味，甚至不能刊用？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写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即精神面貌来。
今年潮白两河的洪水提前到来，密云水库的二十万建设者在十九个主副坝同洪水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那气势真是盖过山河。有的民工白天淋了一天雨，晚上还不肯下班，坚决要求继续战斗下去。有的民工被领导同志“命令”下班走了，但在中途又偷偷地跑回工地。这些人物、这些事迹不是值得大写特写的吗？可是究竟是什么思想、什么感情支配着他们这样坚强地同洪水搏斗呢？如果记者自己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报道也就只能罗列一些现象。例如：“某支队一民工下班后不肯走，要求参加下一班的战斗。”“一个民工在回工棚的途中又偷偷跑回工地。”这类报道没有人物的形象、思想、感情，因而是苍白无力的，给读者的印象是肤浅的。我有过多少次这样失败的经验，现在已认识到写人物思想、感情的重要。
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周口店支队的一个民工在一个雨天干了十个小时，下班的时候，他躲藏起来，然后偷偷地混在下一班民工中一起干活。这样事情是支队的一位十分可靠的同志对我们几个记者讲的，那个民工属于哪一团哪一连，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有事实。于是我们的一位同志就提起笔来写这位民工。你想，根据这样一点现象材料动笔，怎能写出人物形象鲜明、事迹动人的报道来呢？后来，我们又追访了那位民工本人，才知道他哥哥跟他在一个连里当民工，正在拦洪紧张的时候，嫂子病重，公社通知哥哥回家去了，因此他非要在这几天把哥哥的活也干出来不可。他说：“不这样，对不起公社对我全家的照顾，对不起潮白河下游的人民。”好了，这正是他坚决同洪水搏斗的思想根源。再访问一下他周围的人，生动的材料就更多起来。炊事员说：“那天他多买了四个馒头。”显然，他是早就准备连夜苦战的。工地修车棚的修车工说：他下了班偷偷躲在这里，等下一班上工，他就混在一起又拉起车来。他自己还告诉我们，当他跟下一班劳动的时候，总是躲开团长，怕团长“命令”他回工棚去休息。他的思想支配了他的行动，他的行动又反映了他的思想，在行动中还充分流露了他对水库的情感。这些丰富的材料，记者不去挖掘，岂不可惜？掌握了这些丰富的材料之后，再写报道，人物的形象、事迹怎能不感人呢！
通州支队、顺义支队的许多民工也是下班不走，硬要跟猛涨的洪水见个高低。他们的思想同上面所说的那个民工不一样，他们都是密云水库的直接受益者，他们知道如果在密云把潮白河的洪水拦住，自己的父母妻子在家乡就不用昼夜防汛了，全家就可以安稳地睡觉了。记者要是不掌握这种思想情况，也难以写出有声有色的报道来。
对数字的看法和运用
有些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中的一些数字表示厌烦，嫌它枯燥。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
我们国家正处在飞跃的时代，工业、农业和一切事业都在大跃进。跃进意味着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到高。新闻报道中的许多数字，正是跃进的说明。
密云水库有二十万建设者，总工程量三千七百万方，蓄水量四十一亿立方米。你不关心这些数字，就无法理解密云水库，也无法向人解释密云水库。在密云水库报做记者，几乎一天也离不开数字。翻开我的采访本，每页都有记录的数字：坝身填筑的方量、坝身的升高、库里的水位、火车运转的速度、河水的流量、皮带运输机的功效、汽车的载运量、各支队完成日计划的百分比等等。起初，我对这些数字也是不大感兴趣的，嫌它单调。后来，在劳动中自己批判了这种错误的认识，原来许多数字都是人们辛苦劳动的成果，是值得十分珍惜的。工地的一位理发师（也是民工）曾经告诉我，他每天读密云水库报，最爱看是坝身填筑统计表。他教育了我，不参加劳动不知道一些数字之可贵。厌弃社会主义建设报道中的数字，严格说来，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态度问题。
