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桩法律意义上的“民告官”的官司，但一个是低到泥土里的草民，一个是高到白云之上的官员，多少还是有点儿“民”告“官”的意味。
这样的官司，在那个年代，无需太高的智商，一般人也能在官司开打之前一眼看出结果。输、赢，不用法庭调查，不用法庭辩论，早已定下了。打，也是白打；上诉，也是白上诉，实践做了证明。当局者迷，不甘心的周芳子真的上诉了，上诉到高一级人民法院。驳回，还是驳回。维持原判！
输得精光的八道湾周家人想不通。闭目蒙双眼、执剑持天平代表着法律公正公平的正义女神啊，你在哪儿？用不着四处寻找了。法律是神圣的。想不通，也只能服从。拿着判决书，好好学习去吧，用心体会去吧。
一遍遍地研读判决书。咦，有问题。什么问题？判决书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说，被告，即周建人于1922年去上海如何如何，仍然给原告，即周芳子等寄生活费，“旋被告在上海又与王蕴如结婚”。
意即，被告于1922年去上海后，很快又跟王蕴如结婚（确切年代是1925年）——这时，用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周建人和王蕴如的婚姻关系。
也就是说，法院一方面判决确认周建人、周芳子于1937年1月解除了夫妻关系（即离婚），一方面又确认周建人、王蕴如于“1922年后”不久结婚。
为什么说判决书上的那句话有意思呢？意思就在这儿。它告诉人们，周建人和王蕴如结婚是在周建人和周芳子离婚之前。换句话说，周建人在和周芳子离婚之前，又和王蕴如结婚。
离婚之前结婚，意味着什么？重婚！
追究？怎么追究？追究还有什么意义？何况，追究得了吗？
只能，呵呵，干笑两声。
谢幕，一个接一个
周作人和信子的最后岁月（一）
该如何给解放后的周作人定位呢？政治上的贱民，经济上的乞丐，精神上的潦倒者。
先说政治。政府决定，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是说，人民代表人民选么。为选人民代表，从前一年年底开始，由基层逐级而上进行选民登记。于1946年剥夺了10年政治权利的周作人，此时仍然是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人。他有没有选举权呢？他很忐忑。有一天，他被法院传唤。那天的谈话，谈了两个多小时。结果，并不当场宣布。事后，他被告知：即日起褫夺你的政治权利。选举权，你没有。
政治贱民，你继续当着吧。
再说经济。按理说，能文不能武的周作人靠“文”维持生活不会有问题，问题是，他和他老婆信子都不会过日子，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他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头子不得不在借贷、还债、再借、再还中往复。
没钱，病还多。除了时时的腰背痛，每年秋天，他都会发一种怪病，打嚏流鼻涕，眼耳喉都发炎，但不发热，像感冒却又不是感冒。发病时，连续几天，他只做一件事儿，擦鼻涕。那鼻涕，如决了堤的水，源源不断，止不住，擦不净，折磨得他几乎跟老婆信子一样要发癔病。
精神苦闷就看书吧。文人嘛，只有在书海中才能求得灵魂的解放。这也有问题。他的藏书，约摸两万多册，都在解放初期被充了公。没得看了。虽然当时以周丰一的名义“扣留”了一点儿，但已难以满足他的需要。再加上他不断地不是发这个病就是发那个病，哪有心思。
好事，是来如小脚老太太的姗姗；坏事，往往翻着跟斗来。原先，苦闷也好，痛苦也好，大门一关，躲在自家的小庭院里，安安静静地独自疗伤。如今，八道湾11号已不属于他一家的了——周建人、许广平捐出去的那三分之二，被分配给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这里，不再是远离尘嚣独门独院的世外桃源，而成了地地道道乌鸦与麻雀的大杂院。
周作人的日记真实记录了他融入凡夫俗子的市民生活：
“夜中白家夫妇吵架，又猫叫妨眠。”
“夜中白家高谈至12时顷止。”
“东屋公安队手枪走火，此队很无纪律，大有国民党军习气。”
“内院东屋的兵又在室内放炮仗。”
“夜白氏一家谈话喧聒至12时。”
“晚，白氏仍吵闹。我，菼芳与江太太往交涉，稍息。”
“晚白氏仍吵闹，11时始得睡眠。”
人家吵人家的，与你何干，知识分子不是最懂得两耳不闻窗外事嘛。也是。可是，家里也吵也闹啊。这，他也都记在日记里：
“信子为丰一夫妇移居事发病，特请东邻梁大夫来诊疗。”
“程老太太调解丰一分居事不成。”
“丰一来说不再移居，一月以来之事大旨可了矣。”
“芳子又为张氏事撒泼，付之不理，但夜亦欠睡。”
“丰一、菼芳往访乔风，附致一笺，说明芳子、丰二反噬事情。”
虽然并不确知“移居事”、“反噬事”的具体内容，但家无宁日却是显而易见的。那，他们夫妇自己呢？似乎也不和睦。“不快”这个词，经常出现在周作人五十年代初的日记里。
“下午觉不快，不工作。”
“晚极不快，睡不足。”
“下午不快，止工作。”
“晚雨，极不快。”
1956年，突然的，周作人“快”了一下。快活，快乐，愉快。
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开过，被冷落了很久的知识分子们复苏了。周作人是其中之一，荣幸地被统战。
