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青年小说家论
安泰（Antaeos），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塞冬和大地女神盖娅之子。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从大地母亲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被赫拉克勒斯发现这一特征，把他举在半空中击毙。
引自《辞海》
一
文学的发展就像环环相扣的链条和奔流不息的长河，总是代代相传，前呼后拥，构成了瑰丽多姿的文学历史。山西的现当代文学是整个山西文学史中最辉煌、最成熟的一章，这一灿烂的篇章，是由几代作家共同谱写的，可谓人才济济、硕果累累、蔚为壮观。在文学的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往往是青年作家，那么，处于山西文学格局中的第四代作家的创作状况如何？有哪些特色？这不能不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的一个“文学热点”。
准确地划分、概括山西的第四代作家，是困难的，因为代与代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不同代作家的创作状况也有许多相似或相异之处。我以为，要划分一代作家，有两个模糊的标准，一个是看他们的年龄结构，另一个是看他们的创作倾向。用这样两个标准去看山西的第四代作家，他们的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他们成长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交，创作于80年代，有的创作时间已达十年之久，有的近年来才崭露头角。这是同中国改革处于同步的一代作家。从创作倾向看，这一代作家基本上继承了山西前代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但他们更注重表现个人的生活体验，传达自我对生活的思考和发现。在艺术上也不愿墨守成规，“随心所欲而常逾矩”。这是感性多于理性、追求自由精神的一代作家。山西的第四代作家已成为整个晋军中一支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他们中的佼佼者已在全国文坛上具有了一定影响，这一代作家的代表者有吕新、曹乃谦、王祥夫、常捍江、房光、谭文峰、张行健、秦溱、冯浩等；另外如钟铧、慕华、宋剑洋、王卫东、刘勇、尤立、朱辛、蒲苇等也呈现出了很好的创作势头；还有柴燃、常剑花等，虽作品不多，但却显示了他们独特的艺术个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客观地讲，目前这支队伍还不够整齐，在全国占有一定地位的作家还不算多，在创作上也有诸多问题，但他们自有他们的优势，如感觉的敏锐，生活体验的深切，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再加上他们的年轻，我们相信他们会走向成熟和强大。
山西文学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广袤的黄土地是孕育作家的肥沃土壤。当山西的第四代作家开始创作的时候，正是农村改革走向深入和复杂的时期，新旧两种生产关系、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此消彼长、剧烈冲突。作为年轻的一代，他们在理智上很轻易地接受了现代思想意识，但在灵魂深处却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时期也正是先锋派文学风行之时，山西当代作家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他们有着深刻而无形的影响，但是在心理上他们又与先锋派文学有着诸多的吻合。在这样一种时代环境和文学氛围中，他们尽可能去赶新潮、走新路，然而深情的土地在困扰、呼唤着他们，山西的文学传统在深刻地牵制着他们，他们终于走了一条开放型的现实主义艺术之路。从他们创作的表层看，他们注重艺术感觉、主观体验，结构方式不拘一格，叙述语言力求个性化，对生活的探索和思考努力趋向于哲理、人性、生命等一些永恒的问题。他们的创作显得更年轻、更现代一些。但从他们作品的深层看，他们对农民生存的同情关注，对地域文化、民情风俗的痴迷表现，对传统表现方式的自觉不自觉的运用，无不渗透着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散发着土地的神韵。这是深深植根于、困扰于土地的一代人，他们中的许多位至今还是农村户口，有的虽然在城里有一只“泥饭碗”，但家依然安置在农村，经常奔波在城乡之间的阡陌小路上。这就注定他们以及他们的创作与土地有着息息相依的关系，注定了他们的灵魂深处要经受现代与传统的激烈搏斗。当他们企图逃离生活的困扰，要描摹城市生活和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时，他们的笔触就显得轻浮而苍白，失去艺术应有的魅力和力度。像山西的前代作家一样，沉重依然是第四代作家创作的基本特色，只不过在这种沉重中，多了一些自我体验的深切和渴望改变命运的精神憧憬及自由的想象。这便是山西第四代作家的创作特征，也是他们区别于全国的、外省的青年作家的地方。