新闻报道中的许多数字常常起着促进作用，先进的把落后的带动起来，记者万万不能忽略这一点，而且要善于在报道中选择这样的数字。密云水库潮河工地通州支队装卸一列十几节火车的砂石料只用三五分钟，有些读者看了这个数字也许不以为奇，可是它却引起密云水库党委和建设者的注意。水库政治部派人总结了通州支队装卸火车的经验，各支队派人到通州支队参观、学习。
新闻中的一些数字能不能让它形象些、生动些、有趣些呢？这倒是值得记者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数字的堆砌而叫读者感到枯燥，这问题不全在数字本身，有的在于记者的写作。例如密云水库的面积二百平方公里，这二百平方公里究竟有多大？读者难以想象。如果记者用“相当于一百个北京昆明湖”来形容一下，给读者的印象便深刻了。密云水库蓄水量四十一亿立方米，民工对这数字也是不容易想象的，我们常用“比十三陵水库大六十倍，比怀柔水库大四十倍”来形容。因为密云水库的民工大部分到过这两个水库，这样比较一下，读者就容易理解密云水库的规模了。报道民工的高工效，我们许多同志习惯这样写：“某支队某民工拉一辆容量若干方的双轮车，运距若干米，八小时往返了若干趟。”这种写法是典型的数字堆砌，不能叫读者清晰地看出那位民工的干劲和工效。假设记者动动脑筋，计算一下车子的载重量，再算一算往返的里程，譬如这样写：“某支队民工拉一辆容量若干方、载重约八百斤的双轮车，在运距若干米的途中，八小时往返拉了若干趟，合计八十里。”单身人八小时走八十里路已经不算少，拉着八百斤重的车子八小时也跑八十里，谁读了这段新闻能不佩服那位民工的干劲和工效呢？
在新闻中利用数字，我们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是记者应当进行必要的核对，求得准确可靠，否则容易闹笑话。
慢点下结论
采访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记者在对某一新闻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没有搞清楚以前，便动笔写报道，那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密云水库的手推胶轮车一直是主要运输工具之一，共有几万辆，但损坏率很高，不仅影响生产，也耗费了国家不少资财。因此，完全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在密云水库报上提出来研究。当时，我曾进行了采访，好多支队供应科的同志和工地修车的民工都一致批评民工不爱护车子，甚至举出许多事实和数字来说明，好像只要对民工进行爱护公共财产的教育，问题便能解决。而民工却说是车子的质量不好，瓦圈容易卷饼，滚珠不全，轴皮时常磨坏。这样看来又似乎是质量问题。对这两种说法，记者应当怎样对待呢？是认为这两种说法都能成立呢，还是全部否定或者否定其中一种说法？这就要求记者下一番研究、分析的工夫，不要忙着给这问题下结论、写报道。
后来，我在一个团发现他们把车子包给民工，专人专车，损坏率非常低，有的民工连续几个月不损坏车子。情况一多，便利了对问题的分析，原来手推车损坏率高的根本原因不是民工不爱护车子，也不是车子的质量差，而是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因为好多支队的车子是轮班使用，上一班交下一班，结果造成有人使用车子，没有人维修车子，所以越用越坏得多。不爱护车子的民工只是极少数，车具质量差也是次要的原因。
这次采访的经验告诉我：采访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下结论，也不要因为时间的紧迫就轻易结束采访，而要深入下去，直到把问题的本质找到为止，这样的报道就是晚几天，也不会失去它的价值。有不少这样的记者，因为急于求成，匆忙结束采访，结果把比较复杂并有指导意义的问题简单化了，没有完成任务。我也有过这样失败的教训。
从这篇“采写心得”可以看出，父亲仍在努力使自己的新闻写作向“又红又专”的方向转变。
然而，尽管父亲希望凭着业务上的努力，继续从事他所钟爱的新闻工作，但是，同年开始的“拔白旗”和“反右倾”运动，使知识分子中的业务突出者几乎注定成为“白旗”而被“拔掉”。他后来这样检讨说：
由于解放后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未得到彻底改造，我抓住“靠本事工作”这一条，与组织保持着距离，很少向党谈我的思想，更不主动靠拢党，争取党对我的帮助和教育，一贯我行我素，明哲保身，“白”的表现很突出。直到我被调离大公报下放，才认识到今后必须加紧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