这年还有个特别的纪念日，鲁迅逝世20周年。
鲁迅家人，除了去世了的以外，活着的，周建人、许广平，还有周作人，都成了各地隆重举行纪念活动的座上客、座上宾。当然，最高规格的纪念大会，周作人还得靠边站，没资格。周建人、许广平高高在上，就座主席台。
周作人干什么呢？写文章呀。作文，是他的强项，何况又是写他曾经最熟悉最亲爱的大哥。信手拈来，一挥而就，洋洋19篇。连《人民日报》上都有了“周启明”、“周遐寿”的大名——他还是不能大明大方地署名“周作人”。风云变幻，小心为妙。
不要以为周作人兴抖抖地大写特写鲁迅是他热衷于这样的纪念活动，其实他最痛恨虚头八脑的“纪念”。当他听说鲁迅墓园隆重安放了一尊鲁迅塑像后，写信给友人曹聚仁，大发了一通议论，口无遮拦地把它说成是“死后随人摆布”，更胆大包天地把神圣的纪念说成“其实有些实是戏弄”，那令无数人顶礼膜拜无限敬仰的气宇轩昂的、玉树临风的鲁迅塑像，在他看来，“可以算是最大的侮辱”。
接着说：“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陈西滢，现代评论派首席文人，鲁迅的死对头，被排在至死都不饶恕的人的最前列。两人曾经的那场惊心动魄的论战时至今日仍然难以让人忘怀。
侮辱，极大的侮辱。周作人所言，被看作是对伟大的鲁迅先生的侮辱，是对仰慕崇敬伟大的鲁迅先生的人民的侮辱，是对伟大的时代塑造伟大人物光辉形象的行为的侮辱。口诛笔伐，誓要把他打翻在地。
就不能给像周作人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自由。他们会把针眼大的洞，自由成斗大的风。
批评，批判，越来越多了。从单纯地批评他的文章内容无可读性，逐渐升级到批判他的作品无思想性，甚至，反动。那时，“反动”两个字，足以要了一个人的命，政治生命，自然生命。
刚刚自由了的周作人，一下子又不自由了。刚刚被重视了一点儿的他，一下子又被狠狠地冷落了。刚刚门庭若市的八道湾，一下子又门可罗雀了。
风云真的像民国城头的大王旗变幻得让人眼花瞭乱。反“右”了，右派层出不穷。八道湾的周家，也有一个。谁？周丰一。当时，他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按理说，他一个小职员，哪能中得了“六合彩”。问题是，他是周作人的儿子。他是周作人的儿子，就应该是右派分子。没啥说的。
在这节骨眼上，周作人，这个依然脑子里缺根阶级斗争弦而单纯幼稚的不识时务之人，居然“顶风”给法院递交了一份申请书。申请什么？终止褫夺政治权利的判决，恢复选举权。反“右”正如火如荼的时候，他的申请被批准才怪。接到“维持”的通知，他绝望到心绞痛。
政治贱民，继续当着吧。老子是政治贱民，儿子也是政治贱民。一家出了两个政治贱民，在那时，或许不是奇闻。但在周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收入大为降低。收入一低，生活就成了问题。
原先，他每个月能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200元稿费。如今，他一人要养三代人（他们夫妇，儿子夫妇和孙辈），200元已入不敷出。他写信给康生。“信访”这样的事儿，解放后，他干过多次，写给周恩来，写给毛泽东，写给周扬。还别说，能起点儿作用。这回，也管用，从200涨到400。
满意了吧。不，不满意，因为还是不够用。他继续哭穷，一面又给文联写信，请求补助，一面给香港友人曹聚仁、鲍耀明写信，请求援助。那段日子，他的信、他的日记布满一地鸡毛：
信：
“汇下港币400元，至为欣慰。副食品难得，须求黑市，鸡蛋90个63元，鸡2只34元，肉3斤21元，均人民币，虽暂得享用，则穷困如昔。”
“本月中未知能有款寄到否？来信说有林君寄出油糖，迄未收到。”
一个可怜可悲不顾脸面不顾自尊的“乞食者”形象跃然纸上。
日记：
“9月29日，收拾印墨备出售。”
“10月6日，文物商店来看古钱，售去40余个及钢镜二，共26元。”
“10月16日，文物商店二人来看古砖，售去八方，又齐白石画横披共45元，以15元予丰一家。”
“3月22日，家中所剩一母鸡生蛋。”
“10月9日，向江太太借10元，菼芳20元，美和昨回学校去，始得付予饭费。”
之前那个淡定自若风度翩翩绅士气十足的文人学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得不为三斗米折腰的市井小民。
生活一有问题，贫贱夫妻百事哀，家无宁日又掀起了新的一轮。“不快”，又成为周作人日记中的主题词；不快，也就自然成为他生活的主旋律。
“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
“晨……极不快，拟译书遂止，……晚不快，至十时后，犹独语不已。”
“上午困倦不作事，仍大不快。”
“下午出，不快问题似仍未了也。”
“终日不快。”
“下午又复不快，无故生气有似病发，又不得工作矣。……四时后仍如谵如呓，不可理喻。”
“时雨时霁，仍有不快。”
“向江太太借六十元。下午又复不快。”
“午前入浴，又复不快。……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作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
“上午大不快