我们不妨把山西的第四代作家同前代作家做些比较，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这一代作家的创作特征，同时也可以明显地反衬出他们的创作局限和弱点。第一、第二代作家虽然大抵是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但他们有成熟的社会思想、有深广的生活积累，对传统的艺术形式驾轻就熟，因此才创造了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山药蛋派”。而第四代作家呢？虽然也是土生土长的一代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基本上没有走出生于斯长于斯的那块土地，驱使他们创作的，是个人以及身边农民的生存感受与体验，这样便形成了他们真切、细腻的创作个性，但同时也导致了他们创作的狭窄和单薄，缺乏老一代作家作品的那种开阔和深厚。第三代作家群有一批外来的知青作家，优化了这批作家的整体文化素质，他们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在观照和表现生活时，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些，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也更自觉、更开阔。在80年代初，形成了“晋军崛起”的灿烂时期。第四代作家虽然在表现生活时，也力图从哲学、文化、人性等理性的角度去表现，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直觉式的，缺乏深厚的理论准备，遂使作品中的理性内涵往往显得单薄、模糊。第四代作家最突出的优势，在于他们对生活有着深刻的感受与体验，有着自由的、良好的艺术感觉，可以说，他们是最接近艺术的一代作家。但如果这种生活体验、艺术感觉缺少宏大的人生境界的升华，缺少理性之光的照耀，他们就难以成为大家，走出土地的困扰。
第四代作家的创作，有的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有的起步不久，他们在全省、全国形成的影响，已经是公认的了。发表在《山西文学》1993年11、12期合刊的十三篇小说，正是他们创作实绩、创作风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也有他们创作弱点的显露。尽管这十三篇作品不足以反映山西青年作家的全部创作状况，但这些作品基本上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水准、艺术个性，因此是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我们对山西青年作家创作的进一步概括、剖析，就从这些作家和作品入手吧。
二
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只有脚跟稳稳地站在土地上，才能浑身是力，所向无敌，大地母亲是他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山西的青年作家，他们大都沉浸在生活的底层，为了生存而坚韧地努力着，他们的命运同身边的普通农民、一般工人、小干部毫无二致。中国十几年来的变革，同样波及着他们的基本生存，有时会带给他们许多苦恼。他们像平常人一样体会着生活的变幻莫测、酸甜苦辣。文学对他们来说，改变不了个人的命运，只是生存的一种需要和寄托，艰难的生活太没有光彩了，他们渴望把心中郁积的块垒倾吐出来，渴望把自己对生活的发现、思考告诉世人，在孜孜的创作中，体会着创作的乐趣、自我的价值。正是这种来自生活最偏远、最底层的各种各样人物的生存状态、内心骚动等等，才使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有了独特的韵味和价值。生活困扰着他们，但生活又给予他们许多，如灵感、思想、智慧以及源源不绝的生活素材。
生活的丰富、复杂是人们的想象永远难以企及的，但只有真正浸泡在生活中的人才能体会到它的意味。许多青年作家一谈到生活，就感慨万千，谭文峰说过：“命运很早就给我压上一份生命的沉重。……当我跳出原来的生活圈子，再回头来观照我所生活过的乡村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不再是个体生命的沉重，而是一种农民生存的艰涩，群体生命的沉重。困扰我心魂日夜不安的，是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14]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谭文峰饱尝过生活的艰辛，但可贵的是，他没有沉湎于个人的艰难命运之中，而是努力从“小我”升华到“大我”，把个人的命运融汇到民众的整个生存中去观照，在群体生命的沉重中看到了个体生命的必然性，这样就使他的小说既有作家个体的强烈体验，又有整个民众生存的艰辛与沉重，从而使他的作品富有了一种开阔感和震撼力。谭文峰近两年发表的《扶贫纪事》和《窝头故事》，深刻地表现了一个村、一个乡改革的艰难步履，展示了农民身上那种顽强的保守、愚昧和惰性力，塑造了一个书呆子气十足、但执意要走一条变革之路的知识分子形象。《乡殇》刻画了一批乡政府干部的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些农村基层干部的生存状态和心理世界，不管是张书记，还是陈秘书；不管是小姚，还是唐姐，他们都活得十分艰辛，窝着一肚子苦水。谭文峰很善于把握人物的复杂性和灵魂深处的两极状态，如张书记这一形象，他是一个“铁腕”领导，违背计划生育的农民，他可以下令把你铐起来，强行拉你去做结扎手术；漂亮的话务员唐姐为了转户口向他献媚，他趁机占有了她……但是，这位张书记亦有真和善的一面，他处理了超生的村民，紧接着又帮助这位贫穷的村民寻找生活出路；他欺负了话务员唐姐，内心感到深深的不安，很想为唐姐解决转户问题。特别是在抗洪护坝搏斗中，他置生命于不顾，指挥抢险，甚至不惜独生儿子葬身水中，显示了一个党的书记的无畏献身精神。真与假、恶与善，就这样奇妙、和谐地体现在张书记身上。现在，许多青年作家不大注重塑造人物，谭文峰在塑造人物上的成功，充分显示了作者对生活、对人物的深刻透视和把握。这种创作追求是很值得提倡的。
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已经描绘了五六年了，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说：“我想告诉人们，食欲和情欲这两项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欲望，对于雁北地区的一部分农民来说，曾经是一种何样的状态。”[15]作者是深谙雁北地区的农民生活的，并能从农民那种混混沌沌的生活状态中，把握住食欲和情欲这两项基本的、永恒的生存主题，从各种人物身上深入开掘，描绘出一幅幅原始、古朴的农民生存图画。同时，曹乃谦又是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他极善于捕捉农村的一幅风景画、一个劳动场面、一两个人物的生活片断等等，用简短的篇幅、精致的结构、朴素的语言把“温家窑风景”入木三分地表现出来。《灌黄鼠》也是他这个系列中的一篇，从表面看，小说写的是几个山村孩子灌黄鼠的有趣情景，孩子们的天真无邪、勇敢机智、有情有义，令我们神往。但细细品味，我们却能从这一幅鲜活、浪漫的画面中，感受到包括孩子在内的山区农民生存的沉重与苦涩。孩子们灌黄鼠，不完全是为了玩，更为了吃肉解馋，因为他们平时吃不到肉。在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又处处渗透着性，大狗和小狗的母亲，得空便跟别的男人做爱，不期然就会被儿子发现；耕地的人吆喝牛，张口闭口总是“×你妈”。而大狗和小狗呢？在土地上作画，最拿手的便是男人和女人睡觉的画；他们同外村女娃玩耍时，打赌的赌注竟是“亲嘴嘴”。食与性弥漫在农民的整个生存活动中，无时无刻不在熏陶着幼稚的孩子们，这些孩子将来仍会成为温家窑的福牛、愣二、赶牛人。这就是小说的深刻之处。
房光是一位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生活之于他虽然十分艰窘，但他却能客观地、心平气和地对待生活。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生活中假、丑、恶的揭示，也有对生活中真、善、美的歌颂。他真实地表现了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对旧的生产关系、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巨大冲击，反映了历史变革的必然性，同时又真诚地呼唤已经失落了的美的人性、传统道德。他在新与旧之间忧心忡忡，常常表现出一种怀旧情绪。房光也许是意识到了他对生活的这种道德评价的局限性，因此，在他的近作《今年的烟》里，努力站在一种客观、超脱的立场上去观照生活，小说逼真地表现了农民在市场经济、新生事物面前的被动状态，他们固守传统、不愿接受新东西，但在上级的命令面前又不敢违抗，只好消极应付；等到新生事物有了希望，他们会全力以赴参与，新生事物遇到挫折，他们便后悔失望，打退堂鼓。农民的保守被动、实利主义在这里表现得细致入微。但也许是因为作者采取了太客观的创作态度，淡化了作者的内心体验，因此呈现出来的生活便像流水账一样，真实有余，而意蕴不足。这是应该引起房光注意的。
张行健有较丰富、多样的生活积累，当过农民，做过教师，现在是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他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有较扎实的文学功底。他写年轻时经历过的农村生活，写从事多年的教书生涯，写机关小干部的艰难处境，四面出击、任笔驰骋，精雕细刻、情动于衷，表现了一个作家善于把生活化为艺术的创造能力。张行健创作的主要特点，在于他特别注重作者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只有真正触动了他灵感和情感的生活他才去写，并把自己那一份沉郁、缠绵的情绪熔铸笔端，再加上他善于编织故事、刻画细节以及娴熟的运用语言的能力，就使他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情感色彩。《平民的日子》是一组系列小说，集中描写城市小干部、小职工的最日常的家庭生活，这是作者每天都在感受、体验着的世俗生活，但他却硬是从中寻找到了不同寻常的意味和价值。《后院起火》中的刘波，生活拮据，地位卑微，但却操守不移，把他的教师工作看得十分神圣，努力追求一种丰富的精神生活，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清高超然的人生境界。《无声的和谐》写一对没有爱情的夫妻，但却和睦平静地相处了六年时间，而且还要无限期地厮守下去，其全部目的，就是为了他们可爱的孩子，父爱、母爱以及对后代的责任，完全压倒了他们的个人愿望和幸福。我们可以訾议刘波的书呆子气，可以怀疑那一对夫妻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但我们却不能不为他们的精神品格肃然起敬。
由此可见，不管是谭文峰对生活的深刻透视和把握，还是曹乃谦对雁北地区农民食欲和情欲的揭示；不管是房光对农村生活光明与黑暗面的客观展示，还是张行健忠实于生活感受的体验式创作，都是生活这本大书对这些青年作家的厚赐，生活在启发、逼迫、教导着他们，生活在成就着他们。但是，跋涉在生活的泥沼中，也必然束缚了他们迅走的双脚以至飞翔的翅膀。就像一个人面对一座庞大的建筑，距离太近，你就很难看清它的整体；就像我们对自己的亲人，过分的熟悉，反而使我们的感觉迟钝。譬如曹乃谦，他太专注于他的温家窑了，太专注于农民的食欲和情欲了，由此形成了一种封闭的思维模式和创作模式，在温家窑世界里，他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而当他去写温家窑之外的世界时，就显得捉襟见肘，浅尝辄止。但是一个作家，不能总驻留在一种题材、一种写法上呀！谭文峰的小说，给人一种逼真、沉重、苦涩的感觉，但是他太注意人物的现实性了（现实处境、现实思想、现实行动），人物的文化积淀、内心冲突、精神追求等则注意不够、表现不力，同时作者也不能站在更高的层次去俯视生活，遂使他的作品缺乏一种超然的、高远的精神内涵。房光、张行健对生活本身有一种过多的认同，对生活中沉淀的道德观念、伦理秩序有一种情感上的吻合，因此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道德评价的痕迹和某种怀旧情绪来，这是他们的作品往往显得中庸、软弱的主要根源。真是得也生活、失也生活！
三
山西有一批直面现实生活、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青年作家，也有一些能客观、平静地观照生活，努力将生活诗化，把文学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痴迷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的青年作家。他们并不缺乏对生活的发现和思考，只是把理性的东西化入了他们的艺术创造中，他们也不是没有个人的困惑和焦虑，只是把世俗的东西看得淡泊罢了，他们更醉心于在创作中寻找自己的艺术感觉、艺术个性、艺术才华。与谭文峰、房光等不同，他们是一些更富有艺术气质的作家。
这里，我们首先谈到的该是吕新。吕新的出现，对山西来说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他没有直接继承山西前代作家的创作传统，从他创作最初的《那是个幽幽的湖》开始，就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他特别注重的是他的艺术感觉、艺术想象（包括幻想），还有对变幻无穷的叙述语言的探索。他是一个极为孤独、敏感的艺术家，他同世界、同人们的对话太少了，但是他却有一种极好的感觉和直觉能力，大千世界、时世沧桑、众生百相，都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他初谙人世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晋北农村一片混乱、破败、荒芜，这些都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里，成为他日后创作取之不尽的宝库。他的创作，不是对生活现实的直观表现，也不是对生活现实的艺术抽象，而是生活现实的奇妙折光，是作者感觉、幻想中的艺术世界。因此，许多评论家、作家把吕新归为先锋派，这不无道理。但从本质上看，吕新同苏童、格非、余华、残雪等先锋派作家有着极大的不同，他很少表现自我的压抑、焦虑，也很少去借鉴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潮（如哲学的、文学的等等），他关注的依然是晋北农村的变化、各种各样农民的生存、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今天与历史的交错……他的小说内涵纷杂，但依然是有主题的、有倾向的。从这一点上看，他的创作仍然受到了山西前代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影响，如果说他是先锋派的话，那也是厚土生长出来的先锋派。吕新的小说情节纷杂、结构散漫，造成了很大的阅读障碍，在他的近作《阴谋》中，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和结构的完整性，表现了作者艺术调整的尝试。作品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但作者没有写“文革”的白色恐怖、残酷斗争，而是写出一场扑朔迷离的误会剧、讽刺剧。反革命分子皮占春到姐姐家避难，姐夫惊恐不安、鬼鬼祟祟，村人进来总是探头探脑、怀疑家里藏着什么人；民间郎中陈布礼到他熟悉的朋友家躲雨，朋友的孩子哭闹不休，像见了鬼，他被民兵误抓，竟然溺水自杀。基干民兵胡大海莫名其妙地失踪，村里听说有歹人入村，一个老太太当场吓死，许多妇女东躲西藏……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若干年，这次事变真相依然无法弄清，阴影笼罩着整个村子和村民。可以说，这样的事件、情节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可能有的，是作者的刻意虚构、夸张，但通过这样一场可怕的误会，真实地表现了“文革”期间怀疑一切、误抓误杀、好坏难辨、人人防范的历史真实。阴谋就在每个人身上，人与人之间的怀疑、仇视构成了一个历史的“大阴谋”。吕新正是通过他那种独特的艺术直觉和想象，创造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
在山西青年作家当中，王祥夫是一位颇具实力和潜力的作家。他有丰富的生活积累，特别是对晋北地区农村的历史和现状，不仅比较熟悉，且做过一定的研究；他有较扎实的文学修养，对传统的、现代的文学表现形式都做过探索，且能化为自己的表现手段；他对哲学、历史等也有兴趣，在创作中往往能在理性的高度上去观照生活；特别是他的创作路数较多，不仅能做小说，且善写散文，还能搞评论，在小说中运用散文化手法，在散文中多有精辟议论，在评论中借鉴散文笔法，形成了他自己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他的小说有较强的理性思考，题材也很广泛，结构方式不拘一格，叙述语言老练、洒脱，是很富有艺术个性的。主要作品有《永不回归的姑母》《西牛界纪事》和《城堡乡村》等。可以说，王祥夫是山西青年作家中的一位全能选手。
比之王祥夫，常捍江创作的特点不在广，而在深。他出生在一个重重吕梁山围困的小山村，作为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他命运多舛，负重累累，自今仍然没有摆脱生存困境。他的小说大都写的是个人所经历过的人和事，但他写的却很平静、客观，他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大山的儿子去写的，是整整一代农村青年的一个代表，这样就使他的小说从小我中挣脱出来，有了一种比较强的普遍性和涵盖力。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用工笔画式的手法，描绘着农民们之间那种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对话、争吵、交往，显示着农村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他敏锐地捕捉着一些村干部、乡干部们在新的时代下的心理演变和行为的腐败，以及农民们同他们的尖锐对立，折射出现实生活的严峻性。他对那种灵魂被扭曲的人物有着格外的敏感，用精细的笔触刻画着他们的自私、贪婪、兽性，显示着作者对人物的深刻洞察。他极善于创造一种冷峻、幽深的艺术氛围，叙述语言宁静、简练、细腻，读他的小说，就像面对肃然屹立的大山和静悄悄的山村。《古代是兵寨》写的依然是作者很熟悉的乡政府生活，作者深刻地揭示了在小小的乡政府大院里正面力量同落后、腐败势力的尖锐斗争，反映了村民们同一些乡干部的严重对立，塑造了一位年轻稚嫩、敢爱敢恨、不畏强权、一心想为村民办点实事的女乡长形象。在常捍江过去写乡政府生活的小说中，一般是以“我”——一个小通信员的视角去写的，而在这部新作里，则是以全知视角去展开的，且第一次塑造了一个具有英雄品格的新人形象，标志着作者的思想视野、艺术表现正在走向开阔。但我同时又感到，作家在走向开阔的时候，似乎又失去了一些他固有的深邃。怎样在保持自己个性的基础上，变得丰富、开阔一些，这是摆在常捍江面前的一个艺术难题。
宋剑洋的《童谣》，写的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童年创伤，父母离异，母亲出走，这是多么痛苦的记忆！作者选择了大量感人肺腑的细节，采用了行云流水式的结构方式，更把这种悲凉的童年表现得细致入微。但我们读过这篇小说，却并不觉得作者写得狭小、浅露，反而觉得开阔、幽远，有一种深长的艺术韵味。因为作者已经把那种个人的痛苦藏得很深、看得很淡，他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那种不可沟通的隔膜，表现的是母子之间、同胞姐弟之间那种博大而永恒的爱，即便是冷酷的父亲，作者也不再恨他，父亲的选择自有他的道理。正是这种超然的人生态度、开阔的思想视野，使宋剑洋的纯属个人经历的小说，变得大气了、艺术了。我想这与他近年来四处“流浪”，看遍了世态人生，又读了许多文化、历史、宗教方面的书不无关系。看来，一个作家要摆脱自我的、生活的困扰，执著地创造自己的艺术个性、艺术世界，除了他特有的艺术天赋之外，更需要有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开阔的思想视野。
四
新时期文学以来，有过许多次文学轰动，譬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等。但那种轰动，往往是在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轰动，也就是说，作家的思考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潮流、民众的思想热点发生了契合，于是才有了文学的社会效应。文学还没有摆脱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站立起来。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整个国家、民族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物质、金钱之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意识形态退居到了社会的边沿，我们的时代成了一个世俗的时代，对作家来说，可以遵循的、依凭的社会文化思想，已经不复存在了。山西的青年作家，本来理论准备就不足，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更显得有点无依无靠了。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山西这一代作家有良好的艺术直觉，有自由的思想，他们从创作一开始就不大喜欢去钻现成的思想套子，而愿意深入体验生活、独立思索，甚至去探求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尽管他们的思考是模糊的、肤浅的，但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山西青年作家的思想探索有取社会角度的，如房光、谭文峰、张行健、秦溱等；有取文化角度的，如慕华、许大雷等；还有取人性、生命、情感角度的，如王卫东、田泳、高菊蕊等。而王祥夫、曹乃谦的思想探索，则既有社会属性，也有人性属性。
晋南的青年作家慕华，多年来致力于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他写河东古朴的民情风俗，写晋南人儒雅、淳朴、保守的文化性格，写商品经济对农村和农民的冲击，以及传统文化同现代文化的碰撞。他看到了传统文化在社会进步中的落后与腐朽，也看到了现代文化所带来的人性的堕落、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瓦解，在两种文化之间他困惑、忧虑，常常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怀恋和敬畏之情。《古董》表现了作者一贯的创作主题，程古董呆、迂，对文物有一种本能的爱，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捍卫，他爱文物，实质上是爱历史、爱传统。儿子程小初机灵、活络，把地下文物当做捞钱的“资源”，是对历史、对文化的背叛。程氏父子的冲突，本质上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作者褒父贬子，其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对作家的思想倾向我不愿妄加议论，因为作家常常是向后看的，总是力图表现一种完美的人性。我只是觉得，作家对文化的理解还停留在一种表面层次上，事实上文化是渗透在整个生活之中的，积淀在人的心灵深处的，与社会、经济、历史、人性水乳交融的，如果你单拿一把文化的标尺去衡量生活、规范人物，就必然导致生活的简单化、人物的理念化。
许大雷对文化的理解就自觉、深入一步，他的《农历七月》，写的也是变革中的晋南农村和农民，小说所塑造的贼的形象是一个饱含着传统文化、具有某种象征意味的形象。他是过去农村中的一个智者，满足于那种和谐、悠闲、富足的小农生活，他有足够的智慧，可以用很少的力气换来丰厚的收入。当他依然用这种心态面对改革大潮的时候，他觉得烦躁不安、寂寞无聊，精神支柱即将倾倒。作品用整个农村的“动”来反衬老贼内心的“静”，把传统文化的失落同变革的艰难、复杂进行比较，显示了作者对两种文化的深入思考和较为高远的理性眼光。
王卫东喜欢对人的自然性进行探索，《悠远情事》写了一个美丽而凄惨的故事，男女主人公平凡而艰难的生活以及无可奈何的人生命运，但却掩盖不住他们自然而强劲的感情和情欲，这种感情和情欲使暗淡的生活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和光彩。作者很善于抓住普通人身上那种强劲的人性和生命力，并把它诗意化，表现了作家独特的人性观，以及较强的表现人物的能力。田泳的《青苔之间》，是一篇美丽的具有南方韵味的小说，作者精心刻画的刘老师的形象，是一个独立自在的女性，她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保持着一个女性生命的纯洁、柔韧；她对男性世界有一种本能的隔膜与拒绝，她不需要依凭什么便可以活得很好。作者敏感地注意到了生活中这样一类女性，是她对女性生命形态的一种发现。山西还有几位年轻女作家，譬如高菊蕊、池艾君、徐小兰、常剑花、张素兰、郑英等，她们对人生的情感世界有着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她们往往从情感的角度表现生活和人物，写出一批美妙忧伤的抒情小说，丰富了山西青年作家的创作。
五
艺术形式说到底是根植于思想内容的。关于山西青年作家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在如上的论述中已不断地涉及了，这里再作一些概括。山西青年作家的创作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但这一代作家的现实主义同前代作家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呈现出一种更加开放、多样的状态，且有些青年作家显示出更多现代倾向来。
笼统地划分，山西青年作家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倾向于传统的，一种是倾向于现代的，还有一种是努力融汇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倾向于传统的青年作家有房光、谭文峰、张行健等，他们关注的重心是社会生活、社会问题，在表现形式上基本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但他们的思想却同前代作家不尽相同，如谭文峰对人物的开掘多从两极状态去把握，张行健更喜欢从人物的情感世界入手。我以为，这类青年作家在艺术上不妨更开放、大胆一些，因为没有形式的革新就不会有创作的超越。另一类倾向现代表现形式的青年作家有吕新、柴燃、赵树义等。吕新的创作已形成了他的艺术个性和艺术模式，他是依靠自己独特的天才和丰富的想象创作的，譬如怎样补充生活感受和积累，怎样使创作减少随意性、增强自觉性等等。柴燃、赵树义是两位执拗的艺术追求者，他们都是从写诗转向写小说的，有很好的艺术感觉和语言把握能力，对运用意象、营造艺术氛围十分纯熟；他们不赞成在小说中负载过多的社会思想，也不赞成作者太浓的情感介入，努力实践着一种“临界”式创作。其实临界创作也就是前些年一些作家所谓的“零度写作”，即摒弃创作中刻意的理性思考，叙述语言尽可能客观、冷静，以再现生活的逼真、精确、自然，让读者在生活的本来状态面前去感受、去思考、去参与。我坚定地认为，这种创作态度和方式是艺术创作的一种进步，更具有现代意义，更接近艺术本质。柴燃和赵树义的艺术追求，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任何先进的创作方法，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创作实践，艺术表现形式只有同作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高度契合，才能变成“有意味的形式”。我们从柴燃、赵树义的作品中看不到他们创作目的的实现，生活在他们的作品中显得空洞苍白，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变得虚无缥缈，创作动机和效果产生了严重脱节。赵树义的近作《当街中间的房子》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以为，一个作家的创作，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和生命体验是创作中决定的因素，而审美体验是包含在生命体验之中的，服从生命体验的。柴燃和赵树义的创作，首先源于他们的审美体验，而轻视了生命体验，于是产生了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我们看到，在山西的一些青年作家中，有的未经消化就去照搬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而忽略了创作中的一些基本规律，结果造成了创作的随意性、盲目性现象，致使在创作上走了多年弯路，这是应当认真反思的。还有一类是努力融汇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青年作家，如王祥夫、曹乃谦、常捍江、刘勇等。他们对现代派文学的借鉴，有的侧重在精神方面，有的着力在形式方面，有的较为自觉，有的则全凭悟性。形式上的变革，使内容得到了升华，使作者的艺术个性更为鲜明。譬如刘勇的《牛皮五猫》《第三杯是白开水》等，作者努力把平常的生活推到极致，巧妙地运用了夸张、象征的手法，便使真实的生活产生了一种荒诞效果，折射出一种深刻的哲理主题来。无数创作的实践证明，把传统与现代的表现形式有机融合的创作方法，是一条更为开阔的艺术之路。
山西第四代青年作家同全国青年作家一样，承担着创造跨世纪文学的历史使命，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特殊、更复杂的时代，面对的是自身的诸多局限和弱点，这就需要有一种历史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投身生活、潜心创作，努力反省、不断超越，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土地的力作和精品来。
199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